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在座的有不少是搞自然科学的，和科学家一起谈科学精神，让我有诚惶诚恐的感觉。从大学开始，对理工科的学生，我们就自然高看一等的，因为文科要转理工科转不了，而理工科转文科是可以的，多修一些学分就可以了。1949年，我是清华大学外文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为了回避思想改造，就想转理科，因为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我就去找叶企孙先生，当时他是物理系主任和教务总长，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想学理科，要重新再考大学一年级。于是这个转系的想法就放弃了。

    首先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会议的主题“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我很同意冯培恩先生的意见，说把科学注入文化，就等于把科学和文化变成两种东西，而实际上文化本身应该包括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可以这么说，因为那是两种学科，但文化怎么能够没有科学呢？所以说“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就好像文化本身就不是科学一样，这个有点逻辑问题。

    我们大家今天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为了献计献策，首先就是要自己搞清楚，交流交流，悟出一点道理，提高一下自己的智慧，然后想想怎么拓展一点空间，尽可能发出一点声音，做一点事情。

    就我个人理解，科学是一种精神。我们现在常常把科技联系在一起，但科学不是技术，技术是另外一回事。多年来，科技总是放在一起的，但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自然科学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有的领导特别实用主义，什么有用就重视什么，没用的就撇在一边了，所以，某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得到特别高的待遇，其他搞纯理论研究的人员就不是这样了。

    我在想，什么不是科学精神呢？什么阻碍科学精神呢？一是泛政治化，二是高度实用主义。科学就是追求真理，但真理不一定立刻有用，或者说不一定马上符合你的需要，也可能刚好和你的利益相反。为了政治需要就不讲科学，不讲真理，这就是泛政治化。这种东西我们深受其害，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科学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高于一切，坚持科学精神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好一点，有些地方一加一等于二你总不能非得说是三，所以总有一些被承认的东西。但是在特定的年代，为了特殊政治需要，反科学的说法、做法比比皆是，这个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不必多说。总的来说，泛政治化是科学精神的一大障碍。

    再一点，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把人的生命放在一切政治考虑之上。当然我们现在好多了，这与开放、和国际接轨有很大关系。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前的70年代，凡是发生空难，假如没有外国人，是不公布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飞机好像从来没有失事过，后来才知道发生过多起空难。有一次失事飞机上有个外国人，就不得不公布了。所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人的生命并不是最宝贵的，而政治影响是天下第一的事情。2003年“非典”发生的初期，就是把政治考虑放在科学和生命之上，好在后来纠正了，采取了科学的态度。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一起灾难，首先考虑的不是调查原因、追究责任，怎么样亡羊补牢，救助受害者，而是统一宣传口径。这是不少官员的做法，而且越到基层越强烈。

    我认为在中国文化里面确实缺乏追求客观真理的传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布鲁诺与方孝孺之死》，比较他们为什么死。两人都死得很壮烈，很有骨气，为他们所坚持的原则而死，但布鲁诺坚持的是日心说，是与现实利害无关的真理，方孝孺坚持的是朱家朝廷谁当皇帝的问题。这就很说明问题。中国文化对人际关系很重视，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伦理关系，但是缺乏一种对跟当前现实没有关系的抽象真理的追求。我虽然对国学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从小念了那么多中国的书，我看来看去，看不出一种这样的求真，跟现实生活、人际关系以及朝廷兴亡没有关系的一种真理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李约瑟先生也许对中国太友好了，他写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史，就是不敢承认中国传统中缺乏科学精神。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古代的确有很多辉煌的发明，比如我去四川看都江堰，我觉得伟大极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发明都是点点散落在那里，就不能总结出来一套理论体系，从此再上一个台阶呢？这和欧洲科学发展史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其他因素（例如社会制度）外，就缺乏一种追求抽象真理的精神。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科学精神也开始进入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五四”有很多缺点，这是肯定的，也不能够求全，但是纵有千般不是，“五四”至少看到了两个精髓——民主与科学，这是从传统里面挖掘不出来的，一些人到现在还不肯承认这点，这也是不讲科学。有人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但是有科学，但是我们重视的还是科技而不是科学精神。

    所以，你们杂志叫《民主与科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讲科学精神就要讲逻辑。现在理论界的很多说法，就不太合乎逻辑，经不起仔细推敲。比如，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本来社会主义思潮之兴起就是为了平衡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但是，当有人指出我们现在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另外一种说法就出来了，说因为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原始积累”的过程，200年前的英国，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社会不是贫富悬殊么？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把大前提偷换了概念，你到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啊？社会主义本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高级阶段，怎么还“原始积累”呢？这个完全不合逻辑嘛，但是现在不少人都在说，包括一些很有学问的学者，都在这么说，一说优越，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一说弊端就与200年前的英国比。我想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把这些逻辑搞清楚，这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关于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刚才说，整个文化里应该包括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科学行为里还应该贯穿人文精神，因为科学发明不一定造福人类，而常常会祸害人类，且不说武器的日新月异，比如说把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如果化学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三聚氰胺掺进牛奶里。所以，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就有人大声疾呼，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已经超过自律的能力，科学就会变成放出去的野马。让科学怎么造福人类而不是造祸人类，这就需要与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所原所长）

