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说得对。耀邦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

    对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耀邦再考虑一下，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这一边，人们忙忙碌碌，心情欢畅；另一边，有人气得咬牙咯咯响。

    9月11日，就在全国信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刚刚印出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为，文内有这样的小插题：

    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

    现代迷信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

    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广大青年：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现实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但现代迷信妖雾未散，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再出现借“高举”以营私的政治骗子，很难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为坚持真理而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很显然，这也是犯了“两个凡是”、“永远高举”的大忌的。汪东兴火急下令禁止发行。有些火爆不服气的青年人急得没法，把这篇文章和《春风吹又生》的复刊词贴上了西单民主墙，还有人搬请共青团中央的元老邓(颖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关注这件事。一位开国老将军也为这件事给《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打了电话，这位同志回答说“是汪(东兴)副主席执意要这么干”。气得这位老将军把电话一掼：“什么副主席？”这时，汪东兴才很不情愿地，为这本青年男女
广泛喜爱的杂志的发行开了绿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一文。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迎上去问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副主席让删的。”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网友推荐.    来源: 摘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年出版，2004年再版 | 责任编辑：左小刀 

名历史学家高华于2011年12月26日病逝，享年57岁。以下是他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2011年6月，刊登在台湾《思想》杂志18期。（据明镜历史网2011年12月27日星期二 http://www.mingjinglishi.com/2011/12/blog-post_626.html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份子在毛时代是怎么渡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份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的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决非是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纵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姐姐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与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著「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著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的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于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1]。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两百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尤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他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页24）。上岸的人登记用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著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像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的。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2]。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一般知识份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其原因用王自己的话来说，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2，28”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外省人则不一样，他们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 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作者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
（页244）。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页112）。

可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后，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页432-33）。


二、 “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页158）。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的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教训，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著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 “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是“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页157）。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那完全是 “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被抓人员被特务引导，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页36），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页37）。

斯大林“大清洗”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等等，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专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中国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共军俘虏又被共军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份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份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页306），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5]。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页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页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页335）。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页307）。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19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份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老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6]。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翁元：页224）。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履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翁元：页218）。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15年。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

“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数据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禹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页258）。“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十月：十月十日是“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的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的“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虏获的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人“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们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19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翁元：页48）。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它支持故旧，其它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交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的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页470-71）。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页351）。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家园……”。“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却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页351）。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页361-62）。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让人何等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页372

[2]邵燕祥：《别了，毛泽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7.

[3]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页92-93.

[4]郑彦英：〈与刘少奇项目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1960·8·3·页256.

[6]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页28，以下简称翁元。

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再考察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中国政府不久就发布了〈1971〉57号文件等一些相关材料，对此事件加以解释，但是基本的档案至今仍未开放，而多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关人员及其家属，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口述材料1.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共同特点是：修正了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解释框架，对该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对林彪抱有强烈的同情。对此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当年下发的官方材料，「四人帮」曾经参与其事，其基本结论在1979年后仍旧维持了下来，若干论断确实有疑点。本文的看法是：历史研究强调客观公正，研究者对当年涉案人员亲属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鉴别；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

一、林彪出山是完全被逼的吗？

文革之初，毛选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废黜刘少奇同步进行的。刘少奇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第一号人选，1970年12月18日，毛对斯诺（EdgarSnow）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从那以后，毛采取「剥笋政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刘封锁消息。1965年国庆节后，毛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对刘少奇已下定废黜的决心。1966年3至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后接到通知，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毛临时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历时二十三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与会的中央主要领导：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都在发言中高调赞颂林彪。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7月8日，毛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挑明他发动文革的意图；所有这些都表明，刘下台已是时间问题。

邓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主要成员，毛多年来大力重用邓，1954年，邓先为中央秘书长，后为总书记，本意是制约刘少奇。毛没料到，到60年代初，邓和刘走到了一起。1966年6、7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邓又和刘一致，毛有了放弃邓的想法。

在排斥了刘、邓后，毛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虑，将林彪推到了前台。毛发动文革，打掉中央一线，离不开军队做后盾。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林彪都站在毛一边，几十年来，林彪对毛的意图充分领会，又旗帜鲜明，敢于担当。林彪在军内有很高的威望，却身体不好，一方面，毛鼓励林彪振奋精神，保养身体，另一方面，由林彪代管军队，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特别是在军内，都不存在反对的意见。建国后，毛为了稳定大局，长期采取的是压抑军功阶层，支持、重用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文职官僚的策略。在高岗事件后，军队将领归顺党机关的格局已完全确定，但是军队将领对刘少奇、彭真等的不满并没有彻底消除，而是潜伏了下来。随着60年代初以来毛对刘不满的加剧，毛重新启用军功阶层作为平衡刘的力量。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为毛保驾护航的发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干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

林彪是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军事统帅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语，深有韬略的军人政治家。林彪于1942年2月8日从苏联回到延安，从该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蒋介石再次见面。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只是捧毛，没有整人，中共七大选举中委时，名列第七名。在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林彪率领的「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旷世功劳。林彪在「四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南下期间和建国初，林彪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实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从公众生活消失，与他不去朝鲜领兵，身体不好有关。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苏联曾和周恩来说，中央有需要，他随时回国。建国后，林彪除了50年代初为出兵朝鲜，争取苏援和周恩来一同去过苏联，并在索契疗养一年，一直没有出国访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林彪恪守分际，未逾越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于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时彭德怀虽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开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怀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在其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下令当场扣押为彭德怀辩诬的钟伟将军，并发表文章，不指名尖锐批判彭德怀和捧毛。

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之际，他在1960年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着」，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向毛献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开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并没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别出心裁，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在毛的威信受损的困难时期，林彪为毛保驾护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劳。其后林彪因布署调兵东南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身体累倒了，军委日常工作被毛转给贺龙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亲笔提醒自己：「千万记住」，对于对手的侮辱，应「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勿上敌箝制队，游击队的当」，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庐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岂可为了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在这之后的几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样翻新：「突出政治」，「活学活用」，1964年5月，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更加霸道，给中央一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品质。林彪批评毛「搞权术」，「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于在家里和老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长期忠于他的罗瑞卿，但是，毛抛弃罗瑞卿不单是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罗瑞卿在1962年后和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一线走得很近。1965年1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班，在毛看来，这些都是刘少奇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从1965年4月起，毛、林就开始削罗的权。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谈，很有可能就是对林进行「路线交底」，几天后，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临时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迅速解决了罗的问题。在这之后，毛马上要林彪作出回报，命江青「请尊神」找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拉林彪上船。

对于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林彪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了震慑中央一线，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在「七千人大会」的四年后，林彪又一次面对全党作大报告。林彪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却未料到毛对他的讲话竟然还有一些保留，毛通过周恩来把给江青的信转给林彪看。为毛说话却被批评，林彪的一片「忠心」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对林彪还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叫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以古史对林彪加以告戒。郭嘉为曹操的谋臣，助曹操破袁绍有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范晔，南朝宋国人，《后汉书》作者。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为宋。范晔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等职，由于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由于刘裕弟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放刘义康的亲信十余人，并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刘义康不甘失败，多方拉拢范晔，使其最终入伙。是年十一月，造反事发，有人告密宋文帝，称范晔是政变主谋，于是，范晔于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以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四十八岁.

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

二、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林彪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层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来：60年代初，当刘、邓一致抵制林彪对毛的过份宣传时，周站在了刘、邓的一边。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邓小平第二个发言：一定要使我们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第三个发言，对刘、邓加以呼应，批评当时报刊对毛思想的宣传：一个（是把马列和毛思想）对立起来，还有一个（是把毛思想）庸俗起来了，（把）甚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该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发言，赞颂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称赞：「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对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积极拥戴。

邓小平：对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绝不会像林彪这样工于心计（狂热捧毛），出手狠辣（对彭德怀，对罗瑞卿），所以对林并无好感。邓也不赞成对林彪战功的过份宣传，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邓也注意调整和林的关系。彭真倒台后，邓向中央推荐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中考虑之一，就是陶铸曾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

刘少奇：长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后，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刘说他「要搞林彪的个人崇拜」。60年代初，鉴于林彪对毛的过份吹捧，曾一度领头压抑林彪对毛的个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刘少奇对林已无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评，一面捧林，以后又批彭真、罗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将倒台的命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长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没有发言权。

陶铸：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取代了彭真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以自己和林彪的历史上的渊源，捧林，来北京后，受到林彪接见，这对林彪是极罕见的。

陈伯达、康生、江青：直接从毛处领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还以「接班人」的身份，讲了一番话，打击邓的威信，邓小平只能在会议期间把工作移交给康生后下台。

林彪上台后最初的几次讲话，8月9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8月10日和13日关于「罢官」问题的讲话，其性质都是支持文革的动员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过几次会议后，从8月24日，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但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于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意见，主动交权，一切都听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线，他又是怎么驾驶文革这艘大船，领导国家的呢？

（一）大权独揽，是最高或唯一的决策者，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是执行者。

（二）逐渐冻结中央日常领导机构，成立两个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只是给江青打掩护，大权都在江青手中，这是为日后取代中央书记处预做准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已名存实亡，陶铸作为常务书记，只是名义，书记处已不开会。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毛处领旨，具体出面指导全国文革；由周恩来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暂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由周具体遵旨办事，管理国家经济运转.以后毛又命由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处理重要的军国大事。

（三）由林彪领导的军队保驾护航，但一切重大行动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托周恩来居间协调。

（四）由毛本人亲自，并通过江青独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对全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鼓动和对全国形势进行调控。

在这一阶段的文革过程中，林彪的名声极大，对林彪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系统尤甚，在还没有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机构改组的8月12日，《解放军报》就发表社论，宣称：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军又就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如此等等，既是林彪为自己造势，也是毛、江青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拉住林彪，为文革添柴加火，引导全国军民相信林彪大权在握，其实林彪虽有「副统帅」的名义，但他的角色并不突出。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林彪对叶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征求他的意见 。但是，林彪还是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

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1953年3月，傅连暲医生曾奉毛的命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连暲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而且在1934年在江西于都曾经救过毛的命，于1966年9月3日下旨救傅：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由于毛救傅的旨意并不坚决，在回复傅的求救信中，更对傅有所指责：「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1969年2月29日，傅连暲还是被叶群、邱会作整死。

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帅中，朱德已垂垂老矣，没有任何威胁；刘伯承双目几近失明；陈毅，在军中没有甚么人马，而且有历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来收拾他；徐向前，几十年谨小慎微；聂荣臻，只是管国防科技，离权力中心很远；叶剑英，更没「山头」和人马；老帅中只有贺龙实力雄厚，在军中有较深的人脉资源，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60年代初中期曾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罗瑞卿也关系密切。于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对贺龙原是信任的，但以后也渐起疑心：1964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莫斯科对贺龙策反，贺龙在当时虽表现了对毛的忠诚，毛还是难打消疑虑：苏联人为甚么会对贺龙策反？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但是，林彪对毛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在1962年1月23日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林彪提醒自己，「讲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在1月29日作报告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14日，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1968年9月29日，林彪又在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是据给叶群讲书的官伟勋说，林彪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林彪的秘书张云生也回忆，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在听秘书讲文件时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

林彪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

对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亲自指挥的。

对刘伯承没有加以迫害。

对徐向前、陈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击「二月逆流」和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对这两人，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但在1967年冬，林彪又对杨成武说：徐向前没有野心。

　　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据朱德女儿所述，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

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一般情况下，也尊重周的意见，支持周的工作，在文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67年3月，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周
因直接报毛而没报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彪，再报毛，为此周还亲自向林彪写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接信后颇为感
动，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致谢，后被叶群拦下，改以电话问候。

对康生：知道康生的厉害，敬而远之。

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它一概不管。

　　林深居简出，除了随毛露面，很少有接见军队人员的行动，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很少过问」，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很少接触.

林彪对「永远健康」的祝辞也非常害怕。1967年6月16日，林与毛一起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
祝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

可是当机会到来时，林彪也迅速出手，这是他的一贯特点.1967年3月20日，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毛权衡后加以制止，林退缩回去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爆发，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本来没准备参加中央文革预定在7月25日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向中央文革小组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群众大会，于是，林彪第一次成为主角登上天安门。7月下旬，林彪主动接见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说「寄希望于小将」，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武汉事件和林彪在7月20日以后的行为引发全国性的「反军」高潮，各地执掌军政大权的非林系的军队大员，如许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跃」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当着随行的杨成武和其它工作人员的面，对祝林彪身体「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不满，又对杨成武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毛下台的旧事。毛要杨速回北京，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由杨成武在招待会致词50。毛的这些举动，一下把林彪打缩回去了。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来了个「大撒手」。8月25日，为了稳定大局，毛下令抛出王力、关锋等，又一次要杨成武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周认为不妥，要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此时，倒刘大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毛只是要敲打林彪一下，并没有「换马」之意，9月24日，他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之后，毛又有一系列安抚林彪的动作，1967年11月25日，毛作出批示，拒绝了林彪提出的删去对他评价太高的词语，表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1968年3月，又来机会了，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因杨成武、余立金都向他封锁毛在上海的讲话，而毛也有考虑，杨成武「四面讨好」，傅崇碧跟周恩来较紧，余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1969年4月，九大期间，属于林彪系的温玉成突然被林废黜，毛也接受了。这是毛对林彪的最后一次给予。

1966至1968年，几乎军队的所有决策均须事先报钓鱼台，得毛和江青同意后，才能推行，林彪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亲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来自于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这几年的情况，大致如此。毛依靠军队，稳住了大局，又以军队为中心，重新建党，恢复了秩序。

三、叶群扮演的重要角色

考察50年代后的林彪，不能忽略其妻叶群在林彪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众多革命女性中的一员，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组教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林彪奉毛命去重庆期间，叶群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在受审查时间，曾「往洗脸盆里大小便」，从此紧紧抱住林彪这棵大树，在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安全渡过。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有文化，好读书，悟性很高，在50年代，叶群陪伴丈夫一同韬晦十年，夫妇双修「宫廷学」，一直督促林彪捧毛。

叶群和江青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野心，有文化，叶群本来比江青有「人情味」，对下属和「林办」工作人员的态度也较好，但自文革介入高层政治后，也变得和江青一样，作风专横，都是满嘴意识形态大话，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派头.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和江青的不同点是：江青不能当毛的家，只是毛的工具；叶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当林彪的家。叶群虽然经常受林彪的训斥，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对林彪有怨气，但共同的利益已把她和林彪紧紧捆绑在一起。林彪在赋闲的十年，已习惯于依赖叶群，也从多年的经历中相信了叶群判断能力的准确性。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基本以林彪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重大场合，而实际她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一）林彪接触的信息。

（二）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督促林彪捧毛捧江青。

（三）代表林彪，指导军中有关重要的人事事务，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

毛在文革初期对军队的领导机构做了精心的布局，1966年初，毛命令叶剑英取代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担任此职一直到1967年3月。此时发生全国夺权、军队「支左」及「二月逆流」，军委机构名存实亡，由各大军区各自为政，北京只有一个由杨成武的总参的班子负责备战工作。1967年夏，毛去南方，江青、林彪、叶群建议成立「军委看守小组」，8月7日经毛批准，确定吴法宪为组长，而叶群实际上是「军委看守小组」的灵魂人物。9月23日，毛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看守小组」，改名为「军委办事组」，由杨任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爆发，「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负责，叶群等为成员，叶群几乎不参加办事组的会议，但在其中仍起关键作用。毛了解叶群在军委办事组的角色，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毛对叶群揽权没加以制止，是把叶群当林彪的替身看待的。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叶群只是军队的一个上校，因为是林彪的妻子，就可以参加军队最高领导机构的工作，这是十分反常的。然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中的1966至1971年的特殊时期，「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却是常见现象。因为，革命不分性别，而且出于保密的需要，首长夫人被认为政治可靠，于是从江青开始，到省级军政领导人，担任丈夫秘书的夫人比比皆是。由高干夫人担任丈夫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的制度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分寸，全靠首长掌握。此制度在文革前还是局部现象（王光美一度跃入政治前台是一特例且造成严重后果），有刘、邓、彭真以党纪加以控制，但到了文革时期，特别是在1967初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已失控，军队中大军区级以上的高干夫人参政已非个别现象。毛为甚么不加干预？

可能的原因是：毛让江青出山，委以重任，就不好再批评下属让夫人做办公室主任，林彪身体不好是事实，只能让叶群代林彪参加会议，而叶群善于察言观
色，很会说话，使毛对叶群一向不反感，曾被毛称许为「八级泥瓦匠」。而且女性参政是可控的，其性质都是首长的附属物，好坏都拿丈夫是问，或鸡犬升天，或一
起下油锅。

四、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黄、吴、叶、李、邱进入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也主要由林的几个部下组成，周恩来、康生还以党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发言，表态拥护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毛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但仍有迹可寻：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故意提名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加以试探，林彪迅即反应，高呼「毛主席当主席」。4月 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迅即打断周的讲话，流泪颂毛。然而毛还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人批评中国为「军事官僚体制」的一番话，来曲折表达对林彪的军系力量膨胀的担忧。毛把许世友、陈锡联拉进政治局，还提拔李德生，使之也进入政治局，以图对林彪加以制衡。毛对大军区第一把手的任用极为用心，对这一级军队领导，林没有任何用人权。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1969年6月，他在武汉多次批评对他个人的形式主义的吹捧，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四个伟大太讨厌！」。以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一说是1970年4月底），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不保。

林彪此时已知道毛有废储之心，却未能避开毛的锋芒，林彪在九大期间的重大失误是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而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在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开始飘飘然了，从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1969年10月，林彪将其子林立果在军内搞科技发明的报告上报给毛，得到毛的嘉勉，毛还专门接见了林立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势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对毛造成巨大打击，毛仅有的一个儿子身体又非常不好。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着林立果前往国防科委一军工厂视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黄永胜随侍左右，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众将领尾随其后，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又在空军作「讲用」报告，用林彪原先准备九大政治报告的材料作「底料」，从「中国一定要强盛」，讲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大话炎炎，讲了七小时，小册子在军内广为流传，空军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林彪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

毛的更大的疑心来自对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的警惕。1969年10月18日，林彪没等毛做指示就通过黄永胜下发了「号令」，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林彪夫妇在对毛的问题上一向谨慎，这次却百密一疏，铸下大错。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后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才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示，后被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东兴把林彪报给他的「第一个号令」烧掉。有资料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就在这一天，林彪又写了两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幅给自己，另一幅送给叶群。

在林、江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中，真正的主宰还是毛，最初谁都不知道毛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毛就用过此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有资料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许多群众激动地说，「这样做不对，毛主席不能把我们丢下」，「今后我们听谁的话呀！」「我们不是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吗？」「毛主席作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就像有个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还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国主席我接受不了，这样喊万岁怎么喊？全国人民要求他还当怎么办？」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没资格取代毛主席的国家主席一职，「除了他（指毛主席），谁也当不了」，「共和国主席权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当，别人当会不会出问题？」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所以1970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而在1958至1959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于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是故，当毛在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然而，这次毛不愿当国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为1959年后的「一国二公」给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时，中央就通令全国，将所有人民团体的「主席」一职，全部改为「主任」。到了1970年，十一年前王敏生讲的话果真应验，现在毛主张干脆废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林彪为甚么主张设国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劝进」回答毛的试探；其次，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份，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份的重视：林彪除了国防部长一职，都是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而「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都是描述性语言，连虚衔都谈不上。这一次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征，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人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关于「天才论」和「三个副词」的争论，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采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一）抛出陈伯达。陈伯达跟随毛几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识形态学的主要构建者，在毛发动文革的1966年，陈伯达不留退路，无保留支持毛，又给江青做挡箭牌，但到了1969年后，毛对陈的不满已很深，陈伯达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开始向林彪靠拢，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跳出来，为林系打先锋，毛通过打陈伯达，警告林彪。

（二）开展「批陈整风」。毛在没等到林彪的「表态」后，于1970年12月，毛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毛又针对军队，发起「反骄破满」运动，提出「军队要谨慎」，批评林彪提倡的「讲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头直指林彪。

（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讨。

（四）1971年5月31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口头传达经毛审阅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记要〉，让人民知道，毛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嫌。

（五）兵不厌诈，1971年6月9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痹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

（六）1971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但此时，毛还没有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于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征。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资料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由于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托；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于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于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霍查、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伙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耍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资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尝，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于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 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注），「林家完蛋」。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网友推荐，五柳村2011年12月30日收到。

1991年8月25日之後﹐蘇聯共產黨作為一個擁有90多年歷史﹑近兩千萬黨員﹑獨掌大權74年的大黨轟然倒塌﹐蘇聯國家也因之瓦解。舉世各界人士在震驚之餘﹐紛紛提出猜測﹑進行研究﹕是什麼原因使這種事情能夠發生﹖

有的人認為﹐蘇共的垮臺﹐主要是由於西方的“和平演變”政策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固然﹐西方的宣傳能起到一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那頂多只能是外因﹐決定性的因素還在於其內部。正如美國學者大衛.科茲所說﹕“無法想像﹐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連在美國大門口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古巴）都消滅不了﹐竟有能力策劃把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搞垮”﹐“外部壓力始終只是事態發展的一個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因”﹐“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的腐敗分子﹐我這裡指的是十萬人左右的佔據著黨政機關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正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有的學者說﹕“蘇共的垮臺﹐是經濟失敗必然導致政治失敗的一個例證。”這一論斷似是而非﹐同樣經不起檢驗。

對此﹐需要作具體分析。20世紀30年代﹐在當時特殊條件下﹐蘇共以強制的方式﹐在短短的時間裡走完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花一百多年才走完的工業化的道路﹐一躍而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國﹐尤其在航天和軍事科學領域﹐成為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在戰後的幾十年間﹐蘇聯的經濟發展雖然落後於西方﹐但是生產力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當政期間﹐國際市場原油價格猛漲﹐蘇聯屬於石油出口大國﹐著實發了一筆大財﹐同時蘇聯人民的福利也有一定的提高。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曾提出過一個簡明的公式﹕“蘇維埃＋電氣化＝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但最終蘇聯卻是﹕蘇維埃（政權）有了﹐電氣化也有了﹐而社會主義卻消失了。

這說明﹐即使生產力有所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並非就萬事大吉了。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腐敗﹐還是會垮臺的。

有人把蘇共的垮臺﹐歸咎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也不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斯大林的統治開始﹐幾十年的暴政以及長期的腐敗﹐像火山噴發後結成的熔岩﹐積累起來﹐壓在戈爾巴喬夫身上﹐他雖然發現了問題﹐但也無力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

在蘇共垮臺前不久﹐即1989年前後﹐蘇聯社會科學院曾做過一個“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結果是﹕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認為蘇共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這項調查說明蘇共已嚴重脫離了群眾﹐盡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棄。

應該說﹐這才是使蘇共垮臺的主要原因。

造成這種情況﹐蘇共歷任的第一把手們當然不能辭其咎﹐但根本的原因還是應從制度上去找。

鄧小平曾經說﹕“過去發生的多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1

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在論及蘇聯事件時也講過﹕像斯大林那樣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現象﹐在英﹑美﹑法等民主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2 也就是說﹐連毛澤東也承認﹐這些民主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制約國家領導人不能為所欲為﹐因而不可能發生斯大林那樣的暴行。

那麼﹐究竟是何種制度上的因素促使蘇共遽然垮臺呢﹖

曾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任俄羅斯共產黨第一書記的久加諾夫認為﹕蘇共之所以垮臺﹐是由於在長期一黨專政的制度下﹐實行了“三壟斷”。這是久加諾夫根據親身經歷﹐深刻反思得出的結論。

何谓“三垄断”？

即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經濟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和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管理制度。下面我們通過蘇聯的情況對此作一些分析。 


所謂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即享有不受任何監督﹑任何制約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只有在一黨專政或變相的一黨專政情況下才能發生。斯大林統治蘇聯近30年的劣跡就是這種壟斷的惡果。

由於蘇聯和第三國際對輿論的控制﹐過去人們長期一直被蒙在鼓裡﹐直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以後才初步揭開了黑幕的一角﹐以後又陸續暴露了一些真相﹕

在十月革命期間﹐和列寧一起領導革命並負責軍事指揮的主要是托洛茨基﹐此外其他領導人還有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而斯大林只是該領導集團中的一人。但當他一旦掌權並坐穩了江山以後﹐就以種種藉口﹐逐個地從肉體上消滅了這些革命元勛。托洛茨基雖已流亡國外﹐斯大林也沒放過﹐還是派特務去暗殺了他。同時﹐還在“托派”的罪名下﹐牽連到蘇聯國內外包括中共在內的許多革命者均被無辜殺害和殘酷迫害。

