邓拓



邓拓：《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我先说几个故事：去年春节和今年春节，我听到了两位刚刚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和中央的一位部长与我咬耳朵的话。这位省委书记说：“我在台上的这几年，真话不敢说，假话我不说，只能不说话。”什么问题？第二位中央的一位部长说：“我从地方上回到中央来十年了，说话、说真话越来越难。”还有个同志已经逝世了，他是《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跟我住在一个大院。有一天晚上散步，我问他：“《人民日报》你看吗？”他说：“我不看。”什么问题？这么高层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样一种行为状态，说得重一点，是我们执政党的统治危机。现在我们的官场上，套话、空话，有时候假话连篇。这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由此我想到，纪念邓拓百周年诞辰，我应该讲点什么？我今年过了88岁了，当年是邓拓同志领导下的一位小记者。在座的陈春森是老朋友也是老领导。我想出一个题目：要研究邓拓自杀现象。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学者研究像邓拓这么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自杀？

　邓拓是“文革”初期自杀的。在他自杀前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也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化人都相继自杀。像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著名的作家、写《四世同堂》的老舍，写《阿诗玛》的大教育家李广田，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历史学家翦伯赞，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思想文化艺术界自杀了一批人。这是什么问题？这说明邓拓的自杀不是个案，而是个群体案，所以我把他叫做“邓拓自杀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勇敢地科学地探讨。我建议有关的学者从深层次，也就是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探讨邓拓自杀现象。总结深层次的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现在的报人，留给我们的后代。不然的话我们党、我们国家还会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悲剧。我们就对不起邓拓这一批同志。

　对邓拓这位长者的评价，大家是一致的，他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他是“五四”精神熏陶起来的一位优秀的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后来他也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也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典型的驯服工具。我是马列学院新闻第一班的支部书记，整整两年都是苏联专家上课。四个学期，一个月考试一次。我这个人记忆力不错，讲的很多结论可以背过。我们是联共党史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人物。而在中共党内，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毛泽东的权威，又加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一代人成为驯服工具，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过的道路。

　　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

　　我也是跟毛泽东跟得很紧的，战争时期，打仗很勇敢的。在和平时期，我整人也整得很狠的，当然后来被整得也非常狠。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忠诚的、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有所贡献的因此也有很多失误的一批三八式。邓拓这么优秀的人物，也没有躲过这段历史。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我的看法，毛主席夺取政权以前，是个很不错的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到他逝世，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更是毁灭性的运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毁灭性破坏。邓拓同志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紧跟毛泽东。但建国后毛背离了新民主主义主张后，他跟不上毛泽东的步子，毛就骂他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在政治思想上彷徨了，很苦恼，寻找出路，于是他和吴晗以“三家村”笔名写了著名的杂文，但是还是崇拜毛泽东的。“文革”灾难来临，邓拓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所以自杀。田家英和他大体上是一样的，老舍一批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个人从人品上来说，品格上来说，有不够宽厚、狭窄、报复性、刚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长谈，他说：“老杜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个优秀的人物，为什么到了晚期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值得我们全党共同来深思，总结经验教训的。这是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

　探讨邓拓自杀的现象，第一，当然要从毛泽东说起。建国后，毛泽东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因而有了两个基本的理论：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服务的。所以毛泽东至死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大错误。这两个理论，就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武器，也成为像邓拓、田家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第二，还要从制度上来说。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国家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党内本是民主集中制，但最后都是一人说了算。党内但凡有一点民主，“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会被多数人否决的。我们这个党内民主集中制，最后发展成个人独裁。毛主席一个人说话算数，别人的都不算数。二把手刘少奇都没有民主，刘少奇被斗的时候，手里拿出来宪法，宪法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遗憾的是这种个人独裁制，刘少奇也负有责任。1943年中央的会议上定了书记处第一把手是毛，刘少奇提出来书记处决定问题时，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赵紫阳同志逝世前，也给肖洪达和我讲了类似的话。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一到常委会上，常委一说话，大家就不说了。常委会上有争论，到小平同志那里去由小平同志拍板。这由小平同志拍板的重话是赵紫阳同志说的。紫阳同志还亲口跟我说过，党中央实行的是大家长制。因此我的老朋友，中纪委的副书记肖洪达，在我俩和赵紫阳同志下台后那一次谈话中，肖洪达同志当面批评赵紫阳同志，说你这句话在历史上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党啊，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哪里有那么多无产阶级啊。结果变成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然后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毛泽东以后是邓小平个人决断。所以我们共产党这个权力机制是个金字塔形的东西，这种领导体制和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我给紫阳同志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经历也比较多，我只是在你们中南海的这个边上活动，你呢是在核心里面活动了这么多年。我说了一句话很重，我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啊，比封建社会当然进步了，但是你们中南海里边这个权力运作和你们的结构体制、机制基本上和封建社会差不多，和历代王朝差不多，有时候，简直是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你承认不承认？紫阳同志点点头笑了。

　邓拓自杀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大胆的探讨。要对我们后人负责任，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敢于抛头颅。这也寄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要有点我们当年战争时期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脑袋搬家都可以。现在，不怕丢官，就能够追求真理就能够说真话。就为了保这个官，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卑鄙的可耻的，但是现在是流行的。为了这个官可以伤害别人，为了这个官可以不敢坚持真理，不说真话。我们的官场上，我们的宣传上，我们的主流媒体，现在威信为什么这么低？

　我觉得邓拓自杀现象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我建议，学者要有一点胆子进行研究。中国历史上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多了，学习谭嗣同，追求真理，为真理牺牲一点是应该的。人这一生就是一晃而已，七八十个寒暑，有什么了不起，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敢于追求真理。

　我们国家现在一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另外确实问题应该说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多说一点这样的话，大家清醒一点，对国家有好处。但是，中国现在要大踏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党、我们国家也承受不了。中央的口号是对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前进。我给起了个名字，碎步前进小步前进。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是谨慎的乐观派。

　　邓拓在一首诗中说：“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邓拓同志年轻时就佩服明代的于谦，背诵他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我今天就说这么一点心里话，也许有错，请大家探讨。

（2012年2月23日）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2012年04月10日 08:16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刘统
蒋介石不是一个擅长演说的人，但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蒋却是一周一讲，甚至一周三讲，其慷慨激昂，严厉急切兼为黄埔弟子熟知。此为黄埔军东征时蒋介石做演讲。…[详细]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作者：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国民党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制度。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

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
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

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令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

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又组织起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为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进驻赣州，赣州商人和资本家纷纷向党代表倪弼诉苦告状。当时又出了赣州二女师事件，工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倪弼的政治态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陈赞贤和钟友千等人。后来陈赞贤被国民党右派军官枪杀在县政府。

陈赞贤当然是烈士，现在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奇涵上将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进行加资减时斗争时，他不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失。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店员的工资也照样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胜任了。布店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群众联系广，随之而来的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到处做反革命的宣传，以至纠缠两个多月不能解决。要他到省委亲自解决，虽然到了，但省委也没有说服他。结果反革命分子蓄谋枪杀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听党的话，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

陈赞贤被害的消息传来，江西和各省共产党和工会极为愤慨，纷纷开会通电，要求严惩凶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倪弼逃离部队，躲藏起来。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将倪撤职，以平息民愤。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假革命、真反共的实质。通过赣州事件和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斗争，蒋意识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他的反共决心已下，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

其实，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在国民党内不是元老级人物，凭借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他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日益强大深感不安。在北伐开始之前，他就在广州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共产党。

蒋在北伐军中进行大清洗，将共产党员干部统统驱逐。周恩来等人此时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在蒋的压力下，苏联顾问鲍罗廷软了，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共产党吃了大亏，但仍委曲求全。因为蒋毕竟还不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号称左派，与共产党关系尚好。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配合北伐，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

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

吴稚晖从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健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会，由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

吴稚晖、蔡元培都是文人，他们的反共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蒋在上海频繁活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

“四一二”：蒋介石开了杀戒

其实，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

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

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刚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陈仲甫(陈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里另有想法，他手里没有军队，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对抗蒋介石，还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为了平息蒋对他的不满，汪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导致了他日后的下台。陈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的行为表示深为悔恨。

其实汪精卫也不是坚定地要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听
说此事后，立即找汪陈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激烈反对，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
作”立场，激愤之余，对汪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

当时的上海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代表黑社会势力的各种帮会渗入上海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众多。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他们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头和监工大多数都是青帮中人，他们掌握着对工人的招聘和解雇、监督和管理等权力，不加入青帮几乎不可能在工厂找到工作，还会在工厂受到排挤和欺负。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帮会，把帮会作为求职谋生的靠山。

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帮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国民党。特别是蒋本人年轻时也有青帮背景，所以黄、杜、张等转为支持蒋介石。黄金荣刚开始怕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观望一下再说。但杜月笙认识到共产党当家，不会有他们的好处，因此力劝黄、张与蒋合作。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的立场对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进攻总工会之前，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黄、杜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曾经为掩护共产党人、通融租界关系方面提供过协助，共产党也注意与青帮搞好关系。杜月笙下请贴，请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汪没有疑心，乘小轿车按时到达。刚一进门，杜的打手一拥而上，将汪绑架。杜月笙连声关照：“不要做在家里。”打手们将汪寿华塞进另一辆车，开到沪西僻静处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带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