原载《民主与科学》杂志2012年第1期

原载《往事》第一百一十四期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出刊

《往事》编者的话：本文是胡耀邦外放陕西主政时的一篇讲话。时值社教中期，毛刘关于运动性质之争在“二十三条”里已经表面化，毛以“两条路线斗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否定了刘“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判断，并开始纠刘之“偏”。而陕西，恰是刘少奇掌控之西北局辖地，胡耀邦的履新其实就是履险。
    自“桃园经验”以后，面向基层的四清运动日益严酷，西北局更是变本加厉，左风劲吹，百业萧条，人人自危。对这样的局面，胡耀邦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全盘推翻，只好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唯如此，还要时不时把毛的话祭出来助阵。
    在当时的背景下，做到这些，已属不易。十几年来，执政者疲民殃民运动不断，苛是常态，宽是例外。四清运动，从根本上说，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整肃，无论目标向上或向下，都是又一轮的苛政。非但不能缓解，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胡耀邦显然没有扭转乾坤之力。
    即便如此，陕西的干部群众依然感念胡耀邦——一个胸无城府、与人为善之人，一个体察民瘼、实事求是之人。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行了善政，松绑减压，化解戾气，解放干部，与民休息，恢复生产……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捅了马蜂窝： “解放干部”不就是要翻案吗？你要是对的，那整人的人不就错了吗？进而言之，四清运动不就错了吗？“与民休息”和阶级斗争背道而驰，“恢复生产”与“民主革命补课”也不相符。胡耀邦的所作所为，未得毛刘任何一方的“中央精神”神髓，哪边都靠不上。更何况这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怎么能容你这么横插一杠子？
    结果是干一百天事，挨一百天整。直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好在有人救驾，才捡回了一条命。对比后来那次“生活会”又是何其相似！

    胡耀邦这次外放陕西，有人认为是功绩，有人认为是前科，这且不论，就说他这次陕西的“百日维新”和改革开放后的主持新政，倒是有线索可寻，且一以贯之的。至于两次的结果，要说是命，那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而是这个党的命，这个国家的命。
    时至今日，似可认清“四清”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都已证明“左”的暴政的根子，并非只是认识上的“指导思想”，否则，只要“右”一点即可摆平。耀邦在“四清”中做了，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做得更卓有成效，但最终都功亏一篑，连命都搭进去了。历史说明，“左”的暴政的根子应在于体制。只有改制——铲除专制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治，才是沧桑正道。


（注：本文是时任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胡耀邦，在陕西省委工作会开始时的讲话。）

守一同志让我提前讲一点问题，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加班加点想了一下，有些问题没有想清楚，来不及和常委同志商量，因此，只能讲个人的意见。

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一个时期对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看法，点上也好，面上也好。第二个问题，要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搞得更好，最根本的一环是什么？就讲这么两条。

一、对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看法

对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全面的看，要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要肯定一切，又不要否定一切，不要绝对化。还是文件上的八个大字：“肯定成绩，克服缺点”。这个办法就是一分为二。毛主席号召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我看，我们对这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究竟成绩大还是缺点大？还是毛主席几年来经常讲的：就全党来讲，任何时候，我们的成绩都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二十三条”是这么说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所以我讲，全党全国来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

我们陕西前线的情况如何呢？我的意见，成绩也是主要的。我很注意榆林专区同志的意见，米脂、吴堡、神木的同志说：“当前的形势很好，歪风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单干风基本上煞住了。传达贯彻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以后，干部革命积极性有了提高；秋冬的生产劲头大，征购任务完成得好。吴堡县反映有几个公社一个秋冬完成了全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有的队现在还在打坝，农村的业余学习，文化活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成绩他们是充分肯定了的。大概别的组也把成绩充分肯定了。肖纯同志给了我一个材料，对前一段工作的估价，成绩很大，归纳成六条：第一，初步发动了群众；第二，涌现了一批骨干力量；第三，发现了不少问题；第四，解决了一批问题；第五，抓了生产，促了生产；第六，锻炼了一批干部。关中运输公司，去年第一季度亏损了二十七万，社教以来，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两个月不仅弥补了以前的亏损，年终还上交利润五十八万元。这一条，我的意见，要大表扬。不是说将功补过？（守一同志：报纸登第一版。）登第一版。过补了还有余了，把过补了还超过了，那还不登第一版哪？还有八八四厂，建厂以来年年没有完成任务，去年前三季度也没有完成任务，十月开展社教后，经过工作组发动广大职工抓生产，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计划百分之三十以上，从而第一次完成了全年计划。今年元月产品、产值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又作了开门红。没有搞加班加点吧？可要注意哟。（守一同志：这可以充分看出社教的威力。）成绩我觉得讲够有好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哪里来的？一条是中央的既定的方针政策。第二条是西北局的领导督促、帮助。第三是大多数干部坚决积极响应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这个号召。我说这么讲好，因为可以鼓舞广大干部，可以肯定广大干部、广大积极分子干革命的积极性。就全省来讲，这个成绩要充分肯定。这是一分法。

