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原创 | 2010-1-21 7:55 价值中国网 > 社会 > 杂谈

五柳村编者的话：又是偶然，发现傅国涌先生这篇文章。其中提到我的一封信。15年了，没有存底，已淡忘。想起来是因海峡那边的老《东方杂志》停了，这边的新《东方》却悄然兴起，很受鼓舞，遂写了此信。在社会转型时期，物质生产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如何能避免“[大众]不愿思考，不去求进步，只要求享乐，而且是寻求不需要依赖精神力量的娱乐”的现象出现，而是使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也涣然一新，出现新的“盛唐气象，是所期待。现在看来，落空了。但《东方》的停刊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傅国涌先生的记述引人深思，值得一读。---2010年2月8日

1996年：《东方》是如何停刊的？

傅国涌

     1993年，《东方》创刊不久，就有人在报纸上公开说这是近四年来“很值得注意的四件事”之一。

     1993年12月8日，在香港办《二十一世纪》已有三年余的刘青峰、金观涛夫妇收到《东方》创刊号后，给钟沛璋写信：“我们常常想到你，因为你对我们事业 的支持，我们才在十年改革、思想运动中办丛书，发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你至今仍然坚持办刊，想必是当初一贯的态度，可敬可佩。”

1995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写信给《东方》和钟：“如果好文章的作者是千里马，那么您们就是伯乐。”《新闻出版报》的朱侠写信给 钟：“更感谢您办了这样一份杂志，使许多人在一片沉寂之中，多少听见了一点想听的话。我深知这一切的不容易，因为更加敬佩您的这种学术追求的精神。我想， 有很多读者的想法跟我一样。”

大约1995年，远在加拿大的陶世龙偶然读到《东方》，写信给十年不见的钟，其中谈到老《东方杂志》在台湾复刊后，1990年6月终因财力不逮而停刊，在 最后一期有一篇“文化建设的警讯”，慨叹“四十年来社会上工商事业日趋繁荣，然大众文化生活并未随之提升，知识追求未成为风尚”，在金钱游戏日盛 下，“[大众]不愿思考，不去求进步，只要求享乐，而且是寻求不需要依赖精神力量的娱乐”成了社会特征。他禁不住追问“我们能不能避免呢？”在《东方》消 失之后，这个问题事实上早已有了答案，最根本的还不是大众只要求享乐，以中国人口之众，愿意读《东方》的毕竟大有人在。当时，包括《人民日报》、《文汇 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上发表的有关《东方》的评论很多，“知识分子的声音”，“守住学术这方净土”、“反映当代知识界对改革的思 考”，可以说好评如潮。“走进《东方》”甚至上了中央电视台“与你同行”的“三味书屋”节目，阅读《东方》被称为“精神之旅”。

更值得关注的是普通读者的反应。《东方》一直重视读者来信，从1994年第一期起就有“编读往来”栏，发表部分读者来信，既有许纪霖、李慎之等许多学者的 来信，更多的还是普通读者。自1995年第三期起来这个栏目改名“回应《东方》”，陶世龙的信就发在第四期上，甚至有些争议性的来文也安排在这里，比如不 同意顾准关于“史官文化”的观点，比如质疑李锐的那篇文章。

《东方》自创刊以来就读者来信不断，在保存下来的来信中，我发现读者来自各个层面，遍及全国各地，有大学老师，有报纸编辑，有电视台工作人员，也有大学 生、中学生，还有农民，天南海北，内蒙古、成都、深圳、湖南农村……深圳大学的张文华一年中带7个人走进了《东方》，1996年6月15日，在他主持的小 型聊天沙龙中，主题就是聊聊《读书》和《东方》，参加的10人有留英的文学博士，有书店经理，有外语教授，有记者，还有大学生愿意为推广《东方》而尽力， 其中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电气系的学生、厦门大学的学生。河北邯郸市大名一中201班的王磊为了买《东方》合订本而去银行贷款，他在1996年12 月9日的信中说：

“非常遗憾的是：没能买到《东方》九四年合订本，其实，当时我得到有九四、九五的合订本的消息时，若及时汇款，也不会失之交臂。但当时我手边没有钱，为了 能得到合订本，我到银行去贷款几次，终无结果。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您先给留下九四、九五年合订本。等您的信就像等待一件神圣的礼物一样。很快，您回 了信，但九四年合订本已售完……当时，我的心像碎了一样，其中的滋味，又有谁能知道？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您答应为我留九五年的合订本，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阳 光！现在，九五、九六的《东方》我都有了！

今年家遇洪水，秋季颗粒不收，但我仍然订了《东方》、《随笔》、《旅行家》等。我真的离不开她们！”

成都一位读者来信说，《东方》敢于直面社会、正视人生，订阅一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东方》三周年，还有深圳读者发来贺电。在所有读者来信中，我发现了一封北京大学研究生杨子立的来信，邮戳上收到的日期是1997年1月14日。他读了 96年第4期那篇批李锐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质疑》，“觉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要求编辑将信转给“庐知”，并且随信附了邮票。他的信就庐知 的5点质疑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第三点关于阶级斗争， “难道您忘了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极左运动都是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吗？阶级斗争除了使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外，在建设方面，在为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谋 福利方面又起了什么好作用呢？要知道在为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的手段中，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武装政变等等手段并无本质区别。况且作为一个中国人，究竟应该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呢，还是以一阶级、一党、一派的利益为重，这难道还不清楚吗？照您的理论，我是一个回族，是否应该进行民族斗争夺取政权呢？”

第四点，他计算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17年，平均增长率不过4.7%，“这个数字比公报上吹出来的要低一倍，甚至更多，而1949年到1978年的年均增长率比这个数字的一半更少。

……叶利钦在俄国的胜利难道不是俄国人民的选择吗？东亚、南美、非洲的经济快速增长国难道不是实行了民主选举制和保障私有财产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吗？最共产 主义的北朝鲜，难道她的人民不正在遭受最惨的饥荒吗？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难道不是引进了资本主义才有的市场生产方式吗？”

第五点，“而我国虽号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最无产的阶级——那一亿多农民工，在出卖着自己的血汗的同时，又有谁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呢？那些掌握在资本家（往往又是企业的党委书记）手中的工会难道会为他正要榨取劳力的职工说话？”

最后他对“庐知”说，“如果您的共产主义信念十分坚定，我相信您也信仰‘实事求是’，希望您来信探讨中国的出路，共同为国出力，寄来地址，定登门造访，如果您用大棒子打人是别有目的，则道不同，不相与谋。”

年轻的杨子立留下了他在北大的地址，真实姓名，可是就连《东方》的编者也不知“庐知”是何许人，信当然没能转达，也不可能在“回应《东方》”栏发表。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的专题胎死腹中后，1996年6月28日成都读者谢顺田来信提出疑问，看了封面和编者的话，知道专题是追思“文革”三十周 年，翻开来却变成了“环境”，“翻遍全书也枉费心机”，他甚至痛心疾首地责备编辑是不是欺蒙读者？7月8日，湖南衡阳泉溪村的一个66岁的读者伍学富，在 读了《东方》第三期的“重要启事”后，写了一篇文章《封面标题和〈M站〉》寄给编辑部，讲述了自己少年时的遭遇，买了一本叫《M站》的书，但买到了书，他 最想看的那篇文章《M站》标题下却有一个括号，注曰：“奉命免刊”，因此大失所望。“重要启事”说的“因故变动内文”和“奉命免刊”有何不同？“封面标题 不及更改”和斩除了《M站》内文的《M站》书名有何不同？他最后说：“真理的闪光总会冲破重重浓雾，源源显现出来。当今之世，冀望控制思想自由，已经无可 奈何了。”

12月15日，厦门大学学生宋承志来信说，在 96年第三期封面上明明看到本期的专题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而里面却变成了“环境：生存与发展”，他感到困惑不解，“我觉得我们对文革应该进行 一下反思，而至今这方面我们做得似乎很少，即使有也被压制或不敢见世，所以我辈对文革有许多的疑惑。在《东方》上只看到文题不见文章很遗憾。”

一位来自内蒙古的读者殷三仁写了一首《读〈东方〉第三期〈重要启事〉》的诗：

叫你记住的，你要记牢，“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催你遗忘的，你要忘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不许记忆的，谁也不准再提，一如从来没有那档子事。

再过三十年，亲历者死净，等于世上原本没有那段日历。

 

让时光把历史冲洗成空白，好随心作莺歌燕舞的图画；

让血腥的案卷在大内尘封中朽烂，成为永远无人问津的古谜。

 

但是，谁见过历史“因故变动”？“不及更改”的岂止是标题？

年年讲天天讲千万不忘的，难免如蛛丝随风而逝，

从版面上被撕掉的，却早已铭刻在人们心里。

爱惜芳心呵，《东方》！爱惜芳心呵，《东方》杂志！

1996年12月30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的读者肖建修来信并汇款邮购1997年全年的《东方》。他在信中说自己对《东方》情有独钟，建议《东 方》加强宣传，“像我所在的学校原是一所普通院校，知道《东方》的人不是很多，我订阅后，经我的推荐陆续有人订阅了，但图书馆我还没有能说服他们，若摆上 大学的阅览室贵杂志的影响就更大了。同时在宜昌的邮局也没有见到过贵杂志的身影和宣传单，九五年末我记得贵社给我寄来了一张海报，我贴到了一合适位置。效 果如何，我无从统计”。在《东方》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之后，这些带着读者体温和生命呼吸的来信尤其显得珍贵。

    对办刊人钟沛璋先生来说，他有“引导文化风气之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群落”的自觉。早在1994年5月31日，他在《关于〈东方〉杂志的几点思考》中，就 对刊物的性质、定位、思想性、多样性、知识性等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其中说：“作为知识分子参与中国变革的媒介，思想性是刊物的灵魂。要善于抓住中国变革中 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发掘真知灼见，从思想上、学术上开展讨论，兼容并蓄，形成良好学风。要发表能够一新耳目、发人深思，对现实有所触动的文章，引起 社会的关注。又要注意稳妥，善于保护自己。”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在保护自己和办好刊物之间是有矛盾的。“顾准和《顾准文集》”的专题、“文革三十周年追 思”的专题，以及一些文章屡屡犯禁，最后《东方》终于遭遇了停刊整顿的结局。

自1996年春天起，《东方》就受到了压力。但有关方面只是想“扭转其自由化倾向”，还没有到“坚决关闭”的地步。在4月18日出版的《期刊审读情况反 映》1996年第18期，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审读小组摘选了《东方》近期几篇文章的观点，有第一期陆建华的《多样化进程中艰难的规范化努力——1995 年中国社会近观》、苏文的《山重水复应有路——前苏东国家转轨进程再述评》，有第二期李锐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刘军宁的《理想之敌  理想之友》，李锐文章被摘出来的只有一句话：“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已经超过了马克思，这很了不起。但政治上只搞了点行政改革。在民主化进程方面，离顾准的 思考还差得很远。腐败与权力并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读小组将这些观点摘出来，其用意不言而喻。

当时《东方》要继续生存下去，如何通过1996年的年检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压力之下，东方文化研究会的一些人一反过去肯定《东方》的态度，开始批评《东 方》，韩天石的秘书胡文彬在5月22日手写了一份《关于对〈东方〉的反映》，其中说，“一些同志，其中包括一些老同志”对《东方》的倾向性提出许多质疑、 批评，比如“有几期都有一、二篇倾向性有问题的文章，在谈论‘自由’、‘民主’、‘公正’、‘人权’等问题时，有些语言很错误。使人惊讶，‘真敢说！’” 还有对于96年第二期的专题“连篇肯定——全面肯定顾准”很不满，等等。

为了《东方》的生存，钟沛璋做了大量努力，这年6月27日，他给安全部长贾春旺写信，并送上1995年的《东方》合订本。当时《东方》副总编辑梁晓燕正受 到安全部门调查，他在信中说自己对梁有多年的了解，“她是一位爱国的、有责任心的同志。”7月4日，他写信给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 同时也送上1995年的《东方》合订本，希望得到理解。这些信都未得到只字回音。（当时海外舆论称邢为“左倾保守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台湾《中国时报》6 月20日有则报道《中共决加强控制意识形态领域》说，在北京近期召开的一次意识形态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小组副组长之一的邢贲思发言说，“目 前思想理论界及新闻出版界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程度极为惊人，其中以《读书》、《东方》、《现代与传统》和《战略与管理》几种刊物最为严重，频频地 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发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并且在知识界开始形成某种凝聚力。……过去我们讲‘宽松’，为《读书》这样的刊物留下了一个窗口，却造成了 今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扩散，这是一个教训。而对于像《战略与管理》和《东方》这一类问题严重的刊物，如果短期内不能扭转其自由化倾向，就必须坚决地关闭， 不容其继续占领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

到9月10日，风声日紧，《东方》已是风雨飘摇，钟沛璋给最高领导人、老同学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到：“今年是曾对我们民族造成巨大创伤的‘文革’三 十周年。为改变‘文革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现象，《东方》约请几位学者写了一组‘文革’研究的文章。后接到文化部报刊宣传处通知不能发表，就临时抽掉了 这组稿件，重新换稿，重新制版，延迟了一个月才出版。”面对“停刊整顿”的威胁，他说：“为此不但要向订户退赔，造成很大经济损失，使几年来积累的订户全 部丧失，更重要的这将会在国内国外造成很不利的政治影响：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竟容纳不下一本知识分子的刊物？”信中还引用了许多古老的名言，比如：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拨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此后，他在1997年4月7日又写过一信，均无回音。）

期间，他曾以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韩天石的名义起草过给中宣部长丁关根、文化部长刘忠德的信，还起草了一份《〈东方〉是一本怎样的刊物？》，阐明办刊宗 旨、编辑方针和具体内容，随信附上。他前后发出的信有三十多封，欢迎各方面对《东方》批评指教，说明《东方》的事业是堂堂正正的。这些信几乎都没有回音。 当时，他听杜导正说，上海的陈沂和江泽民熟悉，可以请陈去说说不要停刊， 于是写信求助。结果陈回复杜，把信转给了郑必坚。这些信中，几乎都提到了两篇文章、一个专题引起的争议，1994年第5期李泽厚等《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 建的对话》[有一段贬低辛亥革命的话，随后组织了2篇专文批评]、1996年第2期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随后刊出了质疑该文的文章]，还有就 是1996年第3期并没有面世的“文革三十周年追思”专题。 

在停刊整顿之前，《东方》有的文章发表前也曾送文化部报刊宣传处审阅，比如1996年6月25日送去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论述文化大革命的一 篇稿件，以后未见刊出。8月14日，文化部办公厅报刊宣传处给《东方》“关于《东方》杂志不宜发表《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一文的复函”，根据是新闻出版署 期刊管理司的（96）第068号复文。这和“文革三十年”那个专题被叫停，临时撤下一样。

1996年10月4日，新闻出版署向文化部办公厅下达了“关于同意《东方》杂志停刊整顿的复函”[期管字（1996）085号]，全文很简单。

文化部办公厅：

办刊函（1996）173号收悉。

经研究，我们原则上同意你部的意见。《东方》杂志自1996年第6期起停刊整顿。何时复刊，视整顿结果再定。

                                             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

抄报：中宣部出版局，

抄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10月16日，文化部报刊宣传处召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学书、副会长兼东方总编辑钟沛璋前去，该处长黄河浪正式告知《东方》停刊整顿，为什么要 停刊，无论新闻出版署还是文化部，自始至终都没有说明。但黄表示《东方》1997年第一期停刊，春节后复刊，给他们留下了一点希望。

11月4日，东方文化研究会给文化部报刊宣传处的请示报告说，自8月16日决定整顿，到1997年1月，用5个半月的时间做好整顿工作，希望能在1997年2月复刊。

   11月11日、12日路透社、法新社来电采访，《东方》没有透露实情。对于法新社提问：“你们是不是因为登载评论顾准的文章受到官方的批评？”他们回答： “我们没有接到过任何官方的批评。对我们登载评论顾准的文章，是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后来《东方》也登载了不同意见的文章。”10月16日，报刊宣传处曾专 门交代过，“关于《东方》停刊整顿的事，不必对外声张。”所以，在接受外电采访时，他们十分注意，“尽可能回避谈及，不给人以口实。”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在 1997年尽早复刊，不要节外生枝。从1996年11月到12月，他们先后给文化部送过两份关于《东方》杂志的整顿报告。

导致《东方》停刊的主要理由之一“文革”30周年专题，在1996年11月1日给文化部的《关于东方杂志的整顿报告》中做了如下检查：“中央有关部门，过 去曾多次发文通知报刊上不要刊登有关‘文革’的文章。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和新闻出版署期刊司还把这些发文编入《期刊出版法规政策须知》一书，发给各家杂志。 《东方》杂志编辑部没有进行学习，却自认为今年是‘文革’三十周年，应该发表一些进行学术研究的反思文章。幸亏报刊宣传处在审稿时指出，临时决定停印，抽 换了这组‘文革’稿件。而在仓促中又未及对已印好的目录作更改，引起一些读者疑问，造成了不良影响。”在12月提交的关于《东方》停刊整顿工作报告中，就 1996年第6期的缺点和不足做了检讨：“因部里同志曾经打过招呼，要我们不要张扬停刊整顿一事，所以未能在刊发的文章中体现编辑部对以往错误的认识；发 表的读者来信中，有些学术界人士对《东方》有揄扬过当的溢美之词，发稿前应商请作者删节而未及做。”

早在1996年6月24日，鉴于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领导对《东方》的支持发生动摇，钟沛璋就给韩天石写信，最初表示了辞职的意向，7月1日，他正式向韩、季两会长辞职，请东方文化研究会半年内物色继任人选，他可以干到年底。1997年1月24日他再次提出辞职，得到批准。

1997年3月18日，香港《东方日报》刊载的新闻《著名文化刊物疑遭整肃  东方双月刊编辑部总辞》，称《东方》总辞的原因是1996年最后一期以创办三周年为名刊登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来信，表示对《东方》的爱护与支持，被指控 在整顿期间以这种方式表达读者对杂志的爱护，有“拥兵自重”之嫌。翻开这一期，最显眼的就是季羡林、任继愈、王元化、张岱年、庞朴、陈平原、葛兆光等学 者，以及前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前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等人的来信、祝辞，占了两页。其实，这一期在内容上已作了很多妥协，比如陈晋的《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 ——毛泽东》作为重点文章。有很多文章明显也是要给上面做个姿态而发的。

为了能在1997年复刊，《东方》积极筹划，在1997年编辑工作设想和改版方案中，改变了一些栏目，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比如找自然科学家来写科学与人 文的文章等（以后《方法》杂志在这方面有很大收获）。为征求意见，《东方》曾召开近十次小型座谈会。1997年第一期也编好了，目录中有“人文理想与大学 教育“专题，包括谢泳的《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陈来《东京大学人文教育改革一瞥》等，特稿有肖雪慧等关于“义务教育与社会公正”的对话，还有朱学勤、何 清涟、陈彦等人的文章。

然而，一切努力终归无效。文化部传下话，对《东方》第六期内容特别是刊登一组纪念《东方》创刊3周年的专家学者来信表示不满，复刊被搁置了。1997年1 月24日，钟沛璋再次给丁关根写信，寄上改版方案，希望高抬贵手。同月，为了争取早日复刊，他在和季羡林面谈后写信给季，希望季能以学者的个人身份给江泽 民写信，并代拟了一份草稿。季担心因此“火上加油”，没有同意。这年12月16日，他再次写信建议季羡林给江写信，又一次代拟了信稿，季还是拒绝了，理由 是即使写了最高领导人也看不到，而且越过丁关根不好，认为可以给丁写信。

1997年7月30日，有人给前《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张黎群写信，称《东方》是“目前中国最值得看的杂志”，抗议停刊整顿的处理。

两年后，经过无数的努力，《东方》终于复刊，此时钟沛璋和他的那套班子早已离开，无论内容、风格，《东方》都不再是那个曾经的《东方》。可以说，《东方》 1996年第六期就成了它的绝响。《东方》悲壮地陨落，在当时的舆论空间之下，它有三年的生命已经不算短了。

7年后，朱正琳回忆中说，《东方》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刊物，碰巧拥有一批读者[而且越来越多]，是一种历史的机缘。我觉得并不是碰巧，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 前，《东方》之所以在短期内迅速崛起，聚集了大批优秀的作者，抓住了那么多读者的心，不是偶然，不是碰巧，而是必然。在特定的历史段落，这本有着民间刊物 的自觉，追求独立性，力图介入现实，将知识分子的声音传达给社会的杂志，事实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公共论坛角色，人们在这本小小的杂志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梦 想，太多的希望。而那个时候表达的渠道也是非常稀有，这就难怪一本有品质、有理想的刊物一面世，就会在林林总总的读物中凸现出来，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方 法》、《书屋》身上我们也可看到。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自由发表见解，以贡献自己的才智，为本民族的进步，为人类的文明增光。但是道路都如此艰难。一次 次成功，又一次次挫败。钟沛璋晚年举起的《东方》，只是历史接力棒中的短短一程。神圣的追求不止，接力棒闪耀的光芒将不不熄灭。1997年，他已过了古稀 之年。3月27日，《东方》在短期内已无望复刊，全体编辑人员黯然离开，梁晓燕、齐大任联名写信与他道别：

钟老：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您的带领下，为《东方》而工作的一千个日日夜夜，感谢您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增长阅历，丰富人生。

您永远是我们心目中值得尊敬的长者和领导。

历史一定会记住您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坎坷坷，我们对这一点更加坚信。

望您保重！ 

梁晓燕

齐大任

97年3月27日

 

*据毛泽东116年生辰（张忠倜），在没有思想的年代诞生的思想（辛若水），“文革”的政治思想根源：史华慈论卢梭、孟子与毛泽东等多篇文章所记，是胡乔木说过：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毛泽东迷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毛泽东的陷阱。---五柳村注

据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文本   该站发布时间：2010-2-6 21:33:09 阅读量：24次

杜光——新世纪的时政评论者

        （按：本文初稿是我在上海伯特利中学的一位校友为《伯特利，我们的家（第二集）》一书而起草的，我作了较大的修改与补充。杜光）

杜光原名林道茂，浙江温岭人，生于1928年，1941年10月至1946年1月在伯特利中学就读，在伯特利渡过了少年时代——毕生最可贵的年华。

1946年秋，林道茂考进北京大学先修班，1947年夏升入史学系。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9月受到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的传讯、通缉，遂改名为杜光，前往华北解放区。北京解放后，先后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共中央华北局、马克思列宁学院等处工作

1958年春，杜光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被送往山西太谷农村劳动，1959年秋回高级党校。1961年摘帽后，他利用工作之余，通读了“十三经”、先秦诸子书、前四史和十几种古人的笔记小品，看了一些有关甲骨文、金文的书籍，共作了六七十万字的摘记。

1964年9月杜光被清理出党校，到杭州第七中学食堂、总务处工作。由于同事的照顾，工作比较轻闲，他两年里通读了39本《列宁全集》，摘抄了约40余万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作为“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揪出，挂牌扫厕所，游街戴高帽，批斗喷气式，隔离受关押，当然还少不了侮骂凌辱，拳打脚踢。好在老师和原来在校的学生都比较稳重克制，他总算没有受到太大的肉体伤害。1968年底被驻校工宣队解放，刻了两年钢板。