周恩来获悉事变情况，立即赶到商务印书馆，与26军交涉，随即也被带到2师师部，与顾顺章一起被扣押。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2师师长斯烈同意将周和顾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和顾顺章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由青云路、东横滨路转至宝山路，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前面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

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

阴云翻滚，共产党人何去何从

上海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汉。

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还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实行合作。4月10日汪由上海回到武汉，受到共产党及群众的万人欢迎。汪发表演讲，声称要加强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纪律，并手书“革命的向左边转，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刊登在报纸上，矛头指向蒋介石。4月18日，蒋介石通电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大批共产党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据武汉报纸称，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于22日抵达武汉，对记者控诉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顾是来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动身应该早些。据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回忆，陈在4月初就离开上海去武汉，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离开上海的。与他同行的是团中央的陆定一。他们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后有两艘英国军舰护航，因此国民党特务不能上船捉人。虽然票价昂贵，船上还是挤满了人。郑在船上发现了中央委员罗亦农和李立三，还听说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没有停留，过了安庆后，船上的人员开始活跃起来，高谈阔论，原来多数都是逃离险境的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这时，周恩来在哪里？官方的《周恩来传》与《年谱》都语焉不详。还是周恩来晚年自己讲了出来。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上午，周恩来来到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走上外边的阳台，俯视着黄浦江和外白渡桥，旁边有一座英国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饭店。周恩来告诉上海陪同人员：“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讲起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
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第二天，邓颖超向陪同人员证实了此事。她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礼查饭店是美国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尚未建成之前，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西方名人政要来上海，多下榻于此。由于地处租界，又是名流荟萃之地，国民党当局是不敢上门捉人的。礼查饭店价格昂贵，周居住的311房间是套间，当年的房价是每天12元，相当于上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据记载，4月25日，释放周的国民党军师长斯烈通报：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周此时应该正在酒店隐蔽。5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周被缺席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国轮船到达汉口。

周恩来在白色恐怖期间能隐身豪华宾馆，实属特例。这么高的费用如何支付？从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7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人赵世炎(施英)在上海被捕。新闻报道称：“(施英)乃该党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之机关，由史(施)主持。故挟巨款以便发给其手下党徒之需……将史拿获。搜出钞票38832元，当时犹不知系属史英也。”由此可见，在中共早期没有固定的财务制度和机构的情况下，党的经费均由负责人分头掌管。领导人亲自把握钱财的情况，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藏匿于山洞中，因随身携带黄金，被副官刘厚总谋财害命，是一个典型案例——作者注)

在这个阴云翻滚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没有做出有力的决策，反而自己乱了阵脚。

当时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他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高等顾问。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北伐时期，他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让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发挥骨干作用。当蒋开始清党后，老鲍更加依靠武汉政权，所以对汪尽量拉拢。斯大林对鲍逐渐不满，于1927年2月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4月罗易到汉口后，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分裂。

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面，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鲍罗廷主张北伐，攻打张作霖；罗易和蔡和森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湖南、湖北根据地，北伐应该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首先讨伐广东军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则主张东征讨蒋。争来争去，还是按照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继续北伐。

宁汉分裂，蒋占据长江下游，正常的经济往来大受影响。5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百姓蜂拥至中央银行，银行闭门，兵士将群众驱散。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0000多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湖北省总工会为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1.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保证兑换，不得拒绝中央纸币。2.调查收集粮食，供给武汉百姓，不得抬高物价。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3.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执行过程中弊端也不少，不仅未能平息社会动乱，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汉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是蒋的南京政府对上游的封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造成的动荡有关。

刘少奇对当年左倾错误的反思

10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农民运动也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
还革什么命！”

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卫，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将领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枪杆子的军官们认为共产党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率先造起反来。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

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

陈独秀在危急时刻的这种表现，其实已透露出他并不适合政党领袖的职位。共产党的重新崛起，还有待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担起重任。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大爷电影、剧集充斥屏幕，其中最少不了的就是“地下党”的身影，甚至让我产生了这江山是靠“一偷二骗三打”得来的幻觉。剧中的地下党们无不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为大爷立下的汗马功劳堪比前线骁勇将士。下面这篇文章展示的却是地下党不太光亮的第二季，颇能让人有“过河拆桥”之感。我在坏坏的想啊，真枪实弹的“地下党”尚且如此下场，不知当下舞文弄墨的“五毛党”会不会比他们强一点。第三季的剧情我也不知道 —— 林川按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 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

 穆广仁  

沙文汉（解放前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陈修良（解放前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夫妇 57年被双双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给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老Ｈ多少年前来京，对我说：1949年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中央回电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位同志把
这16字去问李慎之，李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沙尚之（南京原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女儿）和我通信，我告诉她这十六个字，她打电话问
老Ｈ，老Ｈ对她说，是昆明的Ｍ告诉他的。”

反复查证，确有其事

我和许多老友们并不怀疑这十六字方针的真实性，因为解放后多年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对它作了验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确切的来源，最好能查到原件。

我写了一封信给现在昆明的Ｍ，问他这十六个字的来源。Ｍ已经是8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说他已经不能执笔作复，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一些问题。电话里传过
来他的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是说清楚了。他说：大约20多年前, 也就是他从下放到云南边远农村回到昆明之后，也就是平反了他的“右派”错误结论之后，见到曾在中共西南局的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告诉他这十六字方针，并且对Ｍ说，他曾看到过有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听Ｍ说有人看到过文件，我着实兴奋了一下，连忙问他这人姓甚名谁，现在哪里。Ｍ说，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事情似乎就到此为止，颇感遗憾。

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别的来源和旁证。

有幸，承老友Ｓ君告知，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战友，解放后的50年代在某安全部门工作时，那里的人就曾告诉他，有这样一个十六字方针。

我并不满足这些口头转告，而希望得到更确切地证实。后来，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的一位负责人C君在查阅全国
性大案的档案的时候，发现确有这么一份电报，那是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央某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置方针的时候，毛泽东批示了这十六个字。这个批
示当时只发给了几个大区的负责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闻界老前辈李普同志请教。他说，从这十六个字的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一贯的文笔是一致的。从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这也只能是他的手笔。他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我请李普同志问过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实证。杜老润生对他说，解放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请杜老谈谈有关这个文件的具体情况。杜老说，这个文件确实是他自己看到的，一点不假。但是对于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细节，93岁的杜老已经记不起来了。

至此，我的寻根问底算是到了头。能不能再进一步从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证的文字材料呢？由于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当前我国的保密制度下，还不能作这样的奢望。本文只能暂时“立此存照”，留待日后的史学工作者在有条件的时候加以查证。

从南京地下党说起

实践是最雄辩的历史见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就在解放不久的南京对地下党进行整党。整党的根据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
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入党的，“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邓小平1949年9月17 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级以上党员大会上做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邓说，华东局指示必须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而南京市委组织部门不同意，不认真执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

看来，对于所谓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的情况，是由南京解放之初重新组建的市委的领导人报告了华东局的，也转呈了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其他新解放地区也会有类似的报告和请示。毛泽东批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应该就是对于这类请示的回应。南京解放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对原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说，党组织在一次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点明全国有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实际上，未被点名的地区的地下党也逃不出劫数。

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解放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

无论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某些党员是否有什么严重问题，但对作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级组织，应该做出怎样的总的评价呢？对于那些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坚持斗争，不怕杀头、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又该怎样评价呢？

先从南京地下党领导层说起。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参加党的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二野、三野的部队和南京地下党会师，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她在上述整党问题和对待解放军和地下党的关系上吃
了批评，被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级使用”。到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任浙江省省长）都被划为“极右”，时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再看看青年团南京市委的情况。从1949年夏开始建团起，一直都是由地下党员担任领导骨干的。整党一来，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离开南京时，团市委书记还是由一位从苏北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原营级干部担任的。当然，这些从部队来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党员。但是，难道地下党员就都是不堪担当重任的好党员了吗？

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 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 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

整党之后，又经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原任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以及被“降级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个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国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只是南京团市委是这样的么？不，南京其他机关大体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国各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说“大体如此”，是因
为各地情况总有某些差别。但也就是某些差别而已。原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刘晴波（地下党员、原中大学生运动领导骨干），因对肃反工作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福建是地下党的一个知名的重灾区。据《百年潮》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记述，项南1981年到福建的时候，发现大批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出生入死的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同志，解放后蒙受冤屈长期没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党员，大多是地下党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留在云南的地下党领导人郑伯克和各地地下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反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在三年多时间里，在城市民主运动推动下，以大批大中学生为骨干，发展成为主力队伍5万多人、县区民兵10万余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战斗活动遍及滇桂黔三省的147个县境，在当时大约两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来12块游击根据地，解放了91个县城。在云南境内的是60个完整的县份。建国后，在“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云南的地下党员和“边纵”人员，大都成为重点审查、斗争对象，被强加了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受到种种迫害，并且株连家属子女。只是在一个“反党集团”冤案中，定为“反党集团骨干”的省管干部就有158人，其中有地下党干部122人。此外还有大量从各地各级组织中“深挖”出来的“反党集团”的“钉子”“爪牙”……很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限制使用，开除公职，甚至长期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