另一分法，有没有缺点？我说肯定有，这是实际工作中间产生的一些缺点，有些地方可能大些、多些，有些地方可能小些、少些，要作具体分析。全省来讲，我的意见是这么两句话：“实际工作上有缺点，思想上的缺点大于实际工作上的缺点。”实际工作上产生的缺点有哪几条或者叫主要有哪几条？我没有想清楚。我的意见，请大家摆一下，有啥说啥，归纳清楚，我觉得有好处。有的同志把大家意见初步归纳起来有五个（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受到了损失的）：第一个“双开”，“双开”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急了一些，多了一些，有些可能重了。我们是六百六十三（有人说：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三哪六百六十五？这是一条。第二是矛盾上交多了一点。就是打击坏人四千二百多，可能里面有些可抓可不抓的，特别是抓了一百六十多个干部、教员，还抓了三百多职工，两项一共四百多，主要的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抓的。因此，矛盾上交的多了一点。第三是点上、面上（包括面上夺权的地方）斗争的面、打击的面偏严、偏宽，有些地方有点乱。我很注意刘端芬同志（省委宣传部长）关于文教部门的发言（咸阳组的第二号公报），讲了很多中学的小学的问题。文化部门要搞文化，搞“武化”太多了不行。文化部门那么集中，那么敏感，青年人又多，这个材料值得注意。希望各组再看看这个材料，我不好念。现在地富出身的学生很孤立，“小地主”、“小富农”也叫起来了。有好几个县，还提出在学校各个组织中树立贫下中农学生绝对优势。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三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你又没有看见人家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反宪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怎么能这么干？同志们，苏三起解那个沈雁林都不敢这么搞嘛，他还要勾结县长干 嘛，我们有些人可以私设公堂，那是达赖的办法，达赖是个官嘛。这个不行，这样要搞乱的。我讲的很严了，但是他已经搞了，你们区别一下，也不要搞得他们又紧张。现在这个话也很难讲喽，轻不得，重不得。第四条，贫下中农开会，要求贫下中农代表要求得很不适当，对广大群众伤了感情。第五条，由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政策交代得不好，还死了一点人，多死了一点人。完全一个都不死，恐怕困难喽，我的意思是死的多了一点，我们全省死了两百多吧，（守一同志：点上）面上呢？（守一同志：面上没有统计起来）合起来有没有三百呀？（守一同志：有）三百，多了，两百也多了，一百也多了。同志们，死人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一下。他命都不要了嘛，表示他绝望了。主席为什么讲给出路呢？“给出路”那三个字讲得好，如果人相信他有出路，人们会给他出路，他就不会死了。把面上也统计一下。我觉得实际损失还不算大，因为就是这五个数字嘛，死三百，开除六百，捉了四千，斗的面多宽？可能也有千把了，还有，贫下中农伤了感情的可能也有几千喽，恐怕三四千，心中有数，就是那五个数。我们是两千零七十万，所以，实际上损失不算大，现在还不算大，这个估计恰不恰当？好在我们搞的面小，后来还收缩了一下子，还有些地方还没有开始动手，剑拔出来了，拔剑张弩，还没有开始交锋。

但是，思想上的偏差，我觉得大于实际工作上的偏差。再进一层分析，思想的偏差是什么？我看主要是两句话：叫出现了一种认为大多数干部不好，都要换，都要斗；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不能依靠，或者叫实际上不能依靠。一个群众，一个干部。这种想法，我说是很危险的想法。这种想法，如果再发展下去，发展几个月，或者三个月、半年，我们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我们实际工作中，就可能采取一个冒险政策。冒险，也是主席过去讲过的话，产生冒险政策，可能使大好形势受到严重的挫折。我想，如果发展下去，要脱离群众，要引起混乱，就要使大好形势受到挫折。所以，有些同志有忧虑，（守一同志：忧虑——担心）有些同志看出这个问题来了，我说是对的了，是不能责备的了，他想事情嘛，他开动了脑筋嘛。那么，正是在这么个关头，毛主席，毛主席他早就看出来了，他为了打通大家的思想、老是不放大家走就是了。他开始第一次讲话，第一天（就是十二月十四号）就提这个问题。说是不是一手发动群众，一手教育干部啊！许多高级干部没有听他那一套。因此开这次工作会议一步一步打通我们的思想，开了一个月，一次比一次严。同志们，主席英明伟大呀！在关键的时候，实际工作上已经出了点偏差但还没有出现大偏差的时候，就来教育我们。我看这也是主席的领导艺术。在实际工作中，你们尝到一点苦头，但是又没有出大的偏差，赶快开会，这是最好的教育人的办法，最有说服力。所以，我们不要埋怨，将来我们一想，晓得我们这一段还有缺点，还有危险性，对我们许多好干部有教育作用。有两面的经验，有正面的经验，有反面的经验。这反面经验，在一定的意义上讲，那是很有说服力的。主席英明在这个地方。针对性我看也在这个地方，就是要防止“左”。同志们讨论时不是说“二十三条”有伟大的意义吗？我看也在这个地方。昨天，中央决定，“二十三条”采取印成布告的办法，每个支部两份。“面上的工作指示”就不会要了的。昨天，我们副秘书长连夜就印，大号字派排（守一同志：每一个大村子都可以贴到）公开贴嘛，怕什么。你不是讲放手发动群众嘛，依靠群众大多数嘛？你们又不依靠啦，你那个理论和实际连不起来。这个办法好啊！

