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的话:《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发表《阎长贵:“毛选”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吗?》后,唐宝林先
生撰文作了回应。因阎先生的文章,是因唐先生《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一文(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引用了“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
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这个材料而发。持怀疑态度的还有其他一些人。 唐先生表示:如果事实证明这句话是错的,本人愿意修正错误,但阎先生的《“毛选”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吗?》一文,没有能证明《意见》中的这句话是错误的,而且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 重视对于历史文献的考证,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今日特别值得提倡,欢迎这样较真。为此即将唐先生发来的《“毛选”文章全是毛泽东写的吗?》全文发表于此,并将《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一文也全文附后。 但从阎先生的文章看,并无“毛选”文章全是毛泽东写的之意;唐先生也没有说“毛选”
中的文章都不是毛泽东写的。其实并无根本性矛盾。问题在毛泽东究竟写了多少?要得到准确的答案,必须有史料可查证。而现在阎、唐两位大概都无此条件,因此
如果中央三室(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有个给中央的《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何不公之于众?而公开历史档案
以便学者研究,更是应该做的。“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说得好!掌权力的政党历史也应该摆到阳光下,理所当然。---2011年12月2日。“毛选”文章全是毛泽东写的吗?
唐宝林
《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发表了《“
毛选”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吗?》(以下简称《
吗文》)针对本人《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一文中引用的中共中央文选研究室等三大机构给中央的《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结论性的一句话——“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进行批驳(与此同时,网上有位自称“乌有之乡”的人用化名也写了一篇文革“大字报”式的文章,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本人作此文兼答,不再另文)。如果事实证明这句话是错的,本人愿意修正错误,但《吗文》没有能证明《意见》中的这句话是错误的,而且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兹提出如下:
《吗文》标题与内容自相矛盾标题给人的感觉是:“
毛选”
文章全是毛泽东写的。但文章内容却又不得不承认“不能否认”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可以“让秘书代劳”,并以个别举例的方法承认“
毛选”中三篇重要文章不是毛写的:受到代表们热烈欢迎的毛泽东在“八大”所作的开幕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7年写《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甚至断定:六分之五以上是毛泽东写的(那么至少有50多篇不是毛写的)。既然这样,那怎么能问人家:“
毛选”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吗?而应该说“
毛选”不少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不是更正确,更符合事实吗?
是不是谣言?如何辟谣?《吗文》根据一个新闻网记者写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三个单位的联合“新闻发言人”的表态,断定《意见》“根本不存在”,而且“完全是一个谣言”。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在网上已经争论得有相当长时间了。但是,公有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意见》是不是谣言。
《吗文》说它是谣言,就是根据上述三个单位新闻发言人的表态。但是,在中国这种权威单位表态的公信力是极低的,这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形成的“信任危机”造成的。人民已经习惯于用胡适提倡的方法“不疑处存疑”的方法来思考,认为他们的表态,往往是掩盖真相,颠倒是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请回忆:
建国初期的批判《
武训传》,是非如何?
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是非如何?
批判胡风思想,是非如何?
反右派运动中那些“右派言论”,是非如何?
大跃进,放卫星,真相如何?
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多少?真相如何?
庐山会议反右倾,是非如何?
十年文革,更是是非大颠倒!大悲剧!
唐山大地震的震级和死亡人数,真相如何?
……
所有这些权威部门的表态与事实真相、是非标准差距多大,甚至根本对立,不用我说了。所以这些权威部门的表态不再应其地位而“一言九鼎”,而往往是相反。而且,《意见》是1995年6月提交给中央的,在经过16年后的今天,传到社会上以后才出来表态说其是谣言,早干吗去了呢?因此,这种事是不能用权威单位的表态来断定的,也不能用《吗文》作者的分析方法,“看它是不是接近和符合事实”。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意见》到底有没有?也即是《意见》中说的事是不是谣言?