1970年 他被派往杭七中农场，边劳动边工作，在那里干了八年多。农场有两大好处，一是当时全国文化大革命高潮迭起，但农场从未波及，成了外在于文革的世外桃源；二 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除了晚上和假日以外，每年冬天有四五个月没有多少劳动项目，都可用来读书。八年多的时间里，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写 了一百多万字的摘要。此外，还读了启蒙时代和此后共16位思想家的著作，翻阅了我国文化科学的一些专史，如史学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报学史、绘画史、佛教史、化学史、数学史、天文史、地理史。加上其他零星书籍，留下的摘要也有将近一百万字。

在那些艰辛的岁月里，杜光除了劳动与工作，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遨游于知识的海洋，兴味盎然。他每天晚上都要读到12点以后才休息，有时直到一两点钟才放下书本。刻苦攻读这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使他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条件，改正后能够在工作中应付裕如，也为他晚年评论时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9年初右派问题改正后，杜光被调往新成立的杭州师范学院，离开了杭七中。在杭七中的十四年里，他以“摘帽右派”之身，埋头工作，读书不懈，得到了学校领导人和老师们的尊重和善待，1977年被推举为学校的先进工作者，1988年还获得“杭州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的称号。

1979年底，杜光回到了中共中央党校，1981年被任命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主持科研办公室工作），1984年任科研办公室主任，1988年兼图书馆馆长。科研办公室主管全校的科研规划、科研组织、科研活动、科研经费、评审职称等项工作。为了推进科研活动，杜光编印了不定期的《科研简讯》，提供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信息，并且以“党校系统教学科研参考资料”的形式，出版了57部（64本）内部资料书。这些书多数是党校教师编写的，全部经杜光审定，他还为其中的50部书写了每篇一千余字的“出版前言”，在许多前言里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些资料书在党校系统内部发行，对促进党校的教学与科研，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书还被国外的大学图书馆收藏（如哈佛大学图书馆）。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政改办）。办公室组织了7个专题研究组，分别就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改革方案。11月，政改办决定在中央党校也同样组织7个专题研究组，进行平行的研究。为此，中央党校成立了三人研讨小组，组织了六七十位教师和研究生，分别研究各个专题。杜光作为“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成员，具体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自1987年2月到5月，先后向中央上报了6份专题研讨报告，杜光参与了每份报告的修改定稿工作。

研讨尚未结束，中央党校的研讨小组又接受政改办的委托，组织编印一套“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以推进全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这项浩大的工程主要是由杜光负责组织的。经过一百多名教师、专家、研究生的共同努力，这套共39部58大厚本的资料丛书，终于在1988年内陆续完成，还请邓小平题写了总书名：“政治体制研究丛书”。1989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各国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制度》上中下三册，华夏出版社也已印出部分卷册，准备发行。不幸的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这些丛书失去了发行的条件和意义。出版社不得不进行删削改装，到九十年代才陆续出版，但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

1987年7月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扫除障碍，取得共识，以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很需要在全国范围开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宣传。于是，一个群众性的研究组织应运而生。1988年7月12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杜光作为这个研究会的干事长，具体负责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如：组织理论和对策的研究，召开以政治体制改革为 主题的座谈会、研讨会，建立下属的二级研究会，同国外学术团体建立联系，编印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等。由杜光担任主编的会刊，于1979年1月出版了创刊号，第二期、第三期也陆续印发。

就在研究会生气勃勃地开展活动时，一场政治风波却扼杀了它的生机。1989年7月，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不得不宣告暂时停止活动，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时休刊。

1990年10月，杜光因支持1989年的学生运动，在停职审查一年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即离休。

九十年代上半期，杜光应邀参加《杨献珍传》和《北平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史》的编写与统稿，并先后与同事筹组“马林文化服务公司”、“新世纪发展研究中心”，虽然投入了很多精力，但都功败垂成。于是，他愤而放弃社会活动，从1995年起独立撰写文章，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自费印发。2003年，第22篇征求意见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第23篇 征求意见稿《为“自由化”正名》被朋友送到互联网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使他认识到互联网的巨大价值。在朋友们的鼓励支持下，他开始学习上网，激发了通过 网络来抒发见解、干预时政的意愿。六年来他评点时势、纵论国是、反思历史、臧否人物，已经在网上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一百多万字。有一个名为“政右经左” 的网站从2005年开始，每年评选出一百名上一年度的公共知识分子，杜光三次（2005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被列入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今年还被评为“2008年度十佳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杜 光评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具体措施，到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农民疾苦、维权运动、文化教育、新闻自由、民有经济、 新教精神等等，凡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他无不评述。他的这些文章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探讨问题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 思想，坚持了这一点，也就获得了评论的主动权和制高点。第二，在每篇文章里，除了就事论事、分清是非外，还把具体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在进行理论分 析时，他一般不借助或引用名人名言，而是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口气来作出自己的表述。第三，由于他所评论的问题，多数与高层当局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所 以，对现行体制的批判不免出语尖刻，对种种弊端的揭露往往入木三分。但是，他在文章里同时也对明智的当权者寄以期待，希望他们离开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改弦易辙，把中华民族领上自由、民主、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杜光对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观点，可以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找到端倪。他在正文之前把这篇有12万 多字的长篇文章概括为四句话：“把企业还给职工，实现工人阶级有产化，建立‘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把土地还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农业社会 主义化开辟道路；把政权还给民众，实现政治民主化，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把文化还给社会，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新闻自由，废止‘舆论导向’。”在最近一 两年，他用更简练的语言来概括他对改革目标的表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他认为，中国只有实现了这四个化，才可以说是完 成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也才可以说是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他还认为，把我们现在的社会定性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 按劳分配为主体”，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国有垄断经济不是公有制经济，现行的等级工资制同按劳分配完全是两码事。把它们等同起 来，看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而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则由于“人民”和“敌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恰恰成为 专制权力随意镇压民众的理论借口。

杜光认为，目前社会上的种种弊病，贫富两极分化，腐败遍地，道德沦丧，主要根源是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要从根本上扭转社会的不良倾向，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因此，他在许多文章里，都为政治体制改革大声疾呼。这构成为杜光的大量时政评论的主旋律。

杜 光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他认为自己在晚年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那就是把毕生积累的体验和感悟，通过互联网留给中青年一代以及未来的青年。他说，他还 有很多话要说，要写。现在最感到遗憾的，一是时间不够用，计划外的干扰太多，很多问题想写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来；二是“写而后知不足”，论述问题的时候 深感知识储备不够。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人生有限，壮志难酬，这是无数志士仁人共同的悲哀。但是，到了晚年仍然能够畅叙胸臆，在互联网上高谈阔论，以文会 友，这也未尝不是幸事。

杜光对伯特利怀有深厚的感情，珍惜在伯特利所受到的教育。1988年 举行伯特利校友第一届茶话会时，他专程赶到上海参加。在会上发言时，他把伯特利精神概括为“奉献精神”。他说：“离开伯特利已经有四十二年了。四十二年 来，我深深感受到少年时代在伯特利五年的生活所给予的影响，这就是甘为理想而献身的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是伯特利精神的集中表现”，它“使我们从小 就建立起要做盐做光的思想。”直到晚年，杜光仍然以自己的奉献精神为荣，他甘冒政治风险，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和一生的经验教训，都倾注在他的时政评论 里，正是奉献精神的表现。在今年1月9日的一次聚会上，他以“发扬如盐似光的奉献精神”为题，专门阐述、宣传了这种奉献精神。

目前杜光体魄尚健，思维清晰，相信他能继续发扬奉献精神，不断地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启蒙当代，遗教后世。这是伯特利老同学们的共同祝愿，共同希望。

                                                   2009年11月27日
同主题阅读 杜光访谈录 作者：马萧，2009年5月22日

《往事》编者的话：一 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在二战后刚刚建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引起了激烈的震荡。这是社会主义世界的第一次总危机。不仅东欧出现了意 欲推翻现政权的波匈事件，而且在中国也出现了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以及上街请愿、游行示威等群体事件。如燕祥先生所说的，中共面临着国际国内， 党内党外，上边下边的挑战。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

面对斯大林和苏联的历史教训，中共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宽松政策，直至决定共产党进行“整风”，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自由鸣放，帮助党整风。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中共执政以来最清明的政治局面。

在整风鸣放中，各民主党派、党内外知识分子为解决中国的民生和民权问题提出了极为肯切的意见和建议。这些不久后就被说成是“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言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看来，仍是有现实和前瞻意义的。

但 当年，面对“多事之秋”的发展（其实是现代社会民主、自由的必然），毛泽东们却坚守了“无产阶级专政”专制体制的底线。于是经过一段酝酿——提出了“引蛇 出洞”，“放长线钓大鱼”，“这一次我们就是要有害人之心”等“阳谋”——当新老知识分子们欢呼百花齐放的春天的时候，最严酷的冬天正等着他们。苏联人受 过的罪，中国人还得一茬茬地受，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图穷匕首现，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不仅一百万的党内外知识精英被打成“专政对象”，而且 “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外衣完全剥去，真正的一元化领导和全面专政开始了。

这是大转折的一年，从批判斯大林又回到了斯大林。

当苏联开始反思国有化和集体化的时候，中国大规模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正在兴头上；当苏联开始清理冤假错案的时候，中国正在制造冤假错案；当苏联开始“解冻”的时候，中国正在进入严寒期；当苏联的斯大林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斯大林时代方兴未艾。

这种双向的错位导致了认知的混乱。

按 照历史阶段论，当中共的领袖们认为他们与苏联处于同一时段，因而可以吸取苏联的教训的时候，其实他们所处的时段更类似于“新经济政策”向“计划经济”过渡 的时期。所不同的是，“新经济政策”因列宁的去世而人亡政息；而中国快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酿成了越来越残酷的“阶级斗 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看来历史阶段论自有其执拗性，仿佛唐僧取经之九九八十一难，不亲身经历一遍就过不去。历史或许正如燕祥先生引证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本期正文节选自邵燕祥《别了毛泽东》一书）

毛泽东眼中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   

邵燕祥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是多事之秋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六年是“多事之秋”，又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

其 实，在一九五六年之初，他是可以大大欣慰的。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和肃反都已大获全胜。不料这年夏天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产生了争议，这就是他说的“中国的 天空一度乌云滚滚”，但他力排有关合作化“搞快了”、“超过群众觉悟程度”之类的众议，雷霆万钧地坚持己见，终于经过短期突击，掀起了一个“中国农村的社 会主义高潮”，继而带动了、或说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全国手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四分之一）的改造。于是有了一月十五日上天安门城楼庆祝社会 主义改造全面胜利之举。不但农民这样的基本群众望风景从，连资产阶级也敲锣打鼓，“带着你的家财……赶着那马车来”了，岂不是亘古未有之盛事，国际共运中 的新创造吗？

但 是转眼之间，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时的秘密报告，彷佛平地一声雷，搅得国际共运波澜迭起。不能不腾出手来对付，就这件涉及社会主义阵 营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事做出回应，同时，因应新形势在国内政策上进行某些调整。虽然在此后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一直还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是 “头”，但他对赫鲁晓夫并不看在眼里；众望所归，他该是接替斯大林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 领袖和导师”的首选。尽管他对斯大林有过诸多不满，但对斯大林被无情揭露，不能不生兔死狐悲之感。毛泽东一方面抱怨赫鲁晓夫们不道德——“从前拥护斯大林 很积极，现在反得也很积极，你从前那么拥护斯大林，忽然转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是不拥护斯大林的，这不是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吗？”另一方面，像赫 鲁晓夫这样积极拥护过斯大林的人，人死三年，就出来做秘密报告，这样的“接班人”不叫人寒心吗？这份担心当时没有说，几年后提出“接班人”问题，要防止赫 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更不用说这种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就在我们身边”了，那是多么可怕的图景呀！

这 是后话。而在苏共二十大一闭幕，各国共产党就都牵涉到了。《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份秘密报告后，全球舆论沸腾，再不可能把此事封锁在各国党内。在这一背景 下，南斯拉夫铁托的“普拉演说”把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的根源都归于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意共的陶里亚蒂、法共的多列士等党的领导人，也都讲了不少“出 格”的话，他们还把原先和至今苏联坚持斯大林一套的人叫做“斯大林分子”。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分子”顶多不过是有些教条主义（“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 ‘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赫鲁晓夫们则是修正主义（“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无疑只有中国共产党不“左”不 右，允执厥中，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问题是，不仅限于理论和主义的论争，在波兰，在匈牙利，意识形态的辩论与群众性的现实诉求结合起来，再加上民族自尊心（指向摆脱苏联控制）的引爆，发展为突发的街头政治了。

当 然，毛泽东在关注国际共运的动态时，不会忘记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插手，波匈事件不会闹得那么大，尽管他也不会为例如匈牙利的拉 科西、格罗作辩护，而按照他的逻辑，拉科西们再不得人心，也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不但属于人民内部，且还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怎么能也跟着斯大林“一棍子打 死”？这不是敌对分子借此对共产党的反攻倒算吗？这不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勾结起来的反革命暴乱吗？依了布达佩斯街头的趋势，那么，各个社会主义国家， 乃至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都可以说成“斯大林分子”——“小斯大林”加以打倒吗，那还了得！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就是顺理 成章的了。

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来自国际的挑战。但如果光有国际上的挑战，还算不上多事之秋。

还有国内问题的挑战，党内党外，上边下边都有。

一 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最受欢迎的说法是确认知识分子己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还有就是提出了“向科学进 军”的口号；前者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后者让全国知识界都看到现代化的奔头。知识界是个含糊的范畴，按照毛泽东的划分，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 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基本上把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囊括了。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周恩来报告后， 政治气氛有所松动，党的干部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表现出某种尊重，对部份有影响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做了一 些安排。几十年后大家记得清的，还有那一年高校大“扩招”（这是今天“教育产业化”后的新词儿），一方面大量在职青年干部涌入大学，叫“调干生”，一方面 放宽了招生入学的“政（治）审（查）”标准，使不少成绩优异，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家长有某些政治历史问题以及有海外亲友社会关系的青年得以进了大学的 校门。在周恩来报告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说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 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

如 果说毛泽东在话里话外表现出对周恩来的不满，那不仅限于知识分子问题。其严重性至少不低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是周恩来从一九五五年“反对右倾保守”促成的生 产建设高潮中清醒过来，从他所掌管的经济工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刘少奇、陈云等的赞同。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 报》发表了由刘少奇定稿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说不能为了“多，快”，忘了“好，省”，这篇社论用词是经过一再推敲，力求委婉的。 但据说发表前送审时，毛泽东只批示“不看了”三个大字。

一 九五五年八月起，由毛泽东亲自发动，首先在农业合作化随之带动各条路线“反对右倾保守”，在被称为右倾保守的人们“背上击一猛掌”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 高潮”，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促成在所有制上“三大改造”的迅猛胜利，因为公认“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两大标志之一（另一标志是按劳分配），对此大家 没有二话；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这个突如其来的高潮，却导致了生产和基建中不分轻重缓急、不顾现实可能地盲目乱来。“反对急躁冒进”的确是在纠正毛泽东 “反对右倾保守”半年多以来造成的偏向。这种偏向如不纠正，“就很危险”，周恩来说。因为一提“多、快、好、省的精神”，总是首先突出“多、快”，据说周 恩来审定在“八大”上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草稿中的“多、快、好、省的精神”这句话。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扫掉了多、快、好、 省”的出处。

一 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当时恰在苏联出兵匈牙利之初，刘少奇着重讲了波匈事件的教训，说苏联等国在优先 发展重工业时忽视了人民的生活，以致引起群众不满。又说我们应该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毛泽东针对“稳妥可靠”这个用语，大讲要保护干部和 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说农业合作化时就有泼冷水的“促退委员会”云云，正是指周恩来、刘少奇为“促退”。这个问题在一九五八年初重提，说 得就更难听了。

毛 泽东对党的“八大”不满，不止于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还有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之争。八大决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己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虽然一时也说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 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类的话，但他思想深处坚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不动摇，不久就在反右派时继续运用到实践中去，以后又明确提出 “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党的基本路线，彻底翻了八大决议的案，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信服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论断了。

八 大的整个过程、决议和所通过的新党章，与七大的决议比较，不见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语，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这可能反映了 决策层中大部分人至少是负责起草文件的一部分人的共识，即斯大林个人崇拜与党内民主的丧失互为因果，这个教训应该汲取，并应该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

两个月后，即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讲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已经可以不再一般地谈论苏共二十大提供的教训，而直截了当地讲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子”，“不能丢”。

紧 接着，毛泽东讲到“大民主”，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 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后来我们知道这几个人当中，李慎之是一个，他当时在新华社负责参考消息编辑部，每天 两集（上午版、下午版）的《参考资料》，当时是除了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外，毛泽东最主要的国际资讯来源。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过”，他说，“大民 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就借用这个话”。

毛 泽东把“大民主”分成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大民主，土改斗地主，“五反”斗资产阶级，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无产阶级 运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就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同义语。他联系实际说：“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 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 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通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 里提到整风。提到随时可以发动群众整要整的人，使我们想到他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名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 反。”你要用所谓大民主来对付我，我就搞群众运动对付你，“整风”也就是群众运动的代名词，是以整个的国家机器为后盾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说还是多事之秋

 

毛泽东极其关注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这种“还要继续暴露出来”的思想，自然不是好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比如“大民主”，毛泽东这时说到“大民主”，总是跟上街游行、请愿示威等量齐观，相应地有一个习惯用语：“闹事”和“乱子”，认为发展到极致就是像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毛泽东点出的党内知识分子干部有要求“大民主”的思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这些知识分子中间的思想动向，在毛泽东眼里已经指向行动了。

他 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 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 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说出来了。电影《武训 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那不是想复辟？”

在 一九五二年以后进入“过渡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们固然势所必然地跟资产阶级一起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对象， 而看来早在一九五一年即所谓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末尾，电影《武训传》引起毛极大反感的时候，所谓“文化人”就被视为意图“复辟”的异己力量了。更何况到了一 九五七年！？

毛泽东在会上说：“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 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如一个时代里人们常说的，毛泽东高瞻远瞩，又洞察一切，他对自己掌握专政力量这一点充满信心：“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 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 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 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他后来采取“把隐患诱发出来”的策略，即放手让各界鸣放，容忍他们在一个时期内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 辩论”的“大民主”，畅所欲言，然后收网，就是要在中国导演一场“匈牙利事件”，不过把它分割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和单位，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这 个预防性作战方案，这时已经初步形成，这应该才是人们常说的“毛主席胸中有百万雄兵”吧。

 

毛泽东估计敌情严重，要变被动为主动

 

毛 泽东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一开头就谈到“要足够地估计成绩……估计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 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这里捎带 着把“反冒进”的“促退派”点了一下；接着说，“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 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这是针对有些民主人士说的，在毛看来，批评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 是没有肯定肃反的成绩，就是骂共产党。做肃反工作的干部，即使出了错误，也是在干革命；在肃反中被错误打击了的人，有的在高潮退去后提了些意见，认为有些 肃反中的错误原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得到的答复是“难免”二字；有位杂文家尉迟葵（后来知道就是舒芜的笔名）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 表了一篇《说“难免”》……

毛泽东敏感地加以反驳说：“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 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 错误。这是一种有害的言论。”甚至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云云。那岂不是不容置辩了吗！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由反胡 风引起的肃反运动，大部份单位已经进行过，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毛说今年要完成。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发生群众性的请愿活动，毛更敏感地跟反革命活动联系起 来，他说，“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毛泽东出于对自 己的信心，认为群众不会跟“反革命”跑，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出于对革命和反革命是殊死斗争、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坚信，又基于共 产党是靠发动群众起来实行党的革命纲领的经验，认为群众自发活动不会持久和扩大，因此认定凡是向共产党提出异议的群众性行动，也就必有反革命在幕后宣传组 织，挑唆操纵。这是他的思维定势。因此，群众是要争取的，反革命是要打击的，对付每一次席卷广大群众参与的斗争，最后都要落到肃反这个基本点上，具体化为 揪出并打击一定数量——比如百分之五——的敌人。这让人想到近一年前，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单列了一章“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其中强调：“肯定过去根本 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这个实际意义不仅在于指导当前的斗争，更在于从根本上维护肃反（作为一项革命内容）乃至肃反扩大化的合法性。

毛 泽东在这次讲话里，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接着引用列宁 的话，申述“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这符合毛泽东在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就已抱定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 信条。百花齐放，什么是香花，应该大放特放，早已前定，是那些宣扬“无产阶级政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品，其余的或者属于聊备一格的搭配，于革命无 害，但也可有可无，或者索性是应该锄掉作肥料的毒草；百家争鸣呢，归根结底，无非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正确与错误也早经前定，但容许某些异己的东 西出来，乃是为了锻炼自己的马列主义队伍，以免他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像没种过牛痘的人那样，一旦碰上天花病毒，抵抗力不 够。毛泽东讲《参考消息》要扩大发行范围时，提出“种牛痘”论，就是说让人在分明的导向下读一点铁幕外边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并且能按党的思想、理 论加以消化批判，不中毒，还能排毒（不过后来一段长时间内，《参考消息》更多刊登国外人士讲中国好话的文章，就是打葡萄糖，不是种牛痘了）。在学术领域搞 争鸣，也是这个道理，好让自己人“经风雨，见世面”，不为资产阶级和一切异己思想所蛊惑，使全党全民的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那种众志成城的力量， 有什么伟大目的不能达到，还有什么困难和敌人不能战胜呢？

在 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大小会上讲话，毛泽东在口头上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表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解开孙悟空头上的紧箍 咒，任知识分子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施展所长，不拘一格地发挥创造精神；为什么让众多并非弱智的知识分子以为这是无条件地解放思想呢？这是因为他们内心 深处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作祟，因而主观主义地自做多情，一厢情愿吗？为什么这一时期毛的讲话，毛的关于“鸣”“放”的决策，引起党的干部队伍中甚至 是相当多数人的抵触呢？为什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集团竟也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呢？在经过反右派斗争，又经过反右倾运动以后，刘少奇在一九五九 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中，说“双百”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而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从那时起，这个首先由苏联命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 也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术语，而它的产生，最早其实缘于毛泽东若干口头讲话的“自由”授人以柄。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的毛泽东讲话原始记录稿， 让熟读“老五篇”的人们见识了不同版本的差别以至巨大差距。日本有个竹内实，人们说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家，我说他首先是毛泽东著作版本收藏家，把不同的版本 如实展露出来，不须多做研究，就可以“无限丘壑，尽收眼底”了。

毛 泽东讲国际问题时说：“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 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很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如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 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他对国内敌对势力的估计，一是不放心，二是还没闹事；没闹事也不放心，他算定他们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其中，有资产阶级和民 主党派的“许多人”！

毛泽东在这个国际背景上谈国内形势，重点是“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在波兰、匈牙利，把事闹大了。在国内，不是说还没闹事吗？“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是毛泽东一向观风的准则。匈牙利事件之后，他密切注意一切人的动向。

按照他一贯的阶级分析方法：

首先是“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这些“被剥夺的阶级”，“他们心怀仇恨”，“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

其次是“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

讲完社会上的对立面——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毛指出：“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又指出，“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 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这究竟是指前不久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反冒进的争议，还是预言即将发生的有关欲擒姑纵的“鸣放”做法的异议？在这里，“不同意见”似乎是指可以取得 “一致”的意见，而“对立意见”例如有关对斯大林的看法，可就严重得多，矛盾性质介乎敌我之间了。