随解放军南下的知识分子干部也不能幸免。这里有个佐证。1998年2月19日《云南日报》以省委名义发表了一篇纪念西南服务团（以南京等地地下党员、新青社员和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为骨干的为解放大西南工作的一支队伍）进军云南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某人回忆邓小平1949年在南京的一次讲话，其中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学生思想动机不纯，说对他们可以分为六种类型：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玩水团，升官发财团。此文引起了原西南服务团的老同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而据有关部门材料，在云南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西南服务团的成员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战斗中牺牲的有90多人。而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不少人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穷乡僻壤从事苦役，有些人就无声无息地死在远方。

四川也是地下党的一个重灾区。据四川老党员张文澄生前在一次报告中说，全四川解放的时候有地下党员约12000名，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大批受到错误处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过2000人。

对广东（包括海南）地下党的整肃也是以“反对地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到了“文革”期间，广东地下党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的命运也大体如此。广西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学生军” 的冤案，陕西西北大学地下党的冤案，都是到80年代才昭雪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举不胜举。从镇反、肃反扩大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等顶级大案到横扫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更不必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已经被“消化”、“淘汰”得干干净净了。“文革”期间，一位军区司令员竟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江青曾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

对于地下党的歧视和迫害，并不始于全国解放之后。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把国民党统治区若干个省的地下党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冒着千难万险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的许多地下党员就曾被诬为“红旗党”分子。以四川地下党为例，当时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就被打成“红旗党”特务，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留下一首绝命诗：“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愤而自尽。原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曾被打成“红旗党”特务（解放后又曾被列入“高饶反党集团”）。原成都地下党员胡绩伟当时在延安也险些“入围”，由于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作保，才成为“漏网之鱼”。

针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

对于“文革”期间原地下党员普遍遭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人们有一种解释，说目标是对着周恩来总理的。这话有道理，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包括
以后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把地下党统统抹黑了，总账就要算到周恩来头上。现在看来，事情还不仅如此，还有更远的源头，更深刻的背景。把“文革”中迫害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现象，用全国解放之初就提出的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来审视，人们就会大彻大悟，甚至大吃一惊。原来在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原地下党员和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文革”可说是毛泽东“淘汰”这些人的总策划中的最后一章。

在同友人们交换意见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针对地下党的方针，实质上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地下党的主要构成。（也许，只有像上海那样的少数大城市里，地下党队伍里才有一些产业工人，而工人入党的初始媒介也大多是知识分子。）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在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积极分子参加了地下党，并且辐射到蒋管区的各个阶层，包括打入国民党的机要情报机关中的革命者；再就是一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他们或者是早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长期从事新文化新思潮传播的老党员，或者是从革命的同情者到走进党的队伍，成为文化战线、统一战线中的战士。一般说来，他们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这正成为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依靠农民武装，但也还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地下党“配合”。政权到手后，在接管大城市的时候也还用得着他们，因为他们熟悉城市情况。此后为确保“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需要他们了。即使有时候还得用一下，也只是用他们的知识，而不让他们参与重要的政治任务。（极少数被认为“改造好了的”除外。）在依靠农民武装起家、又用列宁和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装备起来的他看来，知识分子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宣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此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对他来讲，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喜爱发表独立的见解，是最有能量对个人权威、专制独裁提出挑战的危险分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 地下党员本应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已经年过花甲，胡耀邦抢时间也只能任用其中岁数还不过大的很少数人，让他们担任了比较重要的领导职务。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已临近离休年龄了。

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解放后被压制、被整肃的现象，我曾和解放前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人的吴学谦讨论过。80年代时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访问埃及，在他下
榻的饭店里，我单独同他作了一次与访问无关的谈话。我们都对上个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党员的命运感叹不已。他们在抗日救亡和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新中国的建设宏图正是他们施展才智的预定舞台。但是解放后，他们却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品。比较而言，一二九运动中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到延安的比较多，虽也遭受了“整风、抢救”的磨难，但毕竟还有屈指可数的被认为“改造好了”的党员得以在较为重要的岗位上尽其所能。此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就再没有过他们的春天。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地下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时代的全部，又是革命力量发展直到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了，地下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少原地下党员和某些地方地下党组织被歪曲、被伪造的历史，在内部已经改正。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大有改善。但是，至今，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并没有完整地如实地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但愿有一天能有这样一部党史问世，能够引人思考，能够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使人们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真实地，而不是歪曲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他们的命运，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2004年11月初稿 ，2007年5月改定

[穆广仁 北京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翻译部翻译、国际新闻编辑部编辑、开罗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中东总分社社长。]

1 见李延明：《“民主”概念再析》，刊登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以及李延明：《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探索前进》，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2 就重大事项直接“全民公决”也是民主的内容之一，但是很少举行。

3 就像在居民区中，究竟物业公司是主人，还是房屋业主是主人一样。

4 君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通常也要选有德、有能的优秀人才担任皇家的仆人去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5夏勇认为：“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讲，应该改写为‘利权’，即‘利之权’。”见《人权概念起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另见郭罗基《“权利”应是“利权”》，载《北京之春》1999年11月号（总第78期）。

瑞典是如何实行宪政民主的

高锋¹

　　　目前国内许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对国内形势发展感到不安。国内著名学者周瑞金先生最近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已经坐在一个火药桶上，在缺乏法治和制度制约的今天，部分权力的堕落和百姓对腐败的愤怒，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已经迫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瑞典作为一个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是如何实行宪政民主的？社民党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又是如何追求社会主义的？本文主要就此做些研究，供大家参考。

由于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瑞典直到一次大战结束才实现宪政。社民党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宪政民主的追求与实践，使瑞典由一个北欧穷国迅速发展成为社会民主、经济发达和福利全面的现代化国家。

一、 走向宪政民主的艰难道路

　　　瑞典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是其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普选权与宪政民主的确立又推动了瑞典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福利全民化的发展。

（一）宪法改革的尝试

   十九世纪初当议会民主已经在欧美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瑞典还是个君主制封建国家。1772年政变上台的古斯塔夫三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1809年瑞典在对俄战争中惨败,其固有领土近一半被割占。古斯塔夫四世及其封建独裁为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使人们决心对国家体制进行变革，以便追上欧美国家的发展。这一年，瑞典制定了新宪法并决定按照分权原则对王权进行制约。新宪法依然规定由国王掌握国家治理大权，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分享,但国家财权，特别是征税权只能掌握在议会手里。为了保证这些改革的实施，1810年瑞典还从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乡----法国“引进”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元帅（Jean Baptise Bernadotte）来做国王。但这位卡尔十四世国王²的独裁作风丝毫不亚于他的前任。1809年宪法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也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十九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应用推动了瑞典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和新生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围绕着维护宪法和制约王权问题议会里出现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派。多数议员认为，要使瑞典跟上欧洲发展之关键在于改革国家政治制度，使国家体制更加反映社会发展现实和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利益。１８６６年
瑞典决定修改宪法，把议会由等级制改为两院制，议会第二院(The Second Chamber)即下院实行直接选举。但其在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之收入和财产上的规定，使议会上院变成了贵族、大地主的天下，下院变成了工厂主、商人和农场主等新兴资产阶级代表支配的论坛，广大劳苦大众被排除在议会与国家事务之外。

  （二）现代政党组织的出现

这次改革发生于瑞典工业化兴起之时，反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参政的要求。议会由过去的每五年开一次会改为每年召开会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影响明显增长。议会中的政党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因争论的问题不同，议员中经常出现不同的党派。1867年瑞典议会中成立的第一个政党叫农民党(The Peasant Party)。作为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的代表，它在后来的二十年在议会中起着主导作用。1900年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组织联合成立了自由联合党(Liberal Union Party)。1902年该党成立了全国性自由党竞选组织，开始向议会外发展。1904年农民党与议会其它保守主义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竞选组织，也开始向全国发展。它们分别成为自由党(The Liberal Party)和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 Party）的前身。

十九世纪后期，工业化在瑞典全国迅猛发展，大批农民破产后转入工业使瑞典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在瑞典得到迅速传播。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当年就被翻译成瑞典文。1889年社会民主工人党（简称社民党）成立后积极投入并领导了瑞典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民主权利和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1896年该党领导人布兰亭（Hjalmar Branting 1860-1925）当选为全国议员，1906年该党在议会成立社民党议会党团，从而开始了由群众性政党向议会政党的转变。Louise De Geer1914年大选中社民党超过自由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随着社民党的崛起，议会由保守党为主导开始向保守党、自由党和社民党三足鼎立方向发展。1910年一批中下层农民从保守党分离出来并1913年成立了农民协会(The Farmers Federation)。1915年代表中上层农民和中小地主利益的农民全国协会(The All Swedish Peasants Union)成立。这两个农民组织在1917年大选中同时进入议会，从而也完成了由群众性组织到议会政党的转变。1921年这两个组织合并成为农民协会(The Peasants Association)，就是今天的中央党(The Center Party)的前身。