请问:建国以来,哪个人吃了豹子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极其严厉的思想言论控制下,敢冒充党中央直属的三大机构的名义,泡制出这样一个重量级的文件来,而且言之凿凿,一般没有重要背景、不了解内情和学识的人(或一个小组),是写不出来的。如果真是谣言,辟谣就简单了。历来谣言都有源头,只要把源头找出,把泡制者找出,谣言就不攻自破。根本不用请人出来表态?更不必写这么多批驳文章。不去查源头而忙于做这种工作,反而让人生疑。所以,人们有理由根据历史经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使人想起前段时间关于毛泽东说鲁迅若活到50年代可能坐牢的言论是不是真实的争论。争论了半天,一个当事人出来说明真相,就烟消云散了。
判断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同样,判断事实是标准是拿出事实真相来。这个《意见》发生在现在,似乎不必像考古那样要等待久远时间挖出地下文物来证明。
对比《意见》,《吗文》提出自己的观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文章绝大部分(恐怕还不止六分之五以上)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或起草的,或根据他的报告和讲话整理的。”我们很知道作者在文革中的表现,但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对“
毛选”文章原稿进行了什么样的审核、考证工作。现在既然对三个中央权威部门对《
毛选》中著作原稿一篇篇认真审核、考证后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都说成是谣言,又怎么让人们相信他这个没有“审核、考证”过的新结论呢?
两个“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吗文》说:毛泽东“并不是每篇文章的观点都正确,还可能有写作方面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过要说,这和毛泽东会不会写文章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这是无中生有。实际上可能相反,真因为有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才一查发现不是毛泽东写的(如上述八大开幕词)。当然,《意见》及其相信者,决没有认为“毛泽东不会写文章”,而说“
毛选”中那么多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这当然是两回事!
同样,也决没有认为许多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是毛泽东写的或不是毛泽东写的。这同样是两回事。
上面所说,是不是毛写的是事实,而不是《吗文》作者分析出来的原因。这样的分析反而证明他自己把两个“两回事混为一谈”了。
《吗文》作者喜欢分析,我就再提出一个新的事实来,请他分析分析:
现在在学术界、哲学界流行行着另一个更严重的同类问题:著名的厦门大学汪澍白教授写了一篇《“两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的关系》,把毛泽东的《
矛盾论》和
《
实践论》与苏联哲学家西洛珂夫等编著《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的《苏联大百科全书22卷——哲学》,进行
逐段逐句的对勘,发现“两论”的主要观点都来自后者,连文字上也一点不差,只在说明观点时,举了几个当时延安和中国革命中的几个例子。按照著作法,两论不
仅难说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而且简直是“抄袭之作”了。因为事关敏感问题,所以,这篇捅破天的文章,至今未能发表。
如果这也是一个谣言,那么这个谣言就很容易破了!《吗文》作者可以更有作为了。
2011年11月19日
附件1: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九期,该刊发过本文摘要,这里是唐宝林先生发来的未经删节的全文。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
唐宝林
吴亮平为什么功高而长期受压?
——解放初期中共上海沪西区委部分革命老同志座谈会纪要
唐宝林整理
(一)
2011年6月21日,解放初期在原上海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吴亮平领导下的部分老同志(均已80岁以上)举行了座谈会,就以上问题,进行了研讨。
吴亮平在1986年逝世时,中共中央讣告曾给予崇高评价,说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人中,获得这样评价的人是很少的。但是,由于吴的历史真相恢复较晚,在他去世后才进行,至今党内有些人,由于几十年来的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对这个评价,不以为然,甚至提出“为什么还宣传他?”。显然,他们对吴亮平的革命功绩了解甚少,而对他长期受压(所谓“官越做越小”)不明就理。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时就已经发现。他在后来写的《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说:“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指1936年斯诺在保安初次访问党中央和红军,之后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笔者),是位……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可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如此。”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但对他(显然)没有跃居高位始终感到不解。”
1
吴亮平的历史,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史关系密切,所以,这个问题不仅是关系到吴个人评价,而且关系到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党的优良传统能否得到继承?执政党的地位能否得到巩固,能不能领导人民和国家持续兴旺发展的大问题!