总 之，这时毛泽东以高度的敌情观念注视着党内党外的阶级斗争动向，筹划着防患于未然之策。他提到的典型案例，有“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 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以及“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这些由各地党委和新华社及党报记者报来的“内部参考”情报汇总到毛那 里，毛看到捂是捂不住的：“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 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毛泽东此时的思想，集中在如何变被动为主动。

对 于主要是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民主党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说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 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 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是多么博大的无产阶级胸怀呀！

在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毛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 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这个精神跟前面是一致的，后面说到梁漱溟、彭一湖，又加一个章乃器，就先验地认定他们所有意见都是错的，不 可能有不错的了：“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 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 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 最后一句中的“主动采取措施”不知何指，这是针对哪部分人，也不甚了了。当然，这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内部讲话”，听到的人范围极小；看了这 段话，还能相信不久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那些温和开放的讲话是有诚意的吗？他在这里所说的“后发制人”，不就是邀请民主人士和其它党外 群众“帮助党整风”，对党提出批评意见，然后据以反击，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向党进攻的右派吗？

原载〈往事〉第八十九期   二零一零年二月三日
五柳村2010年2月4日收到

我军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鼻祖--朱德

自打50年 代后期，多年来，某些影视片以及文艺作品，把我军的主要创始人，历史上被各界公认的“红军之父”，我军永远的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塑造成一个 唯唯诺诺，平平庸庸，人云亦云，无所作为的人，一个军中的摆设，甚至连他的下级和部将都不如。这不但丑化了朱老总，而且也是对我军的贬低。因为，一支不可 战胜的力量，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长期以来，居然是由这样一个窝囊的统帅来指挥，那真是贻笑大方。

朱老总，从我军设立总司令一职起，直到1954年10月撤消，一以贯之，一直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从来没有更换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我才称其为我军永远的总司令。而总政委一职，则数易其人，多次易手。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是造诣高深的军事指挥的行家里手，因为他是我军无可替代的驾驭战争的巨擘。

朱老总与游击战运动战

在残酷激烈的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敌强我弱，我军作战的主要战略战术原则是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而这一作战原则的提出者和创始人首推朱德。我这决不是标新立异，危言耸听，这是由毛主席的著作所证明了的。毛选四卷第一卷（1966年7月横排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第188页，毛主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很显然，这个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十六字诀，是由朱老总1928年4月28日与毛主席会师后，带到井冈山上来的，所以才有“从1928年5月开始”这种情况发生。毛主席还指出，在此之前“当时根本没有经验”，说明在朱老总未到以前，他是不知道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聂帅於1986年12月1日在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阐明“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 他的话，有力地印证了毛主席在上面的叙述，证明朱德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创始人，毛主席是肯定者和应用者。此外，当年井冈山时期的老将领和老战士，也多 有记述。例如杨至成、何长工、宋裕和、范树德、龚楚等。他们曾经回忆说“朱毛会师后，原来井冈山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说‘这下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 又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 。参加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老将军，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他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他又说：“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朱老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他的一贯风格一样，表现出极其博大而宽厚的伟人胸怀。

关于运动战，毛选四卷第一卷，在同一篇文章的第214页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也就是说，它是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这一原则，是早在1925年，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回答教官 “回到自己国内怎样打仗”的问话时就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是有明文记载的。而且，这句话是地道的四川方言，是朱老总用他自己的家乡话来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毛主席把它写在这里，同样也无异于告诉世人，这项著名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其发明权是属于朱老总的，他仅仅是接受运用并发挥。

上述史实，特别是毛主席自己的表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如此说来，对于我军游击战和运动战战略战术的鼻祖是朱老总的结论，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吗？还有必要再去争论不休吗？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头是朱德的军事实践

毛 主席的特长是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理论工作，还有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他特别善于总结汲取和发挥，擅长写作，这些也正是他作为总政委的份内 工作。毛主席有一种明显的文人学士气质，喜欢舞文弄墨，讲话经常引经据典，有些应当是秘书或参谋做的事，他也给“包办”了。而朱老总，则经常是全副戎装， 标准的军人姿态，一派大将风度。毛主席作为总政委，后来作为军委主席（我军自抗战以后，就不设总政委一职，军委主席实际上兼有总政委的职责），他还参与部 队作战行动方针的制定和战略部署的研究。但是，他不是“万能匠师”，他从来没有替代过总司令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没有超出过总政委。擅长行动方针的制定 与战略部署的研究，并不等于会打仗，而且战略决策也不是由总政委一人决定，他负责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军委，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打仗光有战略部署不行， 还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必须善于战场指挥，必须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具体的军事专业知识。比如熟知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杀伤范围，各种兵 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协同，各军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如何具体组织部队行 军、宿营、隐蔽、警戒、侦查、包围、进攻、退却、掩护等，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等等。这些，作为总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不知道的。例如，1928年3月由于误传毛主席被开除党籍，任命他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他表示为难，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而这“军旅之事”正是朱老总、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军事统帅与战将的擅长。特别是朱老总，战略战术兼优，在战争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在军事指挥方面主要倚 重于朱老总。事实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军事上，毛主席主要是向朱老总学习的，他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善于运用善于发挥，他与朱老总 合作，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战绩，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人民战争思想。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头，是朱老总的军事实践，这也是“红军之父”的美誉归于朱老总而不是毛主席的缘由所在。

上面一节关于游击战运动战提出者的论述，就是这一结论很好的证明。所以，科学地讲，准确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称作“朱毛军事思想”。

朱老总最早提出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老总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针对国民党的速胜论和党内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提出了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的战略判断。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 他的这种判断，并不是像其他军事理论家那样将持久战作为几种作战范式中的一种来解释，更不是仅仅提出这个名词，而是作为军事战略家的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论 性的判断，即认定“必定是持久战”。惟其如此，方才具有军事上的实际意义。他又利用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的机会，于1937年8月11日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进一步指出抗战的取胜之道是：“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他的远见卓识，独具慧眼，使得与会的国民党将领们为之耳目一新。他还就当前战局的进展发表了预见性的论断，指出：“日寇近日就会进攻上海”，在座的国民党将领们对此半信半疑。结果，只隔了一天，会议还未散，就爆发了“八.一 三” 松沪抗战，与会诸将领尽皆叹服备至。不久以后，蒋介石就接受他的建议，在庐山开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八路军将领作教官。与此同时，朱老总在八路 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发表了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怎样从战略高度上以及在具体战术上开展游击战争，以达成持久抗战并最终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的。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为该书出版了单行本。这本书，成为根据地军民发动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的最好教材。在华北抗战中，搞得日寇头痛万分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战法战术，都从这本书中吸取了营养。

朱老总的这一对日抗战“必定”是持久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毛泽东完全一致，稍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全面阐述了这一战略思想。

抗日战场上的朱老总

朱老总是在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延安的，他先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再转道返回延安，他是带着一份给与边区人民和党的丰厚礼物载誉而归的。朱老总自己也即兴赋诗一首——《出太行》借以抒怀：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1937年9月， 朱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亲率八路军主力三万两千人开赴山西太行前线，开辟华北抗战，在武乡县建立了八路军前线总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我 军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他还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和国民党的四个师，授陆军上将军衔。在他和彭德怀的领 导与指挥下，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设伏雁门关，夜袭阳明堡，斩获甚多，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威名天下扬。华北各地，黄河两岸，到处燃起了抗日的 烽火。到朱老总离开前，不足三年，八路军主力已经迅猛发展到二十二万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数十万，华北各地建立了至少十一处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给侵华 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振奋，给我全军将士以极强的鼓舞，朱老总与彭总在各根据地和全党全军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八路军声威大振。当时流传于 根据地的一首“抗日点将歌”，唱出了边区人民的心声和对朱老总的爱戴以及老百姓与八路军的深厚感情。三段歌词中的首句分别是：“抗日点将点头名，点着朱德总司令，他令旗一展千军动；抗日点将点二名，点着彭副总司令，他立马横刀敌胆惊；抗日点将点三名，林彪师长年纪轻，平型关大战扬威名”。现在，我手中还有一张历史照片，是1939年4月晋冀豫根据地第一次区党代大会的现场照，主席台上的讲话者是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席台墙上的领袖像，国内的人物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可见，当时朱老总、彭总在党内军内的威望之高。

抗 日战争发展到后期，我军已拥有正规军近百万，民兵游击队二百多万，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大军。这些成就，与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在华北的正确指挥与领导是 密不可分的。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纵观华北抗战全局，在我全党全军中，朱老总和彭总的功勋是数一数二的，是无可比拟的。华北抗战的开展与八路军的 大发展，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老总与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中，我党我军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也就是新式军垦屯田政策，正是由朱老总首倡的。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与包围，解除边区军民的经济困难，他于1941年初春，带领夫人康克清及警卫人员亲自勘探了南泥湾地区。同年四月，他命令第359旅进驻该地，实行军垦，当年即取得大丰收，喜讯传遍全边区，从而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毛主席为此专门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八个大字，热情赞颂了这一运动，鼓舞了边区军民。朱老总还率先垂范，亲自动手种了三亩菜地，收获的果实，其质量与产量均属上乘，就连延安当地的老农都对他 的农田技艺啧啧称赞。他还亲自纺线织布，所出产品也都是优等。大生产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边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军民的生活获得了明显的改善，它 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封锁与限制，解决了八路军的军需给养，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抗战。朱老总的功绩耀如日月，边区的百姓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 舞。“拥军花鼓”，“南泥湾”等热烈颂扬八路军的歌曲唱响了全边区，并且传向全中国。其中“拥军花鼓”的第二段专门歌颂了朱老总，把他看作是八路军的代 表：“天下闻名的朱总司令，一心爱咱们老百姓，为咱们生活过得好，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智勇双全，军政兼优的朱老总

回 溯当年，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老总一枝独秀，率领南昌起义硕果仅存的一团劲旅，仅以八百壮士，与敌人巧妙周旋，横行天下，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秘密隐入老同 学范石生部，弄得国民党军莫可奈何。他所率领的这八百位勇士，铸成了我军的第一支钢铁雄师，即后来井冈山上著名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仅该团一个团队，就产 生了我军的三位元帅，一位大将，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独一份”。我军两位有着赫赫战功的著名战将——林彪与粟裕，都是出自朱老总统率的这八百壮士 内，这决不是偶然的。朱老总所谆谆教导的作战方法：“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看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他们做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林 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在总结作战经验时，还多次谈到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时的经验，他提出的许多新的战略战术原则，还是植根于江西苏区时代，而其源头，正是 朱老总。粟裕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一时期时，满怀深情地描绘道：“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 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的 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 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粟裕大将总结道：“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乃是百折不挠，大义凛然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

从范石生部出走后，紧接着他又率部发动了湘南暴动，集结起近万人的大部队于1928年4月 浩浩荡荡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共同开创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新道路。朱老总上了井冈山，使得井冈山上革命军的兵力增加了十倍，超过了万 人，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注意，开始对井冈山进行较大规模的围剿，但都被朱毛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一击破。这些战役战斗的战场指挥者不是别人，正是朱老总。

湘南暴动，是我军初创时期的最大暴动之一，其规模超过秋收起义，朱老总是我党我军唯一的一个参与领导了两个大暴动的高级领导人。

他率起义军余部转战粤闽赣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队伍保持不散，而且屡战屡胜，除了他具备高超的军事造诣以外，更与他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他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不忘党的宗旨，在关键时刻，领导了著名的“赣南三整”。经过“赣南三整”，即安远天心圩的思想整顿、大庾的组织整编、崇义上堡的军事整训，使部队获得了新生。随朱德转战的陈毅说，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赣南三整”，这个部队肯定会垮台。“赣南三整”前后20天左右，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同“三湾改编”一样，对以后的整党建军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在有的电视剧，把朱老总描绘成一个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不但是对朱老总本人的歪曲，也是对我军成长壮大历史过程的严重歪曲。

朱 老总在政治上坚定，在战场上机智灵活，具有极其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不但勇猛果敢，而且多谋善断。每当遇到突发情况时，他总是能够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指挥 若定。他的镇定，在危难时刻起到稳定军心，聚拢部队的作用，往往能够化险为夷，出奇制胜，从而扭转战局。这是当年跟随他转战南北的老同志们的一致认识。抗 战时期曾经担任过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红军老干部赵品三，生前多次说过：“中央苏区的红军老干部谁都知道，朱老总最会打仗，跟朱老总打仗不吃亏，都愿意跟着他打仗”。

宋代大学者苏洵曾经说过为将之道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变，麋鹿兴於左而目不瞬”。然而，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的却极少，而我们的朱老总，的的确确是做到了，他的大将风度，无人可比。

例如，在1931年4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朱毛率红军总部在东固地区隐蔽待敌。5月15日 夜，朱老总正在东固岭附近的指挥位置上用望远镜观察地形，突然接到报告，说是就在正前方几百米的小桥以西发现一股敌人，正在逼近总部所在地。由于事发突 然，众人都有些慌张，唯独朱老总仍旧面不改色，从容淡定，其他人见状也就都很快冷静下来。朱老总立即指挥警卫部队前往阻滞敌人，又迅速传令调当时红军最为 精锐的，装备有100多 挺“花机关”（冲锋枪）的中央特别训练大队上来，隐蔽在道路边和田埂旁，他亲自指挥部队开火，充分发扬“花机关”的火力，将许多敌人撂倒在道路上和稻田 里。可是，敌人后续部队蜂拥而至，朱老总又指挥特别大队向敌发起反冲锋，同时传令布置在敌人侧后方的红军主力部队向敌展开猛烈进攻，喊杀声震天动地。仅用 五个小时，就打垮了这部分敌人，公秉藩的28师和第47师的一个旅被全歼。总部及特别训练大队的指战员们在战后谈起这次战斗，莫不对朱老总的指挥艺术和他超人的胆识钦敬备至。

再 如，抗战初期，1938年2月20日，朱老总和左权率八路军总部离开洪洞县马牧村向太行前线进发。23日，朱老总一行抵达安泽县岳阳镇停留。突然，接到警 卫人员的报告，说前面不远处遇到日军一个旅团正在向西疾进，而总部除十几名工作人员外，仅有警卫通讯营两个连总共不足200人。岳阳镇周围都是高山，要把 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是很容易的。但是，朱老总考虑到临汾的军民都还没有思想准备，日军可在一日之内攻占临汾，会使临汾军民造成重大损失。所以，他决定以少 量兵力阻击敌人，他沉着而镇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走很容易。但我们走脱了，临汾就麻烦了。临汾有麻烦，晋南局势就糟了。我看大家不要着急，敌人还不摸我们的底，先顶一下再说”。24日上午，朱老总亲自与总部作战科长刘鹏带领这部分警卫部队在古县镇以东与日寇接火。战至下午，派出联络友军的同志回来，报告说友军未到。这句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总部指挥室里立刻紧张起来。只见朱老总依然不慌不忙，一如寻常，他说：“别慌，他们又不知道我朱德在此，顶住了，就没事了！日军不善夜战，天黑就会退兵。”

激 战至26日晚7时，朱老总才下令退出古县镇。当夜，朱老总又指挥警卫连侧袭日军取得成功，缴获大炮两门机枪数挺。27日，彭总派离得最近的总部特务团2营 赶到。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主要装备就是手榴弹。朱老总决定带领他们袭击日军的辎重部队，指挥他们埋伏在临屯公路两侧高地上，待日寇车队通过时，手榴弹 一起投出去，日军大乱，新兵们乘机冲入敌群，抢夺了大批物资。计缴获步枪200余条，子弹千余发，文件数捆，大衣、食品甚多。

在他身陷重围，率队与敌激战之时，延安和南京一时均不知他的下落，毛泽东与大后方许多上层人士都致电集总（十八集团军总部）询问，都为他的安危而担心，结果他从古县镇安然脱险，胜利而归，大家喜出望外。

朱 老总巧妙指挥不足200人的部队阻击日寇一个旅团2000余人三天三夜，掩护了临汾数十万军民的安全撤离，而且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古县镇之役，再次证 明了他的军事造诣非同凡响，他的崇高威望，是从刀枪从中杀出来的，是真本事硬功夫。此役的胜利，又一次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老百姓纷纷传说，说他是岳飞、 关云长转世。

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朱老总

肖克老将军在谈到井冈山的斗争时说过：“而展开军事斗争，打破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剿”和“会剿”，“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萧克：《朱毛红军侧记》，《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其 实，在后来的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战场指挥，主要的也是朱老总。毛主席是总政委，他擅长的是政治工作，他也是军事家，但他 是军事战略家，他不是战场指挥家，他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如果像某些影视作品那样，毛主席万能，那还要总司令干什么？毛主席兼任好了！

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现在还有人说是“毛主席的影响”，甚至有人说是“周恩来指挥的”。我们来看看事实：

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老将军时，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何老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我 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第四次反围剿把总司令放在一边行吗？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许多人不提总 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第 四次反围剿，当时毛主席已被撤消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李德等人尚未来得及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刚刚担任总政委，对部队和敌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 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总的肩上。朱老总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哀叹 “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艇，这是前所没有的。战后，红军学校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朱老总亲自到训练班讲话，鼓励学员。刘伯承校长指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编写了一本“机关枪教程”作为训练班学员的教材。1959年，军博开馆时，赵品三前往参观，在红军馆内的橱窗里还见到了这本当年他亲手编写的教程。

顺便提一提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朱老总：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面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初战黎川失利后，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口号，采取“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战法，致使广昌战役再度失利。战至8月， 北线和东线相继被敌突破，西线与南线吃紧，中央苏区四面告急。李德无计可施，称病躲避，朱老总毅然重又担负起指挥重任，收拾残局。朱老总乘机部分改变错误 的打法，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的胜利，歼灭李延年两个师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唯 一的一场大胜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但是，局部的胜利已无法改变全局的败势，到九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 国、宁都、石城、长汀数县的狭小地区，不得不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铁的事实证明，朱老总的军事才干是第一流的，他不需要接受别人的“影响”，倒是别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当前，某些“历史”影视片刻意把“朱毛红军”塑造成“毛周红军”，企图改写历史，这与“文革”中故意把“朱毛会师”描绘成“毛林会师”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渡赤水的军事指挥者是朱老总，四渡赤水并不神奇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土城战役之后又经历了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改变过去硬碰硬的打法，采取避实就虚，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机动作战，以求取得战场主动。当时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者。

1932年，中央规定：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朱德担任的职务都是拥有决定、指挥战役实权的职务。早在1934年12月18日通道、黎平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时，军队指挥的实权已经从李德的手中转移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手中。遵义会议决议规定：“仍由军事指挥者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中央委托的对军事下最后决心者，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协助总政委的工作”。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动， 3月4日，朱德提议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兼司令员，他提议毛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时毛泽东才参与对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才成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3月16日，红军完成第三渡，旋即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第四渡，至此，整个四渡行动宣告结束。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 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 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因此，在三人小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领导集体中居举足轻重地位。三人小组成立后，中央对作战方针的审批权从周恩来手中转到以毛 为核心的三人小组，行动方针的制定由毛朱周负责，通过则由毛周王负责，而贯彻行动方针，制定作战计划，颁布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仍是朱德的职责。可以说，三 人小组成立后，毛、周侧重于决定行动方针，朱德侧重于具体指挥。可见，在三人小组成立前后，朱德都是主要指挥者。从时间上看，朱德参与领导了四渡赤水的全 过程，特别是一渡与二渡时，毛泽东尚未取得军事行动领导权，是由朱德全权指挥的。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才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所以，现在有人说朱德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只是协助毛泽东指挥是不符合事实的。

另外，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可见地理民情对于作战成败的重要性。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见付钟及钟夫翔回忆录），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其实，当时中央红军各部队由于不了解最高决策层的情况，对于只走路不打仗，而且多走路走弯路，致使部队极其疲劳困苦意见很大，牢骚很多，甚至许多高级指挥员也颇有怨言。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前，林彪就曾写信提出“老走弓背”的指责，要求更换前敌司令部领导，其它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分领导，也有类似意见。所以，你在中央红军刚刚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时的1936年所撰写的回忆录——《亲历长征》105篇文章里，找不到一篇是颂扬四渡赤水的，1952年李伯钊编剧的话剧《长征》也没有提及此事。只是到了1964年以后，肖华把它编进“长征组歌”的歌词里，先是写为“声东击西出奇兵”， 1975年才进一步改为 “四渡赤水出奇兵”，此后，“四渡”才大大的有名，甚至被神化。

由以上事实可见，四渡赤水并不像现在有人所说的是什么“神来之笔”，“ 得意之作”，好像很神秘，而只不过是遵义会议后采取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新战法的结果。说白了，就是躲着强敌走。它所体现的，是集体智慧，民主决策，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顺便提一句，《亲历长征》里面收集了12首红军部队当时传唱的歌曲——真正的长征组歌，其中没有任何一首歌是歌颂哪个领导人的。可是，却偏偏有一篇文章《大雨滂沱中》，现场记录了1935年6月25日中央红军和中央领导人冒雨在两河口召开欢迎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大会的场面。大会首先由朱德致欢迎词，然后张国焘致答词，张国焘在讲话结束时喊了三句口号：“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个“朱总司令万岁！”，在这105篇回忆文章里，是唯一一个针对领导人个人的。

意志坚如钢，度量大如海

长 征中，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会合后，张国焘提议改组中央机构，提出要担任当时由朱老总任职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中央研究后决定不能把这个位置给他，因为 这一职务可以直接掌控部队，而是把周恩来的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他。可见，中革军委主席这个岗位的重要性。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后，“三人组”立即取消了。现在有些电视剧过分渲染了“三人团”和“三人组”的作用，而却刻意贬低和抹煞“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作用，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亲历长征》通篇105篇回忆，没有一处提到过“三人团”和“三人组”，而“中革军委命令”，“总司令部命令”的文字却俯拾皆是。

一、四两个方面军分裂后，朱老总与刘伯承等留在四方面军这一边，与张国焘朝夕相处，处境十分困难。面对张国焘方面的刁难甚至辱骂，他都能以大局为重，淡然处之。他能够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在威胁与压力面前表现出大智大勇。他对张国焘又团结又斗争，既坚持了原则，又聚拢了部队。他对四方面军的将士一视同仁，很快得到了四方面军将士的广泛尊重。另一方面，他对军事指挥毫不放松，继续行使总司令的权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徐向前元帅回忆道“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后来，朱老总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北进，独立决定在炉霍地区停留，团结了当地藏族上层土司、活佛及广大藏胞，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历时四个月，终于设法将红二、六军团聚拢到一起来，于1936年7月1日会师于康北甘孜。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合编为第二方面军以后，朱老总带领二、四方面军这两支大军胜利地到达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朱老总带到陕北的部队总计近四万人，兵力是先期到达的中央红军的数倍，为日后八路军的大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老总，刘伯承等长征历时达两年之久，朱老总三爬雪山，两过草地，行程大大超过两万五千里，是红军最高领导层中唯一的一个。到达陕北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亲往迎接，毛主席喜出望外，高兴得连连称赞朱老总：“临大节而不辱”，“意志坚如钢，度量大如海”。