 这时蓬勃发展的社民党却发生了分裂。党内对能否与资产阶级左翼政党----自由党进行合作，从根本上说，是否走议会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1917年社民党青年组织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分裂出来,成立了社会主义左翼党(The Socialist Left Party)。在同年秋大选中该党也进入了议会。1921年，这个党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改名为瑞典共产党(The Swedish Communist Party)并加入了第三国际。这个党几经演变，最后改名为左翼党( The Left Party)。

（三）选举权的变革

如前所说，1866年议会选举法关于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财产与收入等的诸多限制，使选举权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广大劳动人民对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法律根本没有发言权。因此社民党自成立起就把实现普遍的平等的公民选举权作为党的首要目标，并就此与自由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02年5月15日在自由党提议下，议会首次讨论普选权问题。同一天社民党在全国发动12万工人举行游行支持这一正义主张。这次议会讨论虽然没有就改革做出任何决定，但人们不得不原则上同意进行改革。为了赢得主动，1907年保守党就此提出了妥协方案。这个在部分自由党议员支持下得到议会批准的方案，决定不再对下院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提出财产要求，但要求他们是年满24岁、服完兵役并连续三年交纳税收的男性，从而给大多数男性公民以选举权。在上院中选举中对被选举人的年收入要求被降至3000克朗或有5万克朗的财产。在省市议会选举中（上院议员主要由省市议会推选），富人和其财产的选举权被限制在穷人的40倍以内。这些改革虽然把广大妇女排除在外，但仍使有选举权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由1908年的9.4%上升到19.3%。

1911年大选中首次实行这一选举制度，社民党在下院席位中由35席增加到64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1914年大选中社民党跃居议会下院第一大党（87席）。1917年大选后社民党（86席）与自由党（62席）组成了以自由党领袖为首相的联合政府。1918年春政府在议会提出了普选权法案，主张给妇女以选举权并取消对选民收入和财产的要求。这一法案在议会下院得到通过，但被保守党控制的上院否决。同年德国战败，欧洲大陆革命气氛空前高涨。瑞典也到处是失业和饥饿人群，革命或动乱一触即发。联合政府抓住这个时机在秋天议会特别会议上再次提出普选权法案。在国内外形势压力下，瑞典大资产阶级代表在议会放弃了抵抗，从而使普选权法案迅速获得通过。

　  这项改革使有选举权的民众由占总人口的19%猛增到54%。1926年著名的社民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这样说：“金钱和选票都是人们施加影响的方式。同等的财力和同等的选票都是人们想往的。平等的选举权虽然并不能给人以同等的影响，但选举权可以成为购买力的补充。通过普选权人们可以赢得进行国家干预的机会，进而影响购买力的分配。”历史发展证实了这一论断。随着这一改革的实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开始行使其政治权利，从而改变了瑞典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

  （ 四）走向宪政民主

　  选举权变革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加快了国家政治体制由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或者议会民主制的转变。瑞典国王预感到这一变革对王权的致命威胁。1907年古斯塔夫五世(Gustaf V)拒绝出席加冕仪式，以表达对其日渐被贬为象征³性和礼仪性代表的不满。1914年春，三万多农民聚集在王宫广场上抗议政府裁减军备的政策。古斯塔夫五世感到这是他夺回政权的极好机会。他在王宫广场上公开发表的反政府讲话触发了一场宪法危机。社民党当即动员5万工人上街游行反对国王干政。在国王拒绝承诺公开讲话须事先报告政府情况下，自由党首相宣布政府辞职，国王所喜爱的保守党人上台组阁。

但经济危机的深化使保守党在1917年大选中惨败（减少三分之一议席）。在该首相拒绝留任情况下，国王不得不召见获胜的自由党主席艾登(Nils Ed´en)，并忍痛答应他提出的两个条件：自由党将与社民党联合组成政府；国王将接受政府政策，不再擅自发表政治性讲话。这一事件和次年议会通过的普选权法案标志着宪政民主或者君主立宪制在瑞典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五）现代政党格局的形成

1921年议会首次按照新选举权法进行大选，五大政党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变化，代表劳动大众的政党上升，资产阶级政党力量下降。社民党得票36.2%，增加6.5个百分点，共产党7.8%,增加1.4个百分点。保守党得票25.8%，下降2.1个百分点，自由党得19.1%，下降2.7个百分点；农民协会11.1%，下降3.1个百分点。但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仍然保持多数。

这样，一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也是工业化基本完成之时，瑞典现代政党制度正式形成，国家由封建专制走向宪政民主。之后虽然举行过多次议会大选，但议会中这一五党共存的局面，直到七十年后（1988年）环境党(The Environmental Party)进入议会才被打破。

（六）宪政民主宣言

两党政府提出的8小时工作制法案1919年得到议会批准后自由党决定退出政府。1920年社民党首次单独执政。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社民党领导人汉森（Per Albin Hansson）庄严宣告，“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和在绝大多数人民支持下，给受压迫的社会阶级以平等，以便废除阶级，给所有瑞典人一个美好家园。”这个宣言明确无误地告诉公众，瑞典社民党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不是苏俄专制社会主义，而是以宪政、民主、自由和阶级平等为基础、为多数民众所拥护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这个宣言指导下，社民党坚持以法立国，主张政府对国家的治理主要通过制定并执行法律来实现。为此社民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在政府各部内都设立了法律司，以确保政府提案、法令和文件与宪法精神相一致。随后社民党在议会建立了16个专业委员会，创建了一套完整的议会工作程序，为在瑞典实行宪政民主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社民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矛盾的学说，在承认劳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通过国家立法、劳资谈判和劳动市场规则等变革，大力改造私人资本的功能，使国民收入迅速社会化，劳资分配日渐合理化，势不两立的劳资两大派共同演变为建设福利社会的同盟军。

在这个思想指引下，社民党经过长期奋斗，把1809年的君主治国的王国宪法，改造成一部强调权力来自人民，对政府权力进行严格规定、对公民自由与权利进行全面保护的国家大法。瑞典还把《出版自由法》和《言论自由法》列入国家大法，规定公共文件对公众开放⁴，反对官员个人干政，为保证政府廉洁公正、高效透明创造了条件。

在这个思想指引下，社民党强调尊重宪法，强调只有中间经过一次大选的两届议会共同批准才能修改宪法。但又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有议会宪法委员会六分之五以上成员同意即可加快修宪速度。而对《议会程序法》的修改，有议会四分之三议员支持即可直接进行，为政府工作的透明高效提供了可能。其选举法中关于一个党在大选中得票必须超过总票数之4%或者在全国24个选区中的某个选区得票超过12%才能进入议会的规定，对维持政局稳定也起了积极作用。

二、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自1866年瑞典议会改革以来，瑞典国家政治生活重心即开始由王室向议会转移。自1917年起治理国家的权力被授予政府，而政府依赖于民选议会的信任。议会和在野党通过不同方式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

（一）执政的合法性来自议会

自议会民主在瑞典取得胜利起，国王就失去了任命政府首相的实际权力，但在政府更迭时仍然有责任寻找并向议会推荐新首相候选人。国王的这点形式上的权力，也被1974年新宪法交给了议会议长。

议长根据大选后的议会形势须与议会各党首先是第一大党领导人进行协商，之后与议会副议长交换意见，寻找并向议会推荐可能为议会多数议员接受的首相候选人。议会须接到提名后在四天内须对之进行表决。如果多数议员反对这一提名，议长得重新与各党领导人进行协商。如果议长提出的候选人连续四次被议会否决，议长得解散议会，宣布重新进行大选。如果对议长提出的候选人议会中反对票不超过半数，新首相即可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和政府成员名单并走马上任。

政府组成后，议会继续对政府提案进行审查、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可随时对某个大臣（甚至首相）提出不信任案。该案一旦被议会多数批准，首相须撤消该大臣的职务。而首相一旦失去议会信任，议长须宣布解散政府，提前举行大选。

近三十年来瑞典发生了１１次政府更迭。其中1986年帕尔梅首相遇剌和1996年卡尔松首相急流勇退、主动辞职 。１９７８年和８１年三党联合政府发生分裂，政府两次发生更迭。１９９０年卡尔松政府因其提案未能获得议会批准而宣布辞职。另外６次都是议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１９７６年，７９年，８２年，９１年、９４年和2006年大选后执政党失去了议会多数的支持，政府不得不向议长提出辞职。

（二）政府与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

瑞典是法治国家，政府对国家的领导和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制定、修改和执行法律来实现。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议会，政府预算和其它所有政府提案（法律草案）都必须得到议会批准。因此议会是政府与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政府只有取得议员多数的支持，其提案和政府预算才能通过议会常设委员会的审议和议会批准，才能变成国家意志和行动。因此议会多数的支持不仅是组成政府的关键，也是政府顺利执政的保证。

如果执政党不能得到议会多数支持，而仅仅是靠议会多数的容忍过日子，其执政也就变得比较困难。社民党1920年至1926年曾三次组织少数派政府，因得不到议会多数的支持，政府连对失业保险做点小小修改都做不到。1926年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通过决议主张由失业者接替罢工工人工作，逼迫社民党政府辞职。1978年至1979年人民党少数派政府的提案在议会有关委员会里常常被搁置或者被改得面目全非，拿到议会大会去辩论时又会再次受到种种挑剔和责难，甚至最后被否决。