吴亮平生于1908年宁波奉化,由于受曾是奉化县立高级小学校长、后投身于第一次大革命的父亲的影响,他从小聪慧好学,追求进步。5岁就入当时宁波唯一设有英语课的锦溪学堂读书,而且学业优秀,特别在英语上打下扎实基础。12岁,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上海名牌中学——南洋中学。三年中,他除学习课堂知识外,还读了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等进步书刊。后来他回忆说:“读书开拓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2
1924年,他与200多名厦门大学师生在上海白手起家办起了大夏大学,以老同盟会员马君武为校长,该校收学费低,入学手续简便,又在沪西工人集居区,成为吸收穷困学生,为共产党培养不少早期干部的据点。吴亮平就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人运动。目睹日商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残酷压迫中国工人的状况,“强烈地刺激着我,使我对帝国主义异常愤恨”3他这时担任了大夏大学学生会宣传部长,主要社会工作却是为工人举办文化补习学校。
1925年5月,终于发生因日本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引发的罢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而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吴担任党中央领导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即秘书长),受到中央代表恽代英的特别关照。他说:“我当时才17岁……代英同志从思想上、政治上对我进行了细心的帮助和培养。”在恽代英的推荐下,8月和10月,吴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途竟与大他8岁的张闻天以及王稼祥、沈泽民、伍修权、孙冶方、王明等同路。到校后,他又住在张闻天和伍修权的隔壁房间。张像兄长一样关心帮助他,从此开始了二人几十年的战友与上下级的情谊。
在苏一年,吴又熟练地掌握了俄文。后来为读译马恩德文原著,又学了德文。于是他既是学生,又是课堂上的口头讲课与教材翻译,继又被聘为教员。同时还按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要求翻译了一些马列主义原著。第一篇就是恩格斯英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反杜林论》中的一部分,进而又参加了《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的翻译工作。两年的革命斗争锻练和莫斯科生活,奠定了他成为共产党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也使他养成了追求真理,理论联系实际,热心革命,密切联系群众,大公无私,为人正直,是非分明,对同志热诚,同时也能顾全大局而委曲忍辱等可贵的思想作风。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崇高的品性和修养,不为党内别有用心的小人所容,生出无数的怪事来。
逆风知劲草,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在国内革命失败和悲观的情势下,大量人员退出共产党和革命阵营之时,他却由周达文、张闻天等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张闻天也因与吴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十分关照他,还把王明暗中打击他的情况告诉他,力所能及地保护他)。但也因为这样,他那平坦的人生之路也过早(19岁)地结束了,走上了荆棘满地的坎坷历程。
(二)
莫斯科中山大学,并非世外桃园,内部充满着当时联共内部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共产国际(实为联共)与中共(实际是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以及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中山大学内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学员与一小撮投机分子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吴亮平同班的王明,就是一个怀有野心、利用这些矛盾投机钻营、口密腹剑之人。吴亮平还因其夸夸其谈,只知背诵教条而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厌恶他。但他以四处讨好,百般逢迎等不正当的手段,深得当时副校长(后来成为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的米夫欢心后,先后成为学校的学生公社主席和支部局书记的过程中,大搞拉帮结派的活动,对不愿追随他们的正派的同学进行残酷打击迫害。他因见吴亮平在同学中成绩不错,几次拉拢他。吴则对他的为人很看不惯,不屑为伍。从此埋下祸患,以后吴被他屡屡打击。先是把吴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党小集团”成员。这个莫须有罪名被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否定后,王明集团在打击瞿秋白的过程中,又把吴视为眼中钉。在苏联反托派运动中,把俞
秀松、周达文等一大批反宗派教条的优秀干部打成“托派分子”,进行开除、监禁甚至杀害的残酷打击。这时因为吴亮平已经回国,幸免于难,但又难逃王明回国后的打击。
1929年10月,因不满中山大学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针及王明集团的宗派主义行为,同时为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所吸收。吴亮平在瞿秋白的帮助下,拒绝校方的好意拘留和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到白色恐怖中的祖国。他在未写成的自传中写到轮船靠近上海外滩码头时的心情说:“祖国,我终于回来了!我知道迎接我的,将是敌人的白色恐怖和枪林弹雨,但是为了挽救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我决心奋斗不息,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吴亮平回国时,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政治局常委)的热情接待,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中央文化委员会的领导,与文委书记潘汉年一起,首先解决了一年多来几个文学革命团体如创造社、太阳社等与鲁迅之间的争论。吴亲自向鲁迅传达了中央的三点意见:
一,文化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我们的同志攻击鲁迅不对,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然后吴亮平和潘汉年征求了鲁迅的意见,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理解,认为他们的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好,并同意成立“左翼作家联盟”。接着,吴与潘做了大量工作,使“左联”得以在1930年1月底成立。吴在筹备会上,代表中宣部讲了话。