其實﹐早在1934年前﹐蘇共的一些老幹部已經覺察到斯大林的弊病﹐曾經醞釀要撤換斯大林﹐以挽救革命。米高揚﹑奧拉赫拉什維里﹑彼得羅夫斯基﹑奧爾忠尼啟則等﹐找到當時在黨內有極高威望﹑時任列寧格勒黨委書記的基洛夫﹐提出有必要撤換斯大林﹐並請基洛夫出任總書記﹐但卻被基洛夫拒絕了。不知是出於對斯大林的忠誠﹐還是為了討好或恐懼﹐基洛夫竟將上述動向如實地報告給斯大林。1934年﹐蘇共十七大選舉總書記時﹐斯大林有三百多張反對票﹐而基洛夫卻只有三張反對票。卡崗諾維奇向斯大林彙報了投票的結果﹐斯大林下令只保留三張反對票﹐其餘的反對票就地銷毀﹐並向全黨全國隱瞞了真實情況。為此﹐斯大林對蘇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們懷恨在心﹐在而後的1937~1938年大清洗中﹐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中竟有1108名被捕﹐而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人（佔70％）被槍殺。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帥銜在內的陸海軍高級軍官中﹐被鎮壓的有512人﹐佔全體人數的66％﹐其中肅反運動開始前的六名元帥中﹐有四名被處決﹐195名師長中有110名被殺掉﹐220名旅長中有186名被殺掉﹐海軍艦隊司令員只留下一人。另外﹐航空國際委員會和化學委員會的領導人幾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殺掉。從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肅反運動到底鎮壓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個謎。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從戈爾巴喬夫時代（1987年開始）到葉利欽時代一直擔任為政治迫害犧牲者恢復名譽的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最近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在肅反運動中受迫害的人數可以說有兩千萬人﹐也許還要多。我認為多於此數。天才的學者維爾納茨基院士說是1600萬﹐而我傾向於兩千萬。全部問題在於﹐在這些數字中目前還沒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復名譽的人計算在內。例如那些被從其居留地流放到遙遠地區的農民。”雅科夫列夫十幾年一直在從事受難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說法應是權威的。1937~1938年是鎮壓的一個高潮。據1953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在宣佈社會主義建成後的這兩年有134.4923萬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1692萬人。同時﹐肅反擴大化還嚴重毒化了社會氣氛﹐也毒化了人的心靈。社會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連身任政治局委員高位的赫魯曉夫﹐每天早上出門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為了自保而捕風捉影地向當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訊逼供下﹐提供偽證。據雅科夫列夫說﹐大約75~80％的人是因為告密被捕的。肅反運動只舉行過三次公開審訊﹐其餘全都是秘密逮捕﹑審訊﹑槍決﹐這種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做法﹐在全世界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嚴重損傷了蘇共的形象﹐同時也在共產國際時期各國共產黨之間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種子。

赫魯曉夫雖然揭露了因斯大林的個人迷信造成的惡果﹐並頻繁地大規模更換幹部﹐但是他本人卻仍搞集權制﹑終身制和新的對自己的個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尚比較注意維護集體領導原則﹐防止個人集權過多。然而﹐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經濟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領袖地位漸趨穩固後﹐也開始大搞個人集權﹑大樹個人威望。在報刊﹑書籍和廣播中﹐大量傳播他的語錄和指示﹐任意拔高領導人在歷史上的功勛﹐大肆宣揚當前的政績﹐給自己頒發各種勛章﹑獎狀﹐掩蓋和粉飾種種失誤和缺點。對涉及國內外局勢的重大問題也是由極少數人專斷獨行。像1979年底蘇聯出兵入侵阿富汗這樣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葛羅米柯（外交部長）和烏斯季諾夫（國防部長）等幾個人作出決定。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選和任命各級領導幹部時﹐也存在嚴重的任人唯親﹑裙帶關係現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內務部第一副部長丘爾巴諾夫﹐此人長期以來受賄和濫用職權﹐欺壓幹部﹑群眾﹐卻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後﹐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爾巴喬夫儘管喊“公開性”和“民主化”比誰都響﹐但他本人在黨內也很專斷﹐出了問題則找一個“替罪羊”。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總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

在各級幹部身上﹐個人專斷﹑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的政治特權現象也比比皆是。前蘇聯著名學者阿法納西耶夫在《別無選擇》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在前蘇聯﹐“在提高黨的領導作用的口號下﹐領導者們事實上自我宣佈為各共和國﹑邊疆區﹑州﹑地區的‘家長’﹐他們取得了不受任何監督﹑高居於法律之上和處於法律之外的權力”。3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裡﹐稱勃列日涅夫時期為“停滯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裡“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是一手遮天﹐鉅大無邊的”﹔“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會有誰有膽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違令不去滿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純潔的黨員幹部和他們的熟人就是在這種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濫用了這種權力”﹐因而任人唯親和賄賂“氾濫成災”。4

高度集中的體制導致等級森嚴﹑個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個人崇拜條件下﹐斯大林被奉為至高無上的﹑幾乎可以說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絕對正確的﹐他的獨斷專行﹑濫用權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為幾乎被神化的人﹐黨和國家的領袖不僅與人民群眾之間在人身上處於一種不平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就是在與其他領導人之間﹐他也是處於一種不平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斯大林的女兒阿利盧耶娃在她的記述中有兩段話極其形象地描述了在個人崇拜形成之後人們的心理狀態。她寫道﹕“臨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圍只剩下一些噤若寒蟬的﹑忠實的﹑害怕得兩眼發滯的契卡們和那隨時準備‘不假思索就跳進火裡去’的‘謙虛的’同謀者們。”5 在等級森嚴﹑個人崇拜的條件下﹐很自然地會出現人身依附關係。這種人身依附關係在前蘇聯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幹部地位的昇降往往以領導人的好惡為依據。斯大林周圍的人是否官運亨通“並不取決於工作成績﹐而是取決於‘領袖’的賞識”。二是最高領導人周圍的人物大多對領袖俯首帖耳﹑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膽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謀求信任與提拔。阿利盧耶娃在《僅僅一年》一書中說﹐當她的父親斯大林在世時﹐從貝利亞到馬林科夫﹑米高揚﹐“無一不是唯唯諾諾﹐亦步亦趨”。6 三是領袖周圍的幹部與領袖之間有時甚至是一種人身屈辱的關係。例如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就曾經記述﹐自己如何受斯大林之命在眾人面前跳舞出醜的情景。據前蘇聯歷史學博士鮑里索夫教授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在斯大林周圍的人中間﹐對斯大林產生了“主人”這個詞。“既然這樣﹐斯大林和貝利亞之間的關係﹐就是主子和聽差的關係。斯大林可以淩辱他﹐打他的耳光﹐往他臉上潑茶水。”

“任人唯親﹐蔭庇親友﹐排除異己”是普遍現象。雖然蘇共有時強調選拔幹部要貫徹民主原則﹐並在一些基層單位和科研單位表面上實行領導幹部的直接選舉制和聘任制。但實質上﹐還是缺乏民主﹐在選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門的領導幹部時﹐往往以領導者個人的好惡﹑印象代替考核﹐以對領導者個人是否忠誠代替德才標準。任命前不廣泛聽取群眾意見﹐任命後也缺乏群眾監督﹐在選舉黨﹑蘇維埃﹑共青團﹑工會等組織的領導幹部時﹐候選人名單實際上由上級決定﹐並實行等額選舉。這種選舉很難充分表達選舉人的意志﹐選舉只是形式﹐實質還是委派。許多地方和部門未能堅持選拔幹部的標準﹐出現了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的現象。斯大林對此曾指出﹕“挑選工作人員常常不是根據客觀的標準﹐而是根據偶然的﹑主觀的﹑庸俗市儈的標準。有人常常挑選所謂熟人﹑朋友﹑同鄉﹐對個人忠實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慮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稱職。”7 在1952年蘇共十九大上﹐馬林科夫的總結報告也指出﹐幹部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有些領導者在挑選幹部時不以他們的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為根據﹐而以親戚關係﹑朋友關係和同鄉關係為根據。常常有這樣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曉業務的工作人員﹐因他們對缺點不肯容忍而使領導感到不舒服﹐結果便在各種藉口下被排擠出去﹐而代之以品質可疑或者完全不稱職但被一些領導者認為隨和可親的人。”從而﹐“形成了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家庭﹐他們互相庇護﹐把他們小集團的利益放在黨和國家的利益之上”。8 這說明﹐包括斯大林﹑馬林科夫在內的領導人﹐對這種制度的缺陷是認識的﹐但他們無法也無意加以改變。就任人唯親而言﹐據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說﹐斯大林的廚師和專為他的廚房採辦食品的人員中﹐有的當上了陸軍少將﹐有的當上了陸軍中將﹐並且還不斷被授予各種勛章。阿利盧耶娃在《致友人的20封信》中則指出﹐斯大林身邊的警衛人員儘管粗魯不文明﹐卻成了在“幕後操縱大權的人”。有的甚至還擔負起向一些藝術活動家們講授“斯大林同志的口味”的工作﹐並向藝術家們轉達斯大林有關電影﹑歌劇以至建築物造型方面的意向。9


蘇共對經濟利益的壟斷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質的特權制度。

這種壟斷必須和前面說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結合在一起來考察﹐即包括了﹕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醫療條件﹑交通條件﹑子女上學條件﹑出國旅遊以及享受多種文化娛樂項目……當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當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權力得到的就越多﹐而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僕”的名義下得到的﹐一些依附於當官的各種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絕大多數被稱為“社會主義”的人民大眾則是與此無緣的。

應當說﹐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和蘇聯建國初期﹐蘇共領導人還多少能保持一些共產黨人應有的品德﹐特權現象較少。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著簡樸的作風﹐他女兒阿利盧耶娃說﹕“父親只穿一件尋常的夏布軍衣過夏﹐而過冬就是一件尋常的毛料軍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還有一件怪模怪樣的皮領大衣﹐革命後就穿著它﹐再加上那頂帽子”。“一件大元帥服也打了補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盧耶娃去一個工業學院學習時﹐不僅不坐汽車上學”﹐甚至還不讓其他學生知道她是誰。1932年她自殺去世後﹐女兒回憶說﹕“我們的生活是非常樸素的。”10

但是﹐領袖個人一時的樸素改變不了整個制度。因為斯大林掌握著對他的下級臣民的昇降﹑任免﹑賞罰以至生殺之大權﹐因此許多人就千方百計巴結他﹑討好他﹐以便自己能得到提拔和多種好處。漸漸地斯大林就習以為常﹐認為理應如此了。

斯大林手下的人為他在南方“建過好幾座別墅”﹐斯大林有許多兼職﹐每個兼職每個月都會送來一袋錢﹐多到斯大林“連封條都懶得拆開”﹐反正整個國家的財富都幾乎等於是他的﹐所以負責管理他的家庭生活的人為了討他歡心﹐開支毫無節制﹐“猶如是把政府的錢往陰溝裡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畢業於一個航空學院﹐開始投身於戰爭時只是一個20歲的上尉﹐戰爭結束時已是一個24歲的中將。1947年從東德調回莫斯科﹐儘管這時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卻立即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阿利盧耶娃說﹐他無所不為﹐“沒有什麼特權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麼就怎麼﹐可以要啥有啥。”“他作為軍區高級官員﹐有權支配大筆款項。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像警衛長之類的大員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著政府的汽車﹐過著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的生活。”11 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之外﹐1930年代初期開始﹐高級幹部包括汽車﹑別墅﹑僕役在內的一切家庭生活費用由政府開支已經成為一種“制度”﹔不僅黨內要員享受著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們的親屬也利用其特殊地位“為自己﹐以至他們的近親遠戚﹐過上了豪華生活”。

這裡以一位中央某工業部部長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為例。部長月薪是2.7萬盧布﹐據曾在克里姆林宮生活多年的沙圖諾夫斯卡婭說﹐這大約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師﹑醫生﹑熟練工人的工資高20~25倍。除此之外﹐還經常會得到“紅包”。因為不便於無限制地提高幹部的工資﹐於是當局想出了發“紅包”這樣一個巧妙的辦法。所謂“紅包”就是一個封好的裝錢信封﹐這裡頭裝了多少追加的錢﹐按什麼樣的秘密名單分發﹐出自哪一項基金﹐普通老百姓是無從知道的。關於這個“紅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對一位採訪者曾經談到過。他在談話中不僅證實了這種“紅包”制度確實存在過﹐而且指出這一制度是在二戰後由斯大林親自提議實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給黨內和軍隊領導幹部送一大筆錢”。12

斯大林在位時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設立了一套特權制度。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連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被當作貴族供養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裡﹐為高爾基服務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裡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羅曼.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苦奮鬥的狀態之中”﹐沿途的一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羅蘭斷言﹕“這個黨今後還會繼續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他們把榮譽﹑財富與金錢的優勢都攫為己有”。13 關於蘇聯領導層的特權化﹐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 — 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裡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四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櫃檯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14

應該說明﹐斯大林時期確有一部分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比較高﹐還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並不等於“特權”﹔而且這些人為數較少﹐也不是在全國普遍存在。當時處於革命與戰爭時期﹐國內物質條件還不富裕﹐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理想在廣大群眾和幹部的思想上還是非常神聖美好和金光燦爛的。斯大林對各級幹部的不斷清洗和衛國戰爭的艱苦鬥爭也使得幹部隊伍無法穩定。所以﹐在斯大林時期還不具備產生“特權階層”的成熟條件。這一群體是在赫魯曉夫時期開始出現的。這時幹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因自己的地位和命運隨時可能出現不測而提心吊膽﹐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這一時期頻繁的黨內鬥爭和赫魯曉夫主觀隨意性的體制改革以及關於幹部輪換的硬性規定﹐使得這一隊伍經常處於變動狀態之中。

前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在得勢的幾十年間﹐紛紛把分管財務變成自己的家產﹐各級官員和企業負責人暗中合作﹐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據1962年5月19日的蘇聯《紅星報》報道﹐列寧格勒一個軍用工廠的領導人﹐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工廠所有關鍵性職位上﹐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三年內﹐僅出售自來水筆一項就貪污了120萬盧布。另據1962年5月18日的《烏克蘭真理報》報道﹐哈爾科夫的一個傢具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幾個老婆﹑幾輛汽車﹑幾所房子﹐並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這些企業負責人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系統和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者和代理人﹐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幹部的支持和庇護。據1963年10月20日的蘇聯《消息報》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報.星期副刊》報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個附屬工廠的廠長及其一夥﹐通過賄賂﹐獲得了58部針織機和大量原料﹐同52個工廠﹑手工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搭上關係﹐幾年中賺了三百萬盧布。他們收買了社會保安機關工作人員﹑監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特別是其執政後期﹐一方面由於體制的僵化和幹部隊伍的穩定﹐特別是事實上的終身制得以確立﹔另一方面由於黨內外民主和群眾監督機制的破壞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對幹部的侵蝕﹐“特權階層”終於開始形成。據俄羅斯學者最近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三百萬人之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

這個“特權階層”成員的主要特徵是﹕第一﹐他們掌握著一些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企業﹑農莊的絕對領導權。第二﹐多數人文化程度較高﹐受過高等教育﹐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經常去西方國家訪問。第三﹐這些人已不是當年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來說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的東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在他們頭腦中已經淡薄。第四﹐他們不以享有比一般規定的高級幹部待遇還要大得多的特權為滿足﹐而且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家財產。他們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領導的企業﹑農莊當作資本﹐從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產經營活動﹐獲取大量利潤。據估計﹐在80年代初期﹐各種不同類型的“影子經濟”的收入已達到數十億盧布之鉅。用美國學者大衛.科茲的話就是﹐這個“特權階層”非常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沒有意識形態的立場﹐最會重複官方的意識形態詞句而不去想念它﹐只關心自己的特權和利益﹐只有極少數人相信社會主義。

這個“特權階層”對蘇聯社會產生的消極影響主要在於它因循守舊﹐反對進行有損於自己利益的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從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的1987年開始﹐蘇聯許多部委改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過企業法等文件﹐使這個時期的部長﹑副部長合法地變成了康采恩董事長﹐財政局長變為銀行行長﹐物資局長變為交易市場老闆﹐石油部變為石油公司。這是一個變革過程﹐但是實施這個變革的主體錯位﹐在許多情況下權力已經人格化。當時蘇聯官僚權貴階層羽毛已經豐滿﹐他們成為實施這個過程的主體﹐並且已經窺視到了以國家名義支配國有財產的機遇。由於蘇聯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權貴階層以集權方式支配國有資產的途徑十分方便﹐藉口也堂而皇之。權貴階層作為實施這個過程的主體﹐可不費吹灰之力將財產的國家所有實際上變為官僚支配。同時﹐由於國家法規不健全﹐國有財產管理混亂﹐使國家和國家所有權變得十分抽象和空泛﹐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權逐漸演變為隱性的佔有權。當時連共青團也動了起來﹐開始經營“共青團經濟”﹐開辦共青團商品交易所。“人們委託我成為百萬富翁”﹐成為當時一些青年幹部的口頭禪。官僚利用權力開始在國有的名義下暗自積聚個人資本﹐但這個時期他們還不具有階級屬性﹐而是蘇聯制度下的權貴階層﹐是對人民財產獲取的特殊佔有形式﹐即以隱性佔有的方式來積累資本。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誤為官僚加劇變異提供了特殊的客觀環境和條件。這一階段﹐蘇聯的權貴階層以通過權力支配國民財富﹑加速對國有資產的隱性佔有﹑權力人格化為基本特徵。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揭露的特權現象則要嚴重也具體得多。葉利欽在他的書中指出﹐在他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也就是蘇聯解體前夕﹐各級幹部在生活上享受各種等級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 —“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他以別墅為例﹐“關於我的別墅情況﹐我想另外再說幾句。這個別墅在我之前是屬於戈爾巴喬夫的﹐後來﹐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別墅﹐他就搬到那兒去了”。 15

葉利欽在書中還談到地方州裡和莫斯科市的特權現象。由於葉利欽本人先後擔任過一個州委的第一書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來是比較可信的。關於州裡的情況﹐州委第一書記是個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當你想讓全州的人們都過得更好﹐“都能真正過上人的生活﹐讓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個州委第一書記會感到權力不夠用﹐很為難。但是如果你想為誰安排一個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給某人一點什麼好處﹐那麼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就會顯得“鉅大無比”。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幾十個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扎”。

“這種情況以前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16


關於戈爾巴喬夫時代的領導幹部的特權問題﹐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中寫道﹕“當人們瞭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採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後一丁點的信任。”“沒有信任﹐也就談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17 曾被蘇共視為異己分子的葉利欽﹐可以說恰恰在這一點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擁護。戈爾巴喬夫下臺前曾會見葉利欽﹐希望自己下臺後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權﹐但被葉利欽拒絕了。

蘇聯解體後﹐由部長﹑局長等轉變而來的總裁和經理們便利用權力公開掠取國有財富。蘇聯解體使原來的國家制度消失了﹐原來國家對財產的所有成了空話﹐這造成前蘇聯國有財產在時間和空間上一度出現無人管理狀態。但在高度集中體制條件下由官僚變成的總裁﹑經理階層還在﹐他們利用前蘇聯集權體制為他們佔有財產所創造的便利﹐借制度轉換之機﹐搭乘從權貴階層走向官僚資本階級的直通車﹐開始公開地以實實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國有資產。另一方面﹐制度的轉換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轉換的不可逆轉和完成。俄羅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將蘇聯時期的國有資產轉移紿權貴階層。因為這些權貴在制度劇變時很容易由蘇聯時期權貴階層直接塗上資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帶著資本直接演變為官僚資產階級。蘇聯解體後於1992年開始的人人有份的證券私有化鬧劇只是從法律上﹑政治上承認官僚對財產的事實私有。可以說﹐俄羅斯私有化本是資本領域的變革﹐它宣佈前蘇聯權貴階層對國民財富的濫用合法化﹐宣佈前蘇聯所創造和積累財富的隱性佔有為公開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資產階級的順利生成。

伴隨著權貴階層的形成過程﹐蘇共逐漸走上了腐敗變質的道路﹐切斷了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關係。從蘇共蛻變變質的過程來看﹐蘇共的腐敗從根本上來說是權力的變質﹐一切腐敗現象都同沒有正確對待和使用權力有著密切的關係﹐即“權力異化”。

所謂“權力異化”﹐概括地講﹐就是﹕

一是理想權力化﹐即背棄革命理想﹐單純地追求權力。列寧時代的革命者面臨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若能從監獄中逃出﹐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逃亡國外﹔而在後來持大學文憑和口講良心的入黨者面前﹐則是飛黃騰達﹑特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乾的物質的滿足。如果把權力看得高於一切﹐就會把革命理想拋到九霄雲外。權力慾越膨脹﹐思想信仰就越少。18

二是權力特權化﹐就是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個人的特權﹐變成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蘇聯官員的特權名目繁多﹕（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靡費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佔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權。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三是“公僕”官僚化。許多黨的領導幹部在成為國務活動家之後沾染了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毛病﹐他們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而且“高級官僚已經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甚至是一個由那些具有自己的準則﹑習慣和社會心理的人們所構成的幫派。”“最可怕的是﹐提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係﹐而不是憑藉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即使具有最好的個人品質和稟賦﹐也幾乎都會成為官僚主義者﹐而如果某一個官員沒有發生這種蛻變﹐那麼這個幫派就會把他排擠和拋棄掉。”19

四是權力商品化﹐就是進行權錢交易﹐把權力作為撈取金錢的手段。特別是在1970年代改革的浪潮興起以後﹐公開的和秘密的權錢交易惡性地蔓延開來。許多官僚和企業領導﹑在黨政機關和外貿部門工作的幹部跳上公司﹑銀行經理的寶座。他們依靠手中權力﹐採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斂財富。公司的辦公室往往設在黨團市委和區委的辦公室裡﹐成為官商合一。這些人賺錢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領域中倒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甚至走私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金屬﹑核原料﹐大發橫財。這些活動並不是孤立的﹐在監察和司法機關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國家機關中高級官員的支持和庇護。就連派赴阿富汗軍隊的軍官也從事武裝走私活動﹐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 


所謂壟斷真理﹐實際上是一種對思想的鉗制﹐它的最初表現形態就是宣稱﹕只有黨的理論﹑理想﹑文件才是真理（進而又發展為凡是黨的領導者的思想﹑言論﹑指示都是真理）﹐必須無條件絕對服從﹐它是一切媒體﹑言論的導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說的就是對的﹐凡有任何一點懷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違反真理﹐就是“階級敵人”﹐應予以鎮壓﹐甚至肉體消滅。

這種情況﹐在斯大林統治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斯大林極端專橫﹑粗暴﹐由於他的暴政冤枉而死者以千萬計﹐幾乎涉及每個家庭都有受害者﹐它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幾十年以後還能覺察到。但是當時斯大林被奉為神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對蘇共﹑蘇聯﹐以至整個共產國際的神聖指示﹐是絕對正確的真理。不僅對平民百姓﹐斯大林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就是斯大林周圍的高級幹部也對領袖俯首帖耳﹑唯唯諾諾﹑卑躬屈膝﹑唯命是從﹐以求保全自己的地位﹐或謀求信任與提拔。

赫魯曉夫雖然揭露了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但他自己當權後也培養了對自己的個人迷信。他讓自己的女婿當上蘇共中央報紙《消息報》的總編輯﹐並掌握了蘇聯的新聞局﹐以求嚴格地控制輿論。

1964年﹐勃列日涅夫用陰謀的手段﹐搞掉了赫魯曉夫﹐自己登上了第一把手的寶座以後﹐也繼續培養對自己的個人迷信。

前蘇聯《真理報》主編阿法納西耶夫曾是蘇共報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員。他在《“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一書中回憶說﹕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並不要求有什麼“新思想”﹐更不要說有什麼“獨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於把那些早已陳舊﹑無人感興趣的思想換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應當說就已經體現出十分的“創造性”了。“我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一週一週地﹑一月一月地寫作﹑炮製﹑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工作好像十分光榮﹐但是“當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詞和信誓旦旦的許諾與事實不符﹐你就會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痛苦”。20

這是一個有良知的人的真誠坦白。但就是這種與現實不符的所謂“領袖的文件”﹐卻要全國官員和人民當作真理﹐當作教條一樣頂禮膜拜﹐不許有半點懷疑﹐否則就會受到嚴厲的懲處。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和宣傳中﹐蘇共也是採取壟斷的教條主義的態度。