因此各政党在工作中特别是大选时都努力工作，通过提出符合民意的竞选纲领，提出群众欢迎的候选人，并进行激烈的竞选，以便为日后执政时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合法性。瑞典选民在大选中投的是某个政党的票。选民在选举之日将其支持的某个政党的候选人名单放在特定的信封中并投入票箱，也就投了该党的票。选举后各党按得票比例分得议员席位。候选人按该党选票上的排名先后领取该党赢得之议席。候选人及其在选票上排列顺序是该党省级组织商中央后确定的。为了使选民不仅能够选择所喜爱的政党，而且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候选人，１９９７年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选民可以在其支持的某党选票上圈定自己最喜爱的候选人。如果这个候选人获得该党在该选区所得票额８％以上的提名，就可以比选区内该党的其它候选人更优先当选。

（三）执政党议员的纪律性

法律规定当选议员在所有问题上都有权根据自己对民意的理解来决定投票立场。因此各党在努力搞好竞选活动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党员的纪律教育，以保证其当选后保持对党的忠诚。1973年瑞典议会由两院制改为一院，350名议员全部由直选产生。但谁也没想到同年大选后的议会中却出现了两大集团势均力敌的僵局（175对175）。当议会通过投票没法决定政府提案的命运时，人们只好通过抽签来定输赢。因此当一个人民党议员1974年宣称将根据个人观点投票时，引起了整个资产阶级集团的恐慌。而一位老议员在忙乱中按错按钮，造成本党投票失败后悔恨不已，以致心脏病复发险些造成人命事故。为此，瑞典议会修改宪法，从1976年起把议员总数由350人改为349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议员们在重大问题上都能按照本党领导的意图进行投票，特别是
纪律严格的社民党和左翼党议员。资产阶级政党虽然纪律比较松散，但在重大问题上议员们也能遵守本党纪律。历史上仅有一次例外。1958年社民党政府提出的
建立与职工收入相联系的补充退休金提案在议会下院表决中行将出现115对115的僵局时，人民党议员克尼哥松（T　Königson　,冶金工人）的弃权
使得这场关系着数百万职工的退休金的长达数年的斗争以社民党的胜利而告终。克尼哥松议员因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没有与本党保持一致而失去了该党的再任提名。

政府有了多数议员的支持，其执政就有了基础，有了合法性。在议会支持者越多，其
执政就越容易。有时个别议员的投票也会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的。经常起作用的是绝大多数议员的意愿，是站在议员身后、决定议员命运的
绝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喜好，因此执政党的权力归根结底是来自选民，来自选民对该党的政策主张和其提出的后选人的信任。由于瑞典政党的组织纪律性强，支持性政
党在议会重大问题投票中都与其政府保持一致。支持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密切合作、命运与共的关系是瑞典民主宪政与党政关系的一大特点。

三、 宪政民主下的国家人事任命

瑞典国家行政上主要有三级：国家、省（21个）和市政区（289个）。中央政府
设十个部。除政府各部外，国家一级还有330个局级行政管理机构。各个政党在竞选中拼命争夺议会席位，以便上台执政后可以任命政府高官并实现其政策主张。
在野党对政府大臣任命虽然难以问津，但通过民主协商也能得到某些高级职务。

（一）议会机构的选举　

每次大选之后都要选举和任命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和议会16个常设委员会的主
席、副主席等大批议会官员。这些官员的任命其本上是按各党在大选中的得票比例而协商产生的，也就是说与各党在大选中的得票比例是一致的。具体名单由议会内
部选举委员会进行筹备。每个议会政党在这个选举委员会都有代表，人数多少与其得票比例相一致。它与议会各党就议会内部各机构的职务分配进行协商。统一的候
选人名单达成一致后，由议会大会鼓掌一致通过。议会各常设委员会委员和修补委员也是这样协商产生的。议长通常由议会第一大党或者政党集团的代表出任，副议
长则由议会其它主要政党出任（每党一个）。但在一定数目议员要求投票表决时，这些职务的任命得通过秘密投票决定。

（二）中央政府官员的任命

宪法规定由议会议长提名政府首相。但其提名得经议会大会批准。首相通常是由得到
议会多数支持或容忍的政党领袖或政党集团领袖担任。作为政府的首脑，首相除了有权任命政府大臣外，还可以政府名义任命政府各部国务秘书（常务副部长）、新
闻秘书和专家、顾问等。这些人一般由各部大臣推荐，由政府任命。政府内这些政治性任命加在一起共约150人。其它政府官员（约４５００人）都是国家公务
员，不随政府更迭而进退。

在任命大臣问题上，如果政府仅由一个政党组成，大臣任命就变成政府首相个人的
事。人们说，首相应该有权组织自己的团队。在战后社民党组成的15届政府中，其主席在选择内阁大臣时从来没有开过中央委员会或者常委会。仅帕尔梅首相在个
别任命问题上曾征求过某个党内元老的意见。在组织联合政府时，情况有所不同。首相虽然形式上掌握着大臣们的任命权，但这个权力往往被局限为由他决定的参加
政府的本党人选。对于联合政府中来自其它党的候选人，首相虽然可以提出异议，但一般说来，这些人原则上是由推荐他们的本党领袖确定的。

执政党领袖们在任命大臣时虽然一般不召开任何会议，但他们所任命之大臣基本上全
是党内精英，其出发点是实现该党的纲领和长期执政的目标，因而也就体现了支持性政党的意志和利益。1991年四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阁时，在政府21个大
臣中竟有15个属于各党的执行委员。帕尔梅首相（Olof  Palme）遇剌后，1986年由卡尔松（Ingvar
Carlsson）组织的社民党新政府中，有12个中央委员，其中5名是中央常委。1994年社民党在经济危机中重新上台时，为了使党组织更好地配合其政
策调整，政府的一半大臣是中央常委或后补常委。

传统上瑞典政府都是由执政党主席或执政联盟之主要政党领袖出任首相。大臣们无论
是由首相一人决定还是由参政党领袖共同决定，都来自执政党精英或者骨干。执政党领导层与政府内阁的这种高度融合是瑞典宪政民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执政党精
英进入政府之后，其党内事务即交给党的书记打理，因此不会，也不可能出现执政党领袖置身政府之外操纵政府或者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三）地方官员的任命

传统上瑞典实行地方自治，而且中央与地方执政党经常不尽相同，因此执政党对地方
官员的任命影响大小取决其在省、市议会中的地位，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任命没有直接影响。瑞典省级行政管理分两块：省长领导下省政府和民选的自治机构
----省议会（又称兰斯亭）。前者是中央政府的延伸，代表中央政府对省政区部分事务进行管理。瑞典省长如同行政管理局长，属于非政治性官员，由政府与在
野党协商后任命，任期为六年。省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制定地区发展规划、促进地区发展和维护地方治安等。省议会（兰斯亭）和全国议会及市政区议会同样是每四年
选举一次，都有征税权。当选政党按得票比例分配席位，从而分配在省议会及其管委会的权力。兰斯亭及其管委员会主要负责省区医疗卫生、交通和业余教育工作。
市议会选举同全国议会和省议会同一天举行，由选举中得到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市政委员会（市政府），对该区内的中小学教育、老幼护理、住房、社会福利
和城市交通等事务进行管理。与许多国家不同，瑞典市政区议会主席对外称市长，履行代表性职责，而由市政委员会主席及其下属专业委员会对市政区进行行政管
理。这些委员会的职位的分配根据各党在地方选举中得票多少而定。

中央政府对省议会管委会和市政区各级领导没有任免权和管辖权，对地方工作，除由
省政府分管的部分外，也没有指挥权。但中央政府能通过立法对地方政府设置做出规定，通过地区规划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指导，或通过项目拨款对地方事务施
加一定影响。各党议员在全国议会中也经常就地方事务进行跨党派合作。  

（四）在野党对人事任命的影响

在野党对政府大臣和其它高官的任命直接影响很小。但在野党对政府高级官员进行严
格监督，并在必要时随时对其提出不信任案，迫使政府在选择并任命其高级官员时不得不进行慎重考虑。对内阁之外的其它高级官员，在野党则有着较大的影响。自
70年代以来瑞典政界形成一种惯例，对卸任的大臣、国务秘书甚至包括一些行将退出政界的政党领导人（不到退休年龄者），政府有责任为其在公共部门安排某些
高级职务，例如国家行政管理局局长、省长、国有企业董事长和一些驻外大使等。朝野双方经常就这类任命进行协商并做出安排。因此，这些单位的第一把手中有不
少是在野党精英甚至前领导人，但这时他们已不再为本党工作，而是效命于国家。