同志们，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为了泄气，目的是为了我们坚决而清醒地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健康地发展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二十三条”上讲的：“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省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上，产生这么多缺点，特别是思想上产生这么多缺点？我说也是两分法，一个是我们坚决积极是好的，头脑不够清醒是不好的。形象的说法，我们坚决是够了，清醒是不够，坚决有余，清醒不足。主席经常告诉我们，不但要有坚决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有科学分析，做冷静的促进派。这个话，我们现在看起来很重要。我把你们催得紧，催得急，你们就挡不住，不敢挡。我的意见，现在要抓住一个标兵，抓往延安的雷德盈。他讲了两句话，他不同意延安前几年社教基本上打了败仗的提法，不同意以反右为纲。这个话是对的。我说因为他讲了这两句话，我们这次会议要树立这个榜样。同志们，这个好啊，在这个风头上敢讲这两句话，不容易。一九六二年，大家都讲一片黑暗的时候，只有军队罗瑞卿、韩先楚、杨得志、许世友讲了不同意见。我听主席那个话听了十几遍了，他抓住这个重要关头表扬他们几个人。我说这个责任不怪你们。 因此，我同意澜涛同志讲的，这个时期发生的缺点，下面不要检讨，由西北局、省委负。（赵守一同志：主要是省委的责任）绝对不要层层检讨，由西北局、省委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因为我们指导思想上，一个时候不大清醒，你们挡不住嘛，你们也不敢挡嘛！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对省委也两分法，一个还是坚决革命的，还有几个暂停，不管怎么样，我看还是对的。抓人上除了现行犯以外，暂停一下；夺权暂停一下；“双开”停下来。还要说一下，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他们。“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成监视，不要当犯人看。如果我们交代了你们没有办，将来我们可要抓你们的辫子哟。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家。怕什么呢？我们对康泽就放假嘛。（守一同志：春节给他们放假，“二十三条”给他们看）其中有情节不同，有些还没有查清楚。就是犯了错误，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嘛！“啊哟！妈妈，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过年呀？”他妈妈说：“你爸爸呀，那些革命积极分子不许他回来呀！”这就把孩子得罪了。比如他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岁，过年的时候会问：“我那个娃娃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啊？”她媳妇告诉她：“你的儿子犯了错误了。”“犯错误不好，承认嘛！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呀？”你看看谁都不同情，人民不同情，老太婆不同情，娃娃不同情。同志们，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允许美国战犯家属来探亲，还给他住北京饭店。这是他家属的问题，不是他本人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要想清楚，有付清醒的头脑。（
薛焰同志：机关干部过年不要回到社教的地区去，这一条是不是也开禁？）取消。机关干部过年不要回到社教地区去，这一条要取消。我们到处搞隔离，我们把他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什么大好形势，一手大好形势，一手凄凄惨惨。哎，我讲得过分了，我是说必须纠正这个办法，这种办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我们思想上发生这么一些偏差？有些同志说，我们有片面性，有些同志讲，我们不敢说、不敢顶。我看情况不一样。片面性这个东西是难免的，你说我们这些同志完全没有片面性？我这个人的片面性很多，今天的话里就有很大的片面性。片面性也有大、中、小之分。你说不敢说？你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在省委挨斗，你写到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我说，我们避免犯比较长期的、比较大的片面性。办法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片面性犯得比较大呢？两三个月还不觉悟呢？三四个月还不觉悟呢？或者一年还不觉悟呢？根本原因，没有吃透两头，一头吃透中央的、主席的，一头吃透情况。最主要是要吃透主席思想那一头。真正对主席的思想有个全面的了解，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大片面性、大偏差我看可以免。因此，我说我们还是对主席的思想系统了解得不够，坚决按着主席的思想办事的信念还不够，我觉得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最关键的问题。