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和馬列主義背道而馳的﹐但是卻被認為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他所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被奉為學習馬列主義的經典。其實這本書大量歪曲事實﹐把十月革命的勝利說成是列寧和斯大林兩人領導的﹐列寧已死﹐實際上就是說斯大林一個人領導的﹐這就為他從肉體上消滅十月革命的其他領導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製造了“根據”。列寧去世前﹐曾給黨中央寫信說﹐斯大林太粗暴﹐他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能否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沒有把握﹐列寧建議黨中央另選一人當總書記。這就是所謂“列寧的政治遺囑”﹐但卻被斯大林長期隱瞞起來﹐知道此事的許多人都被殺掉。這樣他就以列寧事業的唯一合法繼承人的身份控制整個黨。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多次發動對資本主義的“全面出擊”﹐批判德波林學派﹐到了30年代中期﹐配合政治上的“大清洗”﹑“大屠殺”﹐在文化﹑思想領域也進行“大清洗”。到戰後初期（1946~1952年）﹐在文化藝術﹑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的大批判﹑大鬥爭﹐使人們不敢講真話﹑說實話﹐否則﹐各種批判和打擊會接踵而來。正如阿爾巴托夫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所說﹕“戰後進行的意識形態運動﹐如反對對西方的‘卑躬屈膝’﹐反對‘世界主義’﹐反對文學﹑電影﹑音樂﹑遺傳學﹑語言學和其他領域中的各種‘偏向’﹐一個接著一個在我們眼前展開。我們看到﹐一些全然無辜的人如何受到殘酷的批判和‘撻伐’﹐我們中大多數人的智力和經驗已足以理解這些事情。許多人對這些事情深感難受﹐雖然很少有人敢於出來公開表示反對 — 這幾乎就等於是自殺。就像這樣﹐許多人也已懂得﹐當時一些荒謬的事卻被當作科學來宣揚。誰要是對把無辜的人說成有罪﹐或對把荒謬之事說成真理表示懷疑﹐誰就會遭到無情的迫害。”“政治家﹑理論家和新聞記者只能用別人的思想﹐即用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斯大林（一般說引用斯大林的話﹐要比引用列寧的話多二三倍﹐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多五六倍）的﹑當時被確認的其他‘領袖’以及《真理報》的近期社論（它們很快就會過時）的思想去寫作﹑講話甚至思考（儘管是很細心和慎重 — 要審﹐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煩）。一句話﹐我們根據自己的經驗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種奴化意識。”21

迫於強大的壓力﹐絕大部分人都選擇了扮演“夜間人”的角色。他們白天處處注意與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間則過自己的生活﹐與家人和朋友議論時政﹑揭露時弊﹑抨擊權貴﹐閱讀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話﹐私下表達對現實政治生活的不滿。1980年代初﹐蘇聯已經出現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的徵兆﹐但蘇共沒有對面臨的嚴峻形勢作出客觀的分析﹐指出擺脫危機的道路﹐尋求社會主義的復興﹐相反他們卻迴避現實﹐繼續在全黨宣傳蘇聯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論原則宣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無可置疑的優越性”。一場猛烈的風暴即將襲來﹐而蘇共全黨卻缺乏認識和思想準備﹐聽不到“盛世危言”的聲音。隨著歲月的流失﹐問題和“失誤”愈積愈多。本來像蘇共這樣一個大黨在其執政過程中﹐不出現失誤顯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頭來不僅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求實的態度去改正和彌補失誤和矛盾﹐而且不以為然﹐總是堅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論﹕說這些缺點不過是偉大勝利中的一個小挫折﹐無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個小黑點。待到問題積重難返時﹐悲劇隨之而來。

最有代表性的是勃列日涅夫﹐他不愛看文字報告﹐而喜歡聽彙報﹐習慣於讓秘書或寫稿人把文件唸給他聽。勃列日涅夫在世時﹐蘇聯出版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講話和報告﹐這些文件都是他的寫作班子為他寫的。他晚年出版的獲得了“列寧文學獎”的《小地》﹑《復興》和《墾荒地》等幾本書﹐也都是專門組織作家和記者為他寫的。他的一切講話﹑報告﹐甚至簡單的致詞﹐都要別人起草。他極少脫離稿子講話。在他晚年的時候﹐即使唸稿﹐也常唸錯。但這樣的人的“報告”﹐卻要全國人民頂禮膜拜地學習。

勃列日涅夫愛好虛榮和愛聽別人阿諛奉承﹐他對表面的榮譽和獎賞有奇特的癖好。他擁有的勛章和獎章總共達兩百多枚﹐其中包括四枚列寧勛章﹑四枚蘇聯英雄勛章。他的有些勛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帥軍銜就是這樣獲得的。他死後﹐送葬行列中為他捧勛章和獎章的軍官達44人之多。

在勃列日涅夫的帶動和影響下﹐形成了蘇聯歷史上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所特有的那種保持表面穩定﹑安於現狀﹑脫離現實﹑空談盛行﹑自安自慰﹑盲目樂觀的“勃列日涅夫風氣”。各級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大發展﹐黨政機構和人員編制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歷史上機關膨脹最大的時期。機構一多﹐製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諉﹑互相扯皮之風日盛。遇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成為常事。據俄羅斯社會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當時黨政領導機構所作的決議能得到執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在蘇聯﹐很長時期內根本談不上什麼輿論監督﹐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它們都要按照官方的統一口徑﹐作為官方的喉舌進行宣傳。明明某些官員劣跡斑斑﹐但是不讓揭露﹐說揭露了就是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抹黑﹔有些官員做的壞事太多﹐官方無法隱瞞﹐也只有以黨紀﹑政紀代替國法﹐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昇官﹐某些部門﹑某些地區明明問題很多﹐民眾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讓說﹐媒體只能報喜不能報憂﹐民眾無可奈何﹐於是就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普遍有被欺騙的感覺。

因為蘇聯長期實行的是官員委任制﹐官員們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下級官員只要取得上級官員和組織﹑人事部門領導的好感就可以昇官。因此﹐官員們弄虛作假﹐誇大虛報成績﹐縮小﹑隱瞞工作中的缺點﹔任何敢於揭露問題真相的媒體記者往往受到打擊。因此儘管下面貪污氾濫﹐人民怨聲載道﹐而媒體上還是到處鶯歌燕舞﹐形勢大好。上層的官員們滿足於報刊上虛假的繁榮和表面上的輿論一律而沾沾自喜﹐因為這些上層官員還有他們的上級﹐他們可以此作為自己的“政績”博得自己上級的歡心達到自己昇官的目的。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
3 阿法納西耶夫﹕《別無選擇》﹐遼寧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4 葉利欽﹕《我的自述》﹐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5 阿利盧耶娃﹕《僅僅一年》﹐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1980年編印。
6 阿利盧耶娃﹕《僅僅一年》。
7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頁。
8《蘇聯共產黨第19次代表大會文件彙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阿利盧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10 阿利盧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
11 阿利盧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
12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48~51頁。
13 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 葉利欽﹕《我的自述》。關於葉利欽反腐敗請參看黃葦町著《蘇共亡黨十年祭》第
64~65頁。
15 葉利欽﹕《我的自述》。
16 葉利欽﹕《我的自述》。
17 葉利欽﹕《我的自述》。
18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115頁。
19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117頁。
20 阿法納西耶夫﹕《“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
21 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頁。
22 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第9頁。
2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4~145頁。
24 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第329頁。
2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3頁。
26 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書信集》﹐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頁。
27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122頁。
 


 由於壟斷真理﹐對思想的鉗制﹐對思想文化的專制﹐稍有不同於官方的意見﹐就認為是異端邪說﹐就批判﹑就處分﹐就動用專政工具整肅﹑鎮壓。或投入監獄﹐或關進瘋人院﹐或驅逐出國和剝奪公民權﹐等等﹐這就引起一系列災難性惡果﹐最終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

第一﹐思想僵化﹐教條盛行。蘇聯建立後﹐先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教條﹐進而又將它變成了宗教。以後﹐則把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斯大林文集》當成宗教教科書。由於領導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見解﹑新理論﹐御用學者們看領導者的臉色行事﹐以照抄教條﹐編造大話﹑空話﹑假話為能事﹔廣大學者則懾於專制的恐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在十月革命後的70多年中﹐儘管世界上和蘇聯社會都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但在思想理論上﹑各個社會學科上都沒有得到相應的反映。僅就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變化來說﹐殖民主義崩潰了﹐發生了兩次科技革命﹐高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階級的面貌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可是對於這一切﹐作為本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沒有任何變化﹐還是老一套。正如阿爾巴托夫所說﹕“所有這
一切在我們的社會政治思想中實際上都沒有得到多少有一點兒能說得上是合適的反映﹐因此也就不可能在政策中得到應有的考慮。其後果是災難性的。”22

第二﹐禁錮思想﹐毒化氛圍。斯大林死後﹐那種動輒鎮壓的惡行收斂了一些﹐但指導思想和專制的政治體制及其運行機制沒有絲毫改變﹐仍然實行文化專制﹐壓制不同意見﹐毒化政治氣氛﹐使文藝界﹑新聞界﹑一般知識界一切善於思考的人們本來已經感到很沉悶的氛圍繼續惡化。

對於一些不同政見者﹐實際上就是一些在政治上與官方持不同意見者﹐除了動用充當“思想文化警察”的宣傳部不時地打壓外﹐還動用專政工具克格勃﹐指令基層黨組織和居民區的群眾予以監視﹐鼓勵“揭發﹑檢舉”﹐檢查私人信件﹐竊聽﹑監控電話。這樣一來﹐一方面造就一些小特務﹑告密者﹐他們為一己私利﹐不惜昧著良心﹐陷害那些敢講真話的公共事務代言人﹐其影響便是社會道德淪喪﹔另一方面是廣大幹部和群眾隨時提防遭人揪到辮子﹐害怕被監視﹑告密而噤若寒蟬。同事﹑朋友間乃至家人之間也不敢講真話。在公開場合﹐大家都一起按著上面定的調子唱頌歌﹐說空話﹑套話﹑廢話。表面上﹐好像風平浪靜﹑高度一致﹐實際上是萬馬齊喑﹑鴉雀無聲的後面﹐掩蓋著即將噴發的火山。鄧小平說得好﹕“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23

第三﹐扼殺精英﹐庸才輩出。由於領導者拒絕逆耳之言﹐聽不進不同意見﹐自然就會對各路精英和有識之士或拒之千里﹐或壓制扼殺。正如阿爾巴托夫所說﹕“極權專制的最可怕的後果之一﹐就是人民智力資源的貧乏和枯竭。”24 人們看到﹐無論是赫魯曉夫時期或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提拔到最高領導層的政治局成員﹐其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與他們擔當的職務要求很不相稱。這些人中﹐除個別外﹐可以說是“絕對平庸”。這既指他們的天賦和才能﹐也指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他們差不多都是些雜牌學校出來的﹐什麼函授學校﹑黨校訓練班之類﹐說明他們的基本文化科學素質都十分欠缺。這樣的人之所以能爬到黨的領導高層﹐並非是有什麼真才實學﹐或有什麼顯著業績﹐而是由於能夠緊跟上司﹐亦步亦趨﹐在多次政治風浪中能夠巧避鋒芒﹐有一套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因為他們壓根兒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另一方面﹐由於機遇﹐進入了黨魁的視野﹐被安排為接班人。而領導者之所以喜歡這種平庸之輩﹐除了聽話﹑能貫徹自己的意圖外﹐還因為免除了強者對自己權力的挑戰。領導者自己挑選接班人這個傳統方法本身﹐就是一種十分落後的封建主義的作法。沿襲這種辦法﹐是專制制度所必需﹐因而庸才輩出也正是這種制度的必然產物。

鄧小平說過﹕“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25 蘇聯的垮臺﹐不正是這樣的嗎﹖由於思想僵化﹐生機磨滅了﹐社會停滯不前了。而領導者還不願意承認這一嚴峻的現實﹐轉變思路﹑探索改革﹑激活生機﹐而是堅持教條﹐掩蓋矛盾﹑抵制改革﹑維持現狀。社會上經濟停滯﹑民族矛盾﹑生態破壞﹑教育和健康狀況惡化﹑很大一部分人群陷入貧困等等﹐在領導者眼裡似乎都不存在。於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各種被掩蓋的矛盾終於爆發﹐貌似強大的蘇聯崩潰於一旦。 


“三壟斷”使蘇共獲得了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俄共在一夜之間﹐從被壓迫者變成了統治者。但是如何治理好這樣一個滿目瘡痍的龐大國家﹐對於俄共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他們並沒有做好治理國家所必須的思想﹑組織﹑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準備。由於文化和政治素養不高﹐許多俄共黨員並不具備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的觀念﹔他們在政務活動中不斷表現出了諸如專橫跋扈﹑驕傲自滿﹑爭權奪利﹑腐化墮落等歷代統治者常見的惡習。為此﹐被列寧譽為“革命之鷹”的國際工運活動家盧森堡曾經不無憂慮地指出﹕“黨內過度的集中制和日益增長的專制因素﹐將使國家的政治生活陷入窒息和癱瘓。沒有普選﹐沒有廣泛的新聞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思想的爭論﹐官僚政治將會橫行﹐並使公共生活銷聲匿跡。出類拔萃的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和精英人物﹐只能被‘請去開會’﹐為的是給領袖人物歡呼﹑喝彩﹐並為他們提出的議案舉手通過。”26 托洛茨基也在給黨中央的一系列公開信中批評了黨機關的“官僚化”﹑“特殊化”和“脫離群眾”﹐並說﹕“官僚主義的橫行有使黨陷入絕境的危險”﹐“我們的‘老近衛軍’有逐漸蛻化﹑僵化的危險”。托洛茨基的話並非危言聳聽。

對於上述嚴重情況﹐列寧也早有察覺。為了有效制約政治權力的過分集中﹐列寧曾於1920年9月4日蘇共九大召開的前夕﹐以黨中央的名義向全黨發出了一封公開信﹐提出設立“一個同中央委員會平行的監察委員會”的建議。幾天後﹐此建議在蘇共九大獲得通過。它的主要任務是向違反黨紀現象以及官僚主義和腐敗行為作鬥爭。它獨立於中央委員會﹐而直接向黨的代表大會負責。同年﹐列寧又提議設立“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又稱工農檢查院﹐由斯大林領導）﹐專門負責對國家機關各部門工作進行監督和檢查。它雖然取得過一些成績﹐但很快又變成一個有濃厚官僚習氣的機構﹐因而遭到了列寧的嚴厲批評。

列寧逝世後﹐蘇共十四大在斯大林的操縱下﹐作出了削弱中央監察委員會（簡稱中央監委）職權的決定。大會規定只有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委員各五人有權出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且僅有發言權而無表決權﹐從而徹底改變了中央監委委員可以參加“一切”黨的會議的規定。

1929年﹐蘇共開展了“清黨”活動﹐這本應是一個打擊投機分子﹑蛻化變質分子以及一切腐敗行為的活動﹐但卻在斯大林把持下﹐利用監委去打擊不同意見者。許多敢說真話的黨員被清除出黨。27 監委領導人奧爾忠尼啟則因無法理解殘酷的現實而被迫自殺了。

1934年1月﹐蘇共召開了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使對斯大林的崇拜達到空前高漲。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撤銷了以往歷屆《黨章》中關於監察委員會的章節﹐取消了監察機關監督黨委會制定有關決議的規定﹐致使監察機構完全變成了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再也無法對中央委員會行使監督的職權。而且新《黨章》還規定﹐它（中央監委）對中央委員會的任何決定均無權參與和監督﹐而只能對這些決定的貫徹和執行進行監督。由此可見﹐列寧所倡導和設計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黨內監督體制已被完全“修正”。致使黨內民主氣息越來越少﹐封建家長式作風和官本位現象日益盛行﹐黨內官僚主義極度氾濫。

1953年﹐赫魯曉夫當選蘇共第一書記後﹐曾為克服斯大林專制的後果﹐恢復正常的政治制度和黨的監察制度﹐作過一些努力。1962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再次決定將黨和國家的監察機關合併。但由於赫魯曉夫逐步以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取代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往往不顧別人的意見﹐專斷地發號施令﹐黨的監督對他本人來說﹐仍是空白。

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當權後﹐也曾對黨和國家監察機關進行過一些形式上的變革。但由於勃列日涅夫不僅安於現狀﹐而且實際上更熱衷於舊的體制﹐使腐敗現象更加大規模地氾濫起來。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蘇共實行的是“老人政治”﹐在政治體制上沒有多大的革新﹐儘管從形式上看﹐蘇共的監察機構一直存在（1981年各級監察機構共4600人﹐人民監督員達一千萬人）﹐但實際上這些監察機構已形同虛設﹐只是為某些人就業提供了不錯的“飯碗”。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總書記。起初﹐人們曾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能領導蘇聯走出困境﹐健全法制﹐強化黨的監察體制以遏制腐敗。1986年2月25日﹐蘇共二十七大通過決議強調﹕“黨內不應當存在不受監督和拒絕批評的組織。”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又提出了監督不應該有禁區的原則。1988年﹐蘇共召開了二十九次代表會議。大會指出﹕“建立一個選舉產生的權力機關的﹑統一的國家~社會監督體系﹐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3月﹐蘇共鄭重討論了恢復列寧時期的監察體制﹐即將中央監察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地位保持平等﹐並制定了《中央監察~檢查委員會條例》。隨後又規定﹐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不能同時兼任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也不能擔任蘇共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蘇共二十八大更通過了《蘇聯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條例》﹐並詳細規定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任務。

從表面上來看﹐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監察制度﹐特別在蘇聯解體前夕召開的蘇共二十八大制定的監察制度﹐似乎又恢復了列寧時期的監察體制。但監察工作從來都不是脫離整個黨的工作﹐以及黨的一貫主張和政治路線的﹐特別是不能脫離社會的發展狀況而孤立存在的。由於蘇共長期削弱黨的監督體制﹐黨內民主和監督很不夠﹐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太深的傷害﹐大多數黨員和群眾對蘇共遲到的監督體制改革已經失去了信心。加之戈爾巴喬夫的整個改革缺乏嚴謹的方法和步驟﹐致使黨的隊伍渙散﹐無政府主義氾濫﹐最終導致政治局勢徹底失控。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最好的監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蘇聯黨和國家垮臺的命運。1991年9月23日﹐戈爾巴喬夫宣佈蘇共解散﹐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長期被虛置或被扭曲的命運也隨之結束。

縱觀蘇共監察機構曲折的歷史﹐就會發現不少問題。一是黨的監察機構的權力弱化﹐缺乏獨立性。這違背了列寧的初衷。斯大林時期﹐蘇共監察機構成為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權力不斷弱化。顯然﹐如果被監督者領導著監督者來監督自己﹐監督者籠罩在被監督者的權勢之下﹐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人們所期望的清明廉潔的政治就只有寄託於當政者的民主素養和道德良心﹐但這往往是靠不住的。二是黨的監察機構被扭曲﹐一度成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見﹑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三是監察機構本身演變成一個具有濃厚官僚主義習氣的場所和部門﹐讓官僚主義者來反對官僚主義的腐敗現象顯然是不現實的﹐至少是不可能徹底的。

就這樣﹐在沒有任何有效監督的情況下﹐蘇聯的官僚階層長期以來已經通過種種不正當甚至不合法的手段佔有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所謂私有化的經濟改革﹐不過是使他們侵吞社會財富的事實合法化而已。蘇聯劇變後的進程表明﹐最大的贏家不是“倒爺”﹐也不是不同政見者﹐而是過去黨和國家的高級官員。他們搖身一變﹐成了今天俄羅斯的新顯貴。據俄國《消息報》報道﹐到1996年﹐前蘇聯官方出身的人員﹐在總統周圍佔75％﹐在政黨領袖中佔57.1％﹐在地方精英中佔82.3％﹐在政府中佔74.3％﹔這些人在前蘇聯時期就屬於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絕對不會贊成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因為民主改革就會限制他們的特權和權力﹐他們可以用種種藉口如什麼“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等藉口﹐頑固地阻止民主改革。於是﹐28 本節為作者與李英合作。文中關於柏林牆的倒塌和兩德統一這一部分是李英留學德國時親歷的紀錄 — 作者註。

他們就徹底喪盡了人心﹐因此在蘇聯解體時﹐很少有群眾出來支持蘇共﹐解散蘇共並沒有遇到任何抵制。後來﹐重新成立的共產黨組織也聲稱﹕“並不想使前共產黨復活”﹐因為它已經“名譽掃地”了。

而這也就是“三壟斷”的必然結果。

當年列寧把遏制腐敗的希望寄託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他以為﹐由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可以和執掌黨權的中央委員會長期平起平坐﹐並監督制約它。但列寧忘記了自己說過的話﹕“總書記掌握無限的權力。”正因如此﹐總書記（以及各級黨委的第一把手）可以操縱選舉﹐使選出的代表不代表廣大黨員和廣大人民的意志﹐而成為總書記的馴服工具﹐這就是監察委員會逐漸成為總書記（以及各級黨委第一把手）的“下級”的原因。蘇共長期堅持一黨專政﹐任何不同聲音和發表不同聲音的人﹐很快被鎮壓下去。執政黨和官員們即使犯了多大的錯誤和罪惡﹐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它﹐廣大群眾長期積壓起來的憤怒一旦爆發﹐便會形成摧毀整個舊制度﹑使國家改變顏色的鉅大力量﹗

蘇共“三壟斷”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一）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蘇論戰中﹐中國共產黨曾多次譴責蘇聯共產黨實行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1968年﹐蘇軍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周總理發表談話﹐譴責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侵略行為。

1969年﹐我國發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20週年的口號﹐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社會帝國主義﹗”﹐把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都列為“反對”的對象。

1970年4月21日﹐《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題為〈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的文章﹐對此加以論述。什麼是社會帝國主義﹖列寧說﹕社會帝國主義就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29 列寧幾十年前說的話﹐完全符合後來的蘇共的許多對外行為。

為什麼蘇共實行社會帝國主義﹖

應該說﹐蘇共曾經對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各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很大的幫助﹐但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蘇共長期以“老子黨”自居﹐對他國的共產黨﹐名義上說是“兄弟黨”實際上常視為“兒子黨”﹐干涉他們的內政﹐要求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照搬蘇聯的模式（在政治上一黨專政或變相的一黨專政﹐在經濟上實行單一公有
制的計劃經濟和對意識形態的嚴格控制）﹐要求各國的共產黨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必須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並且把一些國家看作自己的勢力範圍﹐與美國爭霸。這就是蘇聯實行社會帝國主義（或稱霸權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的根源﹐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且看一系列事實。

1﹑蘇﹑南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947年9月﹐蘇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意大利﹑法國九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的領導人集會﹐建立了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總部設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

南共提出“把工廠交給工人﹐把土地交給農民”的社會主義自治思想﹐在意識形態方面與蘇共相左。1948年3月﹐蘇聯以蘇專家在南“被敵意所包圍”為藉口﹐撤回駐南的顧問和專家。南共領導人鐵托致函蘇外長莫洛托夫﹐指出蘇所得的情況“不一定都正確”﹐但是蘇置之不理﹐於同年6月﹐情報局宣佈開除南共﹐並號召南國內的“健康分子”起來取代南共領導人。9月﹐蘇宣佈“停止履行”蘇南友好互助與戰後合作條約﹐同年底蘇開始對南實行貿易制裁。10月﹐蘇要求南駐蘇大使離蘇。11月﹐情報局宣佈南共是“劊子手和特務當權”。1951年7月21日﹐莫洛托夫宣佈“南的命運已落入間諜和奸細的手中”﹐“成了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工具”。1952年10月﹐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上指責南共領導人“充當了美國的代理人”。

南共一直拒絕蘇共的指責﹐並表示願意同蘇合作﹐但“這種合作必須以尊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獨立﹐並且不干涉我國內政為基礎”。

1952年11月3日﹐鐵托在南共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說﹕“南原來很信任蘇聯﹐但後來發現蘇聯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走上了沙皇俄國的道路﹐即大俄羅斯國家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用帝國主義的方法以促進蘇聯國家利益的道路﹐同時力圖用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的詞句來掩蓋這一切”。應該說﹐鐵托根據事實作出的分析是深刻的﹐完全符合列寧關於社會帝國主義的定義。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6月蘇聯主動向南表示了恢復正常關係的願望﹐接著蘇﹑南雙方領導人互訪﹐並發表聯合宣言﹐蘇﹑南關係有所好轉。但1956年10月發生匈牙利事件﹐蘇聯出兵鎮壓﹔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進行民主改革﹐蘇聯又出兵鎮壓﹔1979年﹐蘇軍侵略阿富汗﹐對於這些﹐南斯拉夫都予以譴責﹐表示憤慨。南共宣稱﹕我們只是在思想上信仰社會主義﹐但不屬於“社會主義大家庭”。1969年4月﹐蘇軍侵捷後﹐南發表聲明﹐表示不承認任何人對南的“監護權”﹐並表示將“全民防衛﹐對付任何想攻擊南斯拉夫的人”。

以後蘇南關係雖有不同程度的緩和﹐但一直到1985年3月﹐由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蘇南領導人會晤﹐雙方關係才完全恢復正常﹐經貿也得到發展。