4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又一大贡献。但是因为过去不许宣传,鲜为人知,甚至不少研究鲁迅的学者也不知道。
接着,为了促进马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吴亮平又代表中宣部参与筹建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编辑《寰球》旬刊,编写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民族民主革命情况,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形势,帮助人们了解国际情况,鼓舞革命斗志。还在中宣部日常工作之外,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史》,编译《辩证唯物主义论与唯物史观》,全文翻译了《反杜林论》(此书随着中共党史和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五次修订出版)。回上海一年间,当时才22岁的他总共完成了100多万字的著译,给成立后就忙于革命斗争而理论准备不足的共产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但是,1930年6月,王明调任中宣部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后,把苏联的肃托运动引进国内,害死了党内许多优秀干部。对吴亮平,因没有抓住任何把柄,就把他说成是“托派嫌疑”、“老机会主义分子”,明里暗里进行整治。吴亮平反驳说:是不是机会主义且不说,我才只有二十出头,“老”字从哪里来?王明哑口无言。5于是,王明就撤销了他的职务并调离中央机关,“下放基层锻练”,去马路上贴标语,散传单,搞飞行集会。吴亮平回忆说:“那时我满怀义愤,心想你王明可以撤我的职,但撤不了我革命的决心,宣传马列主义的决心。”6当时他生活困难,靠在法政大学代一点课的收入生活,除参加支部规定的活动外,他全书翻译《反杜林论》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此书虽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但文字深奥,特别是杜林的话,故弄玄虚,难于索解,他就把德文版原文,参照英文版和俄文版,力求译得明了,所以整整译了3个月。但因适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出版很快,11月出版了这个中国第一部《反杜林论》全译本。应验了一个常理:自古来名著(名译)往往出自患难之身。
12月,吴亮平在马路上偶遇已经任国民党要职的大学同学,躲避不及,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在狱中,他与难友彭康、廖沫沙、周立波等,与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向难友系统讲课《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时,他因“大赦令”而出狱。这时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已经篡夺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并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害人之心不死,临走前,布置说:等吴亮平出狱后,将他送到某一苏区去,秘密把他杀掉。当时在特科工作的战友张庆孚告诉他这个秘密后,催促他立即离开上海。张闻天代表中央审查了吴亮平在狱中的表现后,没有理会王明的阴谋,立即将其安排到苏区工作。7
但是,吴亮平躲过了这一次谋害,却躲不过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又一次的打击。王明和副代表康生这次回国,一是想重温六届四中旧梦,打倒毛泽东,篡夺中央领导权,二是想借斯大林大肃反大屠杀旋风,与康生合作再掀肃托运动,又害死一大批优秀干部,并把吴亮平的“托派嫌疑”提出来,撤销了他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排挤他到地方工作。毛泽东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借助共产国际斯大林支持毛的力量,粉碎了王明的野心,但在追求个人“帝王”,铲除异己者方面,却继承了王明的衣钵。不过在表现形式和时间上,更加隐蔽。所以,吴的“托派嫌疑”拖到1941年中央审查七大代表资格时,才由任弼时向其宣布,解除嫌疑。但是,吴在被解除中宣部副部长后,就被毛泽东及对毛搞个人崇拜的干部边缘化了,到地方上逐步降级。所以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时自然“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并且“显然没有在中央跃居高位”。
这里就涉及到毛泽东与吴亮平关系问题了。
(三)
1932年11月,吴亮平到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做政治工作,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初识毛泽东。这时,毛40岁,吴才24岁。一见面,毛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8毛泽东是在红军打漳州时看到一些书的,其中就有《反杜林论》。后来长征,丢掉了许多东西,但这本书没有丢,一直带到陕北。由于经常阅读这本书和其他马列主义著作,经常请教吴亮平,后来又请吴当他接见斯诺及其他到陕北访问的外国友人的翻译或写信,在开初好几年,毛对吴十分尊重,在通信时,还称他为“亮平兄”、“亮平老师”,并给他的功绩崇高的评价。特别是翻译《反杜林论》和由于斯诺《西行漫记》在世界上的畅销而引起的巨大反响,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从被严密封锁的陕北地区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给毛泽东和中共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毛泽东称他“功不在禹下”,意思是引进马克思主义,引出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一进一出,像大禹治水疏通河道那样,其功大矣。吴亮平则在听到并见到毛泽东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反围剿及长征中的事迹,也十分崇敬,并在任何情况下,都竭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形象。
但是,后来接触多了,特别是延安整风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后,也了解到毛泽东的许多弱点,正如他在文革后党中央1978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所说:“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犯错误的根源有三:一是帝王思想,二是小农意识,三是骄横专断”
9这