四、执政党对决策过程的控制

瑞典法律对政府决策或者办事程序有着明确的规定和阶段划分，从而使政府决策有章可循，有较大的透明度。

1. （一）重在调查研究

政府在进行重要决策之前，一般都要先成立个调查委员会，对
该问题的历史、现状、其它国家作法等进行调查研究，写出政策建议。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这个委员会可由政府任命，也可由政府部、局任命。重要的调查委员会
中不仅有朝野各方政党代表（人数按在议会力量对比），而且还有主要社会团体（如工会和雇主协会）和独立的专家参加。较简单的事务也可委托少数专家甚至单人
进行调查。政府一般仅对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工作目标、经费和时间做出规定，而对具体调查工作和结果不施加影响。近50年来，每年大约200个的调查委员会
在同时进行工作，对国家各方面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人们有时会把一些难题推到调查委员会，使有些调查可以拖到七、八年之久。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舆论监
督的加强，调委会工作节奏大大加快。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可以按照议会授权大大缩短其工作进程。委员会的目标是对问题的解决提出政策建议。尽管委员们在对有关
建议经常存有分歧，他们对分歧问题也可以做出保留或者提出个人建议。但大多数情况下，委员会报告能对问题提出某种建设性解决方案。

1. （二）重视公众参与  

调查报告完成后，政府将它送到各个有关机构、各社会团体和各大媒体征求意见。在这些反馈意见和报告建议的基础上政府可向议会提出决策方案――政府提案。政
府将提案送交议会和国家法律委员会（由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法官组成）。议会对政府提案首先让议员们阅读并提出意见（议案）。议会有关常设委员会对此提
案、国家法律委员会意见和议员有关议案进行审议后，提出委员会建议，之后把此建议，连同国家法律委员会意见一起提交议会。议会对此建议进行辩论和投票并做
出决定。2001年至2002年度政府共提出190份提案。同年议员共提出各类议案4231件。由于执政的社民党就有关问题事前与左翼党和环境党的专家达
成了共识，三党联合起来主导了调查委员会调查、议会常设专业委员会审议和议会大会讨论表决等重要环节，从而对政府决策进行了有效控制。因此，政府对决策控
制能力大小取决于其在议会的力量大小。

议会通过的法律、法令和政策由政府交有关国家行政管理局负责实施并在国家法律法规文集上发表。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有关行政管理局得向政府提出报告，政府可通过补充或者修改法律来改善工作。这时可能会重复上述程序。

（三）集体处理国家事务

除了立法和修改法律之外，政府依据宪法每年还颁布各种行政法令、条例并就其它行
政事务（如政府每年对各行政局工作的指示信，对各调查委员会的指示等）做出上万条决定。这些问题不需要议会讨论，由政府自主地做出决定。这些文件由政府各
部进行起草，由内阁会议（至少五名大臣参加）通过并以政府集体名义公布后，交付有关国家行政管理局执行。政府除了每年一次就各行政局的工作做出书面指示
外，不得对其具体业务进行任何个人干预。1986年帕尔梅首相遇剌后，政府司法大臣曾为某个调查人写推荐信，并因此受到议会宪法委员会的正式批评。政府决
策与执行职能被分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分别由政府各部和各行政管理局负责。各管理局在执行法律、法令和政府其它决定时对政府而不对大臣个人负责；大臣也不
得对下属行政机构作任何个人指示，这是瑞典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政府每周五在首相主持下召开内阁会议就有关问题做出决定。大臣们每个工作日都在首相府进行
集体午餐，对日常工作进行沟通或非正式协商。政府成员经常会面并进行非正式交流与沟通是瑞典政府工作的一个传统。所有调查报告、政府提案（包括政府预算草
案等）和政府其它文件全部对民众与媒体公开，公众均可以阅读并参与制定过程中的讨论。各级议会大会全部对公众开放，以保证公众参与和执政过程的透明性。

（四）在野党的参与

在野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贯穿于决策全过程，从调查、议会委员会审议，到大会辩论表决，都可以提出自己意见。反对党及其议员还可以就此提出自己的议案。议会
必须对之进行审理并做出交代。但其影响大小取决于本党能力和事务本身的性质。考虑到外交事务的特殊性，瑞典议会专门设有外交事务顾问委员会。由国王当主
席，议长和议会政党各党领袖都是委员。在所有重大外交事务上政府必须听取该委员会意见。只要其中四人要求开会，政府首相和外交大臣就必须到会，向委员们介
绍情况并听取其意见。因此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在野党也有一定发言权。

在国家困难或者危机时，在野党对政府决策可能会发挥更大影响。1939年社民党
与在野党共同组成大联合政府，领导国家共渡二次大战难关。1974年帕尔梅政府为打破“抽签议会”的僵局主动邀请在野党就经济政策进行协商，并与人民党和
中央党就经济政策问题达成了重要协议。1981年人民党、中央党与在野的社民党就所得税改革达成重要协议。1992年货币危机时四党联合政府主动与社民党
进行磋商，以争取其对政府实行紧缩财政、压缩福利的支持。在国家困难时期，瑞典执政党主动寻求在野党的支持与合作，而在野党往往也能给以积极响应并对政府
决策提供某些支持或意见，这是瑞典宪政民主走向成熟的标志

   五、瑞典政府的实际决策能力

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执政党与政府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是由一党组成还是联合
执政，不仅在政府的组建上而且在政府的日常运作中都有所不同。同样是联合政府，其支持性政党中有没有一个主导性政党对政府的决策能力也有重大影响。宪政民
主给予瑞典各党以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它们却因其历史、路线、纲领和领导人等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执政能力，对瑞典社会进程也就产生了不同影响。

（一）资产阶级政府的决策困难

联合执政的各政党对政府决策通常有着较大制约，而战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府除
1978年至79年的短命的人民党政府外全部是联合政府。１９７６年大选中资产阶级三党获得议会多数，其中中央党得票最多（８６席），因此中央党主席得以
出任首相。但三党间除了在反对社民党执政问题上有着共同点外，在其它问题上分歧很大。其通过谈判制定的执政纲领，实际上是三党纲领的混合物。在执政过程
中，保守党与两个中间党派相互竞争，对政府决策造成了很大制约。在1978年的关于核电站问题的公民投票中三党干脆分道扬镳，支持核能源的保守党和反对核
电站的中央党同时退出政府，由人民党单独执政。１９７９年大选中保守党得票上升并超过其它两党，但两个中间党派加在一起，票数仍然比保守党多，因此新的三
党政府仍由中央党主席担任首相。在执政中三党继续争斗不已。１９８１年社民党乘虚而入，与两个中间党派就税制改革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导致保守党退出
政府。执政三党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各执己见，互不妥协，不仅对政府决策造成极大制约，而且最后断送了联合政府。

1991年，上述三党和刚刚进入议会的基督教民主党在新民主党支持下上台执政。
这次它们接受了教训并以保守党和人民党共同竞选纲领为基础进行了艰苦谈判。四党领袖各自带着专家对每个政策问题都逐个进行讨论并寻找共同解决方案。在谈判
过程中他们将所有妥协方案带回本党中央及其议会党团，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支持与谅解。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成为联合政府政策的基础。四位政党领袖进入政府后，又
各自派出专家在首相府内对政府日常决策进行协调。在专家们无法达成共识时再由四党领导人进行最后讨论和裁决。由于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坚持协调一致，使联合
政府得以善始善终，但因四党之间政策分歧太多，而且还要与政府外的支持党――新民主党协商，以致决策进程十分缓慢，难以遏制迅速发展的经济危机。在其执政
三年期间瑞典GDP下降５％，公开失业率由1.5％上升到８％,政府财政开支由１９９０年的盈余(相当GDP之4%)变成巨额赤字（GDP之
12.3％），国债占GDP比例由42.3％上升至77.9％，以至人心思变，１９９４年大选后四党政府被迫下台。政府对其支持党的依赖和由此造成的决策
迟缓与低效最后断送了四党联合政府。

（二）社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

在其长期执政过程中社民党曾经与其它政党合作或组成联合政府。但社民党作为议会
第一大党，思想上有功能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组织上有庞大的工会为后盾，党内有着擅长宪政民主的领导人，其领导的政府在与支持性政党关系中往往表现出了较
强的自信，在政府决策与政府运作中也表现出较大的创新能力与自主精神。

1932年经济大萧条中，社民党以功能社会主义为指导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受到选民
欢迎。大选后该党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农民协会对社民党组阁的支持。在议会多数支持下，新政府决定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以筹款兴建铁路、公路和
港口等基础设施；政府还鼓励企业恢复生产，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同意企业对其厂房设备进行自由折旧。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
时，支持总工会与雇主总会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政府还资助工会建立失业基金，通过了人民养老金、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等法案。上述措
施在促进生产迅速回升的同时，也缓解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困难。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马尔奎斯·查理斯⁵（Marquis Childs）著书《瑞典--中间道路》赞扬瑞典在保留市场经济主要成份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地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保障，从而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其它西方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著作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高度赞扬。

但期间农民协会并没有参加政府，社民党只是每年就对农业补贴问题与农协续签一次协议，就得以自主地推行经济变革。1936年后社民党三次与农民协会组成联合政府，以农业政策上妥协和少量大臣职务，换得了其对政府决策的主导权，为其后来的瑞典福利国家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三）社民党政府的创新精神

在其执政经验基础上，社民党1944年在其新党纲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个“不是”，“而是”很重要。错误的根源不是私有制，或者“个人占有财产”，而是对财产和生产资料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因此社民党完全不必要像社会党国际要求的那样的立即“消灭私有制”，而是应该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同时，“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社民党决定“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也是其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从而使社民党走出了“废除私有制”理论误区，为瑞典逐步减少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实现社会平等指出了方向。