一、下最大的决心，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

要下最大的决心，按主席的思想办事，就是要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我加了个“坚持”，坚持很重要，单学习，不坚持不行。不是半心半意地学，而是全心全意地学；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全面领会，活学活用；不是单号召一般干部学，而是我们领导干部带头学；不是一时坚持，而是始终坚持；不是一事坚持，而是事事坚持；不是一次坚持，而是反复坚持。这就是豁出去了。学习而不坚持，我看也可以套用主席的话：等于没有学。学，而不坚持，有什么用？持，持而不坚，等于没有持。

学什么？坚持什么？就当前、一个时期来讲，主要的（我不可能讲那么全，凑嘛，三个臭皮匠……，我们这有三百个臭皮匠，大家来凑）是学习和坚持下面六个问题：

1、学习和坚持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讲：“全国胜利之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第一是国内，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是国外，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主席好几次讲，他说他讲了十几年了，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是回什么事情，思想准备不足。为什么思想准备不足？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不少同志是模糊的（有一个时期我也是模糊的），甚至很糊涂。社会主义社会是要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许多同志长久弄不清楚，我也是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不是有一个长时期吗？要消灭阶级和三个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依靠革命干部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谁？团结中农同其他的劳动者，其他的爱国者。反对谁？向谁专政？反对已经被打倒的封建阶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党的复辟企图。这一段话说矛盾的性质，“二十三条”上谈矛盾的性质，主要的是让我们领导干部（支部以上）必须讨论清楚。

民主革命时期矛盾我们清楚得很，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使我们广大人民知道社会主义时期，把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这两个口号，要做到家喻户晓。这有伟大的动员作用，使我们全党、全民有个清醒的头脑，清醒的方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势力。这就可以管几十年、百把年。

办法是什么？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我的意见还是主席在第一个“十条”上讲的话：“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改造人”。这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提得很高的。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作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处分人的目的是改造社会、改造人。惩办是为改造人、改造社会服务。毛主席在第一个“十条”中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把这些资本主义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包括犯错误的干部、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宣统皇帝。标兵是皇帝）。我们共产党的本事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这一条如果我们弄清楚了，我们不是为处分人而处分人、为惩办人而惩办人，是为着改造人，而对有些人必须采取惩办，才能改造得过来。我讲话的意思不是说不要惩办，惩办、处分是为了教育改造他，我们把这个目的、根本政策掌握住，我们就好办了。我们国家的地富反坏右，将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清理出来的坏干部，新旧合起来，一共几千万，你送给谁呀？送给美国约翰逊去？送给修正主义去？我们也送不出去。主席讲，人是最宝贵的财产，人就是劳动力，又是反面教员，留下来，改造。同志们，我讲这个话，你们不要以为以后干部有错误你们不要斗，还是要斗，斗也是为了改造他。有些人那么坏，不斗改造不了。我举个例子，武功薛固街大队支部书记康正逊、大队长陈景玉为首的投机倒把集团，几年来牟取暴利七万五千元，还贪污集体资金一万多元。如果他主动检讨，主动退赔，开那么两、三千人的大会检讨和斗争。对于一部分人用斗的办法、法办的办法，来达到改造的目的。这样我们就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

2、我们要学习和坚持主席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一分为二的思想。

“二十三条”上第二十二条：“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不要把问题“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任何事情都加以分析。主席批评的很严，批了两个批语（批徐寅生的那个你们已经看了）。过年那天主席批了一个批语，给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弃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这些人也沾了个光，看了一下。所以形而上学，不要把自己除外，谁除外就可能犯大错误。还有主席批徐寅生同志的讲话批语讲：“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同志们，这是指参加工作会议的人，我看也泛指我们的老革命、老党员。毛主席讲，霸着茅房不拉屎，这个很明确、很尖锐，也很诚恳。对任何事情都要加以分析，我们可不要搞静止的办法去观察解决问题。一条最好的办法就是领导大家往前看。许多事情，从时间上来讲无非三个：过去、现在、将来。有过去的事，有现在的事，有将来的事。我们要立足于现在，面向将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思现在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事情讲不清楚。留下来，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安康民主革命补课不是反复了好几次吗？我主张你们停下来，现在不要争论这个问题，你们要放下心来。安康的土改究竟怎么样，社会主义教育搞完以后，用事实去做结论。否则的话，你们现在提心吊胆，争过来、争过去，将来又要承认错误，又变，这个不好。我在北京听到过一个笑话，有个时期搞了个特务，头上写“特务”两个字，后来一查“不是特务”。后来又一查，“不”字加个“之”，“还”是特务。特务——不是特务——还是特务。你慢一点嘛！有些事情不要匆匆忙忙的。生产上，有些问题上，比方救灾，那你就不能慢腾腾的了。有些事，这个“有些”就要分析。有些事情没把握，有些事情有把握，当快的快，当慢的慢。什么事情可以快，什么事情可以慢，也是两分法，不要孤立、静止地看问题。最重要的是领导大家朝前看，把工作搞好，把生产搞好，这可是一分为二，实际工作上很重要的东西。要求大家把工作搞好，把生产搞好，将功补过，从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这是个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学习主席的哲学思想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往前看。主席的哲学思想很多，但是我觉得重要的、对我们实际工作有巨大意义的是这两点。