是没有与毛泽东近距离接触多年的人是无法概括的。但这又是吴亮平难以接受的。虽然由于毛泽东学斯大林,纵容众多人搞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从吴的地位处
境来说,他不能提出批评。但他与毛二人的关系,自然也不再融洽。于是不断受到排挤。在苏区,吴开始很受重视,曾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国民经济部部长,是七级正部级(吴在这个岗位上成绩杰出,保障了中央和红军最困难时期及长征时期的物质供应);长征到陕北后,还出
席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可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已降至上海四个区之一的沪西区区委书记。
对此,吴亮平本人由于他的崇高品德,从来不计较得失,在任何岗位上,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积极地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岗位,他就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提出方案。而且往往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因此,人们都说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改革家”。上海沪西区,解放初是一个比其他区各方面都落后穷困的、困难极大的烂摊子,但他来后不到一年,就成为上海第一的模范区。关于吴关心群众利益,依靠工人群众,有许多动人故事,如他见工人住房困难,大多数睡棚屋“滖地龙”,多次奔走,建议政府建立了全上海(甚至全国)第一个工人模范新村——“曹杨新村”;见工人上班过河(苏州河)困难,又促成了“长寿路桥”的建造。这些都成为工人群众幸福回忆的永恒话题。有一次市委领导胡立教请他吃饭。他推说吃过了,然后他到工人食堂吃了饭,与工人群众谈话调查,改善工人伙食……所有这些极大地提高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
又如七大第一次预选时,由于王明的错误实在严重,大家都不愿意投他的票,落选了。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形势是需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以夺取全国的胜利,因此提出: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也可以当中央委员。任弼时传达毛的意见后,强调说这是团结的需要,动员大家投王明的票。吴亮平所在的晋绥代表团49人,只有吴与其他二人投了王明的票。其他代表团选王明的也不多。选后,有人大骂:“都是谁投了王明的票?王八蛋。”吴听了一笑置之。他是从大局出发,与中央保持一致,始终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放在第一位。对一个屡次严重打击他的人,以德报怨,要有多宽大的胸怀和崇高的情操。
但不明真相的人,却以为他一定是犯了错误,所以“官越做越小”。其实,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和那些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人整治他的结果。
(四)
“帝王思想,小农意识,骄横专断”,这12个字,太正确地概括了毛泽东错误的根源。在人生低潮时,他需要别人的帮助;而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就忌贤妒能,不允许在某些方面比他强的人,更不允许历史上批评压制过他的人的存在。这是他与吴亮平及其亲密关系者张闻天、刘少奇悲剧关系的总根源。
中共十七大前,党内领导干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在莫斯科学习和训练过的人,如瞿秋白、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吴亮平、刘少奇、杨尚昆等。
二,留法、留德的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
三,在中国农民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如毛泽东、林彪等。
毛泽东把以上两类留洋的干部,视为异己,逐个打倒。从而使吴亮平也受到株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由留苏归国干部主持的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其特点政治路线是教条主义,思想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确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毛泽东受到多次打击。所以在毛的心目中,这些在外国吃过洋面包的人,不可靠,在延安整风几个报告中,他对这些干部竭尽讽刺挖苦丑化之能事,大有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痛快淋漓的心绪,其实,犯过以上错误的干部,只是留苏干部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刘少奇、任弼时、吴亮平都是典型。张闻天虽犯过教条主义错误,但很快觉悟,首先在遵义会议上帮助毛泽东走上领导地位。刘少奇则首先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彻底巩固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毛泽东帝王思想,小农意识的狭隘胸怀,不能容忍。先在延安整风中彻底清算了张闻天,后在文革中又迫害死了刘少奇。而且,在文革中,江青集团终于按毛旨意抛出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宗派集团,不分青红皂白把留苏归国的领导干部全部打倒了,包括吴亮平。留法留德的干部,也不例外,延安整风运动打击的另一个重点是经验主义代表周恩来,文革中又借批林批孔批周公,但因总是离不开他,最后在周得癌症时,搞了小动作,终于把周整死。邓小平则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吴亮平在被王明打击后,继续被毛泽东及其个人迷信派排挤打击,与上述斗争密切相关。
1935-1949年遵义会议后到民主革命胜利,吴亮平主要是与毛泽东的关系复杂,毛泽东一方面要利用他理论上的长处,尊称他为“老师”、“亮平兄”,“功不在禹下”;一方面因为“帝王思想,小农意识”的作怪,唯我独尊,心胸狭隘,忌贤妒能,不能与吴长期相处。