2﹑華沙條約

1955年5月14日﹐蘇﹑保﹑波﹑匈﹑羅﹑捷﹑民德（東德）和阿爾巴尼亞等八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在波蘭首都華沙會晤並締結了友好互助條約 — 《華沙條約》。根據這個條約﹐這些國家成立了“軍事政治同盟”﹐名義上是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的﹐但實際上蘇聯成為這些國家的“保護者”。在這些國家裡經常駐有大量蘇軍（如在民德有35萬蘇軍）﹐華沙條約國聯合武裝部隊的總司令﹑第一副司令和參謀長以及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委員會的秘書長﹑各國國防部長委員會的主席等主要職務均由蘇方人員擔任。條約並規定﹐在未來的“聯合作戰中﹐各成員國組成的戰役兵團”也由蘇聯統帥部指揮。這樣實際上蘇聯成為華沙條約各國的“太上皇”。

3﹑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在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東歐六國和蘇聯所定的條約中﹐都規定“尊重各國主權﹐互不干涉內政”﹐“不以武力相威脅和使用武力”作為相互關係的準則﹐但實際上蘇聯多次出兵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如1968年蘇軍鎮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5日﹐諾沃提尼辭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職務﹐杜布切克繼任。3月22日﹐諾沃提尼又辭去總統職務﹐由斯沃博達繼任﹐同時捷共中央改組﹐提出新黨綱﹐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並允諾給斯洛伐克以較大的自治權。這種行動被稱為“布拉格之春”﹐但引起了蘇聯的疑慮。不久﹐捷共新的中央又通過《行動綱領》﹐提出打算著手建立一個“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社會”。

蘇聯認為這就是捷的“自由化”。6月下旬﹐華沙條約國武裝部隊開始在波﹑民德﹑捷等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7月中﹐蘇召集民德﹑匈﹑保﹑波等國領導人在華沙舉行會議﹐討論所謂捷的“自由化問題”﹐並聲稱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7月22日﹐杜布切克拒絕蘇提出的去華沙或莫斯科參加會議的“邀請”﹐於是蘇聯宣佈由蘇共政治局全體委員組成的龐大使團將訪問布拉格。7月29日﹐蘇共使團和捷共中央主席團舉行會議﹐雙方分歧如故。8月30日﹐蘇﹑民德﹑匈﹑波﹑保等五國領導人同杜布切克舉行會議﹐會議後聲明說“保衛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成果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義務”。8月20日﹐蘇糾集上述各國部隊對捷進行突襲﹐佔領捷全境﹐入侵部隊達65萬人之多。

8月23日﹐中國總理周恩來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蘇聯及其追隨者侵捷並指出這是社會帝國主義行為。南共及世界各國也紛紛對蘇進行譴責﹐但蘇悍然不顧﹐於8月27日用坦克把杜布切克等押到莫斯科“會談”。原來準備把杜布切克等秘密處死（罪名是“反革命”）並任命一個新的傀儡班子﹐但新的總統斯沃博達堅決反對﹐和勃列日涅夫爭吵甚至拿出手槍準備自殺﹐這才使勃氏妥協﹐發表公報﹐把武裝部隊侵捷說成是“盟國軍隊暫時進入捷領土”。10月3日﹐蘇強迫杜布切克等接受“關於蘇軍暫時留捷的條件”。11月中旬﹐勃氏在波蘭工人黨的會議上﹐提出所謂“有限主權論”。羅馬尼亞總統發表聲明說﹐限制華沙條約的某一成員國的主權的理論﹐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的準則。

蘇軍的入侵激起捷廣大的人民強烈憤怒﹐1969年捷克布拉克查理大學學生帕拉赫悲憤已極﹐在廣場自焚表示抗議﹐捷各地數十萬群眾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反對蘇軍佔領。對於這些﹐蘇聯不屑一顧﹐不僅繼續強佔﹐而且強迫捷共解除杜布切克的第一書記職務﹐由比較順從的胡薩克繼任﹔並對捷共黨員幹部實行大清洗﹐佔黨員總數三分之一的50萬黨員被清除出黨。30 31 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用陰謀的手段把赫魯曉夫搞下臺﹐勃氏擔任總書記﹐執政18年﹐1982年11月去世﹐安德羅波夫繼任﹐1984年2月9日﹐安又去世﹐由契爾年科繼任﹐1985年3月10日﹐契又去世﹐由戈爾巴喬夫繼任。

這是捷人民的不幸和悲哀﹐因為當時在蘇主政的是勃列日涅夫﹐而到了1989年﹐在蘇聯主政的人換成了戈爾巴喬夫﹐在兩德統一時﹐民德（東德）的人民就幸運多了。31

4﹑關於柏林牆倒塌和兩德統一

二戰結束後﹐根據有關協議﹐戰敗國德國被美﹑蘇﹑英﹑法劃分為四個佔領區。1949年8月14日﹐西部美﹑英﹑法佔領區合為一體﹐宣佈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國東部（蘇佔區）也組建了政府﹐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民德）”﹐兩個德國就這樣形成了。作為戰前首都的柏林位於東德的中東部﹐它也被劃為四個佔領區﹐蘇佔區稱為東柏林﹐是東德的首都﹐美﹑英﹑法佔領區稱為西柏林﹐是西德的一個州﹐它如同孤島一樣處在東德的四面包圍之中。
這個孤島﹐曾經爆發過一場國際危機﹐把“冷戰”演繹到了極致。

1948年﹐蘇聯切斷了西柏林和西方國家之間的一切鐵路﹑公路和水路交通運輸線﹐企圖迫使西方國家放棄他們在西柏林的權利。於是美國和英國從這一年6月26日開始每天向西柏林空運生活必需品﹐持續達11個月﹐直到1949年5月4日蘇聯同意解除封鎖。此後﹐空運又繼續到9月30日﹐耗資共2.24億美元﹐運送食物﹑原料﹑機器和其他物資共232.3738萬噸。而結束封鎖的原因是﹐西方對東德的交通運輸也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特別是西方禁止進口東歐集團的全部重要出口物資﹐使東歐集團受到鉅大的壓力。

由於東德實行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而西德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東德的經濟落後於西德。戰後的頭五年﹐即1945~1950年﹐東德的經濟只相當於1936年的73％﹐而西德則為117％。1960年﹐民主德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974美元﹐聯邦德國為1320美元﹐相差只有三分之一多一點。而到了30年後的1990年﹐民主德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4144美元﹐聯邦德國為23980美元﹐聯邦德國是民主德國的5.8倍。這必然引起生活在東邊的民主德國人的不滿和對聯邦德國富裕生活的嚮往。32 而且西德比東德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因此有大量的東德人不斷逃向西德。儘管1957年通過的東德法律規定﹐未經允許逃離東德者將被處以三年的監禁﹐但截止到1961年﹐陸續有近350萬東德人逃亡西德﹐約佔東德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大多數是醫生﹑教授﹑工程師和政府官員。因此東德政府千方百計予以阻止﹐在東西柏林之間建立了柏林牆﹐在東西德之間﹐也拉起了鐵絲網和隔離地帶。

1961年8月13日﹐一個陰鬱的星期天。東柏林人一覺醒來﹐聽到的第一條新聞是﹕“華沙條約國請求東德政府對柏林內部和周邊地區建立有效的控制。”一個小時內﹐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81個路口均被封鎖﹐剩下的也隨即關閉。東德與西柏林間所有的交通路線全部切斷﹐地鐵和有軌電車也不再通行。一道被稱為“柏林牆”的東西一夜之間從天而降。

“柏林牆”是用灰色水泥預製板和磚塊砌成。全長166公里﹐其中46公里橫穿柏林市﹐其餘為西柏林同東德波茨坦專區和（奧德河畔的）法蘭克福專區的分界線﹐把整個西柏林環形包圍﹐只留有九個過境通道。柏林牆並非只是一堵牆﹐而是東西兩堵牆﹐均高約3.5~4米﹐兩牆之間是一條寬窄不等（平均50米寬）的狹長地帶﹐作為控制區﹐其中建有一條寬6~7米的軍用車輛通道﹐在108公里長的地段挖有攔截汽車的坑道﹐有的地方深達五米。沿著柏林牆總計有265個瞭望塔﹑137個碉堡和274個養有警犬的設施﹐牆上普遍裝有報警器和照明設備﹐一接觸鐵絲網就會發出警報聲。

西柏林的青年人用彩筆在柏林牆上畫出各種各樣的斑斕圖畫﹐以此來表示無奈和憤慨。

在建柏林牆的同時﹐東德在與西德的整個邊界上也拉起了鐵絲網﹐挖掘了鬆土帶﹐並逐步設立了嚴密的觀察哨所和自動射擊裝置（直到80年代﹐在西德人的強烈抗議下﹐同時西德政府以兩筆鉅額貸款為交換條件﹐才使這些自動射擊裝置被清除）。1963年6月21日﹐東德國防部長簽署了一條命令﹐對居住在距離邊境線30~100米範圍內的東德居民進行嚴密控制﹐任何人企圖進入這一區域都需要特殊許可﹐否則就要接受嚴厲的懲罰。在東西方關係最緊張的時候﹐邊境線一帶還埋設了70多萬顆地雷。

據說﹐這個柏林牆工程的代號﹐竟然是“中國長城第二”。

聞名天下的中國長城﹐修建在崇山峻嶺和大漠戈壁﹐綿延萬里﹐中國人建它是為了抵禦外族入侵﹐不曾想竟成為後人引以為榮的歷史文化遺產﹐更沒料到會有外國人拿它說事兒﹐借其美名﹐卻附加給功能涵義完全不同的另一道牆。

柏林牆建起之後﹐仍然有人不顧危險冒死翻牆逃跑﹐東德士兵便向逃跑者開槍﹐釀成了一幕幕悲劇。西德人在牆的這一側為死難者立起了墓碑﹐一個十字架就是一個冤屈的靈魂﹐每一個十字架上都標有死難者的姓名和死亡日期﹐大多數是“無名氏”。根據史料﹐從1961~1989年的28年間﹐在柏林牆和兩德其他邊界上﹐共有201名“偷越國境者”被開槍打死。他們用生命實踐了“不自由﹐毋寧死”的格言。最後一名是一個叫古埃勒夫的20歲青年。1989年2月5日晚9時﹐古和他的朋友高迪安試圖偷渡柏林圖爾托夫運河﹐在匍匐三個小時後﹐古因觸動警報器被打死﹐高受重傷。有人嘆息﹕“如果他們有先知﹐再過幾個月以後就可以自由進入西柏林﹐就不會這樣白白犧牲了”。

誰都沒想到﹐搬動柏林牆上第一塊石頭的﹐竟然是匈牙利這個中歐小國。事情是從羅馬尼亞的匈牙利族人大批逃出羅馬尼亞開始的。當時的羅總統齊奧塞斯庫要求匈牙利交還出逃人員﹐匈牙利予以拒絕。1989年3月底﹐匈牙利總理內梅特前往蘇聯摸底﹐戈爾巴喬夫明確告訴他﹕“只要我坐在這個位子上﹐蘇聯就不會干預。”當時蘇聯在匈牙利有八萬駐軍。蘇聯的態度給匈牙利吃了定心丸。內梅特回國後﹐匈牙利正式加入了《日內瓦難民公約》﹐憑這項公約匈牙利就有權拒絕交還難民﹐這等於給東歐諸國送去了一個匈牙利脫離東歐集團的信號。5月﹐匈牙利又作出一項決議﹐開放與奧地利的邊界﹐清除埋設在260公里長的邊界的地雷﹐打開了東歐國家與西方的通道。6月27日﹐匈牙利外長久拉.霍恩和奧地利外長阿洛依斯.莫克象徵性地在奧匈邊界剪斷第一截鐵絲網後不久﹐一批批東德人便通過到匈牙利旅遊的機會逃往奧地利﹐繼而逃往西德。新一輪更大的逃亡潮開始了。

柏林牆的歷史竟然與“逃亡”一詞共生共滅﹐它因逃亡潮而建﹐又因逃亡潮而垮﹐真是匪夷所思又耐人尋味。

人們在德國﹐幾乎天天從電視上可以看到這樣的鏡頭﹕ 成千上萬的東德人借著去匈牙利旅遊的機會﹐越過匈奧邊界﹐進入奧地利﹐然後再從奧地利奔向西德﹐而西德對東部的同胞兄弟敞開懷抱﹐來者不拒。

捷首都布拉格同樣成為東德人逃往西德的通道﹐一群群東德人開車來到布拉格﹐他們把車扔在大街上﹐飛快地跑進了西德駐布拉格的大使館﹐成人們先把孩子和玩具熊舉過欄杆﹐送進使館內後院﹐然後乘警察未趕到時自己也翻牆而入。這時警察趕來了﹐把正在爬牆的人往下拉﹐院裡的人則把他們拼命往裡拽……天黑了﹐使館內成百上千的難民輪流睡覺﹐大廳裡搭滿了雙層床﹐後院扯起了應急帳篷。下雨了﹐冰冷的雨水把院子弄成了泥潭﹐可是仍然有更多的人想闖進來。

第二天﹐更多的人來了﹐重複著同樣的事情﹐警察也多起來﹐把使館圍住﹐可是新來的難民更多﹐又把警察圍起來。他們說什麼也不肯回去﹐他們只有一個願望﹕要西德政府接受他們。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波蘭﹐近兩千多名東德難民匯聚在華沙的西德使館門前﹐他們不願再回東德﹐要求做一名西德人。

時間很快到了9月底﹐一直密切關注局勢的西德外長根舍於9月30日﹐飛抵捷首都布拉格﹐在西德使館陽臺上亮相﹐他宣佈﹐在那裡的東德人將獲准移居西德。話沒有講完﹐欣喜若狂的聽眾就爆發出陣陣歡呼聲。

西德的一位護送者隨這些東德移民一同乘車奔赴西德﹐當他目睹列車夢幻般地從東德通過時﹐他也感到兩德統一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一列列專車載著成千上萬的叛逆者奔向西方﹐這使東德局勢更加動盪﹐人民要求開放邊界自由來往﹑要求兩德統一的呼聲越來越高。東部各大城市不斷舉行遊行集會﹐廣場上的群眾講壇和教堂裡的自由辯論磁石般吸引著普通市民。萊比錫市更是欲罷不能﹐漸漸形成每逢星期一下午人們上街遊行的勢頭。東德民眾不僅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更喊出“我們是一個民族”﹑“德國﹐統一的祖國”等新口號﹐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此時的東德政府還被頑固保守的昂納克控制﹐一個鎮壓人民的方案在緊鑼密鼓地暗中準備著。但是﹐今天的東德人民一改幾十年來的逆來順受﹐表現出蕩氣回腸的大無畏勇氣和智慧。

10月9日﹐七萬萊比錫人舉行了空前規模的示威遊行﹐就在這個時候﹐“當局要嚴厲鎮壓”的消息也在四處流傳。警察全副武裝﹐手持手槍﹑衝鋒槍﹐在卡車裡待命﹐所有的卡車都沒有熄火。群眾毫不畏懼﹐高呼“我們是人民﹐我們要統一﹐不要暴力”的口號遊行示威﹐東德的警察被感動了﹐沒有開槍。11月4日﹐在東柏林爆發了東德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示威﹐近百萬人走上街頭。警察也沒有開槍﹐11月7日東德政府辭職了。

1989年11月9日﹐在記者招待會上﹐主持會議的民德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宣佈了東德新旅行法（草案）的內容﹐並說“私人出國旅行今後無須說明理由”﹐接著又說﹕“按我的理解﹐該法從現在就生效﹐立即生效。”這時是下午6時53分。其實﹐當時新旅行法草案還沒有獲得通過。

這個時候﹐東德的其他領導人正在閉門開會﹐誰也不知道發生了這種事情﹐而東德的群眾從電視實況轉播中都清楚地聽到了沙博夫斯基的話。世界各大通訊社幾分鐘後紛紛轉發這一消息﹐稱“民主德國開放邊界﹐柏林牆不復存在”。

在西德首都波恩﹐聯邦議院中斷了會議﹐向媒體發表聲明。社民黨主席弗格爾說﹕“這一決定表明﹐柏林牆在28年之後﹐失去了它的作用和意義。”議員們激動地唱起了國歌。

當晚8時15分﹐第一批約80個東德人已經來到柏林牆邊打探消息﹐到晚上11時﹐過境關卡上聚集了三萬人。11時過後不久﹐東德的國家安全部少將尼布林下令打開邊界。其實﹐晚上9時30分左右已有數不清的人從東柏林進入了西柏林﹐東德的邊防警察已經無法阻止他們了。通過缺口向外湧出的人越來越多﹐懸念變成了狂歡﹐西柏林人也加入到夢想變為現實的神話之中。他們衝向東柏林人湧入的入口處﹐給客人們拋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以示歡迎。他們甚至把客人汽車排煙的汽油味稱為“自由的芬芳”。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相互擁抱﹐新結識的朋友痛飲香檳﹐人人眼裡閃動著淚花。他們叫呀﹑笑呀﹑唱呀﹑跳呀﹑鬧呀﹐一片沸騰﹐他們將柏林牆由一座監獄變為一個舞臺﹐從而永久地驅散了那裡的邪魔。一批人首先爬上了牆頭﹐像馬戲團裡雜耍戲那樣﹐他們把一個又一個的人也拉了上去。他們打著V型手勢﹐齊聲呼喊﹕“把牆推倒﹗把牆推倒﹗”並唱起“我們必勝”的歌曲﹗

甚至連東德的邊防警衛和國民軍部隊也被捲入這一歡鬧之中。他們在瞬間由看守變成同慶者。一位軍官接受了插在他的步槍膛裡的鮮花﹐又有一位軍官羞答答地把自己的軍帽贈給了一位姑娘﹐這位要軍帽的姑娘給了他一個回報的吻。在勃蘭登堡門前﹐還有一位軍官起先堅守警戒線﹐不讓群眾通過﹐爾後在一位只想在有生之年體驗一回步入另一半柏林的老太太的憤怒和痛苦的眼淚下屈服了﹐親自護送這位老人到了西邊。

此時﹐有些人站在這道“反法西斯的防護牆”上開始用錘子砸牆﹐這些彩色斑斕的柏林牆石以後成了寶貴的文物。

在那個難忘的歲月裡﹐幾乎每一天都是節日。柏林牆開放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在西柏林市政廳門前﹐東西柏林人幾十年來首次聯合聚會。西柏林市長在集會上說﹕德國人如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威利.勃蘭特﹐這位在1961年柏林牆出現時的西柏林市市長﹑在1969年首創對東方緩和政策的前西德總理﹑德國社會民主黨老一輩政治家﹐發出這樣的感嘆﹕“本來就是同根同屬﹐現在又攜手共進﹗”

時任西德總理的科爾也登臺亮相﹐他中斷了對波蘭的訪問﹐風馳電掣般地趕回來﹐這位老練的政治家敏感地意識到﹕創造歷史的時刻到來了。

幾十年來德國人夢寐以求的國家統一﹐民族團聚﹐竟以這樣的方式拉開了序幕。以往﹐曾經有人評論﹐德國人鬧過不少次革命﹐但是都沒有成功﹐原因在於德國人過於規範化﹐過於拘泥規章制度。但是1989年的秋天﹐東德人民卻鬼使神差﹐沒費一槍一彈就結束了一個時代。萊比錫大學的校長說﹕“難以置信﹐沒有人被殺﹐沒有人受傷﹐沒有一塊玻璃破碎﹐就像有位天使從這裡路過灑下了鮮花。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憶的一刻。”

普通的東德民眾半個世紀以來還是頭一次不用顧及威脅。他們像過節一樣高興﹐他們在西德免費喝豌豆湯﹑喝啤酒﹐免費看西德的足球比賽﹑聽搖滾音樂會和交響音樂會。西德的銀行星期六﹑星期天全天開業﹐讓每個東德人領取一百西德馬克的“歡迎禮”。然後東德人就去商店買隨身聽和牛仔裝﹐甚至連商店在這個時候也不用遵守嚴格的法定營業時間。東德人乘坐西柏林地鐵可以不買票﹐西柏林還備有城市遊覽圖﹑咖啡和香蕉﹐全部免費提供給東德人。

在那段魔幻般的時間裡﹐兩邊的德國人都發現他們真是同根同族。西德人過去一直粗線條地支持統一﹐但同時又把他們的窮親戚當成負擔﹐現在卻認識到﹐他們的的確確對自己的兄弟姐妹極為關心愛護。而東德人呢﹐此時被他們到處遇見的富裕和盛情弄得眼花繚亂。

1989年12月11日﹐由東德﹑西德邊防軍同時行動﹐在一天之內炸毀拆除了邊界上的全部界障﹐把二戰後的冷戰產物一掃而光。為紀念這一天﹐西德電視臺播出一幕幕動人的現場鏡頭﹕屏幕上出現了三姐妹﹐姐姐在30年前遷往西德﹐從此和家人隔斷了聯繫﹐離別時她們風華正茂﹐歷盡滄桑後﹐鐵幕拆除﹐她們終於久別重逢﹐此時的三姐妹﹐個個飛雪染鬢﹐她們無言以對﹐相擁而泣。

從1990年6月13日起﹐三百名東德士兵和六百名西德士兵借助13臺推土機﹑55臺挖掘機﹑66臺起重機和175輛重型卡車的力量﹐開始徹底剷除已被民眾大面積搗毀的柏林牆。到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六段留作紀念的柏林牆﹐其餘的全被鏟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後﹐作為鋪設道路的材料﹐250塊柏林牆牆體分別以1~15萬馬克的價格被拍賣。

1990年10月3日﹐德國正式宣佈統一﹐10月3日被定為神聖的“統一日”。

蘇聯軍隊在東德土地上有35萬駐軍﹐是唯一能夠阻止德國統一的力量。在以前的幾十年中﹐蘇軍用坦克和刺刀維持著東歐集團的統一。50年代﹐蘇軍鎮壓了東德的民眾起義﹐60年代末﹐坦克軋平了“布拉格之春”﹐這些事件﹐人們記憶猶新。那麼﹐今天呢﹖

戰後幾十年﹐蘇聯不僅是戰勝國﹑佔領者﹐而且是社會主義集團的“老大哥”﹐在雙重身份的重壓下﹐東德人只有俯首帖耳﹐低眉順眼﹐無論是第一任黨和國家領袖沃爾特.烏布利希﹐還是後來的鐵腕人物埃里希.昂納克﹐都要唯蘇聯馬首是瞻。任何一項重大決定﹐沒有蘇聯點頭﹐就無法做出。如1961年修建柏林牆﹐就是經過赫魯曉夫的批准﹐才開始閃電般行動的。

“蘇聯老大哥”對東德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政治上﹑軍事上控制著東德﹐同時也牢牢地扼住了東德的經濟命脈。

英國作家艾倫.沃森在一本書中寫道﹕“當西德享受著馬歇爾計劃的各種優惠和西方不斷湧入的投資時﹐東德正在對付蘇維埃竊賊。”二戰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歐洲復興方案》﹐撥款支援殘破的西﹑北﹑南歐各國經濟復興﹐從1948~1952年共撥款131.5億美元（約相當於現在1100億美元）﹐完成了支援復興的任務。而東歐呢﹖經濟重建終於開始了。“老大哥”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後來又叫“經互會”）的招牌下﹐給東歐各國作了分工﹐你生產這個﹐他生產那個﹐不能不服從。東德的任務是製造船隻和重型機械﹐別無選擇﹐因為他們現在的原材料都只能來自東方﹐煤炭﹑鋼鐵都要從蘇聯進口﹐這些進口還必須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產品和價格償還。

“東德的計劃經濟被打敗了”﹐艾倫寫道。“在它最後的五年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從5.5％下滑到1989年的2.8％﹐外債大幅度增長﹐煙霧和粉塵的污染使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大工業中心薩克森成了貧民窟﹐褐煤的露天開採場在鄉村的土地上撕開了幾公里長的傷口﹐住宅樓破敗不堪﹐像哥利茨和阿爾富特這樣的古老而依舊美麗的城市已在市民眼中失去了光彩”。33

上點年紀的東德人或許還記得﹐他們曾在1953年6月對嚴酷的工作規範進行過抗議﹐很快便遭到蘇聯坦克的鎮壓﹐從此﹐他們似乎學會了馴服。

1985年3月起﹐充滿“新思維”的改革領導人米哈依.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他一改前幾任的強硬態度﹐給予東歐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夥伴們更多的自由。他許諾“尊重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方式”﹐承認“誰也不能壟斷真理”。在1988年6月的蘇共大會上﹐戈爾巴喬夫明確否定了蘇聯過去對東歐的做法﹐確認了自由選擇的原則﹐並對“以任何方式﹐甚至軍事方式從外部將一種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強加於人”的行為予以譴責。