3、学习和坚持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觉得这条很重要。

主席特别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要把政策交给他们，交给群众、交给干部，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这个是正面讲的。中央就是将“二十三条”印成布告，直接交给群众，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主席讲得很严。主席一月三号有个讲话，他讲现在我们许多人不会搞群众运动。过去我们比较会搞一些，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有个压迫在前面，敌人压迫我们。他说过去几千人、万把人的煤矿，一个党员都没有，有一个就可以闹大革命。粤汉铁路一个党员都没有，可以闹二七大罢工。安源煤矿就去了少奇同志一个人，开始办夜校，办了三个月就闹罢工，反对国民党。我们过去会革命，现在搞这么多人，不会革命了。他说，我的意思一是不要孤零零地去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太多，三是不要那样去扎根串连。一下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没事就散。不是讲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吗？毛主席一九四三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讲的群众路线，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同广大群众相结合。这就是做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主席抓住了二十个材料，写出了“十条”，抓住大寨，就一般号召；抓住大庆，就一般号召；抓住我们这几个月的成绩缺点、经验教训，搞出个“二十三条”，就是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不只是群众，而是广大群众）。现在我们实际工作上没有解决什么是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个问题。我冒叫一声，我觉得这个问题点上没有解决，面上也没有解决。骨干、积极分子要不要？要，任何时候都要。领导者要依靠那些先进分子，团结、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作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人的话，情况也是他们供的，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实际上当成哑巴，当成阿斗。同志们，我很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人心惊胆跳，工作组走了以后，要出大危险。主席不赞成这个办法。究竟积极分子干什么事情，起什么作用，广大群众起什么作用，我觉得要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主席是不主张开小会的，他觉得一个生产队开会，群众脸皮扯不破，他主张几个生产队联合起来，一次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两个问题。要宣布政策，打通思想。积极分子你可以领头讲话，他讲了，你就可以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赞不赞成他讲的？群众里面
有公道的，如果他讲赞成了，但是吓得发抖，那你就要考虑考虑，那是假赞成；如果“这个讲得好，赞成！”那是真赞成。你工作组要站在旁边观察，就是调查研究，观察中有分析。有些积极分子是假积极分子，可害人哩，“我说这个，你们说是不是？”他吓唬群众，群众躲着你讲“对”、“对”，这还不应该引起你的注意？你可不能上当啊！有的群众就高高兴兴，是真赞成，“那个老汉讲得好！讲的我们的心里话，我赞成”，那就可靠了。所以，究竟积极分子，领导骨干怎么同广大群众相结合，我觉得还没解决。二、三年来，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交心的话，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方法不行。我担心我们这样做，可以把好积极分子也搞坏，搞得他们包办一切，他们将来又办坏事，把风也带坏了。他们不晓得走群众路线。我们不晓得使领导人、骨干分子同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个问题我很有意见。我今天讲话，带点情绪。我提议，我们的地委、县委，首先是省委，注意很好地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讲出一番道理来。现在我讲不清楚。但是，我考察的现在有的做法是埋下了炸弹。这不是什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积极分子怎么同广大群众结合，他怎么搞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主？积极分子不是高高站在群众的头上，而是要按毛主席说的，站在群众中间，代表群众的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特权。我觉得我们有些地区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我也可能讲冒了。就是不是主席的方法。我觉得县委以上的同志在一个时期内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研究得不好，将来四清、评审阶级，对干部都会处理不好。我的意见，按照毛主席的办法，经过调查，经过研究，经过交换意见，要交代政策，反复交代。一个大队就几十个干部。“社员同志们，你们觉得你们大队这五十个干部谁最好？”头一天开会就讲这个，可能不做声。“你们不做声？党中央讲的，毛主席讲的，干部有四种，一种好的，一种比较好的，一种问题多的，一种性质严重的。分四种你们赞不赞成？”社员就考虑了。“毛主席讲的对，可以分四种。”但谁是好的，他可能不讲，不讲那就散会。过了几天又开会，“你们想通了没有啊？谁是好的？”可能有人讲了，张三是好的，“你们赞不赞成？”如果大家一下就鼓掌，那确实是好的。同志们，我们群众路线怎么走，评审阶级怎么评审，我的意见不要造紧张空气，把大家找来，你是中农，你可以不划了，平心静气，你必须补划，为什么你补划？你干了什么什么事，但你将来还可以去掉。我声明，我现在讲不清楚。我总觉得我们要把群众路线走好，按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我觉得
四清可以搞得好，全部审定阶级也搞得好。谁可以补划，谁可以不补划？四类干部怎么分法？有的同志要我们划个杠杠。好的什么标准，比较好的什么标准，问题多的什么标准？同志们，这个杠杠我们不能划，谁也划不好。划了杠杠你无非是拿几条杠杠去套，把群众的手捆起来，“你赞不赞成？”他假赞成。我就这四个大杠杠，你们比较，大家比较，大家同意，大家办，错了大家负责。所以有些杠杠不能划，为什么反对烦琐哲学？因为它把正确的事，办成坏事。还是要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我讲不清楚啊。