吴也是心境复杂,一方面他必须从党和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威望,不敢也不想“忤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陪君如陪虎”的心态,又不愿曲意奉迎,对毛稿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也渐渐感到不相适应。特别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关系中,他看透了,决不能长久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曾反对和批评过毛泽东。但有的批评是正确的如毛搞的“肃清AB团,而形成党内恐怖”10;有的错了,如反对罗明路线,特别是反对“邓、毛、谢、古”,从而在毛心中记恨一辈子。如毛毛在《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11中所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人不免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但张闻天的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他的为人与吴亮平有许多相似之处:光明磊落,豁达睿智,从来不争权,不图名。所以在实践中认识到错误后,立即与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说服博古辞职后,帮助毛泽东复出,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由于张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家都拥护张任总书记。因为张不任,致使有20多天党内无领袖。最后,张见实在推不掉才接任。12之后,张更尊重毛泽东,一是注意民主,实行集体领导,纠正博古时期的独断专行,尤其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二是重视发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作用。所以,毛泽东这时期对张闻天比较满意,戏称张为“明君”,自已为“大帅”13。因此延安整风前几年二人关系较好。
但是,在毛泽东心里,如上所述,张闻天在任“左”派中央第二把手时批评和压制过毛,毛耿耿于怀,等待时机要算总账;张闻天初出茅庐,没有什么工作成绩和实际经验,只靠从莫斯科带回“几麻袋教条”就跃居高位,毛不服,甚至鄙夷,说他是“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皮毛,对中国则“一事不懂”;张被大家看作理论家,三天两头发表文章,动辄引证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对他形成很大压力。毛对张的合作只是当时条件下的临时的需要。所以,毛泽东虽然说张是“明君”,实际上如李锐所说:毛泽东后来“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14后来在反右运动时,批判浙江省长沙文汉的“党政不分”鸣放意见时,毛也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把沙打成党内最大的“极右派”。
从张这方面考虑,固然佩服毛的领导和军事才能,但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他已明显感到毛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厉害,在一起共事处处要留神,而对毛轻视马列和世界文明,也不以为然。正如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张闻天不会,也不想学。于是张终于逐渐被毛排斥。二人分裂公开化的首个事件,是1938年毛与江青结婚。当时多数中央干部和地方领导同志(通过电报、书信)都反对毛与江青结婚,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大家都反映到总书记张闻天那里。张原以为结婚是个人的私事,别人不便干涉。但见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领导人的婚姻不能等闲视之,就把大家意见综合后,给毛写了信,比较婉转地传达了。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15——何等骄横。
于是,到延安整风时,张闻天便被清算。传统说法是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王明、博古,但此二人已经靠边站,主要目标却是张闻天(教条主义的代表)和周恩来(经验主义的代表)。所以整风后,毛泽东就通过他的亲信大肆宣传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就是“党内的总负责人”,“毛泽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把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实际作用和历史真相完全抹杀了。而且,张闻天写的一些党内文件和文章,如张闻天与周恩来起草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张、周和林伯渠等起草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成了《毛泽东选集》的“伟大篇章”。16还把西安事变时,毛泽东主张审蒋被张闻天纠正,红军到陕北时张闻天出面纠正陕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营救刘志丹的事,都记在毛泽东的身上。1959年,张闻天支持彭德怀反对毛泽东饿死几千万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路线,终于被彻底打倒,成为“反党集团”分子。
毛泽东与吴亮平的关系发展,与以上他与张闻天的关系发展,何其相似。张闻天与吴同为留苏干部,理论上都比毛强;二人品性相同,却都与毛格格不入。而且二人关系一直如师如友如兄弟,在莫斯科和上海已如上述外,到陕北后,吴又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张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宣部工作,还参加了张闻天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编辑,并在张闻天兼管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担任编辑主任,具体担任编辑工作。因此吴亮平的子女曾说:张闻天是吴亮平生前最崇敬的人之一,而且也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之一17。
而且因为吴与张闻天共同反对毛与江青结婚(30年代初吴在上海文委工作,知道江青的不良底细,自然与许多高级干部一起反对毛与江结婚)。于是,延安整风在清算张闻天的同时,吴也遭到株连。自然,吴亮平常常帮助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帮助他接待斯诺访问及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的历史真相被一笔抹杀。
吴亮平对毛、、张关系的发展,十分清楚,回忆这段历史时,亲口对人说:“因为毛泽东和张闻天当时都是我的领导,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至今我都历历在目。”18
(五)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内出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跃进和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左倾路线与刘少奇为首的重点发展国民经济、求实稳妥的正确路线的斗争。吴亮平的思想品质,自然拥护后者。于是,他首先在1953年“高铙反党事件”中,受到嫌疑。调到北京被挂起来,停职一段时间。后来刘少奇亲自顾问,才出任化工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呕心沥血为我国的化工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并对当时好大喜功的计划亲自写信给上级领导人,提出意见。但却又被指为“反党”。吴坚持民主作风,反驳说:在工作中要允许提不同意见,对领导同志有意见不等于反对领导,更与“反党”扯不到一起。在调查中,他发现个别省用国家拨款建造化肥厂的钱用于建造宾馆,又提出批评,惹得省里同志不快,说他“管得太宽”。但是他坚持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干实事,说实话。19