戈爾巴喬夫的態度推動了東歐國家的改革﹐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都出現了民主運動﹐蘇聯均不插手不干預。就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東德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兩德統一的“1989年革命”。戈爾巴喬夫本來可以拒絕給東德人以自由﹐拒絕給德國以統一機會的﹐但他決定不這樣做。1989年6月﹐戈爾巴喬夫訪問波恩﹐與科爾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德國自決的權利﹐表明了他願意接受德國統一的信條。從那以後通往“革命”的道路便是不可逆轉的了﹐推倒了柏林牆﹐開放了邊界。在1989年11月那些大事件發生時﹐戈爾巴喬夫雖然看到了兩德統一的可能性﹐但是他認為統一之路還很遙遠﹐並且沒有路標指引﹐需要摸索。然而形勢發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簡直就是“一天一個樣”﹐戈爾巴喬夫明智地順應了這一潮流。1990年1月30日這一天﹐科爾提出統一計劃後僅僅兩個月﹐戈爾巴喬夫就認同了德國統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爾和戈爾巴喬夫在高加索舉行了


會晤﹐戈爾巴喬夫同意統一的德國加入北約組織﹐同時他還同意在四年之內撤離在東德的35萬軍隊﹐並承認新德國應擁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權”。

這一協議對雙方來說是“雙贏”﹐對於科爾﹐這意味著統一將馬上成為現實﹐而他將同俾斯麥一樣作為一名統一的總理而名垂青史﹔對於戈爾巴喬夫﹐這是他為建立共有的歐洲大廈而實行的嚴謹外交及緩和政策達到的頂點。在他的推動下﹐舊的聯盟不復存在﹐舊的恩怨一筆勾銷﹐一個新歐洲誕生了。世界性的冷戰結束了。

5﹑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加速了蘇共垮臺和蘇聯的解體

阿富汗是西亞東部的一個內陸國家﹐面積65.23萬平方公里﹐東部與巴基斯坦﹑西部與伊朗﹑北部與當時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為鄰﹐東北部有一塊狹長的地帶與中國接壤﹐全國人口約兩千兩百多萬﹐是一個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包括有普什圖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在內的多民族國家。

二戰期間﹐阿富汗宣佈中立﹐1953年阿富汗的查希爾國王任命達烏德為首相﹐期間﹐阿與蘇聯關係密切。1963年﹐達烏德被解除首相職務。1973年查希爾國王到國外就醫﹐達烏德發動政變﹐推翻查希爾王朝﹐宣佈成立共和國。1977年以塔拉基為首的人民民主黨又發動政變﹐推翻達烏德政權﹐成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繼續親蘇。1979年9月﹐人民民主黨內訌﹐塔拉基被該黨另一領導人阿明殺死﹐阿明出任黨的總書記兼總理﹐因不滿原來親蘇傾向﹐逐走蘇駐阿大使﹐蘇阿關係日趨緊張。1979年11月29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和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聯名向蘇共政治局提交一份秘密報告﹐說“阿明的政策走向有利於華盛頓”﹐“我們必須竭盡全力避免反革命在阿富汗獲勝﹐防止阿明投入西方懷抱”﹐因此“應採取果斷措施”。此報告獲勃氏和契爾年科同意﹐政治局通過﹐遂於1979年12月23日開始侵阿。12月24~27日﹐蘇軍出動運輸機350多架次從高加索和中亞等地區﹐派遣三個空降師和傘兵團﹐於27日晚搶佔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電信大樓﹑主席府﹑主席官邸等要害部門。整個行動迅速順利﹐只經過短暫戰鬥﹐便殺死了阿明﹐逮捕了一批重要官員﹐後任命人民民主黨另一個領導人卡爾邁勒組成新政府和政府軍﹐配合蘇軍作戰。

蘇聯後又增兵先後共動用了七個摩托化步兵師﹑一個坦克師﹑三個空降師﹑一個殲擊航空兵師﹑三個武裝直昇機團及後勤部隊共十萬多人﹐裝備坦克兩千多輛﹑步兵運輸車和裝甲車三千多輛﹑大炮兩千門﹑戰鬥機和武裝直昇機數百架。他們採用空陸並進的閃電戰方式﹐僅用七天時間就佔領了阿富汗所有重要城市﹑軍事基地和戰略通道﹐他們本以為憑藉先進武器裝備和優勢兵力速戰速決﹐就可以徹底消滅穆斯林反蘇反政府的游擊隊﹐以確保阿富汗繼續留在蘇聯的勢力範圍。

但是蘇軍的入侵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強烈反抗﹐他們拋開過去互相之間的某些分歧﹐聯合起來組成兩百多個游擊隊﹐利用本地人熟悉山地地形的優勢﹐採取避實就虛﹑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使蘇軍機械化大兵團的進攻收效甚微。他們還埋地雷﹐炸斷道路﹑橋樑﹐襲擊機場﹑襲擊分散的蘇軍哨所和巡邏隊﹐使蘇軍疲於奔命。此時﹐美國抓住時機﹐大力支持穆斯林游擊隊﹐稱他們是“自由戰士”﹐包括後來成為恐怖主義組織“基地”領導人的本.拉登的隊伍﹐都曾得到過美國的大力援助﹐美國每年給他們以億美元計的軍事援助﹐給他們精良的現代化武器﹐還幫他們訓練﹐把蘇軍打的焦頭爛額。

這個時候的蘇聯﹐雖然沒有像斯大林時代那樣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但仍然通過克格勃等組織嚴格控制人民﹐他們把國內所謂“持不同政見者”抓進監獄或強迫進瘋人院﹑或驅逐出境。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葉賽寧等都是由勃氏親手批准驅逐出境的。

1968年蘇軍侵捷時﹐蘇聯國內人民強烈反對﹐但勃氏等一意孤行﹐把反對侵捷的人加以逮捕。如格里哥倫科是一位將軍級的蘇聯軍官﹐曾獲列寧勛章﹑兩次紅旗勛章﹑一次紅星勛章﹑衛國戰爭勛章﹐968年他反對侵捷﹐被逮捕﹐精神病專家證明他思維正常﹐但官方硬以患有“偏執狂型精神分裂症”為由硬把他關進精神病院﹐1973年﹐又被判決長期監押。

一位曾經被表揚為蘇共模範黨員的伊凡.雅霍伊莫維奇﹐因反對侵捷被取消模範黨員稱號﹑被免職﹐1969年被逮捕押到精神病院。

1975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蘇聯著名物理學家薩哈羅夫院士獲悉1979年蘇聯決定入侵阿富汗﹐立即表示反對。如果當時蘇共中央認真考慮﹐停止入侵﹐以後的許多損失即可避免﹐但蘇共不但不聽﹐反而說他是“思想自由化”﹐於1980年1月把他逮捕入獄﹐剝奪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取消他國家獎金獲得者的待遇。

其實這些人﹐並不是要打倒蘇共﹐他們只是要求改變蘇共的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政策﹐要求法治和民主。但勃氏等人﹐連這些都不能容忍﹐連蘇聯將軍﹑模範黨員﹑院士這些著名人物都遭到迫害﹐一般群眾只能敢怒不敢言。當時在蘇聯﹐表面上鴉雀無聲﹐實際上民怨沸騰﹐而當權者自以為得計﹐於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很快便使蘇共垮臺﹑蘇聯解體﹗

蘇軍侵阿傷亡慘重。據《真理報》於1989年9月17日公佈的數字﹐蘇軍陣亡1.3833萬人﹐負傷1.1381萬人﹐失蹤和被捕330人。據西方不完全統計﹐蘇軍傷亡約五萬人﹐損失各類飛機數百架﹐耗資金五百億美元。34 還應注意到﹐蘇聯所謂對外援助﹐有許多是要償還的﹐如對我國抗美援朝﹐蘇答應支援32個師的武器裝備﹐但其中有不少是蘇二戰期間淘汰下來的二手貨﹐先進的如反坦克炮就不給﹐使我志願軍遭受許多不應有的傷亡。蘇聯對我國的援助是要我國用大量的農副產品償還的﹐還要計利息﹗而蘇侵阿所耗費的五百億美元﹐如同死亡的軍人一樣一去不復返。

入侵阿富汗是勃列日涅夫等決定的﹐勃氏於1982年去世﹐先後主持蘇共中央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當年都是發動侵阿的決策者﹐他們雖然明知侵阿戰爭損失鉅大﹐但為了保住自己的威信和權力﹐他們是絕不會真正承認錯誤﹑不會真正同意撤軍的﹔只有當1985年3月契爾年科去世﹐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才會考慮撤軍的問題。他考慮到包括中國﹑巴基斯坦﹑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他考慮到蘇國內人民的憤怒﹐更知道侵阿的鉅大傷亡和損失﹐如果戰爭繼續拖下去﹐泥潭只會越陷越深。於是派出代表與有關方面談判﹐1988年5月15日﹐阿富汗﹑巴基斯坦﹑蘇聯和美國達成日內瓦協議﹐蘇軍開始撤離阿富汗﹐1989年2月15日撤軍完畢。

蘇軍侵阿慘敗﹐不只使蘇聯國際地位和聲譽一落千丈﹐而且在國內造成嚴重的問題﹐加促了蘇聯解體的過程。

（1）由於戈氏開放了報禁﹐使人們逐漸知道﹐像侵阿這樣重大的問題﹐竟是只由蘇共政治局幾個寡頭決定的﹐這就是對政權的壟斷。薩哈洛夫一開始就反對卻被逮捕﹐這就是鉗制思想和對真理的壟斷。人們聯繫斯大林時代的暴行﹐就更加深切的感到必須打破這種壟斷﹐實行民主改革的必要﹐這種思想日益普及﹐成為推動政治改革的強大動力。

（2）戰爭的失敗使高層政治領導人和軍事領導人互相推卸責任﹐矛盾加深﹐軍方地位下降﹐對下級控制乏力。

（3）侵阿的蘇軍中有許多人是中亞加盟共和國的穆斯林﹐而且與阿富汗的穆斯林是同族同裔﹐同是塔吉克人﹑同是烏茲別克人﹑同是土庫曼人﹐這就使不少人認為這場戰爭﹐是蘇共為了俄羅斯人的利益﹐利用穆斯林打穆斯林的“俄羅斯戰爭”﹐這就使蘇聯內部本來就存在的民族矛盾加深。因此﹐在蘇聯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時﹐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迅速宣佈獨立。

（4）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撤退回來的蘇軍老兵﹐紛紛自發的組成許多非政府組織﹐成為對抗蘇聯政府的重要力量。

（5）大慘敗使“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

（6）陸續透露出來的關於蘇軍暴行（如狂轟濫炸把阿富汗很多地方夷為平地﹐約一百萬無辜平民死亡﹐大量難民無家可歸﹐其中三百多萬人逃往巴基斯坦）﹐以及軍官武裝走私等醜行﹐使蘇軍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一落千丈。蘇軍軍人也感到羞恥﹐他們的心靈受到鉅大創傷﹐普遍滋生厭戰﹑反戰情緒﹐並同情政治改革。

在這種大背景下﹐1991年政治改革正在進行時﹐8月19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等發動政變﹐把總統戈爾巴喬夫軟禁起來﹐宣佈戈氏領導的政治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命令蘇軍向要求改革的力量開槍﹐被蘇軍拒絕。

政變派還要追捕改革派領導人﹑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這時他跑到俄羅斯國會（白宮）﹐曾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軍官柯亞利別捷夫率領一個團的蘇軍和四輛坦克來白宮保衛葉利欽﹐葉站在坦克上對數萬前來保衛白宮的市民發表演說﹐痛斥政變派的活動為非法﹐此演說影響鉅大﹐震奮人心。政變派又派來十輛坦克和更多的部隊﹐但這些蘇軍還是不向人民開槍﹐支持政治改革﹐於是政變失敗。改革派勝利。

蘇共﹑蘇聯的政權本來就是建立在軍隊暴力之上的﹐現在軍隊拒絕向人民開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日子也就到來了。1991年8月25日﹐戈氏宣佈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並呼籲蘇共“自行解散”。從1991年8月22日至11月6日所有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和作為全聯盟組織的蘇共中央﹐都停止了活動。1991年12月25日﹐蘇聯改稱為俄羅斯聯邦﹐同日蘇聯總統戈氏把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第二天﹐蘇聯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議﹐宣佈蘇聯停止存在。

這一切都是在和平環境中進行的﹐幾乎沒有任何共產黨組織或黨員個人對此表示公開抗議﹐因為蘇共已經失盡人心。1989年﹐蘇聯社會科學院曾以“蘇共代表誰”為題進行調查﹐結果是﹕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認為蘇共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高達85％﹐這說明蘇共已經嚴重脫離群眾﹐遭到了普遍的唾棄。

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引起我國強烈震撼﹐有的先生們如喪考妣﹐他們罵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的叛徒。在這些先生們的心目中﹐只有像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那樣對政權﹑對經濟和對真理實行三壟斷﹐對內專橫殘暴﹐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對我國虎視眈眈﹐並揚言要對我國實行核打擊﹐對外窮兵黷武鎮壓捷克斯洛伐克﹑侵略阿富汗的社會主義“才是”正宗的“科學社會主義”﹐這些先生們對於社會主義的這種“理解”真是令人難以理解。

馬克思說﹕“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為自身鍛造鐐銬”。恩格斯說﹕“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它用來壓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後總是要反過來反對它自己的。”35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兩段名言﹐像預言一樣準確地指出實行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正是促使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

29《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8頁。
30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77頁。
31 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用陰謀的手段把赫魯曉夫搞下臺﹐勃氏擔任總書記﹐執政18年﹐1982年11月去世﹐安德羅波夫繼任﹐1984年2月9日﹐安又去世﹐由契爾年科繼任﹐1985年3月10日﹐契又去世﹐由戈爾巴喬夫繼任。
32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79頁。
33 艾倫.沃森﹕《德國人 — 他們現在是誰﹖》（中文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大使館1997年印行﹐第196~197頁。
34 從1954~1983年的30年內蘇聯為40個發展中國家加強國防﹐給予援助約六百多億美元﹐而1979年入侵阿富汗一項即耗資五百億美元﹐可見侵阿耗資之大。
3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586頁。



 

1991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是蘇聯的法定繼承國。

俄羅斯聯邦在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經濟改革中﹐出現了大規模經濟下滑。據官方統計﹐1996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比1991年下降約50％。

 
（一）


但實際產量是否下降了這麼多﹖影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些需要具體的分析。

1﹑在蘇聯時期﹐GDP中﹐包括大量的軍工廠的產品﹑未完成的建設項目和計劃經濟下的劣質產品（有人估計這些共約佔當時GDP的50~70％）。因此﹐蘇聯當時GDP數字雖然很高﹐但居民生活消費品卻很少﹐商店貨架經常空空如也。當時的蘇聯政府中了美國的詭計﹐和美國大搞軍備競賽﹐消耗了大量國家資源。冷戰結束後﹐大部分軍工企業被迫停產改造﹐連帶引起一部分重工業﹑化工業﹑電子工業也停頓或減產﹐引起許多工人失業。軍工產品特別昂貴﹐一輛現代化的坦克的產值相當於幾十輛汽車﹐更不要說飛機﹑導彈和核武器了。這些產業一停產或減產﹐必然出現整體GDP數字大幅度下降。

2﹑蘇聯時代實行的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地方官員和公有制企業的經理們﹐為了表現自己的政績得到獎勵和提拔﹐往往誇大產量﹐所報的數字有很大的水分。實行私有制後﹐私營企業主為了減少或偷漏稅負﹐所報產量往往少於實際。

3﹑蘇聯解體後﹐地下經濟迅速發展﹐不算入官方公佈的GDP數字之內﹐但對居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有人估計﹐地下經濟約為當時官方公佈的GDP一半以上﹐實際如何﹐無法統計。

但必須承認﹐在經濟改革中﹐主要由於俄羅斯聯邦政府的某些人接受了西方學者的餿主意﹐1992年起實行所謂“休克療法”﹐物價一下子完全放開﹐在當時居民日用商品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引起物價數十倍﹑成百倍地迅速飆昇﹐這才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由於某些人所喋喋不休地宣傳的政治改革。


（二）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的人民寧願忍受改革的陣痛﹐也堅持政治改革﹐用一次又一次的全民公決和總統選舉﹐表明人民寧願拋棄什麼﹐需要什麼。

葉利欽是政治改革的倡導者﹑執行者。俄羅斯第一部憲法就是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人民群眾通過一次次的全民公決表示了對他﹐也是對改革的支持。

俄羅斯政治制度的劇變不是靠暴力強制﹐而是俄羅斯民意的反映。1990年10月16日﹐俄羅斯公佈的《全民公決法》規定﹕“全民公決是就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最重大問題進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進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國均需遵照執行。”全民公決解決了國家重大變革的合法性問題。

先是在1991年3月17日﹐俄羅斯就是否實行總統制舉行全民公決﹐75.31％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選民投贊成票。1991年6月12日﹐俄羅斯總統選舉中﹐74.7％的選民參加投票﹐其中57.3％的選票投了葉利欽的票﹐只有16.8％的選民支持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

1993年4月25日﹐64.5％的選民參加了全民公決﹐其中58.76％的選民對葉利欽表示信任﹐53.04％的選民對葉利欽總統和聯邦政府自1992年以來實施的政策表示贊成。

1993年12月12日﹐俄羅斯舉行全民公決﹐參加投票選民的58.4％贊成通過俄獨立後的第一部憲法。

俄羅斯於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舉行了四次總統選舉。1996年大選時﹐與1991年相比﹐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約50％﹐然而﹐是葉利欽而不是俄共的久加諾夫獲勝。

1999年12月﹐普京代行總統職務﹐並於2000年3月26日當選為俄羅斯第三屆總統。在2004年俄羅斯第四屆總統選舉中﹐選民共1.09億﹐選民投票率超過61.18％﹐普京在這次總統選舉中獲得71.31％的選票﹐遠遠超過2000年當選時的52.94％。俄共推舉的候選人哈利托諾夫只獲得14.7％的選票。這就是俄羅斯人民的選擇。 

（三）

他們選擇憲政民主﹐選擇了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俄羅斯頒佈了《政黨法》﹐根據該法﹐各個政黨在司法部註冊後﹐就可進行活動﹐提出本黨的政綱﹑總統和議員候選人的名單﹐進行競選。

自由選舉。公民通過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總統和議員。國際觀察員們對選舉中媒體報道不平衡和偶爾出現的差錯提出過批評﹐但他們對整個選舉還是給與了很高的評價。例如﹐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把1993年和1995年的選舉評為“自由和公正”。隨後的代表團在評價1996年和1999年的選舉時﹐認為“鞏固了代表性的民主”﹔1999年和2000年選舉的計票過程也被評為顯示了“透明﹑可靠和準確﹐完全達到了普遍認可的國際標準”。

在所有的俄羅斯選舉中﹐投票率從來沒有低於54％（1991年為最高﹐達到75.31％）。而在美國最近國會和總統選舉中平均只有約50％的合格選民參與了投票。

立法機關由蘇維埃制改為議會制。議會分為上下兩院﹐上院稱聯邦委員會﹐下院稱國家杜馬﹐議會為常設的活動機關﹐議員和本選區的選民有直接的聯繫。議員不得擔任政府官員﹐也不得參加商業活動。議會的主要職責一是立法﹐另一是對政府官員的監督。而過去蘇維埃的代表們大部分是黨和政府機關的領導幹部﹐開完蘇維埃會議以後回本地區就是官員﹑是領導。蘇維埃的代表們既是立法者又是執行者﹐等於自己監督自己﹐這樣是很難有效地進行監督的。

任何意識形態都不得規定為國家的或必須執行的意識形態﹐居民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

新聞自由。《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法》保障了新聞自由﹐取消了新聞檢查﹐這就有利於各種思想進行自由的交鋒﹑辯論﹐有利於探索真理。馬克思曾說﹕“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又說﹕“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厲害﹐發射的光輝就越燦爛。”俄羅斯聯邦立法保證新聞自由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自由還有利於對官員們的專橫暴政和貪污腐敗等不法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

司法獨立。俄羅斯聯邦統一行使審判權。法官的工資待遇完全由聯邦政府支付﹐法官統一由總統任命﹐實行終身制﹐如無違法行為不能撤換﹐法官不能成為任何黨派成員﹐法官只對聯邦法律負責﹐地方的規定不是聯邦法官審理案件的依據。這些規定排除了地方官員干擾的可能﹐保證了司法獨立。

憲法法院制度。它有效地保證憲法的全面實施。憲法法院由19名大法官組成﹐如無違法行為﹐一經任命就連任12年。憲法法院大法官的職責為﹕解釋憲法﹐審理包括總統的命令在內的各項法律是否違法﹐審理關於公民人權是否遭受侵犯的案件﹐等等。

獨立人權代表制度。人權代表由議會任命﹐任期五年﹐一經任命﹐就成為獨立於一切權力的聯邦機關﹐其職責就是受理公民就基本人權問題提出的申訴﹐並按期將全俄的人權報告書提交總統﹑憲法法院﹑聯合國以及歐盟的人權委員會審議。

憲法規定國際法準則和俄羅斯聯邦簽署的國際條約優先於國內法。俄羅斯聯邦承認聯合國人權憲章的優先地位。憲法規定﹐俄羅斯人民有權向歐洲憲法法院提出俄羅斯聯邦政府侵犯人權的申訴。


（四）


俄羅斯現在還存在諸如人口減少﹑吸毒﹑車臣問題﹑恐怖主義橫行﹑金融資本和政府官員勾結﹑分配不公平等許多社會問題﹐其中官員們貪污腐敗問題尤為突出。為了反腐敗﹐俄羅斯聯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並實行政府官員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官員們在就職前必須申報個人和家屬的財產和收入。葉利欽總統於1997年5月15日簽署了這個總統令﹐並率先行動﹐公佈了自己和家屬成員收入和財產﹕總統夫婦的不動產價值為11.891472億盧布﹔1995年買的寶馬轎車700萬盧布﹐沒有有價證券﹔1995年購置的地塊面積四公頃﹐上面建有別墅452平方米﹐位於莫斯科州﹔在國外沒有不動產﹔根據租賃合同的住宅323平方米﹐和總統夫婦居住一起的還有小女兒夫婦﹐共六口人﹐葉利欽年收入為2.43575027億盧布﹐包括工資和利息。 普京就任總統後﹐也公佈了自己和夫人的收入和財產。

俄羅斯聯邦的領導人深知﹐加強對公權力的操作和政府官員們的收入和財產的透明度﹐是反腐倡廉的必要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敗的決心的表現。有的國家以種種藉口﹐事事“暗箱作業”﹐使公民不知情﹐想監督也無從監督﹐這實際上是保護了貪官。

以上就是俄羅斯人民做出的重要選擇﹐是俄羅斯人民自由意志的表現﹐俄羅斯向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已經不可逆轉。憲法的權威得到尊重。自新憲法通過之後﹐沒有發生過嚴重的政治對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夠在憲法的框架下公開地﹑和平地參與政治。比如﹐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哈利托諾夫在初步選舉結果公佈後承認自己在大選中失敗。選舉失敗的政黨和政治家都承認選舉結果。權力分配和運行進入了法制軌道。在憲法框架下﹐俄羅斯政治日益成熟﹐並朝著文明﹑和平與合法的方向發展﹐為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


（五）


在新的制度中﹐俄羅斯聯邦總統擁有鉅大的權力﹐以保證國家機器的高效運轉。但是這種權力是受到制約的。憲法規定﹐總統最多只能任兩屆。每屆總統都必須通過競選﹐由選民普選產生﹐這才能有合法性。總統在任內﹐和一切官員一樣﹐如有違法行為﹐要受到國會﹑憲法法院﹑各黨派和獨立自由的輿論監督。

由於轉型為市場經濟﹐各種資源得到比較合理的配置﹐許多原來公有制的軍工企業以及為軍工企業配套的重工業﹑化工業﹑電子工業等先後轉變為私有制企業﹐從事居民消費品的生產﹐社會生產結構逐漸趨向合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生產也有所發展﹐商品豐富了﹐政府收入增加了﹐補發了以往的工資﹑退休金等白條欠款。從20世紀90年代末﹐生產下降的趨勢得到扭轉並逐漸好轉﹐其後幾年增長迅速。例如﹐人均居住面積從1990年的16平方米上昇到2000年的19平方米。1991年每百戶擁有汽車14輛﹐到2000年增至27輛﹔出國旅遊的俄羅斯人從1993年的160萬人已昇至2000年的430萬人﹐再昇到2004年的650萬人。

還要提一下﹐俄羅斯在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福利制度。俄羅斯聯邦對學齡前教育﹑基礎普通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是強制性和完全免費的﹐大學教育也實行高額獎學金制度。