社民党在主持战时联合政府和战后与农协联合执政期间取得的显著成就，其在二战
期间复杂局面中所表现的卓越能力和自主精神赢得了选民的信任。从1957年起社民党曾经13次单独组阁，在推动劳资通过平等谈判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通过立法在全国建起了统一的全面的社会福利。广大民众只要按章（累进制）纳税，即可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这个以“各
尽所能、按需分配”理想社会为蓝图构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受到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欢迎。

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社民党还能顶住党内外压力，为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对政府
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表现出很大的革新能力。社民党长期间认为，加入欧共体与其中立政策不符。1990年在国际形势剧变、党内没有就此做出任何决议情况下，
卡尔松首相就公开地提出了加入欧盟的主张，随后又与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做出了瑞典申请加入欧盟的重大决定。同年春他还不顾总工会反对，决定将病假工资由
原工资之90％至100%⁶，
改为头3天65％，之后80％，自第91天恢复到90％；因小孩生病请事假，补贴由工资之90％，改为头两周80％，之后90％。由于卡尔松把政府提案与
政府生存相挂钩，迫使该党议员不得不投赞成票，而左翼党议员也不敢反对,从而实现了瑞典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的首次重大调整。

（四）要前进就要不断地进行改革

1994年社民党在经济危机中再次上台后，政府是按照本党多数选民的愿望停止削
减和整顿，还是不顾他们的要求继续进行其1990年开始的政策调整，政府面临痛苦的选择。经济严重危机和国家债务持续上升的冷酷现实，使政府意识到停止整
顿只会前功尽弃，最后势必会危及选民的长远利益和该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经过再三权衡，社民党政府决定继续其自1990年开始的紧缩性政策调整。决定在
新的任期内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政府首要目标。为此，政府提出了四年内增收节支1180亿克朗（相当于GDP的7.5%）的计划，宣布在提高资本税和财产税
的同时，将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高收入者上缴国家的所得税率由20%提高到25%，从而改变了前政府把整顿国家财政的负担主要放在普通群众身上的做法。

社民党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在前政府基础上继续加大对社会福利调整力度，把社会
保险补偿程度由当时的80%统统下调到75%，从而彻底打破了自3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只增不减的刚性发展。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强调对
教育、医疗和护理等公众基本需求不能由市场做主导，规定个人医药费开支一年内超过2200克朗（约合270美元）后全部报销，以照顾社会弱者。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下大力抓科研和产业结构改革，使其科研开支占GDP比例
自1997年起跃居世界首位（2000年达GDP的3.8%）。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
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以促进并激励其在竞争中发展。

社民党还取消了前政府提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计划，先后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雇用条件》、《国有企业职工激励措施》、《国有企业董事会内部工作条例》和《国有企业对外经济报告指导方针》等文件，指导企业围绕着加强管理效率、提高创
利意识、优化资金配置、加强核心产品和增加透明度等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和重组。　　

在中央党表示难以继续双方合作情况下，1998年社民党与左翼党、环境党达成合作协议，并在政府内成立了三党联合工作组就政策进行协商。使社民党在保持政府决策主导能力情况下继续执政。

政府的政策的大调整为瑞典经济带来了巨大活力。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瑞典工业产量增长幅度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政府财政赤字迅速消失，国家债务不断减少，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随
着经济的好转，政府决定从1998年1月起将其社会保险补偿度调回到80%。通过劳资集体协议，绝大多数职工的医疗保险金可达病前工资之90%。2000
年政府决定在恢复福利金基数全额的同时，提高补充养老金、提前退休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和没有参加保险的失业者现金补贴等，从而使工薪者实际收入出现较
大增长。

表1：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０9年全国收入最高的经济界、政治界和其他各界精英税前收入与工人平均收入的差距（倍数）。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全球173个国家发展程度排名榜上，瑞典由1990
年的11位提升到2000年的第2名（仅次于挪威），国际社会对社民党近十多年来的政策变革的肯定也增加了其竞选资本，从而使社民党2002年大选中得票
(39.8%)有3.4个百分点的较大增长。

（五）宪政民主的逻辑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瑞典通货膨胀率下降，职工实际可支配收入自1996年至
2008年间平均增长49%，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连续上升的势头。但由于市场力量的上升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收入差距重新拉大。瑞典可支配收入差距（基尼系
数）同期由0.25提高到约0.28。临近2006年大选，瑞典经济继续走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5.1%，8月份公开失业率下降到5.7%。世界经济论坛
宣布瑞典国际竞争能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三位。

这时，社民党人开始为大好形势所陶醉，而其领导人经过长期奋战也有些疲惫不堪，
以致未能认真研究正在迅速变化的国内形势。当时在野四党为推翻社民党政府已经进行了多次政策协调并结成竞选联盟，而领头的保守党把自己打扮成新的“工人
党”，从“左的方面”对社民党政府的调整发起了猛烈进攻。但社民党领导人出于一党独大的考虑拒绝与其支持性政党进行竞选合作。尽管全面就业一直是社民党的
长项，这次大选中却偏偏被其忽略，反而成了反对党手中的尖锐武器。1０多年来在压缩福利、紧缩经济过程中社民党得罪了不少选民。许多工人批评该党在经济危
机中紧缩财政和削减福利是对民众的背叛。党员人数因此五年内减少了40%。前外长林德被刺后该党领导层趋向老化，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加上其对改头换面后
的保守党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利用电脑盗窃其竞选机密的人民党又没痛打落水狗，结果大意失荆州，在一片大好经济形势下社民党大选失败，失去了执政党地位。

社民党为恢复国家经济活力做出了巨大牺牲，却与随之而来的改革丰硕成果失之交
臂。而保守党却利用社民党政府的巨大财政积累安全渡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在2010年大选之后继续执政。选民的选择虽然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却不能时时刻刻
保持公平。执政党必须时时时刻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为选民工作才能不断更新选民的授权与信任。这就是宪政民主的逻辑，也是社民党的历史教训。

六、宪政民主条件下的廉政

   （一）宪政体制的力量

瑞典宪法规定：公共权力来自人民。为了保证政府廉洁奉公，宪法对政府职能进行了
严格限制，规定由议会宪法委员会随时监督政府执政情况和案件处理情况。为此该委员会有权得到所有政府文件与会议记录，并每年对政府执政情况写出审查报告。
2005至06年间，该委员会向议会提出了四份政府工作审查报告。除了例行的政策审查和行政审查报告外，还有两份专题审查报告。其中对政府在泰国海啸期间
反应迟纯等错误所做的审查报告长达2000多页，对政府提出了尖锐批评。自1988年以来该委员会每年就政府执政中的问题对有关大臣进行公开质询，由电视
进行现场直播，使政府官员中很少有人敢以身试法，以权谋私。

议员（不少于总数十分之一）有权对政府（或某个大臣）提出不信任案，在议员多数
支持这个议案时，议长得解除首相（或该大臣）的职务。如果政府在不信任案通过后一周内，决定举行特别大选，议长将不宣布解职政府命令。近30年来议员曾经
五次对政府大臣提出正式弹劾。1981年政府面临不信任投票威胁后主动辞职。1988年司法大臣面对被弹劾的可能也主动下台，证明了这个武器的强大威慑
力。同时议员可随时对大臣提出质询和问题，有关大臣必须就此做出回答。《政府组织性》和《议会程序法》等详细地规定了议会选举、工作程序和政府执政方式与
政党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执政党、在野党的工作有章可寻，有法可依。

（二）宪政保护竞争  

宪法规定并保护结社自由。政党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必须依法行事。根据法律任何公民都可组织并建立政党。有关手续也非常简单，政党负责人只要到税务局进行登记并提出政党章程就行了。一个政党只要有1500个以上具有选民资格的党员，就可以报名参加全国议会选举。

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的活力和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国家自1965年起向进入议
会的各党按照其席位和得票多少提供经济资助，而且对资助不提出用途要求。对得票超过2.5%但没有进入议会的党派，政府也提供一定资助。2002年至
2003财政年度，国家通过政府预算向议会各党所提供资助共达2.6亿克朗，其中社民党得8570万；保守党4835万；基督教民主党3029万；人民党
2869万，左翼党2965万；中央党2021万和环境党1788万克朗。大多数政党经费之70%至90%来自国家资助。地方政府向各政党和其它民间团体
也提供一定经费资助或者活动补贴。这些经过议会批准的规定连同朝野协商安排非政治性官员任命等政治恩赐，有利于各政党的政治参与和竞争，有利于国家政治生
活的新陈代谢，因而也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各级政府财政制度严格，管理透明，任何政党或个人都不可能染指国库。

  用竞争促进廉政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各党派对选民争夺的加剧，社民党特别重视党和政府的廉政建设，早在1962年社民党就把禁止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列入《国家刑法》。1978年又把法律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雇员，强调：不仅索贿、受贿者有罪，行贿者同样有罪；收到贿赂者有罪，未收到贿赂但没有明确拒收者也有罪；在任上收受贿赂有罪，就任前或离任后受贿仍然有罪。