摆事实，讲道理，严禁打人，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有人说群众赞成打人，我不相信。某些人主张打，多数人可能不主张打。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是土包子，因为我也搞过两年半土改。土改时我们也看过很多人诉苦，诉恶霸的苦，说“不是党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话，我就要揍你呀！”他还是缩回去了，他不敢打。你把政策交给他了嘛！有了政策，大多数群众是懂理的。土改时我亲自参加过许多这样的斗争会，我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所以，说全体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说禁止了打人就泼了群众的冷水呀！我觉得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反对群众打人，反对群众体罚，就脱离了群众，我觉得这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我不赞成这个逻辑。有许多生动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什么叫威力？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我说真正的威力，是用毛主席思想，党中央政策武装了群众，真正按照中央政策办事的群众运动，才是威力。按毛主席思想、党的政策，摆事实，讲道理，是最大的威力。我们的“九评”，我看比原子弹威力大得多。吓人、骂人、打人、抓些人，拿绳子捆得紧紧的，那是什么威力呀？表示你害怕他。一个犯人你把他捆起来就算了，还要捆得死死的肉都捆烂了，还得给药治。同志们，有些老头子，他就站在旁边看着咧，啊哟！人民政府捆人哩，捆这么历害啊！他先不从阶级分析出发呀！同志们，我们这些东西以后都不要。毛主席亲自领导公安部门，对犯人不要虐待嘛。我们党讲原子弹都是纸老虎嘛，你那个打人不叫纸老虎，叫什么老虎？我说纸老虎也算不了，算纸蚂蚁。我的这个话你们不要去传，这是个形象的说法。我们群众路线不是这个。什么叫声势？政策就是声势，马克思主义就是声势，别的都是纸老虎，都是没有作用的东西，都是许多群众不同情的东西，或者大部分群众不同情这些东西。摆事实，讲道理，就是威力，“二十三条”就是最大的威力。

4、学习和坚持毛主席的民主作风，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来保证它。

这个问题，“二十三条”的二十条讲四大民主，“学习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二十一条讲工作态度，“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自己的话说完。”主席十二月二十八号同我们讲了一通，讲得非常厉害，我把这一段向你们说一说。他说：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有些同志天天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些同志只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军队老早就有三大民主，有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他说，为什么要军事民主呢？就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困难，碉堡打不开。中央苏区有次一个碉堡打了半年没有打开，他就找了一些班长、排长来谈，排长、班长就给他讲意见，所以他对这有深刻的印象。按照他们的办法一搞，后来碉堡就打开了。就是没有做瓦解工作，碉堡里面的人害怕全部杀头。主席不是讲好话坏话都要听吗？他一边念文件一边讲，他说：好话爱听，这个不成问题，问题就是坏话不愿意听。陈毅元帅插了一句话，他说听坏话不好受。主席又说，那一年七千人大会，我就讲过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说不是下级的干部不好摸，而是我们这些人更不好摸。老党员哪，老资格呀，疮疤揭不得呀。他又念文件：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他一边念一边解释，他说这个比较困难。他说，这没有关系嘛，你听嘛，听人家讲完嘛！他说，世界上有一种人专门训人，不是对话式、交谈式，而是训话式。他说，我历来主张讲话一不要鼓掌，二不爱听就可以打瞌睡。我讲话你鼓掌，你打扰了我的思想嘛！至于你讲得好不好，人家不愿意听，还是保养精神好嘛。他说，我们还有一种人，在同志中间使人害怕。在同志中不要那么凶。他说，凡是使人害怕的人，大概他手上的道理不多。他说，过去我们军队里面有些连长，他不讲民主，他只有三条办法：一是骂人，二是打人，三是关禁闭。他除了这三条办法，就没有别的办法，没有说服的办法。他说，还有个对待逃兵的问题，逃跑了就算了嘛，过去有的地方硬要捉回来，有的捉回来还要枪毙。他说，真是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要逃哩？就是受不了你这个气嘛，在你这里混不下去了嘛，他没有兴趣嘛。他说，逃兵一不要捉，二不要枪毙。他说，捉回来也可以咧，但不要枪毙。还要向他承认错误，请他吃饭，给他吃猪肉。如果他吃了猪肉还要逃，他讲也可以。不逃了，你就呆下来。用骂人的办法，打人的办法，捉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反正是他积极性不高。他这个地方讲的兵，讲的贫下中农的咧，因为过去当兵的都是贫下中农，雇农嘛，是阶
级兄弟嘛，这个地方你们就要把它分析一下，不是对坏干部不要了，是讲阶级兄弟嘛。同志们，讲民主，听反面的话，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