在醫療方面﹐治病免交掛號費﹑檢查費和治療費﹐藥品的費用由國家控制和高額補助。

俄羅斯居民住房﹑水﹑電基本上是免費的﹐有的收費也很低。

 
（六）
 

俄羅斯聯邦近年的經濟情況如何呢﹖且看俄羅斯總統普京2004


年12月23日在新聞發佈會上對記者們的開場白﹕
 
（因文本格式问题未能转录，待补。）
 

俄羅斯的經濟現正在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斷地提高﹐這是我們從每天的媒體中看得出來的（這是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的公開報告﹐是經得起公眾審核的）。

據《參考消息》報道﹕普京兩屆總統（共八年）任滿時﹐民意調查對他的滿意率為83％。

2011年9月﹐俄羅斯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宣佈﹐普京為2012年總統候選人。以普京的政績和威望﹐明年當選為總統應無懸念。2011年10月16日﹐我國《參考消息》摘要刊登了俄羅斯媒體的一篇題為〈俄羅斯人為何需要普京〉的文章﹐現轉載如下﹕

 
（因文本格式问题未能转录，待补。）
 

2011年10月16日《文摘週報》摘要轉載了《環球時報》發表的北京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邱莉莉所寫的題為〈感受俄羅斯20年的民生改善〉一文﹐現將該摘要全文轉載﹐用中國學者的親歷事實說話﹐作為本“系列研究”的結尾﹕

（因文本格式问题未能转录，待补。）

　　胡耀邦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在思想极度郁闷的状态下度过的。一是对“生活会”上的许多不实之词和无理责难，感到不公平、不公正。二是对当时的时局感到忧心忡忡，政治、经济形势严峻，社会动荡，人心不稳。三是先后得了两场病，身体衰弱，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体重不断下降。而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却不给他任何实际工作。凡是比较了解胡耀邦的人都知道，他是以工作为生命的，只要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他的生命之花就会绽放，什么思想的苦恼、身体的病痛都会抛到九霄云外。而一旦失去了工作，他的生命之花就将枯萎、凋谢。同时，胡耀邦又是一个历史感、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很强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他的脑子几乎永不停顿地思考着各种为国为民、利国利民的问题。现在心还在跳动，脑子也没有停歇，思想的闸门无法关闭，可话不能说，意不能达，教他怎么不憋闷？ 

工作就是生命　不善排遣愁闲

　　为了排遣这种郁闷和愁闲，他每天除了读读书、看看文件、写写字、会会客之外，就是打桥牌。自从在长沙生了一场大病，到南宁后就很少出去参观、游览。一般是上午读书、看文件，下午玩牌。耀邦是个最不善于排遣烦闷的人。他没有多少业余爱好，基本上不看戏、看电影，看电影就看一些科教片，为的是了解科技发展成果，增加科技知识。对戏曲也只是翻阅一些著名的剧本，以吸取其中精彩的情节、典故和文词，用来生动地说明某些现实问题。他偶尔也逛逛商店，目的是了解市场情况，但从不买东西，因为他根本不会用钱。他的全部工资和全部家用一直都是由勤务员管理，自己从未花过一分钱，也不认识人民币。记得在“文革”期间，秘书、警卫员都撤销了，我去看他（刚“解放”回北京），他从街上回来，买了一包米花糖，像小孩似的天真地笑着对我说，我买了一包芝麻糖，你尝尝。他把米花糖当成了芝麻糖，还为自己会买东西感到有些得意。大约是1958年，我曾陪他逛过一次王府井，他饶有兴趣地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参观，回来后还对我说，逛逛市场，看看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是一件令人开心和高兴的事。这说明他不是不喜欢逛市场，而是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他偶尔也去划划船，那是在完成一件满意的任务之后，他要高兴高兴。他对划船也是很有兴致的，但他没有那么多的空闲，他不愿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他有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文件，思考不完的问题，还要走遍全国所有的县，作调查研究。

　　正因为耀邦几乎把全部生活都关注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没有多少儿女情长，也无暇顾及天伦之乐。他的老母亲同他住在前后院，有时颤巍巍地从前院走到后面他的屋子（办公室、书房兼卧室），想和他说说话，他总是很快就把她打发走。耀邦对老母亲很有感情，“文革”他被关在“牛棚”时，老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回家后痛心疾首，大哭不已。他夫人李昭，一直担任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工作忙，任务重，平常吃住都在机关，一般每周只回家两次，而且是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走。他俩在战争年代就是聚少离多。“文革”期间，耀邦关“牛棚”、下“干校”，李昭受审查，更是彼此隔绝，不能相顾。几个孩子一直由外婆（李昭的母亲）照顾。耀邦根本无暇顾及他们。只是在“文革”他赋闲在家时，正好喜添孙女，才难得有空抱抱孙女，同孙女亲热亲热、逗逗乐，以消除愁闷，享受这不易的天伦之乐。粉碎“四人帮”他复出之后，就又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特别是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更是夙夜匪懈，宵衣旰食，住在中南海勤政殿，很少回家。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工作、生活习惯，在当他受到挫折、打击和伤害后，不愿意也不习惯把痛苦同家人倾吐，愁苦不易抒发，郁闷难以释放。胡耀邦又是个极其率真的人，他耿直、善良、厚道，胸无城府，没有心计，不懂韬晦，不会权变，常常是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不加掩饰。正因如此，他难于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不善于在逆境中保护和调整自己。这显示了他光明磊落、宁折不弯的伟大人格，但也酿成了他皎皎易污、桡桡易折的人生悲剧。

打桥牌　见性格

　　如果说耀邦有什么业余爱好的话，那就是打桥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经常陪邓小平打桥牌。据说他们谁输了，还要在脸上挂纸条，甚至钻桌子。我在他那里工作时，出差在火车上、工作任务完成后，只要有条件（必须四个人），就要打桥牌。1958年在江西瑞金召开共青团四省百县会议，会议结束那天，我们连夜赶写通讯报道，准备第二天见报。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都很高兴。通讯稿写好后，已过半夜。耀邦和我们都感到了完成任务后的轻松。这时他不是去睡觉，而是提议打桥牌，直打到天亮。吃完早饭后，就驱车奔赴南昌，然后坐在车上睡觉。我曾多次陪他打过桥牌。“文革”后期，他“解放”后，赋闲在家时，生病在305医院住院时；从总书记岗位下来后，1987年在天津休养时；1988年在长沙休养时；1989年在南宁休养时；从南宁回到北京后，也还不时打电话找我去家里打牌。他的二儿媳王杨子也会打桥牌，在北京常是杨子和他的兄弟，我和耀邦四人对阵。他性子较急，一副牌没打好或输了，他就着急。这时只有杨子能据情据理说服和宽慰他。在天津时，他把团中央几个会打桥牌的同志轮流找去，与他做搭档，同天津市桥牌协会的同志打牌。人家是专业牌手，我们当然打不过他们，他输了就着急。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冯若赐怕他老输急坏了身子，就事先做好一些牌，因此他在同冯若赐搭档时就赢得多些。可他不知道，还高兴地对周围的人说，冯若赐的牌打得比较好。在南宁，由自治区桥协主席何忌陪他打牌。何忌是个老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担任建委主任，延安大礼堂就是他负责修建的。建国后在广西长期担任建委主任，离休后任桥协主席。这位老同志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思想比较活跃，观念比较开放，他对耀邦十分敬佩。2007年他出了本诗文集，其中收入了一篇短文，说毛泽东想学唐宗宋祖，但却没有唐宗宋祖的气度；胡耀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被当局发现，责令他把文集收回。最终还是将这篇短文撤去，才让重新发行。耀邦在任总书记期间，他的桥牌搭档主要是聂卫平。他曾对我说，聂的牌打得很好，记忆力也很强。中央领导人打牌，在叫完牌坐庄时，都要交换看对方的牌。有时由耀邦坐庄，聂看一眼他的牌后就全记住了，然后在关键处由聂指点他打牌。耀邦说自己叫牌比较好，聂坐庄打牌比他强。另外他还赞赏聂的为人。他下台后，不想连累别人，也不找聂打牌了，但聂还照常来看他，耀邦很感谢，但要他不要再来了。聂说没什么，我们不就是打桥牌的关系吗？

 

　　在长沙和南宁时，耀邦一般每天上午看文件，下午或晚上打桥牌。电视节目除看新闻外，主要看体育频道，特别爱看足球比赛。记得当时正在举行世界杯足球赛，他几乎天天要看。这就不由使我想起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苏联共青团请他去观看由苏联和另一国举行的足球决赛，还没看完他就不耐烦，提前退场。苏陪同人员无可奈何，但在回住所的路上，汽车里一直广播着比赛实况，当听到苏联队最后取得胜利时，车队停了下来，所有苏联陪同人员都下车互相热烈拥抱庆贺。当时我们看了还难以理解，觉得有些好笑。可现在耀邦自己也变成了足球迷。其实这就是他的性格，他是一个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服输的人，因此很欣赏竞技运动，而且就是要赢，不能输。他爱好打桥牌，有时也打打麻将，下下象棋。谁跟他下棋，他要不赢是绝不罢休的。1958年武昌会议和1959年上海会议期间，休息时，他和陶铸等几位领导同志就在一起打麻将，并都不服输，每次打牌结束，胜负成绩，都要留下“纪要”。他打桥牌也是不取胜不甘心，因此有时就难免急躁冒进。在长沙有一副牌，成功作成了小满贯，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可实际这是一副冒叫的牌。有人说，冒险后得到的胜利，才是最令人难忘的。

　　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中国桥协每年年终都举行一次中央一些领导人参加的“运筹和健康”桥牌赛，小平同志和他每年都参加，而且轮流名列冠军。就在他下台前的年终那次桥牌赛，他对自己即将被免职下台的前途和命运竟毫不知觉，还兴高采烈地对周围的人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吧！就在这次桥牌赛后不久，中央召开了批评他的“生活会”，他被迫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生活会”之后，小平同志还曾找他去打桥牌。头一次他不好拒绝，但可想而知，那时他同小平打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滋味。后来小平再找他时，他就托词推谢了。

最后墨宝　抒发心声

　　除了打桥牌，那段时间，他就是作诗和写字。1988年他写了不少诗，主要是题赠知交故旧、亲朋好友的。他的诗立意新，格调高，有韵味，但请教专家，说不合格律，因此后来也就不写了。写字是他休息的一种方式。在南宁，小客厅里就设有一张案桌，上面铺着宣纸，摆着毛笔、砚台和墨汁，准备他随时挥毫写字。

　　1989年3月12日，也就是离开南宁回北京的头一天，我正在西园饭店房间编审《刘少奇研究论文集》的稿子，齐东然参谋忽然来叫我，说有事情，要我马上到耀邦同志那里去。我跑过去一看，屋子里围着许多人，原来是西园饭店的经理正在请耀邦为饭店写几个字。本来，耀邦已谢绝给任何人题字。他对一些老同志、老干部、很亲近的朋友知交要求写字，甚至有的同志把宣纸送来了，他都很风趣地说：等二十年以后我再给你写，现在我的字写得不好。但对西园饭店的职工他无法拒绝，他曾几次住在这里，同他们朝夕相处。他是为了感谢他们，为了感谢西园饭店上上下下为他服务、和他相处了几个月的普普通通的人们。耀邦铺开了宣纸，手握毛笔，正在征求大家写几个什么字，大家都一下想不出好词来，就来找我。可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下也无言以对，同时觉得耀邦写的话，过于俗套和一般化也不行。我想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当时就被自己否定了。经过几分钟的沉默，最后还是按齐参谋的意见写了“第一流服务”几个字。当时，我真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不中用，平常还有那么点“才思敏捷”的味道，这当着众人竟瞠目结舌了。后来忽然想到“宾至如归”几个字，觉得是否比“第一流服务”好一点，但现在想起来也不一定。

　　这时，耀邦写字的意兴正浓，他要勤务员小杜再拿宣纸，说我再写两幅。接着他就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唐诗，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另一首是他赠萧克将军的诗：“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传李广名。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第一首他未落款，写完第二首，我请他落了款，并写上己巳年春，还是专门到日历上查的。第一首上的“度”字，我说缺了一点，他又重写了一遍。我当时觉得这两幅字写得都很好，他自己也满意。我感觉到他想把这两幅字送给我，因为前不久在长沙时，我曾经请耀邦为我写几个字，他也答应过，说等我的字练好些再给你写。于是，我就大胆提出想要这两幅字，他笑着说，你看着好就拿去作纪念吧。

 

　　当时，他兴致很好，西苑饭店的一位服务员把耀邦留下的一套广西画册拿了来，大致有四五十本，请他签名。他一本一本都给签上了。我对那位服务员开玩笑说：你这次是大丰收了。这位服务员说：我要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前一天，区党委钟家佐秘书长拿来一个签字簿，请耀邦题字。他对我说：我本来是不给人题词的，人家拿了本子来，在本子上写几个字和写条幅还不一样，而且听说钟的字写得也不错，我给他写了老子的一句话，你看怎么样？于是，我们俩走到隔壁的书桌上，打开题字簿，看见上面写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录老子语应钟家佐同志。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三月”。

　　我觉得字写得很好，但对题词的内容一时还不理解。他说：回头你们把这个本子交给钟。下来后，我琢磨耀邦写的老子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意味深长。

　　胡耀邦是“以身许国”的人，他曾题写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以明志。从被迫辞职前后到突发心脏病去世，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一心一意关注国家的兴衰，人民的祸福，改革的成败。其天真无邪，几乎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令人感叹不已。

　　十三大前，邓小平找他谈老人退休安排，他对自己不再担任总书记，毫不介意，并对邓小平、陈云等老人退下来，感到由衷高兴，认为这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好事。

　　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和体制改革，不让他插手，他也毫不介意，仍尽心竭力为抓好落实六中全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考虑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处理好学生闹事而日夜操劳。 　　当赵紫阳得知邓小平对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很有意见，劝他找邓作个交代，他坦然应对，并不在乎。

　　在外面传出一些对他不利的言论，胡启立把这些传言告诉他时，他不仅不以为然，还批评了胡启立。 

　　他在中央“生活会”上被迫作检讨时，为了保护为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大批干部，宁可自己受委屈，大包大揽，承担了不应有的“罪责”。

　　对在“生活会”上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指责和批评，他希望中央能做出一个正式和公正的结论。他认为，对个人来说，有没有这样一个结论也无所谓，但这样对待一个党的总书记，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利于维系党心、民心。

　　对自己，他无私无我；对国家、对人民，他赤胆忠心。

　　1988年，由于闯物价改革关，引起通货膨胀，物价居高不下，人心惶惶，耀邦虽已赋闲在家，但忧心忡忡。李昭告诉我：那段时间，耀邦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成天发呆，发愁，不说话。他对当时的形势很是忧虑，先后与三位政治局委员谈到，要关心老百姓的日子呵！

　　对一味强调安定团结，忽视实事求是，他深感不安。他认为，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然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重要。像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对学生闹事，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采取不恰当的处理方针，我们将担负历史责任。还是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那段时间，苏联、东欧风云变幻，耀邦思想很不平静。他认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像一股巨浪将堤坝冲开了一个大缺口。波兰的圆桌会议、议会选举、总统制；匈牙利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东德承认反对派“新论坛”为合法，开放东、西柏林边界，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对社会主义国家冲击很大。民主是世界性的潮流，势不可当。我们如何正确、妥善面对，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

　　当时耀邦认为，今后自己是四个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经70多岁，自然规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来，但是否可能？他很担心。他说：“个人事小，全局堪忧。”

　　这就是在南宁题词时的胡耀邦，就是无私无我“无身”的胡耀邦，就是为国为民“为天下”的胡耀邦。

　　我不知道耀邦从南宁回到北京后又写字题词没有？但这幅题词至少是他去世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墨宝之一，也是他在去世前所抒发的出自肺腑、意味深长的重要心声。

（作者原为胡耀邦政治秘书）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12期

　　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新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标志。《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制度，规定了控制人口迁徙的两项基本制度——户口迁移的事先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目的是“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注1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由迁移的政策法规，标志着当代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项核心制度。这个制度的建立，既不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自然延续的结果，也不是对苏联、东欧的人口管理模式简单的制度移植，更不符合人民民主的共和理念。中共对农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共产党，但执政之后，却采取了把农民堵在城外的政策。这个变化是“一五”时期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全面移植苏联体制所带来的。

　　国家为有效地为工业化提供内部积累，推出了统购统销政策，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遂使城乡冲突日趋激烈。在处理城乡冲突中，一个比一个严厉的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出台，最后形成并确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管理体系。

一、治安户籍制度的初步建立

　　新中国户籍建设的制度理念，与国民党政府“户政为庶政之母”的观念大不相同，目的要求是非常朴素的，即所谓“保护好人，限制坏人”。户口管理的最初功能，主要是进行政治控制和维护社会治安，通过户口登记来发现和控制敌人。1950年7月召开的首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指出：“户口工作是国家管理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环，是治安工作的基础，在人民的国家机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要求户口工作“成为公安保卫工作中有力武器之一。”注2这个户政工作思想体现了新中国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户政性质上同属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安户籍制度。

　　新中国户政制度的建设，体现了新政权施行政治控制的需要。城市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国家管理层次上处于社会控制链条的高端，农村则处在这个链条的低端。所以，国家户政建设步骤，是先城市、后乡村；具体内容，是从重点人口的管理，再到一般户口管理；完成期限，确定以十年时间完成全国户口登记制度。注3

　　新中国的户政建设是在巩固新政权统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开始起步的。户籍管理的任务主要是对政治性和社会性嫌疑人员加以控制。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统一规定了城市户口登记制度。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个全国性的户籍法规。各地将镇反运动和户口清理相结合，建构起了对危害新政权统治的敌对分子进行政治控制的管制系统。注4

　　镇反运动结束后，专政机关的政治控制活动转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按照中央有关部署，户口建设的中心是大、中城市，工矿地区，军事要塞及沿海边境地区的重点人口管理，规范和严密大、中城市的户籍管理，在农村的户口登记问题尚未提上日程。

　　1953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和第一届基层选举，在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作普选准备的同时，也强化了户籍工作在治安管理的作用。中央公安部1954年7月的一份内部报告中讲：“只有做到人人有户口，彻底消灭漏口、漏户，才便于发现与控制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才便于寻找通缉罪犯，才能有效地达到严密社会面的控制。”注5

 

　　新中国初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比较自由，实行的是迁徙证制度，对在城市有生存基础的居民都准予入户。1954年，第一届人大通过的五四《宪法》第三章第九十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注6

 

　　在《宪法》制定后，国家加快了各项法律制度的建设步伐。1954年12月20日，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下达《关于共同配合建立户口登记制度的联合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民政、公安、统计等有关部门共同配合，把户口登记制度在1953年人口调查的基础上确实建立起来，以适应国家各项建设的需要。

　　从形式上看，1954年以后加紧户籍制度建设的这些举措，反映了宪法制定后进一步健全国家各项制度，全面建立户政体系的法理性要求。但实际上促使国家重新对户籍制度建设工作加以重视的现实动因，主要还是日趋激烈的城乡冲突。

　　新中国第一次城乡冲突出现在1952年，直接导因是“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在政治上打击私人企业的同时，也破坏了城镇原来的工商业基础，造成了大量城镇失业人员。为解决城镇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大批农民涌入城市的问题，政府开始对农民进城就业加以行政干预。

　　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劝止农民自行进城找工作，动员滞留在城市的无业农民回乡。注7虽然这时的措施还只是比较缓和地“劝止”和“动员”，但必须限制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随着新中国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全面移植苏联体制，城乡冲突的性质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在新的制度基础上发生的城乡冲突，深刻地反映了城乡二元利益结构的体制性矛盾，对新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统购统销与户政建设

　　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需用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内部积累，需要强迫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剥夺农民为工业化起步的必要代价。其特点是高强度的社会动员，高积累的经济政策，以农业集体化来支持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与苏联工业化道路是沿着同样一条历史逻辑进行的，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对农民的高征购和农业的集体化。

 

　　“一五”时期，是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期。一方面，计划经济的实施，需要准确的人口信息。特别是统购统销的实施，需要户籍制度承担分配居民食品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冲突越来越激烈，国家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限制农村人口的外流。而最便捷有效的措施，就是户籍管理制度。鉴于户籍制度的重要性，国家在“一五”时期大力推进了户政建设的步伐。

 　　新中国工业化计划刚一启动，就开始出现了粮食紧缺的问题。中央决策层决定，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并立即于1953年11月在各地实施。统购统销的实施，需要有准确的人口数据作为食品供应的依据。各地在实行统购统销时，对城镇户口进行了清理核实，以掌握计划供应的准确性。

　　1954年是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第二年度，政策执行中的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了。由于在农村统购中强迫命令严重，从农民手中征粮过多，统销不到位；而城镇的粮食计划供应又开口过大，销量大大超过规定指标；再加之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使粮食形势非常紧张。到1955年春季，几乎是“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各地农民的闹粮风潮此起彼伏。

　　1955年，中央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整顿。在农村，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的办法；在城市，在“按户核实”供应的基础上，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级的定量供应。各城市结合粮食供应，严格控制迁入人口，并清理了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流人员。从此，粮食的计划供应指标就与城镇户口直接联系起来了，统购统销政策基本定型，人民生活开始进入票证化时期。在1956年初，北京市民经常需用户口证件作证明的事项，即达30多种。注8

　　在整顿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国家也改进了户口管理的办法。一方面加强了对迁徙人口的管制，明确由公安机关控制迁徙证的发放；一方面加紧了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建设，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人口统计指标上划分开来。注9

　　1955年6月22日，周恩来总理签署颁布《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提出：“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性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注10

　　195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第一次全国户口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户口工作是维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有力的工具，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它的基本任务是：证明公民身份，便于公民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统计人口数字，为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活动，密切配合对敌斗争。”注11会议还讨论了初步拟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等文件，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在全国建立一套比较规范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在统购统销政策定型以后，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还提出了加紧户籍制度建设的具体部署。主要有：1.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全国各大城市实行“公民证”制度； 2. 在1956年、1957年的两年时间内普遍建立起来常住人口登记和人口变动制度； 3.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出生证、死亡证和外出证制度； 4.城市在1956年，农村在1957年，将应列管的重点人口全部管起来； 5. 增加户口统计指标，如农业人口、职业、文化和年龄等等。此外，国务院还一度曾要把户政管理的职能移交到民政部门归口管理。这些部署带有着明显的苏联户政管理制度的印记。

　　可以看到，新中国最初开始的户籍制度建设，基本还是对苏联制度的移植和翻版。不但由民政部门主管户籍的管理体制，是借鉴苏联的；公民证、出生证、死亡证和外出证这一类证件化的人口管理方式，也是借鉴苏联的。在对重点人口的控制和管理方式上，与苏联也是一致的。新中国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管制，与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更是有异曲同工的功用。

　　在控制农村人口外流上，新中国也沿用了与苏联“老大哥”相同的管理逻辑。苏联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时，为强迫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实行了居民证制度。只给城镇居民发放居民证，农民没有居民证。没有居民证和其他有关证明文件，苏联公民是不能异地流动的。通过这种证件管理的方式，苏联一方面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国家可以根据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从农村吸纳劳动力。

　　中国在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开始也是试图借鉴苏联的证件化人口管理办法，实行劳动力的计划管理，试图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纳入国家工业化计划之中。但是，中苏两国的基本国情大不一样。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就业容量小，政府管理方式粗放；苏联地大物博，劳动力普遍短缺，工业化程度高，政府管理计划精细。所以，中国和苏联在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城乡冲突，其内容、性质和表现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在对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处理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别。

三、社会主义改造与城乡矛盾

　　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彻底改变了城乡居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方式，也使城乡关系和城乡冲突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农业集体化彻底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生态，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持续紧张，骤然加大了农村奔向城市的人口推力；另一方面，在消灭了私人资本和改造个体工商业之后，城市的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退减。

　　城乡矛盾之一：农村的人口推力持续加大。

　　“一五”期间是中国人口迁徙的高峰期，迁徙数量逐年攀升。1954年的迁移人数为2200万人，1955年上升为2500万人，1956年又继续加大，达到了3000万人。注12这个持续攀升的情况，正是农业集体化运动强化了农村人口推力的表现。1956年虽然全国范围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但国家统购统销的完成情况反不如去年。1956至1957粮食年度的收购减少了25.6亿斤，市场销售却增加了127亿斤。注13加上一些地方灾情严重，统购统销又多购了“过头粮”，这就引起了农村社会的普遍恐慌。

　　农民生活方面，被集体化的农民，失去了劳动的自由，劳作更加辛苦，收入明显减少，生存状况持续恶化。由于生产没有增加，再加上副业收入减少和合作社开支过大，许多农户收入减少。1956年农户减少收入比例约占总农户的1/3或1/4。注14这使得农民对土地和农村生活普遍失去了眷恋。