吴亮平的这种思想作风,与当时主流派的干部格格不入,于是又被排挤。1963年10月,调到国家经委降到企业管理局工作。有人怕他不满,试探地问他:“副部长到经委似乎应该是副主任!”他立即挥挥手说:“这没有什么。我们是去做工作的,管它是主任还是委员。”
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失败后,一度退居二线,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先进经验,让吴亮平牵头运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吴又作出了杰出贡献,实现了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但是,接着毛泽东反扑,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打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切老干部的同时,吴亮平又被扣上“刘记资本主义托拉斯急先锋”、“张闻天的余党”
的帽子,在“打倒走资派吴亮平”、“彻底批判老牌修正主义分子吴亮平”的口号声中,屡遭批斗。当时称“修正主义分子”,是“右倾机会主义”之意。当年吴
20出头就被王明打成“老机会主义分子”,想不到近50年后,又重演了。而且名符其实地“老”了。王明也许会笑死:“当年我的预见不错吧!”可见,天下极
左派分子是一家。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吴亮平年近70岁,却感到“天亮了”,心情非常舒畅,发挥他在理论和经济建设上的长处,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勤奋写作一系列经济建设文章,为党中央献计献策,并为大量战友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而热情奔走。
这时他衷心拥护胡耀邦的思想和方针,受任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
综上所述,吴亮平为什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功高而长期受压?主要是:党内长期极左思想影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积重难返。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小农意识,骄横专断”,再加上受斯大林的影响,党在摆脱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危害后,又出现了对毛的个人崇拜和迷信的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最高领导人搞“顺我者昌,叛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级主流派干部则不认真理,不说真话,唯上是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迎上欺下,抑杀了民主思想,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发生,长期得不到纠正。
以上错误的思想作风,与吴亮平一贯的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心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名利的思想作风格格不入。正如他在上海解放初在几次大会上所说:“革命胜利了,人民感谢党和领袖,这就不好了,应该是党和领袖感谢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问题。”20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歌颂领袖、歌颂党是“人民大救星”的教育的今天,听听吴亮平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基本原则的教导,实在有振聋发聩的震憾力。
所以,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而专制腐败作风严重的形势下,宣传发扬吴亮平的历史真相和革命精神,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2011年6月27日初稿,7月20日定稿
1 [美]埃德加·斯诺著:《红色中国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版。
2 《吴亮平未完成的自传》,《吴亮平文选》第40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2年版。
3 同上,第408页。
4 参见吴亮平:《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1978年6月15日),《吴亮平文选》第270页
5 吴冷西等:《悼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亮平老师》,中央党校:《理论月刊》,1986年第11期。
6吴亮平:《〈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文汇报》1982年5月12日。
7 参见雍桂良等著:《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8吴亮平:《永远铭记毛主席关于战斗唯物主义的教导》,《红旗》1978年第1期。
9 转自高小山、吴菲菲:《追忆亮平大伯》,《吴亮平传》,第323页。
10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11 《中华儿女》1999年第9期。
12 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会见刘英时的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4期。
13 《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以,第51页。
14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15 《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以,第51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央档案馆藏。该《意见》称,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17 《吴亮平传》,第264年。
18 同上,第262页。
19 同上,第149页。
20 陈祥珍:《在亮平同志教导下成长》,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吴亮平在沪西》,2006年内部出版,第48页。
五柳忖2011年12月2日、8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