说实在话，当时如果不是朱老总具有的独特的人格魅力，能够做到刚柔并济，纵横捭阖，具备成熟老练的大将风度和大政治家气概，换了其他任何人，也是很难掌控住这种局面的。

抢占东北的决策与三大战役的擘画

日寇一投降，蒋介石立即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却急令蒋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内战阴云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总在送走前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机场返回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14日，根据朱老总的提议，中央果断做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他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得到复电同意后，立刻以中央名义电示全党全军遵照执行，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针“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伟大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和指导呢？
在三大战役之前，朱老总就部署、谋划了石家庄攻坚战，关注、支持了临汾攻坚战，帮助和指导了华野濮阳整军，并条分缕析地提出了对长春实行攻坚与长围。朱老总对这些战役的宏观指导则为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
他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这表现在：
1．预见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第一个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
1948年8月23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2．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并预示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他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对各战略区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他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

东北、华东战场的进展一如朱老总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3．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预见，并预示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
1948年10月16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指蒋介石）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间题”。“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朱老总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征得其他中央领导的同意，改变了原先的部署。他又亲到豫东前线传达中央的决定，并指导作战部署，极大地鼓舞了华野部队的士气。随后，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朱老总一贯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战事的经过，桩桩件件印证了朱老总的预见。1948 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第九兵团廖耀湘部5个军10万余人。11月2日，再克沈阳、营口，迫使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 南逃。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紧接着，即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进行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 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发起、进行和结束，同样在朱老总预见之列。
4．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预测，并预示傅作义部最终将被歼灭。
1948年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全面铺开之际，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在徐州地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当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

朱老总在三大战役发起前夕和进行过程中，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精妙的指挥艺术对全国各战略区尤其是华北、东北、中原、华东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和战略指导，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以 上各点，都是有据可查的，上面所讲的中央战况汇报会也都是在西柏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的会议室进行的，他的讲话，也就是指示和命令的根据。朱老总作 为总司令，五大书记中主管军事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中，在军事斗争方面的作用和功勋决不仅仅是“协助”，这是不言而喻 的。至于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把毛主席为中央军委领导集体起草的指示和命令，看作是他个人的意志和智慧，说轻了是幼稚，实质上是陷入了客观主义。如按这 种办法研究历史，那么许多指示和命令是秘书和参谋起草的，那岂不应当归功于秘书和参谋？

人民的光荣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隆重召开。朱老总作为我党我军的最高军事统帅，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与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列为会议的三大主要文献。党的七大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确认了以毛泽东和朱德为核心的我党领袖集体，并以之与国民党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反动独裁主张相对抗。我全党全军公认毛泽东、朱德为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最高领袖，七大会场主席台后面的墙上，并排高悬着毛主席和朱德两个人的画像。1948年5月，陈毅在华野一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道：“由 于毛主席和总司令的英明领导，我们得到了发展，建立了人民政权，创造了强大的工农红军。因此，中国人民也就选定了他们两个作自己的领袖，以前我们党的领袖 不是朱毛，而曾经是陈独秀那样的人。中国的党，中国人民，和我们军队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严重情况下，考验出我党和我党领袖朱毛是不怕失 败不怕挫折的，是人民真正的领袖。”由此可见，七大确认朱毛并列为我党领袖是不争的事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是朱老总与毛主席并肩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当时群众喊的口号是“两个”万岁，游行队伍打出的也是朱毛两个人的画像。可见，当年朱老总的崇高威望和历史地位，除毛主席外，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回顾1946年12月1日，是朱老总的60岁生日。全党全军和边区人民为他老人家举办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活动，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各界纷纷举行祝寿活动。《解放日报》接连几天以整版篇幅刊登贺词贺电及报道祝寿活动盛况，这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当天，毛泽东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周恩来的祝词独具特色，满怀激情。他写道：“亲 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 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在祝寿会现场，面对热情的大众，朱老总谦逊而和蔼地频频答谢大家，他亲切而诚恳地对大家说：“你们不必祝贺我，我要祝贺你们，祝贺党，祝贺人民！”

诗人杨朔曾经在1939年12月1日，在参加八路军太行前线总部为朱老总祝寿的简朴的宴席上，即席作诗一首，表达了他对朱老总的崇敬和热爱，同时也极其形象地描绘出了朱老总的性格特点。这首诗深受根据地广大军民的喜爱，竞相传诵，几乎尽人皆知。诗曰：

抚育部曲亲如子，

接遇工农蔼如风。

席间谈笑胸襟阔，

最从平淡见英雄。

朱 老总一生久经沙场，身经百战，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奋勇杀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两个弟弟，一个爱妻，都在战争中牺牲，唯 一的儿子也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了打伤了一条腿，成为三等甲级残废。特别是到了解放后，他真正做到了两个务必，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权位和待遇，他不愿意 宣传自己，反对别人喊他“万岁”， 一心只愿为普通百姓多做实事。他的儿子朱琦，解放战争中已是团级干部，解放后朱老总却执意让他当了一名火车司机，尽管他还跛着一条腿。他的为人一贯表里如 一，言行一致，认真履行自己一生追求的革命理想——“只见公仆不见官”。在历次政治风浪中，他从不随波逐流，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他从不整 人，决不助纣为虐，更不落井下石，自始至终保持革命正气。他没有晚年错误，他的一生品行成为我党领袖人物中公认的道德高尚的楷模。

面对社会上某些人对朱老总评价的不公，出于对朱老总的崇敬和热爱，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笔者在建军77周年纪念时也诌了几句，不揣冒昧，不避丑陋，只是略表寸心：

朱总天下第一帅，

德高日月功盖天。

万众景仰老元戎，

岁岁年年香不断。

一点感悟：

    治史之第一要务，就是翔实。肖克老将军讲：“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讲得多么好呀！可是，我们的某些“治史”者，岂止是“增”和“溢”？至今仍在大搞神化宣传，甚至伪造历史，把一切功劳归于个人，一切过失推给别人，移花接木，文过饰非，偷天换日，穿凿附会，还大言不惭，自诩为“马克思主义”。

我 们的人民革命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最主要的是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次，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导班子，里面英才济济，相互密切配合，可以充 分各展其长，互补所短，发扬集体智慧。这不仅是理论，也是历史事实。然而，现在有些文艺作品，有些“革命历史”影视片，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宣传集体智慧，民主决策，而是违背历史真实，大力宣传“神仙皇帝”，制造“一人扭转乾坤”的假象，这是哪门子的“马克思主义”？有位仍然健在的资深老将军，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党史中有许多错误，应当重写”。他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省，我们后生晚辈应当三思之！

63961部队退休人员   赵于平，2009/02/12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2，       聂荣臻纪念朱德100周年诞辰著文《忠诚革命贯平生 留得丰功万古存》

3，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

4，       粟裕战争回忆录

5，       何长工回忆录

6，      《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7，       孟秀琼著文《朱德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的贡献》

8，       江泰然著文《朱德对三大战役进程的科学预见》

9，      《星火燎原》第一卷杨至成等的回忆

10，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著《回忆朱德》

11，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著《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

12，            解放军出版社编著《朱德军事文选》

13，            解放军出版社编著《朱德军事活动纪事》

14，            北京师范大学编著《人民的光荣》

1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朱德传》

16，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著《走向新中国——中共五大书记》

17，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著《毛泽东传 1893——1949》

            18，            解放军出版社编著《红军之父》

作者惠赐，五柳村2010年2月1日收到

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背景介绍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0次党的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 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但是，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但报 告完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讨论。这就由此揭开了斯大林问题在苏联的盖子。这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其巨大的震动。当年中国的毛泽东同志也陷于十分被动，并对赫鲁晓夫 的报告对中国老百姓掩盖。

可以说，在中国，至今如此，除了非常有限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看到过这份报告。欢迎大家阅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关心国际问题的人和想学习国际问题的人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50年前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最后一天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乎世人意料地在会上作了《关于 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当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斯大林问题持什么态度？报告是怎么起草的？报告人是如何确定的？对 于这些问题，俄罗斯学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赫鲁晓夫回忆录、米高扬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有关档案的解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迄今他们已在《近现 代史》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披露了秘密报告出台的内幕。

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肃反时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 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 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 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 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 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 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 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 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 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

如何评价斯大林，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 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 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 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 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 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 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

在 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辩论中出现了 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 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 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由此可见，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和报告人，是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赫鲁晓夫口授报告内容

就在2月13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主席团会议还 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既然作报告 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以中央名义。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 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 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

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基本赞同这个稿子。到2月23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报告出台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 报告一开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崇拜的语录和列宁关于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论述，引证文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谴责斯大 林的粗鲁，特别是表现在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上。

《报告》中详细谈了30年代下半期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讯逼供，指责斯大 林在卫国战争前夕犯了大错误，说斯大林对战争头几个月的严重失利负有责任。《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说他亲自审定准备出版的个人传 记，写进几整页过分夸奖自己的文字，说自己是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天才的学者。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

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 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

附件一：　　斯大林对苏联军队清洗的数据统计

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前的斯大林时代，被捕的苏联红军领导人数统计： 　

5个元帅中的3个

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人

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中的12人，即全部

67名军团长中的60人

199名师长中的136人

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2名海军一级最高指挥员中的2人，即全部

2名海军二级最高指挥员中的2人，即全部

6名海军一级指挥员中的6人，即全部

15名海军二级指挥员中的9人

2名一级军政治委员中的2人，即全部

15名二级军政治委员中的15人，即全部

28名集团军政治委员中的25人

97名师政治委员中的79人

36名旅政治委员中的35人


另统计表明，16位司令中的14人，67名军团长中的60人和199位师长中的 136人都被枪决了。所有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80人中的75位离职。军官团里半数以上的军官----大约35,000人被枪毙或者送劳 改营了。 　　二战已经爆发的1940年，苏联军队中70%以上的师长、70%左右的团长和60% 兵团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都是任职只有一年左右的新人。

附件二：　　掀开铁幕

赵启强（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一篇）

作者：假如您在1956年没有采取那次极端的、今人措手不及的方式对斯大林发起突然袭击，那么，社会主义理想是否能免于一次致命的伤害？

赫鲁晓夫：社会主义被斯大林所埋葬已是事实，我只不过宣布了这个事实。

作者：可您的宣告却是那么彻底地破坏了共产世界的秩序，给半个世界造成了至今还未消除的信仰危机。

赫鲁晓夫：必须动摇对斯大林的迷信，必须动摇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信仰，这正是我后半生所致力的事业。为此，我才敢于正视和承认那种对我们每个共产党 人来说都是痛苦的，难以承认的罪行。　　作者：您是一位有魄力的政治家，自从您用自己的皮鞋敲打过联合国的讲台之后，就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我只是想问， 面对着历史的挑战，面对着整个制度的反抗，您有没有感到过个人的魄力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赫鲁晓夫：可我将做下去，我枪毙了警察统治的象征贝利亚，我揭露了斯大林对人民和社会主义所犯下的罪行，我将斯大林的水晶棺搬出了列宁墓……

作者：是的，你把苏维埃社会从政治恐怖下解放出来，历史将记住您的壮举。然而，您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水晶棺，却未能覆灭斯大林的官僚制；您结束了个 人迷信和政治恐怖在俄国的统治，却未能结束斯大林时代。因此，西方把您掌权的时期称为“没有恐怖和过激行为的斯大林主义时代”。

赫鲁晓夫：我做过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一面社会主义的良心去做了。这就够了，我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何况是西方的看法。

作者；东方也说过，说您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说您只会破坏而不会建立一种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您谴责过的制度。这是遗憾，历史只承认能建设的人。

赫鲁晓夫：我建立了重建社会主义的希望。

作者：……

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一
五柳村2010年1月23日收到

五柳村编者的说明：本文发出后，感谢网友留言指出，文中的“五”重复出现，而缺少“六”。这是编者的疏失，仅在此向读者致歉。本文系据一家网刊发来的文件拷贝转贴，原件就是如此无法据以修改，经在网上搜索，找到一个苏联主义网(www.cccpism.com)提供的文本，他们是将文件扫描下来的，应该可靠，但可能是从繁体本转换为简体，以致一些字缺失而成为空格，如“么”、“几”、“后”等，另外也有个别地方仍有落误。因仅能找到这个完整本，只好使用，空格根据上下文意尽量补上字，但恐仍有遗漏，希望大家注意，如再有发现，请留言或来信告知，谢谢！--2010年1月25日。

同志们：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 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 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 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 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 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 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一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 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 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 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 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 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 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 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 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 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 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 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 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 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 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 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 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 之间的关系？

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 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妮——列宁的忠 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 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 的严重警告。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 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 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 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 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 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 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 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 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 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 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 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 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 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

正是在 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 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 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 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 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 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 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二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到，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 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 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 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 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 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 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 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 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 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 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 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 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诀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 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 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 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 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 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 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请大家回 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 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 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 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 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镇压和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镇压和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 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查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 许多案件。审查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 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 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 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 ——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 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 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 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 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 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 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 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 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 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 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 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 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 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 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 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 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 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 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 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 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 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三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 、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 、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 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 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 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 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 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 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 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

“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

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 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 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 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 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 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 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 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 政治情况好转，在193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 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 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 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 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 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 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 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

这 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育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 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 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 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全场骚动）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 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 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 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 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 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 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 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 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 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 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 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 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 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 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 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 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 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 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 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 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 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 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

在法 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 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 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 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 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 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 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 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四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 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 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 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 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 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 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 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 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 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 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 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 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 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 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 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 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 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 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 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 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 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 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 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 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 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 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 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 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 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 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 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 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 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 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 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 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 “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 “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 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 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 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 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 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 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 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 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 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 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 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 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 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 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 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 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五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 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 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 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

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 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 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 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全场骚动）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 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 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这一 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 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 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 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 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全场活跃）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 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 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 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 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全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 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 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 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 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 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 夫，他是个很好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 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 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能和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 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立下英雄业绩——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 样。（全场活跃）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 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 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 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外，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 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 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的。他们在 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这一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热烈的掌声）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 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 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 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切禅 和印古什人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遥远的 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避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笑声，全场活 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 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 志。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就不会发生。

六

应该说，战争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耻的挑拨者、卑鄙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提升使贝利亚感到恐慌。现已查明，正是贝利亚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声明、匿名信、各种谣传材料送给斯大林的。

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无辜受难的人现在已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光荣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荣誉。此事的伪造者阿巴库莫夫等人已交法庭，在列宁格勒审判和受到应得的惩罚。

会有人问，为什么现在才来搞清此案，而不在以前，不在斯大林生前使无辜的人免于牺牲呢？这是因为斯大林亲自处理“列宁格勒事件”，当时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不了解案件情况，因而无法干预。

斯大林接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某些材料后，在没有研究这些假材料的情况下，就指示审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案件”，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关于据说在格鲁吉亚存在的民族主义组织的案件也是有教益的事。大家知道，对这个问题共中央在1951 年11 月和1952 年3 月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未经政治局事前讨论，是斯大林亲自写的。这些
决议包含了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诬告。根据这些伪造的材料断定在格鲁吉亚似乎存在著民族主义组织，目的是要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
 
据此逮捕了格鲁吉亚许多负责的党和苏维埃干部，以经查明，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污蔑。我们知道，在格鲁吉亚和其它共和国内，曾有过当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问题是，在通过上述决议期间，民族主义倾向是否已发展到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并加入土耳其的危险程度？（全场活跃，笑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很难想象人们脑子中会有这种念头。大家知道，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格鲁吉亚在经济和文化上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较革命前增加26倍，共和国内新建了革命前所没有的许多工业部门，如黑色冶金、石油工业、机器制造等。文盲早已消灭，而革命前格鲁吉亚的文盲占人口78％。把自己共和国的情况和土耳其劳动者的贫困状况作一对比之后，格鲁吉亚人会希望和土耳其合并吗？1955 年，格鲁吉亚钢产量按人口计算，是土耳其的18 倍，格鲁吉亚电力生产按人口计算九倍于土耳其。按1950 年人口调查材料，土耳其居民有65％是文盲，而妇女则为80％。格鲁吉亚有19所高等学校，约39000 名大学生，是土耳其的八倍以上。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内，格鲁吉亚劳动者的生活大大提高了。显然，随著格鲁吉亚经济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依赖的基础日益消失了。

事实是在格鲁吉亚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人，成了专横不法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格鲁吉亚人对自己同乡喜欢称呼的“格鲁吉亚伟大的儿子”、“天才”的斯大林领导下做出来的。（全场骚动）

斯大林的专横不仅表现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苏联的对外关系上。

在七月全会上详细讨论了因南斯拉夫产生纠纷的原因。这方面斯大林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南斯拉夫事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党内同志式的讨论，得到解决。产生这样的事件，是没有重大根据的，完全可以不同这个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但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领导没有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骇人听闻地予以夸大了，使得我们同友好的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

我想起当初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纠纷被人为地扩大的最初时候的情况。有一次，我从基辅来到莫斯科，斯大林请我到他那儿去，他把不久前写给铁托的信件抄本给我看并问，“你看过吗？”没有等我的回答就又说道，“只要我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

“动一下小手指”，对我们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这种说法表现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他确是这样做的。动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尔，再动一下小手指，波斯蒂舍夫、邱巴尔没有了，再动一下小手指，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许多人也消灭了。

但这对铁托不起作用。不管斯大林怎样动小手指，而且动了他所能动的一切，铁托并未垮掉。为什么？这是因为，在和南斯拉夫同志争论时，铁托身后有个国家，有经过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支持其领导者的人民。

这是斯大林自大狂造成的结果。他完全丧失了现实感，不仅对国内的个别人员，而且对所有其他党和国家也是这样的猜疑和傲慢。
 
现在，我们仔细研究了“南斯拉夫事件”，并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它受到苏联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也受到人民民主国家所有劳动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支持。消除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关系，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利益。应该提到医生暗杀者的案件。
（全场骚动）实际上，什么“案件”也没有，只有女医生舒玛克的报告，她可能受到别人的影响或根据指示 她原来曾是国家保安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 写报告给斯大林，信中说，医生似乎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方法。

斯大林只要接到这样一封信就够了，他马上下结论说，苏联有医生暗杀者，并下了指示，逮捕苏联医学界一大批有名的专家。他亲自指示如何调查，如何审问被捕者。他说，应给维诺格拉多院士加上镣铐，应拷问什人。这里在座的代表中有前国家保安部长伊纳捷夫同志，斯大林曾直接对他说∶“如果弄不到医生的招供，就要搬掉你的脑袋”。（群情激愤）斯大林亲自召见检察员，指示应使用的审讯方法，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拷打又拷打。 (苏联主义网www.cccpism.com)

医生们被捕不久，我们政治局委员接到了附有医生自供记录的文件。斯大林散发文件对我们说∶“你们都是些象小猫一样的瞎子！没有我怎办？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识破敌人”。事情弄到这样地步，没人能去核对作为审讯根据的事实，也没有可能接触提出供词的人来检验这些事实。
 
但是，我们觉得逮捕医生这件事有问题，因为有许多人是我们熟悉的，他们医治过我们的病。斯大林死后，我们研究了这一案件，发现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这个不光彩“事件”是由斯大林立的案，但他来不及做到底，医生们便得以幸免。现在，他们都恢复了名誉，在原岗位上工作，医治领导干部，也为政府工作人员看病。我们充分信任他们，他们都象从前一样，勤勤恳恳，忠于职守。
 
在罗织各种各样肮脏无耻的事件中，我们党的死敌、外国间谍代理人、取得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极为卑鄙的作用。这个挑拨者怎样在党和国家中取得了这种地位，成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呢？现已查明，这个恶棍是以数不清的尸体作为他爬上政府高位的阶梯的。

有没有人反映贝利亚是党的敌人呢？有的。早在1937 年，在中央全会上，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敏斯基曾说贝利亚在姆瓦特谍报机关工作过。中央全会还没有结束，卡敏斯基就被捕了，并被枪决了。斯大林有否核查过卡敏斯基的话？没有。因代表提供了关于贝利亚在迫害卡尔特拉什维里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贝利亚的罪恶动机的详细证词”。我认为有必要把它当作与此案有关的一个重要事实并报中央，我认为把它放在审讯文件中是不恰当的。

1931 年10 月30 日，在联共（布）中央组组局会议上听取了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卡尔特拉什维里的报告。边区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出席这次会议，在这些区委中，只有我还活著。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结束发言时，建议组成边区委员会书记处，由卡尔特拉什维里任第一书记，贝利亚为第二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贝利亚的名字作为党的领导职位的候选人提出来。卡尔特拉什维里说，他对贝利亚了解很清楚，因此坚决拒绝和他一道工作。当时斯大林建议不作决定，以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两天之，决定由贝利亚担任党的工作，将卡尔特拉什维里调离外高加索。

当时参加那次会议的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可以证明这一点。
 
卡尔特拉什维里和贝利亚多年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其根源始于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在外高加索工作的时候，当时，卡尔特拉什维里是谢尔哥最亲密的助手。与卡尔特拉什维里的不和，驱使贝利亚炮制反对卡尔特拉什维里的“案件”。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在这个“案件”中，卡尔特拉什维里被指控为对贝利亚施行恐怖手段。
 
在关于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中，已详细说明了他的罪状。但还有一些事情汀得一提，尤其是并非所有的代表都看过这个文件。我想提一下贝利亚对克德罗夫、戈路贝夫和戈路贝夫的继母巴特林娜的残酷迫害，他们曾试图将贝利亚的叛变活动报告中央。他们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审判书是在枪决之后才写成的。

这是老党员克德罗夫给中央委员会安德列也夫同志的信∶“从列沃尔托夫监狱阴暗的牢房里，我向您发出求救的呼声。当您听到我悲惨的呼声时，请不要置之不理，来保护我吧，请帮助我们除掉那些残酷不堪的审讯把，揭发错误吧。

“我无辜受迫害。请相信我，时间会证明我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务奸细，不是间谍，不是反组织的成员，这些指控都是根据诬陷材料提出来的。我对党对祖国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没有玷污过这个称号，我在党内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诚奋斗了已快40 年。

“然而，今天侦查人员对我这62 岁的老人，施用了更厉害、更残酷、更具有侮辱性的肉体上的折磨手段，来进行威胁。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已没有能力承认自己对我的做法是非法的和不忍的。他们把我说成是最凶恶的、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敌人，并且坚持加紧对我的迫害，用来为自己辩解。让党知道，我是无辜何办法都不能使党的忠诚的儿子、至死忠于党的人变成敌人。“但我没有别的出路。我无法避开日益迫近的、新的、沉重的打击。

“一切总会有个结束。我已疲惫到了极点。我的健康已被糟踏完了，精力已耗尽，最时刻快来临了。脸上带著可耻的特务和祖国叛徒的金印死在维埃监狱中 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还有什比这更可怕的事呢！多使人毛骨悚然！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心都快不能跳动了。不能就此结束！不能！我在呼救，不能这样死去，不应该这样死去。党和维埃政府都不能允许这样残酷的、无法纠正的不公正事情发生。

“我相信，当心平气和地、公正地、不用谩骂，没有险恶的用心，不加以可怕的侮辱去进行调查以后，就很容易断定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深深地相信，真理和公正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相信┅┅”

军事法庭宣告老布尔什维克克德罗夫无罪。尽管如此，根据贝利亚的命令，他还是被枪毙了。（群情激动）
 
贝利亚对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家属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泽阻止贝利亚实现阴谋诡计。贝利亚要把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都排除掉。奥尔忠尼启泽一向反对贝利亚，并将这一点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采取适当步骤去调查这个问题，反而允许消灭奥尔忠尼启泽的兄弟。奥尔忠尼启泽本人则被逼到这一地步，不得不开枪自杀。（群情激动）贝利亚就是这个人。
 