　　当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苏联在农村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义务交售制对农民“挖的很苦”，告诫党内同志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注15然而，从1956年秋冬，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农民闹粮、闹社的事件，到1957年春，事态还在继续发展。许多人纷纷逃离农村奔向城市，加入“盲流”队伍的人数呈暴涨之势。据内务部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秋到1957年3月，北京、天津、南京、南宁等18个城市和陕西、甘肃、新疆、黑龙江等8个省一些主要城市流入的农民，即达40余万人。注16

 

　　城乡矛盾之二：城镇的人口容量大幅度萎缩。

 

　　早在1953年和1954年间，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就出现了。1954年，全国约有60％即23万初中毕业生，约有63％即209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1955年的情况更严重，有71万多初中毕业生和266万多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以后3年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将有170余万人，高小毕业生将有880余万人。注17国家当时关于初中高小毕业生的基本政策是：除招考少部分人升学外，主要是号召、组织一部分人去从事工业生产，大部分人去从事农业生产。注18

　　一方面是大量的初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困难，另一方面是一哄而起的农业合作社缺乏大批会计、记工员等初级管理者，决策者考虑让知识青年在农业集体化中发挥作用。毛泽东在《中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一篇按语中号召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注19当时报刊媒体接连发表文章，号召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农村干一番事业。

　　同时，动员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受到苏联在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建立共青团城的启发，尝试动员城市中的少数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他们在北京、上海、温州等地组织青年志愿者垦荒队，奔赴边疆和偏远山区开发建设。到1956年9月，约有20多万人参加了这项活动。注20

　　城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实现了公有制的单一所有制形式，失去了依靠市场解决就业的能力。这是更为根本的体制问题。在“大锅饭”的单位体制下，实行统分统包的劳动用工制度，城市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都已是力不从心了。1956年8月，全国省辖市以上城市就大约有160万失业人员。注21其中很大部分是城市新增就业人口。为此，《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能够在城市就业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注22根据“纲要”提出的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方针，劳动部门确定了“先城市后农村”的就业原则。各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凡“城市中能够解决的，就不要到农村中去招收。”注23

　　中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既加大了农村人口推力，又减弱了城市人口的吸力，从而使城乡冲突带有了不可调和性。但是，与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情况相比，中国对农村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还没有那么严重。

　　苏联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对整个乡村经济的破坏非常严重，直接后果是造成了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注24为了阻止饥饿的农民大举涌入城市，斯大林恢复了早已废弃的沙俄时代的国内居民证制度，全面实行严格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于1933年l月开始正式实施。居民证的发放范围最初限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25个重点城市。后又扩大到所有的市镇。广大农民是没有居民证的。公民在进入居民证管理区后，须在24小时内到所到地政府部门申请暂时居住许可证。如不批准，必须在3日内离开。注25苏联的居民证制度用行政手段强行把城乡分割开来，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直到1975年，苏联农民才有了获得国内居民证的权利。

　　虽然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居民证制度，有着同样的形成逻辑——同是来自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引发的城乡冲突，同是要强行限制集体化农民的外流，但是中国最终没有采取苏联的居民证制度，而是实行更为严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个体制移植中发生的“枳变”，与中国1956年一波三折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出台

　　195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出现了全面“冒进”的态势，建设规模成倍扩张，财力、物力、人力全面紧张，并使得城乡冲突的激烈程度骤然加重了。由于铺摊子、上项目、超计划大量招工，1956年全国职工人数比1955年末增加224万人，不仅大大突破了原计划增加84万人的指标，并且超过了1957年劳动力的需要量。注26这个虚假的城市人口吸力的出现，一度改变了过去国家控制城镇人口规模的政策。城镇人口仅1956年、1957年两年就增加了1664万。注27曾经轰动一时的青年垦荒运动，在1956年9月以后实际上已偃旗息鼓了。注28

　　大干快上的经济过热造成财、物、人的全面紧张，中央在1956年下半年采取“反冒进”的措施，大幅度压缩基建投资，调整不切实际的各项指标，采取措施限制城镇人口急速增长。1957年继续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从1957年1月起，所有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在社会上招收工作人员。1957年4月23日，在全国劳动力调配工作会议上，劳动部长马文瑞检讨了对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盲目乐观情绪。注29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说：1956年这一年，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一个“多事之秋”。他告诫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还提出：要统筹兼顾，全国六亿人口统统管着。对城镇青年的安排原则是，或进学校、或到工厂、或到农村、或到边疆。注30

　　毛泽东特别讲到了城镇青年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中小学生在升学和就业上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反冒进”的措施所及，影响到教育部门压缩了1957年的招生规模。当时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升不了大学，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升不了高中和中专技校，五分之四的高小毕业生升不了初中。注31有8万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这是建国以来的新情况。因此，在毛泽东亲自修改，并于1957年10月正式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毛泽东新加上了一段话：“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升学、就业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注32

　　为了减轻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压力，政府从1956年秋季起，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强硬措施。主要有：

　　1.大力提倡向农村转移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政策。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明确指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1957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长时间内，劳动就业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注33各级政府大力动员青年劳动力和毕业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2. 收紧企事业单位的用工控制。1957年1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有效地控制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增加，制止盲目招收工人和职员的现象的通知》，要求所有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所有事业单位，自1957年1月起，一律停止自行从社会上招收工作人员。如需要临时工，应首先从城市失业人员和剩余劳动力中招收，不能解决时，方可到农村招收。临时工的雇用期限，不得超过1个月。注34随后，政府又接连下发清理临时工和停招固定工的文件。规定：农民预约工、临时工的户口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用粮凭在本地换取的粮票供给。

　　3.实行事先审批凭证落户的户口迁移管理制度。凡符合登记常住户口条件者，需先经本人单位审查同意，并在迁移证上注明盖章后，派出所再进行登记。加强城市的户口、粮票管理，企业尽可能不向农村招工。并改变了过去的职工家属随迁入城的政策，要求各单位向职工宣传尽量把家属留在乡村，动员家属回乡生产，并且实行回家探亲的办法。注35

　　4. 严厉限制农村人口的外流。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切实劝阻农村的盲目外流人员，只有外出后生活不致发生困难的，才可以允许他们外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补充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对所有准备外出的农民“应反复地、耐心地加以劝阻”，“把他们稳定在农村”。除少数确已投靠亲属或就业安家者外，其余流落外地的农民一律遣返原籍。注36 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规定：各城市一律不准随意招工用人，对盲目进城农民采取随到随遣（返）的办法。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部门，严密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对于不听劝阻，继续滞留城市的盲流人员，则强制送回当地处理。注37

　　有鉴于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屡禁不止的情况，1957年12月，中央通过并下达了阻止农村人口外流的两个重要文件：《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再次明确强调：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

　　这些措施的中心目的，就是以行政手段构建起来一个城乡隔离带。一是关住城市的门：从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等方面全方位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一是拴住农民的腿：从过去的“资助”返乡，到“劝止”进城，严格控制“迁徙证”的发放，进而到实行“收容遣送”制度，对滞留城市者予以强制“遣返”。

　　在处理工业化和集体化导致的城乡冲突方面，新中国和苏联最大的不同，就是受到战争动员的革命传统影响很重，在政府管理上存在浓厚的游击习气，政策出台的随意性很强。1956年的经济“冒进”，使城乡冲突骤然激化了。中央政府果断采取“反冒进”的措施，加强对城乡流动人口的控制，虽然遏制了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势头，但是也侵害了五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益。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时，许多言论都提到了保障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问题。也正是借助反右派运动的强大政治声势，政府得以出台这些严厉强硬的措施，在城乡之间用行政手段强行分隔开来。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大社会集团，并促使国家出台相应的法规，最终将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功能纳入了户籍管理制度。

　　1958年1月，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在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中发展起来的城乡二元社会利益格局，终于以法律的权威手段确立下来了。在这个户籍制度上，长期附着了粮油供应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十几项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城乡隔离体系。占全国人口最多的农民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实际上处于“二等国民”的身份地位。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这项制度安排，在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意义上，不仅退回了革命时的出发点，甚至还倒退得更远。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中世纪的“编户齐民”、世袭身份和贵贱等级的历史遗蜕。

五、当代户籍制度形成的路径分析

　　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无疑带有前现代化社会的法律性质，但它绝不是对历史传统的简单承继。自晚清以来，历届政府都在努力推进现代户政制度，且已有了相当的成绩。中共执政以后，也是把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作为人民的基本权利。但这个制度变迁的现代化进程，却在推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被人为地阻断了，以至于出现了向中世纪回归的传统变异。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特征，是在1949年以后不断发展起来的城乡冲突中逐步形成的。从体制渊源上看，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和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诸国一样，都属于治安户籍制度。警察机关掌握户口登记，具有管制敌对势力和控制人口流动的功能。而且户籍制度建立的动因，也都是来自于为国家工业化提取内部积累的需要。但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要比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更严厉。这是历史与现实，舶来和本土等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制度变迁过程。具体说来，导致制度移植的枳变发生有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传统的现实影响；二是制度移植的社会条件；三是制度建立的路径依赖。从这个制度枳变过程中可以看到三种双重因素的交互作用：

　　第一，中俄两种中世纪传统的交互影响

　　在我们分析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传统特征时，必须看到两种历史传统的交互作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如果我们回溯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的中世纪传统，中国农民的境遇显然要好得多。中国秦汉以降2000多年的农业社会，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可以自由买卖，耕作效率极高。虽然也有军户、乐户、匠户、灶户等职业世袭身份和贵贱等级，但这是与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的俄国农奴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斯大林体制的户口管理制度，是以国家权力实施的人身束缚。苏联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以居民证制度的行政手段，强行把城乡分割开来，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直到1975年，农民才获得了国内居民证的权利。被集体化的俄国农民实际上回到了1861年解放农奴前的生存状态。正如著名俄国经济史学家伦纳德·哈伯德评论说：“俄国农民在1861年曾获得解放，在1917年获得了更多的土地，现在却发现自己被抛回到了1861年以前的境地。”注38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不仅是延承和变通了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的某些特点，也是移植了沙俄时代通行证制度的某些特点，特别是当这些外来的中世纪传统以现代国家计划经济的面貌出现时，世人一时是很难分辨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分析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传统特征时，必须看到中俄两种历史传统的交互作用。

　　第二，信仰政治和功利哲学的交替作用

　　新中国的领导人在革命时期就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自己革命的目标和社会理想。在执政以后不久，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实施向斯大林模式转轨的社会改造。在这个制度移植过程中，可以看到信仰政治的巨大力量。从新中国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到中共普通党员和广大社会民众，都认为苏联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方向。人们对苏联刻意制造出的社会主义辉煌成就深信不疑，即不了解苏联在工业化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对制度移植中的国情制约因素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使得这个亦步亦趋的制度移植过程充满了意识形态迷信的色彩。苏联的义务交售制和中国的统购统销，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农业合作社，都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但是，从意识形态信仰设定的政策目标，出现失误的概率非常大。而且在处理失误的方式上，往往是非常现实和功利主义，即以强化国家权力的方式进行控制。观察中国当代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对移植苏联体制发生问题的被动反映。新中国领导人一直深信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宣传，寄望于通过农业集体化彻底解决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一再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但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只是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提取能力，直接后果是农作物的减产，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粮食。注39在集体化造成的强大的农村人口推力下，国家不断强化对城乡人口流动的控制手段，最后促使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出台。这个制度形成过程，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功利色彩，违背了五四宪法规定的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公民权利。基于对限制人口流动的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可，七五宪法干脆取消了五四宪法的公民有迁徙和居住自由权的条款。从这种功利主义的变通中，可以对国家全能政治的形成过程管窥一斑。

　　第三，统制经济和政治运动的双重互动

　　中国当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苏联因素”，在管理逻辑是一致的，但并不是对苏联户口管理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共在全面引进斯大林体制中自然延伸的结果。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诸国对人口迁徙的户籍管制，比中国显然要宽松得多，制度的规范性也更强。造成这种情况的，除去人口土地状况、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情因素外，还有各国户政制度建立的制度路径差异很大。

　　实现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将人口流动管理纳入国家计划之中本是体制的应有之义。但当代中国在完成了单一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采取苏联的证件化管理的户政方式，建立的是人身控制更为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注40所以会产生这个结果，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路径效应使然。依靠政治运动的社会动员方式，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条件。

　　政治运动的高强度社会动员方式，固然使一穷二白的中国迅速挤进了社会主义的门墙，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正常经济活动的冲击，出现了盲目赶超的“冒进”浪潮。周恩来等不得不采取“反冒进”的紧急收缩措施，大力压缩基建规模。为了制止职工队伍的急速扩张，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加强对城乡人口的户口管理，限制农民外出流动。在一乱一收中，借助反右派运动的强大压力，国家正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是反映了这个需要。

　　但是，《条例》颁布后，实际上没有起到控制人口流动的功能。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对职工人数的控制再度放开，使职工队伍的数量变本加厉地再度膨胀起来。只是在大跃进造成了大饥馑的情况下，国家大幅度压缩职工人数，下放2000万人，再度强化户籍管理制度，严厉管制城乡人口流动，保障城镇居民的低水平食品供给。由此，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最终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格局。

　　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市场，政治运动又造成了国家计划理性的失灵，在“冒进”、“反冒进”，大跃进、大调整，这样的治与乱循环中形成的户籍制度，无疑是僵硬和缺乏弹性的。所以，中国当代户籍制度比之苏联、东欧的户政管理体制，更突出了对人口流动的社会控制功能，人们的生命活动被限定在特定的地域（单位）范围内。

     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和集体化下的低效农业，在造成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同时，也在农村造就了数量巨大的隐性劳动力群体。在改革开放重新启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后，使这些被制度掩蔽的庞大的劳动力立刻显现出来了，不仅旧有的人地矛盾更加紧张，而且又带来了就业、失地、乡村治理等一系列的新问题。但是，要抹平历史长期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异，真正实现公民的迁徙和居住的自由权，还需要经济市场化、城镇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长足发展。

注释：

　　注1　罗瑞卿：《关于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1958年1月9日），195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

　　注2　《关于户口工作的几个问题》（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文件。

　　注3　同上。

　　注4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1年7月）第一条规定：制定本条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

　　注5　《公安部黄耕夫同志关于上海、南京、杭州户口管理工作的考察报告》（1954年7月）。

　　注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4），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0页。

　　注7　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2卷，1991年（未刊），第152页。《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8页。

　　注8　黄耕夫：《户口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1956年3月10日在全国户口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注9　《国务院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1955年11月7日。

　　注10　《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1955年6月22日。

　　注11　黄耕夫：《户口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1956年3月10日在全国户口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注12　《人口统计年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

　　注13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98页。

　　注14　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编：《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88～93页。

　　注15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9～30页。

　　注16《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关于各地执行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紧缩城市人口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及解决意见的报告》（1957年7月29日）。

　　注17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注18　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1955年4月12日）。

　　注19　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5），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27页。

　　注20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注21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48页：另据有关部门估计，1956年8月，全国省辖市以上城市就大约有160万失业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未刊）（第4卷），第73页。

　　注2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8页。

　　注23　中央批发劳动部党组《关于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意见》，1956年8月20日。

　　注24　据估计，苏联全盘集体化至少造成了1000万人的死亡，其中有一半死于大饥荒。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道路》，第429页。

　　注25　接栋正：《国外民事登记制度及其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第30页；纪晓岚：《苏联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评价》，《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关于“Propiska”的翻译，有居留证、居民证、国内通行证、国内护照等各种称谓。相关内容可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assport_system_in_the_Soviet_Union（《维基百科》）。

　　注26　国务院《关于制止企事业单位盲目招收工人和职员的通知》（1957年1月12日）。

　　注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9页。

　　注28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年）》，第11页。

　　注29　马文瑞：《1957年的劳动力调配工作问题》，1957年4月23日。G5—1/1(1957.13)

　　注30　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第339、360、340页。

　　注31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注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六）。

　　注33　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57年6月26日）。

　　注3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364页。

　　注35　宋平：《劳动就业问题》（195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21～23页。

　　注36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362、363页。

　　注37　《中央公安部关于当前在治安方面应注意的几项工作》（1957年7月12日）。

　　注38　罗·塔克：《是列宁的一种选择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69页。

　　注39　与当时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不同，1956年的粮食生产实际上也是减产的。

　　注40　在前苏联，夫妻如果有一方在城市，另一方是可以把户口随迁城市的。而在中国则是不能以婚姻理由随迁户口的，因而造成了大量的夫妻两地分居的社会问题。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变。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责任编辑　徐庆全）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12期

   在纪念中共九十周年、建国60周年、改革30周年时，大陆宣传改革的成就时，着重宣传也只能宣传农村改革的成就，因为其他的改革都是没有什么
明显成就或者是失败的，如医疗、住房、户籍、金融、国企、教育、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制度改革都不是成功的。在宣传法制的成就时，也着重宣传农业、粮食生
产的发展。但是不讲农业发展的代价，更不讲存在的隐忧与危机。除了另文讲改革的伟大中有渺小面以外，本文着重分析农村潜伏着的十大危机，看到光辉成就后面
的阴暗。危险面。

对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0年代的五个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和21世纪前十年的一系列新的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不同
于文革前的惊人的变化，取得了农业生产的显著成就，有一系列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作证明。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可能遇
到什么难题？存在哪些隐忧和危机？对过去取得的成就需要实事求是地冷静地估计，不要盲目乐观和操之过急，幻想一切好事今天全办完，只能留下一堆形象工程、
豆腐渣工程的泡沫政绩，而农民未能获得实惠。建议：

1、农民仍为“二等公民”的国家农奴，并未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

最
根本的是农民真正地彻底地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而艰苦斗争。万里曾经说过，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是“国家农奴“。我在2011年5月同一位
农民谈到农村改革的重要成就与变化时，这位农民冷冷地回了一句：”除了‘包产到户’以外，现在和人民公社有什么区别？“他指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
应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认定尊严、自由民主。公平等状况，农民并未完全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

——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罢免权、知情
权、监督权变为阵阵落实。河南农民李广华反映，台前县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由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由ige男干部全部包揽，包括妇女
主任，而且35年不变。这位村干部从不公布账目，向上申请的项目经费也有他管，但又的扶贫、治黄项目补贴未分给群众；有的项目是空壳，上级检查养老院时，
临时装假，媒体每人五元；检查养羊场时，借羊充数，每只每天五元。联名上诉，结果之八妇联主任交给儿媳干。领导答复，我们已经批评他了。国办。中办发文
件，口头上要对遵纪守法，但是自哀全国孙庄只是一个孙庄吗？从一桶水可以看太阳。全国还有多少个孙庄式的乡村和小皇帝？

——结社自由的权
利，农民没有。198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农民也应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
会。“邓小平答道：”共产党就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补充解释道：”对，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但是，党还代表政府利益。政府利益和农民利益有时会有矛盾，
所以，还应建立 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答应”看三年后再说。“箱子，过去20多年了，九亿农民仍旧没有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农会。

——
“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你们对耕地、宅基地、小产权房的所有权bwi落实。1980年代深圳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名，你们转为居民，全部农民集体土地全部转为
国有，补偿按低标准，发给农民赴香港耕作许可证缓和不满。宁波征地，一亩耕地给农民补一万元，卖给开发商50万一亩。增值部分政府一般的60%，开发商得
40%。地方财政主要依靠你们土地转为征收的土地，产权由集体所有改为国家所有，即当地政府实际所有，你们所得甚少。修京九线时，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村住
宅、耕地被征收，但迁入鲁谷村新居时给农民的证件为租赁证。现在你们要住房产权时，政府又要你们按几千元每平方米高价购置。此类做法诱发和比时你们威权的
集体上访或出现群体事件，长期申诉无效后，无处申冤说理的农民可能采取报复社会、政府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极端行动，实质自我毁灭或同归于灭。对于上访事件
中，土地问题占60%以上的高发趋势和斗争形式激烈化的变化，证明补遗暴力维稳，须从”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利益、以人为本最基本的原则出发，直奔重于治
标。

2、农民工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可能变成反社会的革命力量和阶级基础

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突出，城镇化、工
业化进程中，2亿农民进城，今后还可能再有2亿农民进城，如没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低工资、低社保、低人权、高污染的环境，将使人们感到
1980年代的改革是“富民改革”，后20年的改革是“富官改革”，平民百姓未得实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不同福利待遇，是使农民体会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非国民待遇，收入差距扩大化，相对贫困化。因此，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由于没有民工家庭居住的条件，又有不能出现“贫民窟”，消除“城中村”的政策，只有
20%农民工带配偶进城，留下了80%青壮年农民工及家属两地分居的难题，潜伏着性压抑与性犯罪、性工作者与性病、艾滋病高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对于随父母
进城，从小生活学习、工作的移民第二代，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公平遭遇，可能从小产生对社会不满，甚至憎恨社会的非良性心态，成为烦扰各国也必将烦扰我国
的移民第二代反抗社会的社会政治难题。将来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参与黑社会活动以及社会政治动乱的重要力量，有的专家担心，极左派可能认为这些农民工将是中国
的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中国农民工状况比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为悲惨，也更具有变革现实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更容易从切身体会中理解与接收
马恩《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对走资派的理论，有可能成为支持极左派以经济口号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群众基础和
阶级基础。现实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现象，将使反社会力量占领和获得理论上正确、道义上高尚的政治制高点，成为真正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现代修正
主义的又一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因此，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缓解农民工的严重问题。公安部有人认为，农民工户籍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对公安部门不是问
题，而是农民转为市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取得同等的公平待遇，包括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需要相应的财力投入，问题是政府财政
能不能负担得起这笔必要的投入。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同经济发展的速度、国民收入、财政投入的增长，以及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交通运输的发展要
相应地协调发展。过分热衷于GDP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水平等指标的政绩观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需要全面地考虑“三农政策”的正效应与负效应、需求与
承受能力。但是，也不能一味强调人多财力弱，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位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部长、教授、工人、农民的实际收入、生活条件相近，并不
是国家及经济发展成强有力的富国才稿高福利的，而是国力不强时瑞典就注意公平，采取了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中国应学习早期的瑞典政策，不能使一部分
人富起来的政策，变成大部分官员和权贵的官二代和几代富起来的政策，而大部分公民特别是农民处于一代又一代相对贫困化的社会分裂状态。

3 、粮食总产量5亿吨，而人均仍未超过400公斤的低水平。进口5000万吨大豆，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反映出农业成就的虚弱与潜在危机。

农
业生产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如人均占有粮食仅400公斤。粮食总产迈过了4亿吨和5亿吨两个大台阶是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总人口数还
在上升阶段，因此，人均年占有粮食量今年没有达到曾经打到过的400公斤，而美国两百年来都是人均年占有粮食1000公斤以上。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研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10）

进
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进口农产品，特别是大豆数量很大，2008年家那口大豆3744万吨，2009年进口4255万吨，2010年超过5000万吨，占
世纪大豆贸易额的60%，还有大量的豆油、棕榈油成品油进口。因此，中国农产品进口总值出现了逆差，约150亿美元。世界上头号农业大国，成为农产品进口
大国。中央农业与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估计，进口农产品相当于6亿亩播种面积的产量，远超过李鹏对FAD的承诺：保证95%的自给率、进口农产品
不超过需求量的5%。聊以自慰的是，进口5000万吨大豆，可以用种大豆的面积增产粮食，进口农产品等于进口我们稀缺的土地、水资源和化肥，不过，谷物是
土地密集型产品，以进口大豆换来粮食增产，由于粮价低，成本高，农民获益不多，并没有取得农民增收的明显效果。

4、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农业劳动绝对数仍为3亿人，以世界40%农业农业劳动力养活世界约7%的城市人口。

——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否显著提高，对农业的投入产出比、经济效益如何科学评价。我们经常以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而自夸和自豪。但是，也有人说，中国以世界40%的农业劳动力养活了世界7%城市人口，而且其生活标准是相当低的。

乡村第一就业人员在改革开放以后，绝对量并未减少，从1978年的2831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30654万人，只宣传农村劳动结构，非农就业人员超过50%的相对数，掩盖了绝对量务农人员并未减少的严重问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第25页】

从
1978年到2008年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总量30年来并未减少，从不到3亿人还增加到30654万人.因此，按照劳动力总量计，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并
未大幅度提高，总量未减。而且质量下降，人口机械性增长后，青壮劳力多进城务工。为了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和减轻劳动强度，同期的农业机械投入增加较多，农
机总动力由1985年28433万千瓦增加至2005年的68398万千瓦，增加4亿千瓦（约5亿马力）功率的机械动力。按一人相当于0.1马力功率计，
相当于增加了50亿劳动力的功率，而农村牧渔业总劳力绝对量并未减少。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去除投入增加量后计算值）并未显著提高，有
的学者采用农林牧渔业劳力占总从业数的比例低于50%，说明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成就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因为农林牧渔业总劳力的绝对量并未减少。距离
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5%以下的水平更为遥远。也说明农业现代化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是极为艰巨、复杂的长时期的历史任务，不宜用单项指标概
括农业现代化水平。