在加强以法治党、以法治贪的同时，社民党还努力启发党员干部自觉性，通过“协
议”形式推动政府高官经济公开化，主动接受选民监督。该党要求其大臣们随时向首相府法律司长报告其资产变化情况。1994年，当社会上许多人大搞基金发财
时，社民党大臣们一致同意公布其向政府报告的个人基金情况，同时同意登记其真系亲属的基金资产。1995年，社民党大臣们又就完全放弃个人基金，或者委托
他人代理其基金事务达成一致。1996年6月，大臣们同意登记、公布其担任政府大臣前后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其与前雇主所签的还在支付的工资、退休金等报酬
合同，其与现在的、将来的雇主达成的职务或工作合同等，以便接受选民监督。同年，社民党在议会通过立法对所有议员也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加强体制内监督的同时，社民党还坚持新闻自由，利用舆论和媒体监督保证党的廉政建设。1995年，当社民党主席卡尔松要求辞去党内外职务，党内正忙于酝
酿新主席人选时，社民党报纸登出了当时呼声最高的政府副首相曾经使用公家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的消息。尽管涉及金额不大、而且早已归还，但党内外对她随意使
用公共资源的强大反对仍然迫使其退出竞选并辞去了所有公职。2006年资产阶级政府刚上任就有两个大臣因为媒体揭露出他们年轻时曾经漏交过电视费而辞职。
法律规定公民每年都必须向税务局申报其收入和财产情况。各级官员和各党领导人的申报自然成为新闻舆论界关注的主要目标。尽管瑞典政党党内很少设立专门的纪
检机构，但其强大的舆论监督与健全的党内民主相配合，使得政府成功地保持了较高的廉洁度，促进了瑞典社会进步和宪政民主的发展。

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双重挑战下，社民党在近20年来进行了空前
规模的政策调整与创新。它所采取的放宽国家控制、改革国有企业、大力支持科研、坚决整顿国家财政、努力改革社会福利，（使其去掉臃肿的肥膘，但决不伤其肌
肉，而且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对儿童护理等福利甚至有所扩建）等措施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潮流和瑞典经济发展的需要，使瑞典经济重新焕发了青春，到本世纪初瑞典再
次成为经济竞争力最强、社会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瑞典社民党不仅能够为劳动人民创建全面的社会福利，而且也能够为国家创造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国际竞争力。
由于社民党为国家和人民所做之贡献，自1932年到现在的80年间，社民党在瑞典执政长达66年。这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的
许多经验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1.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

社民党在其新党纲中，强调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执政过程中社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其所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二次大战结束前就走出了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误区。其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使瑞典以最小的代价，比绝大多数国家都更成功地接近了人类理想社会。这是社民党的最大功绩。

（二）宪政民主

社民党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宪政民主。社民党自成立起就把普选权作为首要目标，上台后又针对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把其奋斗把其目标改为民主的社会主义，
强调：“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社民党不仅在宪法中规定了文件公开，在决
策中程序上保证了民众参与，而且极力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实际上，社民党在其漫长的执政期间很少有自己的多数，它在执政期间所进行的大多数改革
都是在一、两个在野党支持下进行的。社民党长期执政期间形成的民主协商传统对瑞典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正确处理劳资矛盾

 社民党正确处理劳资矛盾的做法，早在二次大战前就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好评。社民党前主席卡尔松2007年明确指出，“社民党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代表着劳方利益。但并不等于说社民党否定资本的重要性。我们所做的只是不让这一利益支配、或者说去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他成员”。“生产中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处理这些矛盾的最好办法是承认它们，创造明确的利益关系，分担责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平衡。不论是从经济还是民主角度看，这都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⁸。这
就是瑞典模式的真谛或者说瑞典建造和谐社会----人民之家的关键所在。在实践工作中，社民党在通过立法对资本的绝对权力进行了有力限制与改造的同时，支
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争利益、争权利，从而使国民收入日渐社会化，劳资分配日趋合理化，劳资两大敌对阶级相反相成，日渐演变成为福利社会建设的
同盟军。这是社民党对马克思关于劳资矛盾理论在瑞典情况下的坚持与发展，也是其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贡献。

（四）坚持为劳动人民提供基本保障

社民党另一个成就就是社会福利。笔者早在1981年就发表文章指出，
“这自然不是哪个党派的恩赐，而是瑞典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与斗争的产物”。九十年代社民党在其削减社会福利、调整经济政策期
间坚决维护其基本社会保障，从而使瑞典在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动荡下实现了经济调整并恢复了经济活力。但国内仍有人以社会福利曾经许多国家带来财政赤字为借
口，拒绝为中国劳苦大众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是荒谬可笑的。

（五）重视党的建设  社会民主党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强调党内民主不仅是党的统一与团结的保证，同时也是其应对反对势力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武器。1965年，社民党首次由中央发起，各级领导带头，3万多党员和工会会员围绕“党的未来目标问题”进行了大讨论。之后这种就重大问题进行全党协商的作法变成了一种制度。90年
代十年间仅全国党代会就开了五次（党章要求四年一次），围绕着党代会、党区代表大会和工人公社大会进行的政策协商不计其数。为了保证党员民主权利，党内还
引进了公投机制。只要有5%以上党员要求，党中央理事会就必须组织对某问题进行党内公决，从而保证了党员的积极参与，维护了党的统一与团结。

（六）社民党的其它理论创新

多年来社民党对前苏联、东欧国家搞专制、特权和原教旨主义等错误进行的严肃批
判，至今依然发人深省。在其党纲中，该党用阶级观点对自由、民主、平等和团结等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的阐述，其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其对市场
经济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的论述，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和关系到基本保障的社会福利不能由市场力量来主导的主张等都促进了瑞典宪政民主的发展，保证了社会向
着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方向前进。社民党的理论与经验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与借鉴。

参考书目

1、斯文格· 斯克赫尔姆，莱娜· 斯特罗姆：《瑞典国家体制》，瑞典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版（Sveig Sigholm,Lena Ström Sverigesstatsbildning,Sverigesutbildnings Förlag,1979）

2、奥盖· 艾米尔：《从贫穷瑞典到福利国家》瑞典阿尔都斯出版社，1975年第6 版 （Åke Elmer,Från Fattigsverige till välfärdsstaten,Bokförlaget Aldus,1975）

3、尼尔斯·卡莱比：《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瑞典时代出版社，1976年版( Nils Karlesby,Socialismen Inför Verkligheten, Tiden Förlag,1976)

4、马尔奎斯·
查理斯：《瑞典--经受考验的中间道路》英国耶鲁大学出版，1980年,(Marquis  Childs, The Middle Way On
Trial,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1980)

5、《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高锋 时红 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9年2月。

6、《精英们想要更多,总不满足》，瑞典总工会调查报告，2011年(Eliten---alltid mer men aldrig noga,2011, Landsorganisation i Sverige)

7、《瑞典社会民主工党2001年党纲》，瑞典文版，(Partiprogram för Socialdemokraterna,antaget vid partikongressen 2001)

8、瑞典议会宪法委员会2004年《关于大选结果与组成政府情况的调查报告》

(Om Valresultat och Regeringsbildning,Utredningen av Konstutionsutskottet,Sveriges Riksdag ，2004)

1笔者曾经担任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和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长期从事关于瑞典模式和瑞典社民党研究。2009年在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发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其它文章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高锋专栏。

2这位法国元帅1810年11月抵达瑞典后即拜年迈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为义父，成为瑞典王储并接受赐名卡尔·约翰。1818年2月即位后称卡尔十四世。

4指
议会及政府各部、各行政管理局、法院和地方当局内所存之文件（包括电子版）、图片、地图和录音录相等。但执行时须不危及国家安全或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关系，
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之中心机密，当局检查、审查、控制行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活动；公众经济利益；个人隐私和个人经济情况和保护动植物种类行动等利益。

5马尔奎斯·查理斯

5（Marquis Childs）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曾经采访过邱吉尔、戴高乐、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受其著作影响，美国总统罗斯福1936年曾专门派团去瑞典考察社民党经验。

6除了社会保险规定的90%病假工资外，总工会、职员中央组织等工会组织还分别与雇主总会签有协议。由雇主给生病职工再发相当工资10%的疾病补贴。

7这里是指包括５０名最大企业老板（经济界精英）和５０名议会、政府和政党领导人（政界精英）以及其他各界最有权势的９９名精英分子。

8《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26至27页，高锋 时红，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
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
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文章摘自 《士人风骨》作者：资中筠

建
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
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
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
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
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
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
“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
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
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
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
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
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
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
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
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
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
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
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
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
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
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
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
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
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
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
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
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
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
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
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
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
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
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
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
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
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
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
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
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
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
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
“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
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
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
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
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
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
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
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
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
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
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
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
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
“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
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
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
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
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
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
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
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
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
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
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
“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
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
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
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
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
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
“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
“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
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
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
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
“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
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
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
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
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
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
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
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
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
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
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
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
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
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
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
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
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
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
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
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
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
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
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
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
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
“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
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
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
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
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
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
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
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
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
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
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文章摘自 《士人风骨》作者：资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