斯大林死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就揭发了贝利亚。经过特别仔细的法律程序，查明贝利亚犯有滔天罪行，他被枪决了。

问题是摧残了数以万计的党和苏维埃干部的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在斯大林在世时被揭发呢？因为斯大林信任贝利亚，而这对于贝利亚已经是足够的了。只要斯大林信任，无论什么人都不敢说出相反意见的话，谁敢发表相反意见，就会遭到类似卡敏斯基的命运。他在以前没有被揭发，是因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点，煽动他的猜疑心，在各方面讨好斯大林，在他的支持下行事。 (苏联主义网www.cccpism.com)

还有一些其他的反映。斯涅戈夫同志给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是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他在集中营呆了17 年，不久前才恢复名誉。他在声明中写道∶“由于提出了恢复前中央委员拉夫连季·卡尔特拉什维里的名誉问题，我向国家安全部 （此处应是有落误--五柳村注）

同志们！个人崇拜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崇拜。有无数事实可以为证。斯大林自我吹嘘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l948 年他的《传略》的出版。这是一部毫无节制阿谀奉承的书，把斯大林写成神，使他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历史上各民族的“最（此处或有缺字--五柳村注）

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列举充塞读书令人作呕的马屁字眼了。我们只须强调一点，那就是这些句子都是斯大林亲手写在清样上的。
 
斯大林认为必须写在这本上的是些什么呢？他想帮他的《传略》 编写者的阿谀热情降点温吗？不是的。他修改的，恰恰是他认为对他的功绩！赞美得不够的地方。 (苏联主义网www.cccpism.com)

这里是斯大林亲手写的关于评述斯大林活动的一些例子∶“列宁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强的人、妥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争中，最后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将党团结在列宁的遗训周围，并领导维埃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广阔道路。 这一核心的领导人和党与国家的领导力睛（此二字应有误--五柳村注）就是斯大林同志”。

这是斯大林亲手写的！他接著写道∶“斯大林卓绝地执行著党和人民的领袖的往务，得到了全体维埃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绝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和骄傲自满的影子。”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哪个领导人如此吹嘘自己的？这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领导人吗？不配。马克思、恩格斯恰恰最坚决反对这一点。弗·伊·列宁对此也一向尖锐地予以谴责的。
 
在这本书的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看了，意犹未尽，亲手改动如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正如我党所说，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看，说得多好。不过，这不是人民说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说的。

可以举出斯大林亲手在该书清样上所作的许许多多此种自我吹嘘的话。他特别热心于赞扬自己的军事天才、赞扬他的战略才干。让我们再举一个斯大林对斯大林军事天才所作的补充吧！

斯大林写道∶“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维埃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制定了关于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法则，关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战术协同动作，关于在现代战争中坦克集群和空军作用的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里，斯大林的天才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完全考虑到了情况的特点。” （全场骚动）

斯大林继续写道∶“斯大林在防御和进政两方面都表现了他通晓军事的才能。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凭直觉便预知敌军的计并击退他们。斯大林同志领导军所进行的战并乃是作战艺　的卓越典。”

斯大林就是这样被颂扬为战略家的。被谁颂扬？被斯大林自己。

然而这时斯大林本人已不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而是扮演了作者兼编者，一部自我赞扬的自传的主要炮制者的角色了。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可耻的事实。
 
在期大林的“传略”中，还有另一个事实。

大家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党中央的一个编辑委员会编写的。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一部充满个人崇拜的著作，由中央指定一批作家写成。但在斯大林“传略”的清样中，这一事实却被写成∶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编辑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并 在他最积极地参与下，创作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斯大林还不满于这种提法，于是在《斯大林传略》定稿时改成∶ “1988 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了，这本书是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写成的，并且得到联共（布）中央编辑委员会的批准。”这还能再说什么呢？（全场活跃）
 
你们看，多么令人奇怪，一部集体创作竟然成了斯大林一个人所写的书籍。至于这个变化怎样和为什么会发生，就不必再说了。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斯大林是本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要这样歌颂自己？为什么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的这段历史，仅仅写成是“斯大林天才”的活动？

我们党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的努力，以及党在沿著列宁所规划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时所执行的其他各项措施，在这部书里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反映呢？那里谈的，主要是斯大林，是他的演说和报告，什么都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点例外也没有。

斯大林本人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他自己写的，这至少令人感到惊奇。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描写自己，可以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吗？
 
我们再以斯大林奖金为例。（全场骚动）就连沙皇也没有以他们的名字来设立这种奖金。

斯大林本人认为现在苏联国歌的歌词是最好的，它只字不提共产党，但对斯大林却大肆歌颂∶“斯大林培育了我门，鼓舞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和建立功勋。”

在国歌的这几行字里，把伟大列宁党的全部教育、领导和鼓舞作用，都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了。这显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缩小和降低党的作用。应当告诉大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决定草拟新的国歌，新国歌将表现出人民和党的作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难道在斯大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多大城市和企业能够以他的名字命名吗？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全国各地能够到处树立斯大林自念碑这些“生前的纪念像”吗？斯大林1951 年7月2 日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在伏尔加 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巨型雕像的决议，9 月4日签发了关于拨铜33 吨用于建立该像的命令。这些都是事实。谁到过斯大林格勒，谁就会看见那耸立的巨大铜像，而且这个铜像是摆在人们少去的地方的。为了建造这座铜像，花了大量经费，可与此同时， 这个地区的人们战后仍住在破房子里面。

请大家考虑一下，斯大林在自己“传略”中说他“在自己的活动中没有一点自大和骄傲”是否对？

同时，斯大林对于纪念列宁是不尊重的。还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决定修建苏维埃宫用来纪念列宁，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一拖再拖，以致把它忘在脑后。

应该回忆一下苏维埃政府1925 年8 月14 日“关于设立列宁科学奖金”的决议，这个决议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列宁奖金，这种情况也应该纠正。（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七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出斯 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 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长时间的掌声）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 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长时间的掌声）假如我说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 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掌声）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 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 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 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 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 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 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 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 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 400 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 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262亿8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400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 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 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长时间的掌声）

同志们！当我们现在尖锐地批评斯 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时，各方面的人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 了许多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列宁主 义式的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受到部分中农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领 导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它， 他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火焰里锻炼了党。在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引导劳动者取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状况，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长期不考虑党和国家生活许多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个人的决定只能而且往往确实使问题复杂化。

近年来，当我们设法排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得有多快，在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掌声）

某些同志会问：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来反对呢？

首先应该了解，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内，曾积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 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得人心，人们同情他，支持他。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正确的列 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来愈滥用职权，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 物。如上所说，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卢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许多人。当时如果有人试图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诬告 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对波斯蒂舍夫不满，并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说：“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句话起先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看成是有害行为，最后则毫无根 据地宣布波斯蒂舍夫为“人民敌人”而处决掉了。

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同布尔加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他在斯大林那儿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会送他到那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多么的困难。

如上面所说，许多决议是一个人作出的，或只是传阅征询意见，并未经过集体的讨论。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 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职位的决议，并未经过讨论，只是决定后通知了事。同样，关于撤销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夫同志职务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部的各种小委员会即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称：

“斯大林建议：

“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

    “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签字）”

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笑声）

在政治局内成立“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显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政治局一些委员就处于这种境地，被排除参加最重要问题的决定。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 他。当伏罗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开会时，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可否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的过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达到荒谬 可笑的地步，如怀疑伏罗希洛夫似是英国特务。（笑声）是的，确实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谈话。（群情激愤）斯大林也排 除了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举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斯大林在会上发了言，并在全会上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做了鉴定，对我党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如果斯大林再继续领导几个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可能就不会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显然有自己的计划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政治局应该换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建议选举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选入一些经验较少的入，以便百般颂扬他。可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政治局的老委员，以便把我们正在研究的斯 大林的一切无耻行径掩盖起来。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 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 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 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 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绝对必需的品质。列宁本人就体现了最伟大的谦 虚。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榜样。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 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用我们 的名字命名城镇、事业和集体农庄。应该纠正这种情况。（掌声）

但这应当沉着镇静，逐步去做。中央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不在这 个问题上再犯错误，发生偏差。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这样开始广播的：“这里是柯秀尔广播电台”，因为电台是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有一天广播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听众马上知道他出了问题，知道他也许被捕了。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同志，这 些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又被捕了。（全场活跃）

平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 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难道现在还不是结束这种“私有财产”和实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 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况且，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 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块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要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必须：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 点。特别是必须在最近的将来，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精神，编写一部严肃的党史教材，一部苏联社会史教材，和一部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著作。

第二，一贯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而成的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罪恶现象。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新力量，表明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它有决心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热烈掌 声）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长时间的掌声）

毫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一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

｛全文完｝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演变极其迅速，而且变化多端，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世纪初还基本没有脱离古典式的专制君主王朝，却在环境逼迫下急匆匆预备 立宪，皇族内阁刚刚有个影子，又在暴力革命和强势逼宫中火速奔入共和；共和的雏形才在喧嚣中显露，君王之梦又差点成真；各大军事力量分头割据的局面支撑了 没几年，武力统一的步伐又踏响南北；大一统的表面架子没有维持多久，外来侵略的烽火又燃遍大地；八年御侮的胜利终于降临，内战的鼙鼓又动地而来；两军对垒 不足四年，崭新的社会体制猛然摆在眼前；分田分地的喜悦、民族私有工业的曙光稍稍显露，社会主义改造又基本完成；国有国营的社会经济才在那里起步，迎面而 来的却是大冒进加大饥荒；调整的果实尚未尝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就席卷天地；计划经济的大干快上刚想恢复，市场经济的风雨又在吹打万物，昨天 还在大讲精神万能，今日忽然满目物欲横流。寿命长一点的，不但赶上了封建主义，遇见了三民主义，还碰到日本军国主义，转而又一步投入了社会主义；不仅尝到 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更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洗礼。我尤其佩服摄政王载沣这些人，一生中居然什么都看到了，最终迎来了社会主义；而末代皇帝溥 仪，竟然还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他们毕竟不是欧洲的君主和日本的天皇，中国社会没有近代化，更没有现代化，这些流星赶月似的变化在他们心中不知是一 种什么景象？

　　其实，不用说逊清的遗老遗少，即使生长在新时代，即便是那些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未必适应和清楚这些来去匆匆的变化。变化之间是大跃进，缺乏过 渡和适应期，每种转变又常常截然不同，相距甚远。尤其是一百年来因种种社会变迁而带来的各种观念，加上固有的思维方式，只能以一种大杂烩的形态储存在大脑 里，互相搅和在一起，谁和谁都不挨着。自我矛盾、此一时彼一时、什么都难以自圆其说，几乎成了世纪的思想特征。

　　一

　　在二十世纪大杂烩般的各种观念中，有关国家的观念虽然最为混乱，接受起来却又最为轻易，共和、领土、主权、尊严、独立、解放、统一、爱国、内 政、外交，人人挂在嘴边。于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外来的、自己生造的，加上未来理想式的交错重叠，成为一个世纪里中国人的国家观的基本来源。

　　1912年，民国肇建，民国就是共和国，英文即为TheRepublicofChina，区别的是以往的帝制。这一点，至今还有无数人处于糊涂 状态，基本是一锅粥。共和打倒的是皇帝，也就是万岁，可惜，一百年来，很少有人能够清晰地明白民国的那些统治者与专制王朝的皇帝究竟有哪些不同，不是皇帝 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句人人熟悉的歌词曾经引起许多外国人的疑惑，一位美国人惊讶地问我：怎么，你们中国的历史难道比我们还短？祖 国华诞、祖国六十诞辰、祖国母亲生日一类的说法充斥在各种场合，人们已经浑然不觉这样的说法之荒诞，习以为常。似乎六十年前的中国人没有祖国，好像无数志 士仁人为之献身的祖国并非我们所爱的祖国。

　　近代国家的标志是议会，议长是民选的议会领袖，可选可罢，但是，议长之位在人们心目中一个世纪以来从未确切。民国初，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海 军总长刘冠雄前往祝贺。汤请刘坐，刘连称岂敢。汤问何故，刘答：总统须由国会选出，议长乃国会领袖，位与总统埒，我系总统僚属，议长即我长官，如何敢分庭 抗礼？

　　今天我们讲的叛国是指背叛中国，但是，袁世凯称帝时，讨袁被称为讨伐叛国贼；丁巳复辟，背叛共和、拥护清室的人也被定为叛国罪。

　　梁启超1901年曾经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比较了中国旧思想与欧洲的新思想，也就是近代新思想在国家意识上的差异。其中一段认为，在中国 旧思想中，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给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在欧洲新思想中， 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梁启超所归纳的 这两种思想，前者就是君主专制，后者即是民主共和，一百多年来几乎同时混杂于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分不清彼此。

　　在混乱的国家观中，尤为混乱的就是经历了上一个时代的人依然用自己的时代观念去看待下一个时代出现的事物；而下一个时代的人又总用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去衡量上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在变化神速的社会，每一个时代的观念又迥然相异，甚至根本对立。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今天，这已经被定为国耻纪念日，警报、警笛响彻上空。但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每个时代， “九·一八”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对待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不用说过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九·一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 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意义与现在也不一样，尤其在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的岁月更是如此。“九·一八”今天在我们心里的影响力实际是近十年的产物。

　　依照我们今天的观念，没有什么比国耻这样的日子更让人难受，国土沦丧、生灵涂炭、落后挨打，哪一样都可以令我们刻骨铭心。不过，当我们将历史回 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会发现，那时的观念与我们今天的沉重尚有很大的距离。就在东北沦陷之后，大量的中国人依然赴日访 问、学习、旅游。作曲家聂耳1935年7月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溺水身亡；曹禺的成名作《雷雨》1934年在日本东京上演，这是《雷雨》最早的演出，由中国 留学生组成的剧社主演；1936年，女作家萧红为摆脱情感纠葛东渡日本，在那里，她的文学产量丰富，写下了《孤独的生活》、《砂粒》和《牛车上》等散文、 组诗、小说；文化巨匠郭沫若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归国，他在日本的十年是他一生中学术著述最为丰盛也是最有成就的十年。

　　这些文艺家不是张爱玲，更不是周作人，他们是著名的抗敌作家，聂耳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九·一八”事变后都不乏抗日的言行和作品，但为什么还会不顾国耻依然在敌国游赏、隐居、滞留呢？

　　其实这并不难解释。1931年距离1911年只有二十年，而辛亥革命时，许多中国人，包括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志士，对国家的认识依旧延续在“反 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种族国家观之中。同盟会的宗旨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光复会表露得更直接：光复汉室，还我河山，以身 许国，功成身退！革命小册子《血泪书》中就号召说：“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种族革命是当时共和革命的基本内 涵，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文的《敬告同乡书》、邹容的《革命军》等著名革命文字都将满族统治的两百多年当作奇耻大辱，认为满族“言语政教，饮 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在这些革命志士的心里，赶走了清朝统治者，夺回汉族江山，便可以再造中华，创立共和。清朝统治者出自哪里？自然是关外，关外就 是东北大地！

　　中国古代的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家国，就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这连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都知道。明末，人们心目中的家国是明朝，反清时的爱国当 然也就是爱明朝。反清复明的意识，可以说由始至终延续于有清一代。有多少人怀抱着这样的思想，不得而知，但清末革命党人无不以此为号召，足见这样的思想深 入人心。人们爱的当然已经不再是朱氏，而是汉室，将中国的衰败归罪于满清，借民族情绪来发动革命，推行共和。

　　十九世纪以来，主权、领土、内政、外交等观念传入中国，在与外国的不断纠纷中，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逼迫下，中国人的近代国家观也在日渐生长；与 近代国家观形成的同时，传统的家国意识依然保留，这就出现了国家领土和主权观与几千年王朝统治时代的家国思维在中国人大脑中并行不悖的情形。辛亥革命成功 以后，并没有人非要驱逐满人，皇室享受优待条件继续留在紫禁城，皇亲国戚依然住在京城，八旗子弟早已不成为一种力量，而满族老百姓也与汉人打成了一片，成 为共和国的一部分，这表明，近代国家的概念与传统的汉室观念交错而存。

　　一种观念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孕育，消退也同样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在彼此消长的过程中，并存、交错、混淆、模糊、此一时彼一时是基本状态。一方 面，东北沦陷带来的屈辱使人们感觉到国土丧失、主权受伤，抗日激情不断高涨，人人誓言“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往来，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 住日旅馆”；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又存留难去，因为关外与关内毕竟不同，关内是传统概念中所谓中国的地域，而关外则是满人“发祥之地、游牧之地”。1905 年前的《同盟会宣言》里还很明确地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 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 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做汉奸者，亦如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短短二 十六年，一种曾经非常强烈的意识怎么可能轻易地烟消云散呢？

　　七十多年来，人们对汪精卫与溥仪、对伪南京政府与伪满洲国的不同态度，最可以看出国家观念的混杂。溥仪为首的伪满，其存在时间远比汪伪政权要 长，其势力范围也不比汪伪政权小，与日本侵略军的依附关系更不比汪伪政权弱，汪精卫曾是国民政府首脑，而溥仪也是中国人曾经的最高统治者，但我们对这个皇 帝及其傀儡政权的憎恶程度至今都远远低于汪伪。大汉奸的臭名从来都属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人，知道张景惠的人却不多，对溥仪的称呼也只是个“末代 皇帝”，而且还成了重新做人的典范。1999年的《辞海》，有关辞条开宗明义地将汪精卫列为汉奸，而溥仪的开头则是“清朝末代皇帝”，区别分外明显。汉奸 本来是用来斥骂那些投靠满清的汉族人，满族人投靠日本人自然不能叫汉奸。翻翻中国历史，依靠外来势力维护或者夺回自己的江山本来就不算什么耻辱，这还是古 代君主专制时代保护家国的一个有效法宝，包括那个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唐也是如此。汪伪与伪满，在人们心目中的评判差异，可谓人们用双重标准看待同一类事、 同一类人的最为典型的例子。

三

　　中华革命军山东讨袁的一幕，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人的国家观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

　　1915年夏末，孙文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个司令部，陈其美为东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上 海；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山东青岛；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广州；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陕西三原县。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筹备处就在青岛的八幡町一所大楼里，这里曾是德军驻青岛总督的住宅，1914年冬，日军攻占青岛，接收了德军的全部财 产，其中也包括这座大楼。日军专门让出大楼，提供给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还特意拔去路牌，在路口放置禁止通行的木牌，由日本宪 兵日夜站岗巡逻。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里有正规军人、退伍士兵、学生和民团，还有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许崇智是前敌总指挥。总司令部里有日本顾问 萱野长知坐镇，日本军队掌握的胶济铁路沿线全力协助，所用枪械全部由日本供应，日本人还组织了一个野战医院专程赶来。正因为有了日军的支持，袁世凯的北洋 军不敢打来，山东都督靳云鹏也退避三舍，革命军得以顺利攻下十余县。

　　日本顾问萱野长知夫妇与总司令居正是干亲，居正的次女就是萱野的义女。当萱野来到青岛后，居正问干亲，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需要的大炮和飞机都弄来 了吗，萱野回答，飞机和驾驶员很快送到，但大炮只有六门，不过可以赶造木炮，以假乱真。有个叫李得兴的木工，是制造木炮的能手，不妨请来。等到李得兴带着 五十八位木工赶来后革命军才发现，原来这些身着破棉袄、脚穿烂棉鞋、留着长辫子的木工居然是日本人。他们已经来华十几年，娶了山东女子，生下中日混血，潜 伏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可以说，中华革命党为讨伐袁世凯而组建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是一支由日本顾问参与、日本军人支持、日本武器装备、日本特务助阵的部队，但是，恰恰 是这支部队最有战绩，最有影响。孙文对他们很满意，特派廖仲恺前去慰问；袁世凯死后的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也很看重他们，专门派员慰劳，认为他们讨袁有功。

　　这是日本扶持的部队，但也不能说他们亲日。队伍里有个军官叫陈中孚，一百五十八位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官兵曾经联名认定陈中孚等九人是日本奸细， 有害中国，要求开除。居正、许崇智等请示孙文后，决定将他们调回日本。明明背后是日本势力在支持，却又不能容忍有人为日本做事，其复杂性、两面性由此可见 一斑。

　　萱野长知是日本人，可也不能因此就认定他都是在替日本办事，他的调动实际直接来自孙文。当日本军部驻青岛的负责人小村想要控制中华革命军东北 军、限制部队行动时，萱野却一口回绝，说这不是日本政府的指示，只凭军部没有这个权力，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本国国土上行事，无论军事或政治，都是自由的。

　　这种状况，尽管今天看起来观念含混、做法矛盾，但在当时却无所谓，所以，用现在很多观点去衡量那个时代，难免得出另一种结论，多少革命家、思想家不能不背负汉奸、卖国的沉重罪名。

　　借助外来势力的军力、财力加强或保护自己的力量，打击、震慑敌方，这既是中外古代最为惯用的手段，也是近现代乃至当代无法避免的方式。在古代甚 至近代，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在现代，由于主权、领土、内政等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借助外来势力特别是作为代价出让国家权益，往往不为社会所接 受，干预、出卖、丧权辱国等等，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其实，只要是小国、弱国，只要是政治力量中的弱势，从古至今，在其起步、初创、发展阶段几乎无一不受 外部势力的扶持直至直接干预，没钱、没武器、没经济、没有强大的武力，这是没法子的事情。最为可笑的是，有的政治力量完全靠外来势力的支持起家，但又谴责 敌方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持；有的国家在微弱时只能倚赖外来势力，但在强盛后又指责别人有外部势力插手；有的国家一面声讨别国有外国干预，一面却积极伸手到其 他国家进行干预。干预之说，到了后来，已经成为打击削弱对方威信的一种口头武器。不过，当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权被外部力量推翻以后，一种新的观念和标准实 际正在被国际社会所逐渐接受，两国新政权依照我们过去的概念应该叫什么，人人心知肚明，但却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这不妨视为国家观的新变化。

四

　　百年来国家观的杂糅、交错，还表现在对外对内的关系及其统治方式之中。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关系与今日的国家外交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唯我独尊，四夷来朝，这样的心理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 中论述近代国家时认为，一个国家必须通过别国的承认才是完善的。但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别国的认可，何况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国家。别的地方不是 夷就是番，未经教化，来也是朝贡，觐见时还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所以，古代中国没有真正的国家关系，与四邻的关系并不像今天国家主权、领土概念完善后的关 系那么简单明了，王朝治下各地的统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并不像我们今天的省、市、自治区那般清晰确切。

　　中国历朝历代，其边界疆域并不固定，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势力范围和管辖地盘，时而扩大，时而缩小，时而战争，时而归顺，这是历史的常态，与今 天的国家领土概念还有距离。因为占据地盘和掠夺财物是历史上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在初创时的共性，不断迁徙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国家 标准去衡量那个时代，好像一打仗就是分裂，一归附就是拥戴。不要说边疆各地，即使秦大一统以后，在中原，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时期，各民族也曾分成 各国，此消彼长，同样打得不可开交。

　　如果完全按照势力范围划分，古代中国，尤其是鼎盛时代的王朝，其版图的确很大，但这不属于近现代的国家概念。一种地方有如今天中国各省市那样， 由中央王朝派员管理，层层深入下去；一种地方是朝廷派有驻扎大臣，但具体事务由当地王公贵族或宗教领袖负责，依靠联姻制度和隆重的礼遇保持归属关系（民国 时代特设的蒙藏院和后来的蒙藏委员会说明其历史的延续性）；还有一种是属国，他们按期朝贡，新王由中国朝廷认可，有了问题可以出兵干预，其他均不过问。