5、我国农业增产以来化肥，占世界10 的耕地使用了世界35%的化肥

老师增产以来化肥，
如果10%的耕地用了世界35%的化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研究，1949-1998年我国了市场量与氮肥年用量的线性关系数达到
0.977，即50年中每公斤化肥都带来恒定数量的粮食增产。即中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重大功臣是化肥施用量的相应增加。（袁越：《氮的问题》，《三联生活周
刊》2011年，第20期）1960年氮肥施用量约50万吨，到2005年达到3000万吨，1998年以后超过4000万吨。1996年年粮食产量达5
亿吨，而使用化肥量为3828万吨，到2005年粮食维持4.84亿吨时，化肥用量达4766万吨，多用938万吨，才能维持相近的产量。

中国以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认可，但是使用了世界35% 的化肥。

我
国1966年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化肥294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值97公斤。我国化肥利用率低，粮食作物的碳铵平均利用率只有28%，山东小麦氮肥利用率
10%，江苏水稻氮肥利用率20%。中国水稻平均每公顷施用化肥量比日本高一倍，而单产相近。17个省的氮肥平均施用量超过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公斤/公
顷，棉花更高达400公斤/公顷以上。预计2015年我国化肥需求量5400万吨，2030年需求6400万吨，才能达到粮食产量6亿吨、7亿吨的目标。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农机，使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能源、钾矿石，造成粮食供应的潜在风险。农产品产量很大程
度上依赖化肥，而化肥工业是高耗能产业，近年我国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到煤等能源需要进口，磷矿、钾矿资源有限，也需要进口。如果国际局势出现突变，对方
采取禁运化肥、能源方式，将直接打击我国粮食等农产品总产量。1930年代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宣布本国小麦自给，美国罗斯福立即还以颜色，禁运化肥给意大
利。结果，小麦产量大减，自给的神化就破灭了。因此，依靠进口的化肥、能源维持的粮食高产记录，是不保险的，而是有风险的，存在着潜在危机。90年前意大
利的墨索里尼就吃过美国的亏。即使保住国内18亿亩的红线，对方不禁运粮食，而采取断绝化肥、能源对华的出口这一招，可能造成中国粮食减产或危机。


2011.07.22作者赐稿，五柳村2011年11月29日收到。

6、水资源影响、制约着中国农业的发展

水资源有限与水利建设滞后制约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布朗，原来认定，耕地不足是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中国将大量进口几亿吨粮食，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事实证明他对中国耕地面积的估计有误。近年布朗认为，水资源不足将制约中国农业发展，这是正确的。日本紫田明夫认为：“迄今为止的全球粮食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水。”英国费雷德·皮尔斯预测：“到2050年，水资源匮乏将使世界上的粮产区从现在的北非、中东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缺水国家发生转移。随着全球河流干涸，谁养活世界人口将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李永久：《水的悲歌》，《经济参考报》2011年5月9日）联合国估计，21世纪中叶，60个国家的70亿人口面临缺水问题。如不投资建设灌溉系统，减少水浪费，亚洲所需粮食的1/4将依赖进口。面临世界性水资源短缺前景，中国形势更为严峻，因为我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只有2200立方米。由于我国处于季风区，降水量季节间不平衡，集中于7-9月，春旱秋涝，而且地域间不平衡，北方地多水少，全年缺水量约400亿立方米。需采取南水北调和过量开发地下水的特殊措施。近年由于全球气候出现异常，我国旱涝灾害更加严重。水资源短缺的同时，浪费严重，水资源利用率为50%，远低于以色列的80%。在改革开放以后，集体修建水利设施难以为继，钱正英认为包产到户以后，水利设施遭到人为的破坏。而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重视特大型水电工程，忽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病险水库的治理。直至2011年的一号文件，以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首次提出水利建设“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要求在未来的十年内，水利投资4万亿元，计划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亿立方米内。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是毕竟晚了，2011年南方遭到严重的旱涝急转的灾害，农民和农业损失不小。更值得重视的也是抓得晚了的问题是水资源遭受到严重污染。

7、农业资源受到严重污染，农业自身也造成面源污染

农业资源遭受严重污染，农业生态环境保育明显滞后。在对待治理污染源的问题上，有一种认识是极为错误的，就是把污染源由城市转到农村也当作成绩。前些年《北京日报》头条新闻介绍北京市城区治理污染成就很大，已经把污染源都由北京市区转移到农村郊区了。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农业生态专家石山向《北京日报》写了封信，反对这种向农村转移污染源的错误做法，更不应说成是经验和成绩。但是，这封正确的批评的信，没有在报上刊登。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中央电视台揭露过，东部污染环境的一个企业，竟然搬迁到自然保护区里面，向沙漠中排污，这是破坏西部环境。又如珠三角地区在农村发展拆船业、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等污染大户，在增加了GDP和企业收入的同时，造成了珠江三角洲的重金属严重污染，而这是极难消除、化解的难题。DDT一类农药的污染将长期残留于土壤中，也会被农作物吸收，留下了出口的隐患，很可能，外国可以应用WTO的规则，以保护本国生物和人的健康为名，提高进口农产品技术标准，以含有氯化物农药为由，禁止我国某些农产品进口。

处理工业和生活废气、废水、废物对农业的污染以外，农业自身也形成严重的面源污染，化肥过量使用和利用率低的原因，每年约1000万吨氮素流至农田以外，占水系氮污染总量的57%，造成面源污染。黄河、长江、珠江每年的溶解态无机氮达97.5万吨，其中90%来自农业，主要污染源为氮肥。同时，造成太湖等48个湖泊的富营养化，蓝藻丛生，造成鱼类缺氧死亡。

黄河、长江的水样本中，四分之一污染严重，甚至不能用于农业灌溉。黄河干支流有30%的河段，4457千米为V类水质标准。海河流域V类和劣V类水质面积达60%。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70%。我国目前农村还有2亿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尚待解决。其他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华北西北地区的沙尘暴、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东北黑土地土壤土层迅速变薄、林区草原的建设开发很不得力。60亿亩草原的资源尚待合理开发等等农业生态保育工作亟待认真开展。如果中国农业生态环境在我们这几代人几十年中就将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青山绿水变成荒山恶水，后人将会责怪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罪人，为了GDP和眼前利益破坏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空喊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口号，而实际行动毁灭了几千年中国天地合一的人与环境的和谐生态。

8、公益性的农业科技被错误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导致农业科研工作落后于生产需求，理论研究薄弱的局面。公益性农业科技建设受市场化导向的科技体制改革影响，严重滞后。

《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明确规定农业科技工作为公益性事业，理应得到国家支持。但是，从1980年代的科技体制改革中，忽视了农业科技的公益性特点，对农业科技单位未加区别对待，提出来“断粮断草”的政策，逼向自负盈亏、取消或减少事业费，以适应市场需求。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使一些研究短周期、可开发商品性成果的农业技术工作获得一些经济效益，得以维持或发展，如研究、生产杂交种子、农林产品加工、农业工程装备等单位。但是，研究周期很长、有社会效益而没有近期直接经济效益的理论研究、软科学研究的科研项目，受到严重打击而削弱，如林种选育一个新树种，需要几十年试验研究，不可能近年自负盈亏，农作物、畜禽新品种的培育也需要十几年的持续不断的试验。因此，近年来大受称赞的杂交水稻是1970年代文革期间就立题、组织大协作攻关打下基础的，并非科技体制改革后才开始，立即取得成果的短平快项目。市场化自负盈亏的政策，直接摧毁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直接向农民收费、养活自己的设想是难以实现的，低收入高成本的农业不同于工业企业可提供专利技术的咨询费，农民习惯于国家无偿的技术服务。因此，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出现了“网破、线断、人散”的可悲局面，反而被科技领导有关部门认为是改革成就。而美国向农民直接提供无偿技术咨询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员，工作在最基层，身份却是联邦政府农业部的公务员。因此，农业的病虫害、畜牧业的传染性病害缺少基层的预测预报和及时防治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平时不养消防队，一旦发生灾情，就不好收拾，损失巨大。据前些年统计，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工作强度（国家农业科技经费与农业总产值比）为5%以上，世界平均在1%，30个最不发达国家为0.5%，而中国大陆只有0.27%。近年有所提高，但不适应农业发展，出现了外国公司的农产品种子占领了我国市场，如青椒种子大部分被美国公司垄断，以至于有人说北京青椒肉丝的价格，由美国人确定。急需加强农业基础理论周期长有社会效益而直接经济效益少的农业科研项目的投入，加大对官方与民间的（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及私人的农业科技工作的人财物力支持，特别是公益性的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的保障。

9、城乡收入差距严重，而且今后还将继续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危险的社会矛盾，而且更危险的是今后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的差额绝对值将长期增大，
而不是缩小。中央强调以人为本，农业为重中之重，农业一号文件反复强调增加农民收入是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则农民收入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重要性提得不能更高了。但是，在农民收入的绝对值有所提高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值的差额在不断扩大，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延续这个不祥的发展趋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左右，考虑各种福利补贴的城乡差别，实际上为6:1或更高，台湾等地的专家认为，一个社会得以稳定的条件是，农民收入为城市居民收入的70%以上，即0.7:1。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构成了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潜在或显示的危险因素。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农产业收入，如1998年农民收入增量是72元，其中农业收入减少28元，非农产业收入增加100元；1999年分别是68元，-53元，101元；2000年是43元，-48元，91元，农民在微观上自力更生地以工补农、以商补农。

年度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差额（元/人）	1978   133.6     343.4     209.8	1980   191.3     477.6     286.3	1981   223.4     493.0     269.6	1982   270.1     527.0     256.9	1983   309.8     564.0     254.2	1984   355.3     651.0     296.7	1985   397.6     739.1     331.5	1986   423.8     899.6     475.8
年度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差额（元/人）	1987   462.6     1002.2     539.6	1988   544.9     1181.4   636.5	1989  601.5    1375.7     774.2	1990   686.3     1510.2     823.9	1991 708.6   1700.6   992.0	1992   789.0    2021.6    1242.6	1993   921.0    2577.4    1655.8	1994  1229.0    3498.0    2273.7
年度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人）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 差额（元/人）	1995 1573.7   4283.0   2705.3	1996  1926.1    4838.9    2911.2	1997  2090.1    5160.3    2969.2	1998  2162.0    5425.1    3263.1	1999  2210.3    5854.0    3643.7	2000  2253.4    6286.0    4032.6	2001  2366.4    6859.6    4493.2	2002  2179.6    7702.8    5227.2
年度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   差额（元/人）	2003  2622.2      8472.2    5850.0	2004  2936.4     9421.6   6495.2	2005  3254.9      10493.0    7238.1	2006  3587.0      10759.5    7172.5	2007  4040.4      13785.8    9745.4	2008  4760.5      15780.8    11020.3	2010 5919.0     19109.0   13290.0	2015预期8310 （按年增加7%计）  26810 （同上） 18500（同上）

2008年农民收入比1978年
增加了4626.9元，但是，与城镇居民收入差额由209.8元增至11020.3元。而且由于基数大，即使增长速度一致（按7%计），这个绝对值的差额将持续扩大，到2015年预期扩大至18500元。不仅在“十二五”，而且在整个工业化期间，农村劳动力总量未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历史阶段，工农、城乡居民收入差额将持续地大幅加大。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相对贫困化，将促使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加。特别是贫困地区居民对两极分化的实际更为敏感，这是诱发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

10、邓小平说：“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略举几例，只为了说明，三农难题现在只是破题，中国农业的选择性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中，还在实践中学习。从农业看，没有形成说明中国模式和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道路。被称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包产到户，不过是回归常识，回归常态，回归中国井田制就开始实行、世界各国农民通用的经营形式。不必自卖自夸，过分宣扬。中国改革比苏联成功，不是由于我们比苏联干得更好，而是我们的人民公社、文革比他们干得更坏，特别是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连计划经济都冲垮了，从火山口的最低处往上爬，当然成就更明显。中国还有第一代农民，能够指挥农业生产，比起苏联高度机械化、专业化，只掌握一门工序的技术（如挤奶、开拖拉机等）的年青苏联农民，不懂农业，难以独立掌握家庭农场的生产，中国农民能发挥包产到户的政策威力。中国农民勤劳、勇敢、能够忍耐，可承受巨大压力，能比较过去，忆苦思甜，宽容地等待。但是，如果失去了必要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公平、公正的公民权利，他们也会上诉、上访、个体或群体闹事，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国的历史是官逼民反、农民才起义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的暴民造反成为新暴君的超稳定政治结构。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十字路口，正视、分析、处理、缓解上述的三农难题，才能避免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局面。要认真思考邓小平1990年7月3日的重要讲话：“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317页》】邓小平指出的“九亿多人就要革命”的九亿多人，应当是指的中国农民。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起义、农民的革命。中国的建设，依靠剪刀差剥夺农民的资金和廉价劳力进行工业化。中国的改革是靠包产到户的农民提供廉价农产品、土地和农民工而成功的。现在，面临的是又一场悄然兴起的农民反抗和农民革命。因为，原来共产党代表农民的利益，才得到支持和拥护。而近几十年共产党不断折腾农民，剥夺农民的利益，必然遭到抵抗。

上访、信访与群体事件中农民占成员70%，土地问题又占案件的60-70%，这是农民忍无可忍的由愤怒到报复的信号。如果当权者以暴力维稳，压制上访，认为“越级上访是犯罪行为”，而农民的正义的愤怒和怨气无处申诉、发泄，高压蒸汽不能通过减压阀外泄，那末不理性的暴力事件与群体事件抗争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的语录“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甚至“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有可能重新点燃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火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异化为革命农民的正义口号，从国家农奴变为党自己培养的掘墓人。这不是耸人听闻的恐吓，江西农民对政府的爆炸声已经响了。因此，在高唱农业成就辉煌的“红歌”时，应清醒地看到隐藏于其中的风险、隐患与危机；在歌颂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应看到伟大中的渺小面，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红歌”有可能呼唤起“红色风暴”、“红色农会”、“红军”和“红色革命”。现代化的前程是新的艰难曲折的万里长征。需要居安思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011.07.12）

五柳村2011年11月30日收到

   在纪念中共九十周年、建国60周年、改革30周年时，大陆宣传改革的成就时，着重宣传也只能宣传农村改革的成就，因为其他的改革都是没有什么
明显成就或者是失败的，如医疗、住房、户籍、金融、国企、教育、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制度改革都不是成功的。在宣传法制的成就时，也着重宣传农业、粮食生
产的发展。但是不讲农业发展的代价，更不讲存在的隐忧与危机。除了另文讲改革的伟大中有渺小面以外，本文着重分析农村潜伏着的十大危机，看到光辉成就后面
的阴暗。危险面。

对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0年代的五个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和21世纪前十年的一系列新的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不同
于文革前的惊人的变化，取得了农业生产的显著成就，有一系列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作证明。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可能遇
到什么难题？存在哪些隐忧和危机？对过去取得的成就需要实事求是地冷静地估计，不要盲目乐观和操之过急，幻想一切好事今天全办完，只能留下一堆形象工程、
豆腐渣工程的泡沫政绩，而农民未能获得实惠。建议：

1、农民仍为“二等公民”的国家农奴，并未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

最
根本的是农民真正地彻底地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而艰苦斗争。万里曾经说过，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是“国家农奴“。我在2011年5月同一位
农民谈到农村改革的重要成就与变化时，这位农民冷冷地回了一句：”除了‘包产到户’以外，现在和人民公社有什么区别？“他指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
应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认定尊严、自由民主。公平等状况，农民并未完全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

——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罢免权、知情
权、监督权变为阵阵落实。河南农民李广华反映，台前县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由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由ige男干部全部包揽，包括妇女
主任，而且35年不变。这位村干部从不公布账目，向上申请的项目经费也有他管，但又的扶贫、治黄项目补贴未分给群众；有的项目是空壳，上级检查养老院时，
临时装假，媒体每人五元；检查养羊场时，借羊充数，每只每天五元。联名上诉，结果之八妇联主任交给儿媳干。领导答复，我们已经批评他了。国办。中办发文
件，口头上要对遵纪守法，但是自哀全国孙庄只是一个孙庄吗？从一桶水可以看太阳。全国还有多少个孙庄式的乡村和小皇帝？

——结社自由的权
利，农民没有。198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农民也应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
会。“邓小平答道：”共产党就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补充解释道：”对，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但是，党还代表政府利益。政府利益和农民利益有时会有矛盾，
所以，还应建立 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答应”看三年后再说。“箱子，过去20多年了，九亿农民仍旧没有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农会。

——
“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你们对耕地、宅基地、小产权房的所有权bwi落实。1980年代深圳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名，你们转为居民，全部农民集体土地全部转为
国有，补偿按低标准，发给农民赴香港耕作许可证缓和不满。宁波征地，一亩耕地给农民补一万元，卖给开发商50万一亩。增值部分政府一般的60%，开发商得
40%。地方财政主要依靠你们土地转为征收的土地，产权由集体所有改为国家所有，即当地政府实际所有，你们所得甚少。修京九线时，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村住
宅、耕地被征收，但迁入鲁谷村新居时给农民的证件为租赁证。现在你们要住房产权时，政府又要你们按几千元每平方米高价购置。此类做法诱发和比时你们威权的
集体上访或出现群体事件，长期申诉无效后，无处申冤说理的农民可能采取报复社会、政府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极端行动，实质自我毁灭或同归于灭。对于上访事件
中，土地问题占60%以上的高发趋势和斗争形式激烈化的变化，证明补遗暴力维稳，须从”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利益、以人为本最基本的原则出发，直奔重于治
标。

2、农民工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可能变成反社会的革命力量和阶级基础

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突出，城镇化、工
业化进程中，2亿农民进城，今后还可能再有2亿农民进城，如没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低工资、低社保、低人权、高污染的环境，将使人们感到
1980年代的改革是“富民改革”，后20年的改革是“富官改革”，平民百姓未得实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不同福利待遇，是使农民体会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非国民待遇，收入差距扩大化，相对贫困化。因此，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由于没有民工家庭居住的条件，又有不能出现“贫民窟”，消除“城中村”的政策，只有
20%农民工带配偶进城，留下了80%青壮年农民工及家属两地分居的难题，潜伏着性压抑与性犯罪、性工作者与性病、艾滋病高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对于随父母
进城，从小生活学习、工作的移民第二代，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公平遭遇，可能从小产生对社会不满，甚至憎恨社会的非良性心态，成为烦扰各国也必将烦扰我国
的移民第二代反抗社会的社会政治难题。将来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参与黑社会活动以及社会政治动乱的重要力量，有的专家担心，极左派可能认为这些农民工将是中国
的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中国农民工状况比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为悲惨，也更具有变革现实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更容易从切身体会中理解与接收
马恩《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对走资派的理论，有可能成为支持极左派以经济口号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群众基础和
阶级基础。现实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现象，将使反社会力量占领和获得理论上正确、道义上高尚的政治制高点，成为真正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现代修正
主义的又一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因此，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缓解农民工的严重问题。公安部有人认为，农民工户籍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对公安部门不是问
题，而是农民转为市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取得同等的公平待遇，包括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需要相应的财力投入，问题是政府财政
能不能负担得起这笔必要的投入。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同经济发展的速度、国民收入、财政投入的增长，以及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交通运输的发展要
相应地协调发展。过分热衷于GDP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水平等指标的政绩观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需要全面地考虑“三农政策”的正效应与负效应、需求与
承受能力。但是，也不能一味强调人多财力弱，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位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部长、教授、工人、农民的实际收入、生活条件相近，并不
是国家及经济发展成强有力的富国才稿高福利的，而是国力不强时瑞典就注意公平，采取了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中国应学习早期的瑞典政策，不能使一部分
人富起来的政策，变成大部分官员和权贵的官二代和几代富起来的政策，而大部分公民特别是农民处于一代又一代相对贫困化的社会分裂状态。

3 、粮食总产量5亿吨，而人均仍未超过400公斤的低水平。进口5000万吨大豆，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反映出农业成就的虚弱与潜在危机。

农
业生产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如人均占有粮食仅400公斤。粮食总产迈过了4亿吨和5亿吨两个大台阶是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总人口数还
在上升阶段，因此，人均年占有粮食量今年没有达到曾经打到过的400公斤，而美国两百年来都是人均年占有粮食1000公斤以上。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研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10）

进
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进口农产品，特别是大豆数量很大，2008年家那口大豆3744万吨，2009年进口4255万吨，2010年超过5000万吨，占
世纪大豆贸易额的60%，还有大量的豆油、棕榈油成品油进口。因此，中国农产品进口总值出现了逆差，约150亿美元。世界上头号农业大国，成为农产品进口
大国。中央农业与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估计，进口农产品相当于6亿亩播种面积的产量，远超过李鹏对FAD的承诺：保证95%的自给率、进口农产品
不超过需求量的5%。聊以自慰的是，进口5000万吨大豆，可以用种大豆的面积增产粮食，进口农产品等于进口我们稀缺的土地、水资源和化肥，不过，谷物是
土地密集型产品，以进口大豆换来粮食增产，由于粮价低，成本高，农民获益不多，并没有取得农民增收的明显效果。

4、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农业劳动绝对数仍为3亿人，以世界40%农业农业劳动力养活世界约7%的城市人口。

——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否显著提高，对农业的投入产出比、经济效益如何科学评价。我们经常以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而自夸和自豪。但是，也有人说，中国以世界40%的农业劳动力养活了世界7%城市人口，而且其生活标准是相当低的。

乡村第一就业人员在改革开放以后，绝对量并未减少，从1978年的2831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30654万人，只宣传农村劳动结构，非农就业人员超过50%的相对数，掩盖了绝对量务农人员并未减少的严重问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第25页】

从
1978年到2008年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总量30年来并未减少，从不到3亿人还增加到30654万人.因此，按照劳动力总量计，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并
未大幅度提高，总量未减。而且质量下降，人口机械性增长后，青壮劳力多进城务工。为了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和减轻劳动强度，同期的农业机械投入增加较多，农
机总动力由1985年28433万千瓦增加至2005年的68398万千瓦，增加4亿千瓦（约5亿马力）功率的机械动力。按一人相当于0.1马力功率计，
相当于增加了50亿劳动力的功率，而农村牧渔业总劳力绝对量并未减少。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去除投入增加量后计算值）并未显著提高，有
的学者采用农林牧渔业劳力占总从业数的比例低于50%，说明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成就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因为农林牧渔业总劳力的绝对量并未减少。距离
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5%以下的水平更为遥远。也说明农业现代化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是极为艰巨、复杂的长时期的历史任务，不宜用单项指标概
括农业现代化水平。

5、我国农业增产以来化肥，占世界10 的耕地使用了世界35%的化肥

老师增产以来化肥，
如果10%的耕地用了世界35%的化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研究，1949-1998年我国了市场量与氮肥年用量的线性关系数达到
0.977，即50年中每公斤化肥都带来恒定数量的粮食增产。即中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重大功臣是化肥施用量的相应增加。（袁越：《氮的问题》，《三联生活周
刊》2011年，第20期）1960年氮肥施用量约50万吨，到2005年达到3000万吨，1998年以后超过4000万吨。1996年年粮食产量达5
亿吨，而使用化肥量为3828万吨，到2005年粮食维持4.84亿吨时，化肥用量达4766万吨，多用938万吨，才能维持相近的产量。

中国以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认可，但是使用了世界35% 的化肥。

我
国1966年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化肥294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值97公斤。我国化肥利用率低，粮食作物的碳铵平均利用率只有28%，山东小麦氮肥利用率
10%，江苏水稻氮肥利用率20%。中国水稻平均每公顷施用化肥量比日本高一倍，而单产相近。17个省的氮肥平均施用量超过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公斤/公
顷，棉花更高达400公斤/公顷以上。预计2015年我国化肥需求量5400万吨，2030年需求6400万吨，才能达到粮食产量6亿吨、7亿吨的目标。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农机，使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能源、钾矿石，造成粮食供应的潜在风险。农产品产量很大程
度上依赖化肥，而化肥工业是高耗能产业，近年我国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到煤等能源需要进口，磷矿、钾矿资源有限，也需要进口。如果国际局势出现突变，对方
采取禁运化肥、能源方式，将直接打击我国粮食等农产品总产量。1930年代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宣布本国小麦自给，美国罗斯福立即还以颜色，禁运化肥给意大
利。结果，小麦产量大减，自给的神化就破灭了。因此，依靠进口的化肥、能源维持的粮食高产记录，是不保险的，而是有风险的，存在着潜在危机。90年前意大
利的墨索里尼就吃过美国的亏。即使保住国内18亿亩的红线，对方不禁运粮食，而采取断绝化肥、能源对华的出口这一招，可能造成中国粮食减产或危机。


2011.07.22作者赐稿，五柳村2011年11月29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