　　当传统治理方式与辖属关系仍在维持的时候，一声炮响，既闯进了列强，又送来了近代的主权国家观。中国迅速向着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国周边开始了 殖民化半殖民化，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及其世界大同理念，在固有的君王家国意识 与近现代主权国家观念之上，又染上了一层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对国家观念的认知，因而变得更为难解，纠缠不清。十九世纪的中法和中日战争，中国都曾武 力或武装支持今天看来是另外的主权国家，但在当时，中国是延续历史传统，负有本该承担的责任。上世纪下半叶，还是在同样的两个地方，中国采取的支援方式几 乎一模一样，我们既可以看作意识形态的结果，也不能否认其中暗含的历史传统因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各种关于国家的观念全部压缩在一百年内让中国人迅速消化，其结果自然是消化不了，于是，大杂烩不能不成为一大特色。

红岩儿女第三部Ⅵ—04

    〖《红岩儿女》编者按〗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四年，革命先锋之一维尔涅（P.V.Vergniaud）却被革命政权送上了断头台。他留下一句警世箴言：“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此后二百多年间，这句话不知多少次地应验了。从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和宣称“革命胜利”以后的多少年里，以“革命”的名义，把许多忠诚革命志士横加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置于死地的悲剧频频上演。当然，并非演戏，而是血淋淋的事实。

   1969年秋，在所谓“预防苏修突然袭击”的号令下 ，中央在京各机关被认为不可靠的大批干部，纷纷被发配到外省市闭塞农村的“五七干校”.我本人在内的家在京津沪这样“命脉城池”的二劳改政治犯们，更被押上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解到了山西古城曲沃、晋城、太原等地。不久，我在太原北端为太原钢铁公司修铁路抬钢轨，耳闻新华社许多“有问题”的人，也先后被押送到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农村的“五七干校”，其中就有曾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已“摘帽”的李慎之、李耐因等同志，却没有曾从事过地下工作，而在“文革”伊始便被贴上“叛徒”标签的李炳泉兄。我暗自为炳泉兄庆幸，以为笼罩在他头上的阴云已被驱散。

    之所以这样以为，是因为“文革”风暴骤起，新华社内也屡屡传出一些令人痛心的惨讯，如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老延安)夫妇自杀，解放前为上海复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不久为驻外记者的许复已夫妇自杀：特别是，1968年，炳泉作为外事部主任，曾一同在台前被陪斗过的外事部主要助手丁德润也跳楼自杀丁。现在炳泉兄虽然在“专案组”的批斗审问中受了很多难言之害，但毕竟还坚定地呼吸着，而且又没让他到“五七干校”来受煎熬，想必他的问题已经搞清了。

    很快，一个令人惊痛震顶的传闻袭来，我才顿悟为炳泉兄庆幸竟是大错特错了——

    那是1970年“五一”过后不久，听说炳泉兄已惨死于新华社大院宿舍4号楼的地下锅炉房，额头上还留有硬器重击的伤痕，血迹斑驳，左目半睁，右目虚闭，死未瞑目。这令人惊疑丛生：这是他苦痛难熬的自寻短见? 还是狂徒们对他的残酷戕害? 我如此生疑许久，后来我完全同意还留在新华社的一些好友的推断：在那暗无天日的境地中，不仅在新华社连连发生那样悲惨的事件，就连原本战功卓著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将军，也被狂徒们深纳暗井之中，那么出现炳泉兄这样惨殒于地下锅炉房就毫不足奇了。

多少这样优秀的革命儿女被革命吞噬了

    现在很多人都已知道，1938年炳泉兄考入西南联大不久，即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1940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就被国民党列入准备大逮捕的黑名单。他奉地下党之命，疏散到云南罗平中学执教，任过罗平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城区书记。后又就读于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被选为复旦外文系系会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初，在复旦大学师生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保护了洪深教授，进一步壮大了校内的民主进步力量。

    1946年春，炳泉兄从复旦外文系毕业，经组织同意，随家人到北平以记者职业作掩护，并利用其兄李炳璜在北平铁路局宿舍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经常与地下组织的同志聚会。1946年11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创刊，炳泉兄立即运用其堂兄李腾九在“华北剿总”联络处担任少将处长的关系，从《益世报》转到《平明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陆续安插了9位地下党的同志到该报工作，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彭真秘书等职务、彭真去世后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他和这些同志先后获得了大量军政重要情报，密报给我党我军。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两大野战部队围集于北平城下，炳泉兄又奉地下党之命，作为我地下党第一位代表，向逃战皆难的傅作义畅述我党我军兵不血刃地保存北平古都的主张。其后，他几度历经艰险，巧妙地带领傅作义的代表，隐秘出城与我方代表谈判，并十分专注地听取和记录了林彪口述意见，经林彪审核无误后密封于衣缝内，再次秘密回城转达傅作义。在各方面力量互相配合下，终于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为保护这座千年文化古都，作出了永垂史册的奉献。

    解放后，第一部苏中合拍的大型彩色文献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就留有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镜头：1948年12月17日，身材魁伟、穿着一身蓝袍子的炳泉兄，把傅作义的代表、原《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介绍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领导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第四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从此拉开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的序幕。1951年，这部影片获得当时中国人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第一大奖——斯大林文学艺术奖。李慎之兄在《怀念报人李炳泉》一文中说，李炳泉在这样一部影片中“露脸”，其无尚光荣是今天的追星族们难以想象的。

    这样功勋卓著的炳泉兄，其为人又极其谦诚蔼善，一直对自己如此历史丰功都守口如瓶，好像他从未作过值得本人与他人一记于怀的功德事。1951年8月，我与第三野战军总分社的几位同仁被调到新华总社军事组，准备去朝鲜战地。其时炳泉兄为总社国际部的苏联东欧组组长，两者的办公室，仅为当时只有两层的工字楼二楼东楼梯上口左右的两墙之隔，上下楼时常见面，我们也从未听说他竟是一位和平解放古城北平的功臣。1953年冬天，我从停战未几的朝鲜战地回国参加新华社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并将转赴奠边府决战在即的越南采访，临时参加国际部东方组党支部活动。炳泉兄时为国际部第一副主任，我俩不但常常见面，而且正是他领着我到口字楼二楼会客室，听取了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就我去越南抗法前线而作的正式谈话。接触如此繁多，不但我对他的历史仍然一无所闻，就是与他交往更密的国际部老人，也对此知之甚少，顶多听说过他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已入党的同志而己。直到1956年“反胡风”运动后期审查干部的时候，他在給党组织写的自传中，才淡笔提及这段往事，这也只有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个别同志，才得知他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出过力。这足证炳泉兄的为人品格，正如古书中“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那样的高尚。

    就是这样一位谦恭逊洁、敦厚老诚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横加“叛徒”“特务”等重重罪名，置之于绝命，实为人寰惨乱至极！

    1978年国庆节后，我重新踏入新华社大门旧业重操，才得知炳泉兄不但被残害致死，而且体骨无存。直接参与并执行对炳泉兄迫害的那个所谓“李炳泉专案组”的女组长，不但“练达”地耍弄诈术蒙骗了对党忠心不二的炳泉兄，而且还在蛮横的拷问中，猛扇过他的耳光，全然一副奥斯威辛集中营女法西斯的凶恶相。

    这种凶恶相，早在“审查”丁德润的时候就露骨地展示过了。当时所谓“丁德润专案组”的凶手们，逼迫丁德润“老实交待”其已故去的父亲在国民党时代从事法官事务的一切详情。由于当时丁德润年少，一心上学苦读，几乎对此一无所知，而且由于他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民主、自由、进步的人生追求越来越强烈，早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在上海的一所新闻学校读书时就已加入了我们的地下党。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他就由党的地下组织推荐，进入新华社华东总分社。朝鲜战争中，他又奉调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担任助理编辑，日以继夜地埋首苦干，寡言少语，编出过许多出色的稿件。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政治部为他立了三等功，他上台受过奖，新华社内部的《前进报》，大大表彰过。这样一位好同志，实在很难对“专案组”的不通情理的诘问来个“竹筒倒豆子”。“专案组”的一个女组员立即冲上前去猛扇他的耳光，直把他的近视眼镜打落在地。高度近视的丁德润眼前一片迷茫，马快蹲腿弯腰，战战兢兢地满地摸索眼镜。此刻，“专案组”的两个男组员也就势冲了上去，与那个女组员一起对准仍在深深地弯着腰的丁德润乱脚猛踢，直踢得这个老实巴交的人满地乱滚。似乎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最最最“革命”的。最后丁德润只能直条条地侧躺在地断断续续地细声呻吟。批斗会只得中停。翌日凌晨，丁德润就坠楼自尽，极其悲惨地永生辞别其温存敦厚的爱妻和妻腹中即将足月的胎儿，离开这个残酷、阴暗、卑恶的人间!

    为什么在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指导下，—些人竟变得如此凶恶? —些一直谦诚慎独、默默奉献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就这样惨殁于被尊为无产阶级革命“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及其“崇拜”者之手? 须知，他们人人都是口含“天宪”，同样挂有“共产党员”称号的人啊，这更是何等的残恶! 而且，在仅有32人的新华社外事部，就有两位这样的好同志惨然死去，占该部人员十六分之一：那么在全国，惨死者几何，则不难想见。这怎能不愤极人间!

祸根——毛泽东的帝王之志

   为什么在千百万先烈英勇献身之后，崭现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一些打着共产党员旗号的人，会如此这般异化为虎狼猛兽，把数以万计的真正忠贞于革命的共产党员吞噬掉?    对此我曾绞脑多年，几度从脑海中涌现出—个个答案（不管是自我的，或受启于他人、官方的）：“过左”，“偏激”，“脱离实际”，“主观教条”，“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泽东的“晚年昏庸”，等等。这些答案都不足以使自己充分信服。虽然我从毛泽东执掌全国大权27年中的所作所为，早就认为他完全赛如专制帝王，但还以为那是“造神运动”之客观所致，其主观世界如何，却难以找到很有说服力的依据。直到1988年“五一”前后，《中国青年报》给我探求比较真切的答案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历史性启示——开头是1988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的《星期刊》，刊发了署名为张湘藩辑介的《毛泽东〈咏蛙〉诗》。全文是：
 
   一九一○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读书期间，他写过一首《咏蛙》诗。其诗是：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张湘藩跟着评述说：“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毛泽东年仅十七岁。据史料记载，在入学考试时，学校规定的作文题目为《言志》，这正合毛泽东的心意。当时应考者，大都写的是些尊孔读经、追求成名成家的内容。而毛泽东满腔热情地抒发了一个十七岁青年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志愿。”

    其后，我在一小本没有注明任何出版单位的诗册中，看到有人说这诗不是毛泽东的创作，而是对前人《咏蛙》诗的改写。这位前人的原诗是：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此文没有注明这位“前人”的姓名与朝代，但对毛泽东改动原诗的评价，比张湘藩的评述更上几层楼。他认为毛泽东这一改，诗的韵味更浓，艺术水平更高，使这只“独坐池塘如虎踞”的蛙儿有了自己独立的形象和性格，并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空间：不只是借树遮荫以求荫庇，而是借助一个有着审美意味的环境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的素质。这足以显示出这只蛙儿之非同寻常。这样接以诗的第三、四句，就非常自然了，蛙儿的形象就统一完美了。因而这首改诗是“托物寄兴，借‘蛙’传意，既对那些衣着华贵入时、胸中全无大志，而又傲气凌人的富家子弟，给了嘲讽、藐视，又表现了少年毛泽东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卓尔不群的非凡气势”。

    综上所述，这种“卓尔不群”、“敢为天下先”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志愿”，其盖棺论定，能合乎神州大地悲惨凄凉、到了“崩溃边缘”的变乱史实么? 当然不合，而是丝丝入扣的空中圣殿之言。《中国青年报》当年5月5日第三版头条，就发表了我国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同志的《评毛泽东咏蛙诗》，对这首诗所隐含的所谓“敢为天下先”的伟大抱负和志愿的真正实质，做出令人信服的评述。

    燕祥同志这篇评论的后半段说：

            通观全诗，都与救国救民无关。诗中所透露的“抱负和志愿”，恰恰使人想到屡试不第后来领导农民起义的黄巢《咏菊》：“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是一种为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抱负和志愿”。其诗格与黄巢、朱元璋相伯仲，不用说与富于民主性精华的古典诗歌优秀之作相比，即使置之于帝王诗之间，也远在刘邦《大风歌》之下，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足取的。

         这首诗的史料价值大大超过它的文学价值。所谓史料价值是指它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传记学的角度作为研究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参考价值。

        记得老布尔什维克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中有这样一篇演说，讲到十七岁是一个人树立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刻。一个人十七岁时的选择会影响其一生的道路。今天十七岁上下的青少年，在塑造自己的理想、道德和文化观念的过程中，将怎样决定自己的“抱负和志愿”、人生观和世界观呢? 一切青少年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关心民族精神和文化建设的人们，读到这首近八十年前的“言志”诗都会有所思考，并作出自己的结论的吧。

   我完全赞同燕祥同志在评论中己隐约点明的这一观点，即毛泽东早在一个青少年塑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刻，就已胸怀必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帝王抱负和志愿。

   众所周知，专制主义和帝王思想本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翼。作为17岁少年的毛泽东，接受并承继了这一传统，并非咄咄怪事。可是，声称树立了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凡数十年的他，并没有从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中摈弃掉这一反动传统。恰恰相反，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从井冈山到延安，在取得局部政权以后，他的专制主义、帝王思想的实际运用便开始抬头。

   1936年他的得意之作——人称充满帝王霸气的《沁园春·雪》，便抒发了这种胸臆：“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就表明，这些古代著名帝王都不在他的话下；那么“今朝”之“风流人物”，自不言而喻了。这足可见毛当时之得意忘形。就专制主义和帝王思想而言，如果说《咏蛙》诗还透着不成熟的稚气的话，那么《沁园春·雪》一词，就己臻成熟老道了。

   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毛的专制主义与帝王思想，更是与日俱长。从废止“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到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到“谁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把“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帝王暴政推向极致。从而以所谓“功高震主”、“怀有二心”等等的“莫须有”罪名，大肆施行“狡兔死，走狗烹”的歹计而滥杀无辜。

   被吞食的许多革命儿女尸骨无存。在对炳泉兄的平反追悼会上，人们只能在其“骨灰”盒内见到他的一顶蓝布帽和一副墨框近视镜。早就名扬四海的戏剧家田汉，在1979年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其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人们也只能在其“骨灰”盒内看到他与聂耳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改为新中国的《国歌》)和他自己写的剧本《关汉卿》……

   如此等等的残暴，比起我国两千多年来的皇权专制主义，是有过之还是有不及?

取代了蒋氏专制，抛弃了民主承诺

    鲁迅先生在其《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过：“现状就是铁证”。诚然，毛泽东不是没讲过民主、自由，更不是没反过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恰恰相反，他连篇累牍地谈民主、道自由；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蒋氏专制独裁，更是批判得入木三分。但是，终其一生，特别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反专制独裁，绝不是想建立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而是把民主框定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把自由框定为“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哲学游戏演绎为逐步实现其个人“绝对权威”下大大超过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实践。他也引用过陈独秀所作《国民党四字经》的头两句：“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些说明他并不是不懂得在20世纪民主、自由的价值，也不是没有看到民主自由政治是20世纪的大趋势。然而由于他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专制意志使然，他巧妙地钻了中国传统文化滞后的空子，利用了人们企盼解放和自由对共产党的期望和拥戴，而口是心非，耍弄权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顽强地对抗历史潮流，以全圆他的专制帝王之梦。这也许恰是他所主张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应有之义吧。

   现在不少人都已熟知，1939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段著名的“窑洞对”。当黄炎培畅谈到最后仍不无担心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甚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很明显，他认为中国千古以来的改朝换代，无不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在屠刀下面出政权夺得天下之后，没有一个能在人民的真心拥戴下长治久安而能逃脱这个“兴勃亡忽”周期率的支配，从而担心中共是不是也会踏入这样的覆辙。面对如此坦诚之殷殷诤言，毛泽东当时慨然回答：“我们找到了这条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请看，这承诺多么美好。可是在全国解放，完美实现其帝王梦之后，毛泽东便发动了一个接着—个的“运动”，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无数的中华民族精英、共产党的优秀儿女被扼杀被整死。不仅全民族长期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成为泡影，而且．原来仅存的—些社会民主、自由、人权、人道的气息也丧失殆尽。就在当年毛泽东信誓旦旦地向其当面承诺建国后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客人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这位美国水利学博士专家，只因其对三门峡工程提了些后来证明完全是正确的意见，也照样被打成了“右派”。

    那是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开工前后，46岁的黄万里教授先后在清华大学水文课堂上和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具体阐明如果建成这座水库，其大量淤积的泥沙必将下游的水灾移至上游，成为人造的自然灾害。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纯粹是虚妄之谈。在70位专家教授到场的讨论会上，不但没有一人赞同他的意见，相反，一位最最权威的“水利泰斗”却说，对于拦沙泄洪，他“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于是工程照样快马加鞭。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关闸拦洪仅3月，潼关以上就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水位继续上涨，库区农民一批批地挥泪悲啼踏上背井离乡路。蓄水以后仅一年半，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了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万古以来“泾渭分明”的渭水渲泻不畅，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防洪大坝，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而且有的良田被逐渐盐碱化或沼泽化。泥沙淤积又逐渐向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重镇及其为中心的重要工业基地。黄万里的科学预见完全被证实。但当年他的正确言谈及整风鸣放中的这些正确意见，被清华校长蒋南翔密送毛泽东。毛泽东似乎早将过去对黄炎培的庄严承诺以及所有类似的承诺与保证全都扔进了汪洋大海，立即对黄万里的这些正确言谈批为“这是什么话”，不但当时就把他定为“右派”，而且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还说彭德怀与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1961年，黄万里“奉命”来到密云水库，与昌黎来的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住皆为掘土筑成的半地窖；“文革”中，更被贬到三门峡掏厕所，以加重惩罚。而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的祸害继续上升。据报载：2003年，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水灾竟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水灾：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田绝收，成灾人口515万，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这究竟谁应记功谁应负罪，谁真正地坚持真理而利国爱民，谁只酷求一己虚名而误国害民，岂不一目了然么！

    黄万里虽然没有被整死，但被“不齿于人类狗屎堆”地坑害了20多年。尽管如此，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耿耿忠心，没有丝毫减色。2001年8月20日他的90高寿之前，他就因目力不济等重疾，卧床于清华校医院的一间简朴病房。8月8日，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不远千里前来探望，他几乎是摸索着用颤抖的手，不提家事，不及子女，而给这两位水利门生写下了一段珍贵遗言——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抗’之策中，各段仍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柱，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2001年-8-8手笔候存。

   半月后，他就离开了人世。这也应算为被“革命”吃掉过半生的儿子吧。毛泽东的亡魂将如何面对这些千千万万的冤魂？？

“根”与“气候”

    1956年开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的独裁暴政翻了个底朝天，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都受到了惊天霹雳。此时的毛泽东也不得不说，如果在英美等国家就不会发生这等事。这就是说，他也承认英美等“万恶的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度，而那标榜人民“呼吸着民主自由空气”的“社会主义”的北方大国，实质上却是独裁专制的帝国。于是，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也容忍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及9月26日、27日相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反对个人崇拜，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使得许多人兴高采烈，以为中国共产党不再会有斯大林式的凶帝暴政的后顾之忧了。但是凡有如此善愿的人都太天真了。他们还没有识透历朝历代的专制君主无不视天下为其一己之天下，由此在极度展现其尊严的同时，也无—不深深陷入极度的忧惧，唯恐有失一分一毫的尊严。所以很快，即同年11月15日，八大闭幕后仅49天，毛泽东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决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且说：“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这强烈表明，之前他所以也称赞一下英美等西方民主，也容许那样的政治报告并通过那样的新党章，不过是权宜之计和逢场作戏而已。跟着他就拾起那把刀子横冲竖劈。1957年他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之前，他的“帮助党整风”的旗号，鼓励发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大小干部“给党提意见”。提了意见之后，毛泽东就变了脸，开始收拾他们，并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引蛇出洞”，是“阳谋”。结果把数十万主要是青年的大小知识分子、党在革命中风雨同舟的民主人士和优秀干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使他们在万劫不复的地狱中被折磨了20余年，令全国一片肃煞，鸦雀无声，正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同样，毛泽东妄想一步登天地“超英赶美”、“遥遥领先于老大哥”、成为全人类万古之君而疯狂的“大跃进”，又全然拒绝彭德怀等人的庐山规劝，从而举国粮匮草稀，饿殍遍野，惨亡几千万人而引起全党全国的愤懑怨恨。面对如此惨烈的困境，他竟在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七个人大会上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好像他历来都十分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好像把几千万人当作不敢吭声的虫儿、蚂蚁饿毙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毛泽东，而是坐在下面听他训话的这些书记们：将有“别姬”之虞的也是这些书记们而不是他毛泽东。这引起各路基层书记非常愤慨，纷纷掏出心窠大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右倾”中的灾难。连早在延安整风时，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的刘少奇，此刻也不得不说死亡几千万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此，毛泽东一肚子明白，刘少奇等人批评指责的就是他毛泽东，但他像在八大会议上一样，暂且忍着、憋着，只忍了8个月，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全面反击，大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即坚决不准再谈现实生活中的所谓阴暗面、不准再搞包产到户、不准为“右派”和“右倾分子”鸣冤叫屈，并由此把刘少奇内定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由此而阴谋发动“文化大革命”，整死了刘少奇和成千上万他毛泽东认为对他这个君王并非忠贞不二的人。

    毛泽东之帝王暴君之心如此显明强烈，而我本人在年少时，竟也和许多被蒙骗上当者一样，曾那么幼稚无知、真心实意地把他误奉为正在东方耀眼腾升的红太阳和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1947年春天，在胡宗南兵踏延安城垛时，我竞也担心“毛老人家”的安危而向延安远方痛哭流涕。1957年整风，虽也提出过必须反掉“神化与特权”等论点，那也仅仅是出于对党之—片赤忱，希望毛泽东们回心转意，最终能够决心扔掉斯大林那把刀子，使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及在朝鲜战地英勇献身的同志、战友、乡亲们的纯洁天灵免受亵渎，更不忍看到曾竭情欢呼解放的人民再度被压榨在出乎他们意料的新的大山之下。直到自己由此招来大难，并目睹“三面红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种种惨状，才逐渐看透这“皇帝的新衣”，因而十分感谢《中国青年报》刊发的这两篇文章，使我豁然明朗：原来这帝王式的气势并非“造神运动”的客观趋势所使然，而是压根儿毛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就生有这种帝王狂念，从而他的这种“革命”必定要比“虎毒不食子”的虎还要毒，这才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之根。  

“根”与“土壤”

    这“根”之所以能够发芽生长，蓬发成林，是因为有其非常合适的土壤。这土壤就是毛泽东成了帝王之后所竭力推行的恶政。而恶政必然又是这样一面筛子——筛来筛去，留下的社会精英式的好种越来越少，而各类坏种和“只管自家门前雪，无视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劣种则越来越多。这就更加助长毛泽东这样的人，越发丝毫不爽地表露其帝王暴君的“抱负与志愿”。此时此刻，想引述诸子曰和史家论的“君者舟民者水，水则载舟亦覆舟”、“得天下难，守天下更难，难就难在是否得民心”等等，来规劝这种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就是天下的大傻驴。1966年“文革”飓风刚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小将时，就对阔别30载的斯诺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也就是打造了一个新的更为残暴的专制体制。这种体制必以暴力为先导，以谎言为后盾，并制造出一整套精细的“精神”、“理论”及各种清规戒律，来束缚、毒化、愚混人们的灵魂。把什么“为国为民”、“为人民服务”等等遮羞布撕扯得一丝不剩。其结果，只能像孟老夫子早就告诫过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之所以失其民，不只是上面只有个“桀”和“纣”，更因其下面必有一大帮趋之若骛的愚忠蠢才和政治流氓，从而形成最最现代化的“桀犬吠尧”和“助纣为虐”。否则光靠桀与纣的光杆司令，定难撑起满天边。去秋，外省一位与我素昧平生的中学老师给我的来函中感慨世事说：“由流氓变成政治家的人，人们好防范；而由政治家变成流氓的人，人们则难以招架且难于幸免于害。”

    我认为，此论颇有其道理。细想炳泉兄等人之惨遭迫害，对这句话里的深意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在古今中外一切帝王暴君的独裁专制下，一些久蓄升官谋权的野心之徒，和众多趋炎附势、邀功争赏的利禄小人，往往都会群集魔梯往上爬，不惜尽抛做人之良知而争作残害他人的桀犬纣狼，所以才人性绝灭，兽性狂行。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三年大饥饿”直到“大革文化命”，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儿女和良民百姓之惨瞑哀亡，无一不是坠落于这个硕大无比的兽坑中。我曾在《永念慎之兄》一文中，引用过慎之兄提示的马克思致友人信中一句话：“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虽然马克思其时年仅25岁，大学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才两年，而且促使他表露这种深奥的哲学见解，又仅仅是针对普鲁士帝国的专制制度之缜密观察与研究，但他对这种极权体制所下的这一定义，我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不仅是马克思，就是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费尔巴哈论纲》中，也有这样一句话：“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就是现代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在其《展望21世纪》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贪婪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它是隐藏在人性内部的动物性的一面。”

    这些论点之所以正确，不只是在19世纪及其以前，而是也被20世纪一系列重大纷乱演变的历史所证实，特别是从希特勒到斯大林，再到二战后出现的一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领袖”人物及其鹰犬们的许多作为，无不充分显示出他们所具有的兽性的—面。就是在中国，在那猖獗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当人性泯灭兽性狂发时，许多也被称之为人的人所频频干出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与一些吃人的野兽同样贪婪和残酷。

   这充分说明：只有那种完全顺适于兽性制度的一些人，才会得心应手地充分利用这种体制施展其本性，极其恶毒地残害那些真正具有人性善的人，来取得他们主子的欢心而腾升。这种主仆，即便自吹自擂地建成了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共产主义天堂”，这“天堂”即便不与人间地狱直划等号，那也会与这地狱紧紧镶接，而无广阔人间可言。

在中国，以史为鉴何其难也

   说实话，毛泽东兼聪明才智、高超谋略、诗艺文才等等于一身，均为古今帝王之绝无仅有。如果他的抱负与志愿扎扎实实地真的是救国救民之敢为天下先，而不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那么中华大地早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

   最最明显而简单的例证是：在亿万人高声齐呼“万寿无疆”的“红太阳”坠落西山已近30载的今天，那些曾为这种兽性体制充分表演的人，其中似乎还没有几个真心实意地向人民表示忏悔。说来这也不奇怪。如果这种人原本就都具有真正的人性，在那种体制下即便不能做到林昭、王申酉、遇罗克、张志新们那样勃然反抗，起码也不会张牙舞爪地向真正的坦诚义士和许多谦逊的共产党人紧勒喉头或猛挥屠刀。

   就在新华社，至今不但还没有任何人为炳泉兄和丁德润等人之惨死引咎自责，也没有任何人向本文开头提到的“文革”中被迫害自尽的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老延安)夫妇，解放前为上海复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不久为驻外记者的许复己夫妇等人的在天之灵，略表悔过图新。而且不止于此，更有人继续怒目斜觑当年被他们迫害过的幸存者。另有一些根本没有经历过那种岁月的“洗礼”与“磨炼”的人，竟也“好事不传代、恶相代代传”地对那些偶尔碰面的幸存者冷目如仇。

    在理应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领域第一等级中的新华社的一些人尚且如此，全党全国如何则可想而知。然而放眼世界，虽然也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残余势力拒绝“以史为鉴”，如今又派兵国外，但经过15年的研讨，旨在纪念二战中600万死难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碑林”，已于2003年8月16日，在寸土如金的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象征德国统一的勃兰登堡门和德国联邦议院的空场上动工兴建，耗资近3000万美元。纪念碑林附近，就是希特勒1945年5月战败自杀的地下掩体遗址。据碑林设计者，美国建筑师彼德·艾森曼说，将在那两万平方米的空场上，竖立2752根长短不一的灰色混凝土碑柱。碑柱的高度从0.5米到4.5米不等，碑柱的色调和形状都类似墓碑。近看碑林，仿佛就像一大片墓地。目的就是让战后德国的第三代和世界各国的年轻人，都能在这碑林间找到一处幽静的角落，回想当年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据新华社报道说，在这广袤碑林之下，还将有一座1500平方米的地下“信息中心”。人们在这里将可以通过先进的科学手段，回顾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血腥屠杀，以警示世人不犯同样的罪恶。同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屠杀纪念中心，将在这里展示已经收集到的400万个犹太死难者的真名实姓。所以，柏林前市长埃博哈德·迪普根说，纪念碑林将使柏林成为“哀悼之城”……

   以史为鉴，接受历来经验教训，是当代一切文明民族的自觉行为。然而在中国，不但不也去将被“’革命’吃掉的儿女”的真名实姓镌刻在碑林之上，而是禁发批判毛泽东和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文章，甚至对巴金老人的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倡议都当作“精神污染” 加以批判.相反地，在寸土如金的地带，动用比柏林“哀悼之城”的投资多好几倍、十几倍的人民膏脂，继承专制帝王祭坛的传统，去建造了新的祭坛，甚至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挥霍数十亿巨资，去建造只能供少数权贵和大款吃喝玩乐和歌舞升平的巨大建筑，在那高大的坛碑和院匾上镌刻下自己的真名实姓以“流芳千古”，竭其所能地要像日本右翼分子们那样,使人们各自忘记本不该忘记的一切。

不要忘了五四！

    再问何以如此? 还是那句老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主宰。”三年大饥饿，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却没有一人去动一动公仓粮库，也没有一人采取半点儿争取活命的过激行动。据1999年6月29日的《联谊报》发表苏中杰同志的文章说，1998年某媒体披露这段沉痛历史时，文章前面加发的话语里没有对死难者的同情和悲悯，而首先是盛赞：” “多好的群众啊! ”某些官员读后也情不自禁地赞之曰：“是啊，多好的老百姓啊!”

    想来，这都令人心恸落泪地呼喊：我们的人民该醒了!！！

    屈指算来，今天离鲁迅先生看了那部日俄战争的影片悲愤得决心弃医从文，以助于唤醒国魂已99年了。其后在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等召唤民主的前辈们和《新青年》的启蒙下，在千古皇权专制的牢笼中，开始闪烁起点点民主火花，从而引爆起“科学与民主”的伟大五四运动，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第一次震动了君主臣奴桎梏．而后在人民民主革命中，人们又不断发出民主自由平等的震天怒吼，在8年抗战后终于震垮了“一党专政、独裁专制”的蒋家王朝而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所有曾为这个新中国舍生忘死而幸存的仁人志士，和全国绝大多数觉醒了的布衣草民，无不决心为建设一个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国家而献奉一切。然而可悲的是，借用马克思的旗幡的双料秦始皇的暴政恶治，迫使已渐趋消逝的君主臣奴思潮复又卷浪重来，且咆哮之狂涛远过于古往，致全国民气复归于“帝王为尊”的世俗牢笼。

    时至今日，在这牢笼中的一些人还在施耍神威和造神的孽技。单是曾使中国一度展现文明曙光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红楼”所在地的北京沙滩改为“五四大街”后，2001年，原来比较窄小的东皇城根北街改成南北宽畅的花园街，在其面向“五四大街”的南口，就竖立出众人万万意想莫及的一块十几米大的不锈钢铸成的大浮雕，其上方虽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这是纪念“1919．5．4”的光辉产物，但其上偏偏没有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头像和字迹，而位显居中的却是当年只为北大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五四运动初期身在北京而不曾参加，后期才稍稍露点头角的毛泽东，李大钊的头像稍稍靠边，蔡元培和鲁迅的头像则偏于右上角和左上角，而卖国贼曹汝霖和章宗祥的头像却竟然也在左下角占有一席之地。与五四运动毫不相干的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手迹所占的位置，比李大钊的头像还大，似乎时下依旧是“一切归功于毛主席”的那种绝顶荒诞的岁月!

    要知道，这是在独裁专制的斯大林体系溃亡之后，有关陈独秀受到斯大林掌权的共产国际诬害的秘密档案已不成其为秘密之后，从而也在1999年北京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竟有人仍然敢于如此歪曲篡改历史，真可谓悖逆无道！

    若问这是谁们背后作祟图谋而使然，又是谁们在奉命实际操作，恐怕这些上下其手的当事者，未必都能像当年的“四人帮”们那样，不得不公开地亮相。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从未公开自诩为五四运动的带头人。相反，他起初是极为尊崇陈独秀的。1936年在陕北，他就对造访的斯诺说过：“1920年，我听了陈独秀的谈话，看了他推荐的书，才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42年，抗日战争到了最最艰苦的阶段，离开国民党监狱的陈独秀，己在四川江津一偏僻山村苦居了4年之久、即将辞世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还说：“将来修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宣传陈独秀的时候。”1943年4月11日，陈独秀辞世已近一年之久，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由他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党。”

    所有这些评价，说明毛泽东对这位历史伟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无法回避的。1921年，陈独秀因故没能参加党的一大，但到会者—致选他为党的总书记；他写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和方针大计，也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通过。其后他连续主持了党的二大、三大、四大和五大，相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必须据有领导权；其间还策划和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和周恩来共同策划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底，他正部署武装反蒋，突然受到斯大林的阻止令。他不服，坚决抵制，但遭到共产国际的纪律压服，再抵制再压服，鲍罗廷并代表共产国际宣布：“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不再视事”，而后竟把所谓的“右倾”等一切过错，全都横诬于陈独秀。他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后，共产国际命他去苏联学习，又被他断然拒绝：“我在中国干革命，去苏联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外国人领导?外国人的革命叫中国人领导行吗?”此后，他就被开除了党籍。

    这些，毛泽东都一肚子明白，所以才在建国前他就陈独秀的事说了那些让人比较中听的话。可是，在他完全实现了帝王的“抱负与志愿”之后，也正像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全本定稿中所说，毛泽东“兼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和师’的地位与职能”之后，他对陈独秀的评价就完全彻底地翻了个个儿：1954年1月，他竟说高岗与陈独秀同是“大叛徒”：1956年八大预备会议上，他竟说陈独秀与蒋介石同是“反面教员”：同样，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竟说彭德怀与陈独秀都是“敌我矛盾”……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如许的“一句顶一万句”，才塑造出那样荒谬的浮雕。但是今天，毕竟不全然是“两个凡是”的时代了。那种歪曲史实的浮雕一出现，立即遭到许多正义人士的纷纷非议，有人并去北京有关部门严词申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同志，更在2003年2月号《炎黄春秋》上公开撰文说：“在这样重要地点的重要标志上，居然没有陈独秀”，“但是熟知五四运动的人们可以断言，它的命运是绝对长不了的。何以如此? 因为它违背历史真实，而近乎是对历史的嘲弄！”

不许嘲弄历史！

   对历史的嘲弄何止这一不锈钢浮雕! 在专制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千年积淀的专制主义糟粕必会沉渣泛起。为力避这种惨剧重现，早在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时，他就大力主张“中国共产党不能采取党魁制……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即反对一言堂。蹉跎了半个多世纪，叶剑英同志在毛泽东死后指出中国己到了“崩溃的边缘”之后，邓小平才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反封建和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获得很多人的喝彩，满以为中国的反封建大有希望。

   匮乏五四运动常识和对陈独秀重要思想言论知之甚少的人，也许还认为，这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的发明权或领先权应属邓小平。可是，许多年来所风扬的“核心”说，照旧是一个人说了算，照旧是谭嗣同早在百日维新前猛烈抨击过的“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代代传。特别令人痛愤发指的是，“一个人”竟敢于悍然下令，对手无寸铁强烈要求反专制、反腐败、反官倒的学生平民，动用飞机、坦克和机关枪、冲锋枪进行血腥大屠杀，连过去的蒋介石们都还没有过这种天良丧尽、人性灭尽! 掉转头还大言不惭地大吹法螺：“全心全意为人民”，可谓欺世盗名之顶顶最。

   不仅如此。在一些赞美和崇拜毛泽东为人处世的影片、文章或展览中，有些人竟把毛泽东穿了20年的一双鞋、一件补了几个小窟窿的睡衣，甚至还把不知何年何月，毛泽东给刘少奇点过一支烟的镜头，都标榜为毛老人家堪称刻苦节俭、为人谦善的楷模。而从北戴河的渤海之滨，到高耸入云的四川峨嵋山麓，几乎广布神州大地，如韶山滴水洞、西湖刘庄式的几十座用民脂民膏建造的豪华别墅行宫（其中刘庄曾被先后落过脚的齐奥塞斯库和铁托惊赞其为世界总统国王级最优美最豪华的别墅行宫），其所值何止亿万双鞋、亿万件睡衣! 更何况，这些别墅行宫有的就是在“大跃进”带来大饥荒那骇人听闻的白骨堆时代背景下建成的，而且他从未因此说过半句悔过语，更未下过片纸罪己诏。这究竟是“伟大的领袖”、“红太阳”，还是千古无双的罪君祸主、黑魔洞，都是尚存人性的人们不难断定的。

   所有稍稍具备一些历史学识的人们都明白：历史上的任何专制君主，其偶然故作姿态的仁慈之为，都无法与其罪恶记录相匹对。更何况，这些影片、文章和展览中的所谓仁慈、友爱、艰苦、俭朴，都是人为的虚虚假假，经不起真正史实的轻轻一击。

    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巴黎公社时，都特别强调防止“仆人”变“主人”。所以毫无疑义，毛泽东及其继来者如此作为，是中国革命史中的卑溃之笔，亦为我中华民族的巨耻之一。

把这个毒根刨净掘絕！

    民耻国耻必须雪! 如今这个最最现代化的专制主义体系——毛泽东帝王体系——“‘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之根，已被越来越多的正义之士所明察，并在陆续不懈地奋力刨掘，誓必将其刨净掘绝，“革故鼎新”，以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从而高扬伟大的五四大旗，使全中国真正阔步于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以慰一切暴政下之冤灵。

    常言说得好：生活是常青之树。不管一度牢握“君和师”之权的人，如何将其统治欺压下的时光说得真伪莫辩、黑白混淆，其臣奴们如何同声传诵，言之凿凿，人们也必会悉睹往日之历史真相，而且正如人们所渴望的那样，这样的时侯终已步步临近。

    众所周知，在独裁专横的斯大林体系溃亡之后，那种体系之绝密档案向全世界昭告：当年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一切活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训令下进行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等等，都是斯大林推卸责任而横加于陈独秀的罪名。陈独秀的许多代人受过之谜，终于大白于天下。正是在东皇城根花园长街南口出现了那块篡改史实的浮雕之后，2003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新华社特地播发了《全国政协委员中有50余位名人之后》，在其第一部分“已故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中，也有陈独秀的孙女陈红，堂堂正正地把陈独秀正式回归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行列。2003年9月，北大“红楼”原址西侧沙滩北街的东墙上，出现了一个长约30米左右、占据整个墙面的大型浮雕，第一个最大的头像就是陈独秀，然后是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等人(遗憾的是仍无胡适)，而且还在周恩来之后才是毛泽东。这块浮雕以《曙光》为题，是不是意味着在八十五年之后重新展现全新的“五四”曙光呢?

    看来今后实现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后来改名为《新青年》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文中的“谨陈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义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真会一步一个脚印地缓步趋来。

    如果真能这样，包括炳泉兄在内的所有被“革命”吃掉半吃掉的儿女，以及所有为真正的革命而献身的先烈们的善良遗愿，就会逐步实现。他们的人生与天灵就会像1932年在国民党监狱中的陈独秀，挥笔赠字给探监的画家刘海粟所说的那样：“行无愧怍人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炳泉兄千古!

    被“革命”吃掉半吃掉的儿女们千古!

   真正为革命而献身的先烈们千古! 千古! 千古!

      (体况欠适，断续持笔10月余，并得数位挚友的精心扶助，2004年8月下旬草成于戴氏蜗牛居)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毛泽东掌握全国政权的二十多年里，他坚持和发展的“全面专政”，和他悍然发动而又亲自领导的归结为“民主革命补课”、“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名目的政治运动，还有疯狂的“大跃进”运动，以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吞噬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间在各个时期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众多革命儿女的生命。虎不食其子，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却吃掉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儿女。即使是古代的专制统治者，也宣称“爱民如子”，把老百姓叫做“子民”。那末，非正常死亡的几千万人，也都应该看作统治者的儿女。这样毫无人性的饕餮，太可怕了。不妨借用作为“反右派”运动开始的信号的《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来问一问：“这是为什么？”这篇文章，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追寻了这种恐怖现象的根，以及这个根生长的气候和土壤。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的专制统治是历史上“百代都行秦政制”在新形势下采取新形式的继续。只说“残余”是不够的。我们当年一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许多友人的生命，被旧的专制统治吞噬了。在新政权统治下，这一代人之中许多人的生命，也仍然是被专制统治吞噬的。所谓“革命食子”，只是就表面现象而言。这“革命”已经不是原先的民主革命。新政权建立的时候，其实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不久，它的最高领导人却用“继续革命”的名义，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外衣，倒行逆施，退到两千多年来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的老路上了。

   “革命食子”，究其实质，就是专制吃人。

红岩儿女第三部Ⅵ—03

   〖《红岩儿女》编者按〗《红岩儿女》第二部原稿有一章中写了1946年“二二二”重庆学生爱国反苏游行及其前后情况。由于至今官方对此事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2005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书前，责任编辑向研究青运史的单位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过去出书从来对这一段历史是回避的。责任编辑要负政治责任，只好把涉及此事的部分删去。本文是以删去的部分为基础改写而成。

   1946年2月22日，在重庆，继之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一次爱国青年学生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示威活动。是非曲直，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几十年间，参加过这次行动的人们却为此背着一个“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为此挨整，至少是被弄得不清不白。至今，在青年运动的历史记述中，对这一件事情还没有一个明白的说法，正式的史书，有的仍然沿用以往的负面论断，有的则撇开不提，说是“回避”了。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为什么要回避呢？已经过去六十年了，还要回避到什么时候呢？

美英苏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埋下了祸根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45年2月4—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黑海边的风景区雅尔塔，在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里发迪亚宫举行会议，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规定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直接有关中国的条件是：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协定签字的时候中国毫不知情。这是大国霸权主义的一次丑恶表演。正如1989年夏天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所说的：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

   当时美英以损害中国权益为条件促使苏联参加远东作战，主要是为了早些结束战争。在美军对日作战中，战斗惨烈，以很大的伤亡才夺得一些重要战役的胜利。美国军方认定，苏联参战能够使战争时间大为缩短，从而减少美军的伤亡和损失。

   美方当然知道，一旦苏军进入与中共军队接近的地区，会出现复杂的局面。因此在这方面事先要同苏联达成谅解。于是，美苏双方在1945年5月间作了一次会谈。苏方表示：将定期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而采取行动的日子将视中国满足雅尔塔协定的情况而定；苏方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并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统一的领袖，中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统一；苏军进入的地区，蒋介石政府都可以建立行政管理机构，蒋的代表可以随苏军一起前进。美方把苏方的要求和这些承诺通知了蒋政府。蒋介石提出要美国充当中苏之间的中介，美方拒绝了，并且申明，美国政府支持雅尔塔协定。

   从1945年7月初起，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进行了一个多月讨价还价断断续续的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在日本投降已成定局的时候，才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的协定，关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斯大林仗恃三国雅尔塔协定，蛮横霸道，而蒋介石政府当时有求于苏联，想要在苏联支持下独占东北，终于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

   1946年2月11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把原先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2月13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其中说：“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这是我们引为感慨的第一点。”还指出，“这秘密协定的本身还有一段很难看的文字，就是：‘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建筑中东、南满两路，是1896年李鸿章在莫斯科与帝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两个条约所获得的权利，早经苏联宣布废弃了，苏联今日重新需要获得两港、中东南满两路的权利，就重新主张要求好了，何必文字上申言‘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岂不难看？这是我们感慨的第二点。”这篇社评，口气还是相当委婉的。（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楼光来、宗白华、范存忠、储安平、吴世昌、林超、苏阶庼、钱青链、吴人之、吴恩裕、陈铭德、罗承烈、赵超构、钱歌川、任美锷、张贵友20位著名学者联署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雅尔塔协定的抗议》，措词就比较强硬了，指出这一协定开创了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之恶例，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之记录。）

   广大青年学生看了雅尔塔协定，看了《大公报》的评论，不只同样感慨，而且愤怒起来。这时候，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一位工程师，当时中央政府经济部工矿处副处长，被派到东北接收抚顺煤矿。据说，他和他带领的几位接收人员，到抚顺后受苏军阻拦不能执行任务，在离开抚顺的时候，在一个火车站上，被拖出车厢，一个个脱光衣服残杀了。传说，是因为阻拦苏军拆运机器而被苏军杀害的。又有人说，有人听到，他们被杀害的时候曾高喊：“中国人要有良心！”可见杀人的是中国人。有人说，他们是被东北民主联军游击队杀害的。或者说是被“胡子”（土匪）杀害的。莫斯科广播则说是被“反苏的匪徒”所杀。后来又有人说，张莘夫属于国民党内的政学系，是CC派杀害了他们又嫁祸于苏军的。这件事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查清。但苏军声称东北许多重要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所谓的“战利品”，大量拆走，确是事实。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激起盟国一致抗议和世界舆论严厉谴责。苏军中的一些士兵在东北强奸妇女的恶行，也时有所闻。还有苏军在东北大量使用“军用票”换取民间物资，无异掠夺。这些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权益和感情，难免激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强烈的反应。

   苏联本来定于1945年12月3日从东北撤军。蒋介石怕苏军撤走以后，他们的军队来不及运到东北，留下空隙，便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大城市，因此要求苏军延期到1946年1月初撤离；随后，由于运兵不顺利，又要求苏军延期到2月初撤离。实际上，苏军未按原定期限撤离，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因为想要搬走的机器设备还没有搬完，拆运一直到这年3月苏军开始大批撤离的时候为止，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拆得几乎无可再拆了。

   那时候，人们难免联想到，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曾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宣言。不但宣布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敌对行动时另一方应遵守中立（等于宣称苏联不支持中国抗日），更令人气愤的是公然宣称：“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声明，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后，斯大林不但亲自为日本首相送行到火车站，还破例与日本外相共同坐了一段火车，表现得亲密得很。苏方完全不顾，早在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中，就有“不订立有损中国主权之条约及协定”的誓约；也完全不顾，在“二战”前国际联盟的历次会议上，苏联也曾严词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接受国际联盟不承认“满洲国”的决议。《苏日中立条约》公布的时候，中国许多著名人士，包括救国会七君子，就曾写公开信给斯大林，表示强烈抗议。1945年2月间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上，美英首脑要求苏方立即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对日宣战。迟至4月5日，苏联才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半个月，8月8日，苏联才对日宣战。中国人民对苏联这些并不友好的往事，憋在心中的愤懑，到1946年2月不由得一齐爆发出来。

   那时候，蒋介石仍然力求用中苏条约阻止苏军帮助中共军队，当然不能发动反苏也不支持反苏。2月间重庆青年学生反苏游行即将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在杭州，曾电令重庆当局设法制止。陈立夫奉命也曾到中央政治学校劝止反苏游行。但国民党内对支持政协的和主持外交的宋子文、王世杰、孙科、邵力子等不满的极端反动势力（主要是CC系中一部分人、主战军人集团、三青团头头），却认为群众的反苏游行是可以利用来向民主力量反攻，借以引起纷争，以便推翻政协决议的一个好时机。他们不但不制止，还在火上加油。

爱国的青年学生为挽回国家主权呐喊

   2月中旬，重庆的一些东北同乡就上街游行，向政府和外交部请愿，要求挽回主权，保护东北人民的权益。各家报纸上，东北问题一时成为热点。21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和助教会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个文件：《致苏联政府电》，《致英美苏政府电》，《上国民政府书》，《为东北事件告各党派书》。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很多同学出于爱国热情，主张游行示威。三青团里的反动分子也乘此机会活跃起来，把民主力量与苏联拉扯在一起，借此攻击民主力量，破坏政协决议。他们想要混水摸鱼，也鼓动上街游行。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们作了一番讨论。他们按照自己一向接受的片面的宣传，认为苏联既然代表着进步民主力量，就不会做出对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他们对于反苏是极不赞成的。可是，云遮雾罩，情况不明，不知道该怎样向同学们解释，觉得很被动。另一方面，自以为进步力量已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在系科代表中占多数，就认为在中大搞不起来反苏游行。

   两次系科代表大会都否决了反苏游行的建议。爱国热情高涨的同学们罢免了一些不赞成游行的系科代表，在又一次系科代表大会上，终于通过了到重庆市内游行的决议。

   21日晚上，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到中大，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对他说，进步同学都不准备参加游行。朱语今也同意。他回到红岩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个情况，王若飞说：这是多数同学的爱国行动，进步同学都不去，以后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我看进步同学也要去，特别是平时活动多的人要去，以免陷于孤立境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去了还可以观察，区别谁是真正爱国，谁是别有用心。”朱语今连夜又赶到沙坪坝，把这个意见告诉新青社核心成员。转这个弯子可费了点劲，他们好不容易才把坚持不去游行的人们说服了。

   2月22日，由中央大学学生带头，沙磁区万余学生列队到重庆街头游行，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霸权主义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二二二”大游行。

   游行队伍中有大幅漫画，画了一条大蛇，头是斯大林，蛇身盘在东北地图上，标题大字是“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宣言》，《告世界人士书》，《对苏联抗议书》等文告，呼喊“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反对苏联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国主义”，“苏联应切实实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不能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同时，反动分子夹杂进去一些反共反民主的口号。

   在复旦大学，先是东北同乡会召开座谈会，讨论苏联侵犯中国权益的问题。一些同学提议，督促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组织游行队伍。多数理事都不赞成用全校学生的名义参加这次游行，把这项提议否决了。要求游行的同学就采取另一种方式，通过各系的干事会组织，争取用各系联合的名义游行。于是，各系学生都发生了赞成游行和反对游行两种意见的争论。

   有些系通过以全系的名义参加游行了，也有一些系未能通过。东北同乡会又出面串联，在校方和三青团分团部支持下，在大礼堂召开大会，以爱国主义相号召，动员同学们参加游行。一些人痛哭流涕，一些人慷慨激昂，形成悲壮气氛。最后，大部分同学以各系集体的名义参加游行，也有不少同学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一些教授也参加了。从北碚到重庆市内，八十多公里，大部分人半夜起身步行，一部分人乘车坐船，22日上午都赶到了。新闻系的曹亨闻教授，与同学们一起步行前往。除了极少数特务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就大多数同学和这些教授来说，确实是怀抱着满腔爱国热情参加这次游行的。也有少数人回来以后说是被裹挟去的，参加以后并不积极，只是去逛了一趟大街。

   复旦大学校园里和夏坝上的茶馆里，平日熙熙攘攘，22日那一天，冷冷清清。当时全校两千来人，没有去参加游行的大约只有二百来人。这二百来个同学，一时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由于距离红岩较远，复旦新青社核心成员未能及时知道南方局领导人提出的应该参加游行的意见。他们只是按照自己从某些书本上得来的成见，认为对苏联的一切都不应反对，没有把多数群众的爱国热情与少数反动分子的“项庄舞剑”加以区别。结果，使自己相当尴尬。本来和同学们的关系相当融洽的，这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回到学校，都板着脸不搭理没有参加游行的同学。没有参加游行的顿时陷于苦恼之中，不知道怎样才好。

   过后，许多参加游行的同学知道特务暴徒趁学生游行的机会捣毁了两家最积极地宣传政协决议、呼吁和平民主的报馆（《新华日报》、《民主报》营业部），非常气愤。中央大学有35名同学写信给《新华日报》说：“新的血案，暴露了反动派阴谋的毒辣。他们想利用纯洁的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发动全国性的排外主义。他们打着反苏反共的招牌，来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案，来打击民主运动，来破坏刚刚形成的国内团结的局面。”又说：“我们对于周恩来先生因贵报被暴徒乘机捣毁而发表的谈话是极为拥护的。我们爱祖国，却反对阴谋家利用我们这种纯洁的爱进行他们反民主、破坏邦交、破坏团结的阴谋……”

   成都、乐山、昆明、西安、南京、上海、北平、广州、武汉、南昌、开封等地的青年学生中，在东北苏军问题上，都发生激烈争论，结果多数同学在爱国精神鼓舞下参加了游行。而少数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则从中“夹带”私货，进行排外和反民主的煽动。成都、西安等城市学生游行中，也发生了暴徒乘机捣毁宣传和平民主的报馆的丑恶行为。而许多学生因此醒悟自己的爱国心被亵渎了。

   当时只有一个大学的学生是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决议不参加反苏游行的，就是仍在成都尚未复员的燕京大学。还有陕南一个大学的学生把这次游行改变了性质，成为爱国民主大游行。3月4日，当时在城固的西北大学多数学生打出“护权爱国”的旗号，浩浩荡荡地游行，喊出的口号是“反对一切外国侵略”，“外国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维护政协决议”……专制统治者调动大批军警包围和占领学校，残酷镇压学生。大批学生被抓捕投入监狱，一些学生被迫星夜逃亡而被登报通缉。这些都未能使学生就范。他们为了争取起码的民主权利，进行了将近两个月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舆论压力下，陕西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6月1日宣判：西北大学在押学生判刑一年，缓期三年执行，准予分别取保释放。

极端反动势力利用学生游行挑衅

   《新华日报》、《民主报》两报营业部先后被特务分子捣毁的情况是这样的：

   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游行主席团领头的大队已经过去，落在后头的队伍已经是稀稀拉拉的了。这时候，反动派预先在附近埋伏的一群特务分子一涌而出，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当时，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坐着汽车跟在游行队伍之后，停在民生路，显然是在暗中指挥。一群暴徒窜进《新华日报》营业部，发挥打砸抢的本领，从一楼打到四楼，砸毁门窗桌椅，杯碗炉灶，撕毁书籍报纸，累积盈尺。他们还把这些毁坏的东西扔出门窗，铺满一段大街。来不及疏散的人员横遭凶殴，身负重伤。相距不远，民主同盟的刚刚发刊22天的《民主报》，门面也被捣毁。当这些特务分子行凶的时候，学生游行队伍已经自行解散。

   事件发生的当天，中共代表团就此事写信给蒋介石，述说了特务暴行经过和《新华日报》设施被毁坏、人员被殴伤的情况，然后指出：在中国陪都森严之地，光天化日之下，较场口血案未了，继续发生今日之有组织的暴行，显系贵党内部一部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派，企图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协商会议之阴谋活动。凡赞成团结民主之人士，在阴谋分子与特工人员淫威之下，生命与自由毫无保证，民主政治谓何？盟国团结谓何？堕国家之威信，置钧座庄严之诺言于何地？最后，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组织，道歉并赔偿损失，保证此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

   当天晚上9时半，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明。他说：“这次有组织的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显然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希望相违背。把战场上的挑衅移到陪都城市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他说，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的神圣事业奋斗，决不因这类反动阴谋分子的挑衅而退却。他在声明中提出三个“分开”：第一，应该把爱国和排外分开。对于爱国，求民族独立，我们坚决赞成、拥护。但不能引导排外，因为今天要国际合作。第二，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的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我们懂得，随时在制造阴谋的是特工的头子，与纯洁的学生无关。第三个区别，我们还懂得，这个阴谋也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想挑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愤怒，好造成更大事件，来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但是这种企图，只能使事情发生波折和顿挫，而不能取消中国的民主事业。他还指出：捣毁新华日报事件和较场口等事件，都是一个来源。“我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和负责的态度。这件事情，是在考验政府有无决心与各党派合作，有无决心负责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有无决心使中国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我们对此次事件要求政府负责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今后的民主秩序。”人们注意到，他肯定地说这次游行是学生的爱国运动。

   次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和他给蒋介石的信，并且对这次学生游行作了正面报道。大标题是：“沙磁区万余学生昨日举行游行”，副标题是：“特务暴徒趁机捣毁本报及捣乱民主报”。文中详细记述了学生游行经过的路线，以及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宣言》等文稿的情况，记述了游行的学生们喊的一些爱国口号。当然，也述说了“游行队伍经过本报门市部以后”暴徒捣毁门市部的情况。在同一版上，还刊登了游行主席团的负责声明，说明《新华日报》被捣毁，是在游行队伍离开20分钟以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分子有计划的蓄意和阴谋。”坚决要求政府当局：1，立即采取坚决步骤，制裁反动阴谋分子，解散特务组织。2，严惩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之肇事祸首，赔偿一切损失。3，政府及地方的治安机关保证陪都治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同一天，《大公报》也报道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并发表社评，措辞谨慎地说：游行的学生爱国热情昂扬是好现象，也是很理智的；有些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暴行，则是不理智的。“假使其中竟有策动者，那非但不理智，而且近乎阴险了。”社评指出：“在大众热情高涨之中，也会助长顽固分子的气焰，发生夹带的流弊。”

   同一天，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政协会以后发生一系列暴行，较场口等事件的祸首尚未惩办，《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所办的《民主报》又被暴徒捣毁，“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显为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之成功。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设我公竟不之知，则人将谓其不明。”他要求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两报的主使人，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在广大民主力量的压力下，专制当局被迫让重庆地方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到4月5日宣判，把凶犯一干人判处有期徒刑。自然，对幕后策划主使者则未予追究。
 
进步青年学生的尴尬和检讨

   当东北问题引起反苏游行的时候，进步青年学生大都一时不知所措，不能像周恩来、王若飞那样认识和对待，以致处于相当孤立的境遇，相当被动。这是为什么？他们之中一些人在苦涩中做过一些反思，可是总觉得不明不白。

   3月初，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等一伙人，在当时到重庆的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帮助下，做过一次检讨。他们当时认为，这当然有形势变化的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检查，是自己“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间同学”。更重要的是，“没有及时把爱国主义旗帜举起来”。冯文彬对他们说：中国学生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一切有爱国心的青年团结起来。

   当时的检讨还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未能认识到，苦涩的孤立，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在理论思维方面，深深地陷入了苏式教条主义的泥潭；对现实的苏联的认识，有极大的盲目性。当时进步青年阅读的一些所谓进步的理论书籍和介绍苏联的读物，与其说是提供了科学的原理和实际的知识，不如说只是传播了一种形而上的“信仰”。他们毫无疑问地而且十分乐意地全部接受了，只因为，专制统治的现实太黑暗了，周围的空气太令人窒息了，而这些读物，为他们描绘了一幅他们向往的未来世界的图画，适合于他们改造现实的渴望。他们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圭臬。既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第一阶段”，这“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的新社会，当然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在他们的心目中，苏联就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圣地”，人民幸福，一片光明。他们深信苏联歌曲中所歌颂的：“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1946年2月1日，政协会议闭幕次日，旧历除夕之夜，乐山武汉大学“文谈社”社友们欢聚到天亮，又乘船到岷江对岸坐茶馆，谈“梦”：梦想联合政府，梦想心灵解放，特别梦想“苏联的民主”，认为只有在苏联那样“思想自由”的地方才能产生许多大作家。他们哪里知道，苏联的实际情况，那里的统治者是尽力遮掩和粉饰，不让世人得知的。

   一代进步青年就在这种相对蒙昧的状态中思想着、行动着。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二二二”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死教条的蒙蔽使他们对东北的现实失去了判断能力，在这方面还不如中间群众。而他们却把多数群众主动的自觉的爱国主义行动一律看成“盲从”，认为统统是“受谣言蒙蔽”，是“被反动分子拉过去了”。甚至，在当时，即使他们知道了若干真相，也会想出种种“理由”为苏联辩护。

   还有一个实例：那时候，成都一些进步青年曾找一些中间同学谈心，解释，说服，希望他们不要参加反苏游行，可是收效甚微。这些中间同学几乎对进步同学的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甚至根本不愿意听。当时在华西大学的贾唯英后来回忆：“那时候，我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同我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上也倾向我们，参加过一些民主活动。反苏游行前，她却热心地为游行队伍绘制反苏的东北地图。我问她：张莘夫事件你相信是真的吗？她反问：不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是假的？一句话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又问：谁最先帮助我们抗战，不是苏联吗？要不是苏联出兵东北，日本会这样快就投降吗？她激愤地回答：不管那些，那是过去的事情；今天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反对！我说：所谓侵略究竟是不是事实，你想过没有？她说：报上登了那么多事实，你没有看见吗？我说：看见了，可都是造谣。她说：你怎么能证明都是造谣？反对苏联侵占我国主权的同学这末多，她们都是没有脑子的？——谈不下去了，不欢而散。”

   事实说明，当时多数群众参加反苏游行是正义的行动。而反动势力借口东北苏军问题兴风作浪，企图挑起事端，借以破坏政协决议，则是不得人心的。

斯大林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

   当初，在1945年8月苏军向东北挺进的同时，中共领导的军队也坚决而迅速地向东北进军，与原先在那里的东北民主联军会合（后来统称东北民主联军），配合苏军，消灭日军和伪满的残余。苏军一度默许中共军队以东北人民自卫军名义占领沈阳，成立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外国通讯社纷纷报道此事，美国就向苏联交涉，指出这违背了美英苏三国的协议。9月15日，苏方派飞机送苏军代表和在沈阳的中共军队负责人一起到延安。苏军代表向中共中央说明，按照苏军统帅部指示，苏军不能支持中共军队，已经进入满洲的八路军必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还说，苏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

   此后，苏方就宣布把中长路沿线和城市全部交给蒋方行政人员接收，有苏军之处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并表明苏军司令部严格遵守中苏协议，不给中共部队任何帮助。甚至宣告：如果中共军队在这些地方不肯撤离，就要动用坦克驱逐。从12月下旬起，国民党行政官员先后接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但苏军不向国民党军队交防。当时苏方认定，他们按照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东北取得的“优越权益”，要靠蒋方保证；他们不愿意在东北发生军事纠纷，不愿因此使美军进入东北。但也不同意蒋介石派过多的军队进入东北。

   中共方面当时也接受这样的现实，军队从沈阳和其他城市撤出，分散在苏军没有占领的地区。但同时派遣大量干部，包括许多主要领导干部到东北，在没有苏军的地方，在远离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

   1946年1月，政协会议举行，国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东北问题成为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坚决不肯与中共谈判东北问题，因为谈判就等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存在是合法的，苏军就也可以让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任何地方。美国由于有雅尔达协定的约束，不能在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地方进行国共之间的调解。苏联受中苏条约的约束，也不能在国共之间担任调解人。东北陷于僵局。

   1946年3月1日到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极端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以CC系为代表的所谓“革新派”，与主战军人集团结合，在会上对国民党代表参与制定的政协决议群起咒骂，直截了当地要求蒋介石“临崖勒马，另行途径”。正是反对政协的这些人，在学生爱国反苏游行中另有所图，并指使特务暴徒打砸抢新华日报馆和民主报社，企图借此破坏政协决议。原先主持政协会议做出决议的蒋介石也反悔了，竟然使二中全会通过了否定政协决议的决议，回到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的老路上。

   反苏游行的大规模发生和国民党内的动向，引起了苏方的警惕。特别是蒋介石政府迟迟不愿就东北经济合作与苏方商谈，使苏方认定不可能靠国民党政府保证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这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冷战的格局开始形成。1946年3月上旬，美国国务院发表备忘录，要求在中国东北“机会均等”，反对苏联与中国共同管制和经营东北境内的工业企业。国务卿贝尔纳斯甚至一度宣称中国东北属于麦克阿瑟元帅辖区。苏方认定中国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绝不能让美国染指。当时，九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占据北平、天津、秦皇岛、青岛等地，美军用飞机、军舰运送54万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华北，3月19日又给国民党政府派了军事顾问团，帮助他们发展现代化武装部队，并提供大量军火、装备。这些不能不引起苏联的反应。

   苏军驻中国东北总部对反苏游行中喊得很响的“苏军撤出中国去！”的口号作出了回应，2月26日发表从中国撤退的声明，说明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求苏军缓撤，而苏军已经重新开始撤离，完成撤退的日期当不迟于驻华美军的撤退日期。

   苏军的撤离，给了中共军队以行动的自由。3月间苏军在即将撤离的时候，就建议占领了东北许多农村地区的中共军队可以在南满铁路沿线“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军撤出后夺取长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当中共军队向长春进军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又要求苏军缓撤，苏方拒绝了。显然，斯大林把确保雅尔塔协定给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优越权益”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中共方面了。

   就在学生反苏游行前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会议上多次商讨东北问题。3月27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了停止东北军事冲突的协议。可是，3月末4月初，蒋军不顾在马歇尔斡旋下达成的东北停战协议，继续向中共军队占领的本溪、四平等地大举进攻。

   4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东北局势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内战状态，再次抗议美国大量输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特别声明东北民主联军有充分权利接收东北主权，接防苏军撤退的城市。

   苏军撤走以后，4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就向长春进军，18日占领长春。在这期间，《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可耻的长春之战》。大概意思是，按照中苏条约，长春已由中央政府派行政人员接收，共军不该抢占。按说，东北民主联军从九一八以后在东北坚持抗日14年，艰苦备尝，出关的八路军也是中国抗日军队的一部分，而且已经和苏军一起战斗消灭不肯投降的日伪军，不让他们接收原先日军侵占的城市，也不能认为是公平的吧？苏联为了在中国东北获取“优越权益”而片面支持蒋政府接收，蒋政府为了抗拒自己的同胞进入东北而把中国的许多权益拱手送给苏联，这种交换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吧？中共领导人早就为此憋着一肚子气，参加政协的中共代表团看到这篇《大公报》社评更加愤愤然，特别不能忍受“可耻”二字的刺激，决定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予以回应。由陆定一执笔，写了一篇《可耻的大公报社评》，4月18日见报。可是，大概由于在气头上，这篇社论的措辞也太过火了，斥责大公报社评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以便从法西斯和刽子手那里讨得一点恩惠，舔一点喝剩的血，嚼一点吃剩的骨头。”而且说“2月里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策动反苏反人民的反动游行，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公’的大公报，首先在社论上大肆反苏，做法西斯进行最残暴无耻的特务暴行之先锋。”从2月13日《大公报》社评来看，再对照2月23日《新华日报》对学生游行的报道和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来看，4月18日《新华日报》这篇社论实在是冤枉了《大公报》及其社评的作者，也歪曲了2月22日重庆学生游行的性质。这与周恩来一贯对待《大公报》的态度大相径庭，与他对待“二二二”学生游行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大公报》社评把合情合理的事情说成“可耻”，固然不对，应该摆事实讲道理予以批驳，可是，怎能这样不顾事实地破口大骂呢？（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就翻印了这篇社论作为令箭，到处揪“大公报一小撮”。王芸生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费力气了，当时《大公报》的“反苏”社评，是我一个人写的，与其他人无关。）

   1946年4、5月间，国共双方为攻防长春在四平街等地进行激战，国民党军队终于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式装备于5月23日夺得长春，28日占领吉林。随着苏军继续撤离，东北民主联军则于4月下旬进占齐齐哈尔、哈尔滨。此后蒋军在东北曾向民主联军举行战略进攻，到1947年4月在东北大体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1948年冬辽沈大战东北全境解放。

   斯大林则一直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念念不忘在中国东北攫取“优越权益”。1954年12月，周恩来同即将出使苏联的刘晓谈话，说要在中苏关系上给他交个底。他说，1948年斯大林派人到西柏坡，要求中共“停止内战”。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苏联大使按照斯大林的意旨随同前往。斯大林总是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我们全国解放了，1950年初在莫斯科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那里耽搁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气，就因为斯大林还是害怕我们触犯雅尔塔协定。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才签订了这个条约。本来规定苏联应在1952年以前撤退驻旅顺口的海军，后来由于朝鲜战争，延期撤退。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到中国来的时候又要求让苏联海军继续留在旅顺港，中方拒绝了。这才最后结束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附记〗

    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毛泽东规定“右派”的6条标准之一是“反苏”。1946年曾发表反对“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声明，全国解放后留在大陆的人士，多被戴上“反苏”的帽子，划归“右派”，整得很惨。当年参加过反苏游行的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难逃厄运，即使得以幸免的，也被认为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起初也是被定为“反苏型右派”的，因为他除了老账以外，1956年还应《旅行家》杂志社长、原《大公报》记者彭子冈约稿，写了一篇《旅顺小记》发表了。其中提及：看到1904年日俄两军激烈斗争的堡垒，想到沙俄固然失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终于也未能幸免。“殷红的鸡冠山石，像火似地点燃着侵略者的血迹。”批判者说这是含沙射影，讽刺苏联。这就成为“反苏”的新罪证。毛泽东保护他“过关”，他才得以免于一劫。（据说，毛保护王，是由于认定王对他怀有好意。1945年秋天国共重庆谈判后期，王芸生敏感地看到内战阴云正在密布，曾由衷地为毛的安全担心，特意拜访章士钊，提出应劝毛“走为上”。于是，由章士钊把两人的意见向毛当面提出。）“反苏”这个型号的右派帽子不能空放着，只是给一些小人物戴上不足以显示警戒力量，后来落到了龙云头上。当然，还少不了王造时。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很艰苦的时候，苏联却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公然承认“满洲国”，“七君子”为此联名写给斯大林的抗议信，就是他们共同商定，由王造时执笔的。

   到了60年代，报刊上连篇累牍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而对1946年2月人们同样的举动却长期仍然作为一种罪状未予平反。在“文革”期间，更是一边大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边迫害早年参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人们。何其荒唐！

   什么时候才能对这有一个正式的实事求是的说法呢？

2006-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