能不能听进去坏话，错误的话，反对的话？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要过硬啊！军队打仗得过硬。我说我们陕西的党，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军队不叫做硬工夫吗，要有过硬的本领。在接班人的五条上，不是讲了这个吗？要学会作善于同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我这一条很差， 现在跑来当代理第一书记，“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我看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一个纸老虎，不对就向我提意见嘛。我这一条还是可以的。这个人爱跑，到处转，县上、哪个地方都要转的。有问题提嘛，不怕，怕什么，抓住真理嘛。在这，附带讲了一下我这个人的毛病。

5、学习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的思想。

你不是为人民服务，你损害人民的利益，反党，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蜕化变质，做官当老爷，我非反对你不行。同志们，这个不能马马虎虎。我看要设法惩治，坚决反对，批评、斗争，含糊了要吃亏。有些事上面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了，要你办这个事情，你拖了三个月还不办，那还能行啊！那不行。你做官当老爷，讲话自己不准备，秘书写稿，匆匆忙忙拿上去，丢了一页没有带，还给秘书发脾气“你怎么搞的！”你做官当老爷，到了这个程度也可怕了吧！同志们，陶铸同志在北京讲了个笑话，他说，一个人念他的报告稿，把改良“土壤”念成改良“土坏”，把“才子佳人”念成“才子住人”，念不下去了，说这个稿子写得不好。同志们，这样做官当老爷，怎么能行！你文化低，不要紧，先准备一下嘛，也可以找人帮助嘛。我们这个省有没有？有了就得要“将军”，那样马马虎虎还行哪！

原则性问题，要抓住，不要害怕，当讲什么，那不能来自由主义，当讲则讲，当批评则批评，当揭露则揭露，当斗则斗，该撤的撤。但是，要搞灵活性。小问题，要原谅，不要斤斤计较了。他改正了就要宽大处理。他在组织范围内讲的话，叫“三不”主义喽，讲错了也不要处分，也不要抓辫子。他在党的委员会上讲的话嘛，你就不要处分他，是小问题嘛！他积极改正了嘛，那就允许人家改正嘛。这个就得灵活性了。

这里牵扯到我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我们将来民主革命补课，怎么补法？不是说我们民主革命不彻底吗？将来究竟补划多少？我的意见，坚决执行“二十三条”，就是十几年来老实劳动的，没有作坏事情的，不要补划了。补划的量，以县为单位，决不要超过百分之六、七、八。毛主席讲：“树敌太多，对人民不利。”请你们记住主席在这次会上讲的这个话。（守一志：剥削人口讲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除过他的子女）那是呀，讲他本人。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分个轻重缓急。你们不是说面上人太少吗？你们在小组会上有强烈的反映和要求，我说要抽回一些人去面上工作。有些事情要当机立断，有些事情要从容处理，这个都是多谋善断，当机立断，从容处理，都要区别情况。这些都是主席的思想。

6、学习和坚持主席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指导思想。

拿到我们工作上来说，拿这个思想来对待我们今年的工作，对待明年的工作，我主张在战略上采取乐观主义，战术上面扎扎实实，一抓到底，抓住不放。扎扎实实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我们的生产今年能不能搞得更好？现在向我们陕西全党提出这么个问题：是悲观，还是乐观？工业生产也好，农业生产也好，文教也好，财经也好，我主张是乐观的。搞点乐观主义。因为条件好。第一，有“二十三条”，第二，中央准备支持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多给我们几万吨化肥（已经答应给三万吨，加上西北局分配的八千吨，一共三万八千吨）。另一个是中央今年准备减少我们点负担，征的任务不减了，购的任务减。我们去年全省产量八十六亿斤（守一同志：现在又长了，八十七亿五），是不是？啊！不要满打满算，我赞成八十六亿，因为人家留点余地，我们留点也好嘛，八十六亿，征购了十七亿。省委已向中央写了报告，今年我们只征购十三亿。去年我们确实有灾，七十五天下雨。我说三条：化肥增产三亿，减掉我们负担四亿，天气如果正常，增产四亿，加上我们鼓足干劲，再搞三亿，八十六亿加十亿，不是九十六亿嘛，再少征购四亿。十四亿，一千八百万农村人口，平均口粮多得了八十斤。多得了八十斤口粮，猪子发展不起来？冬天修水利没有劲？造林就容易了嘛。一个抓粮食，一个抓棉花。同志们，棉花一抓，假设我们努力搞到二百万担，就比去年增产四十万担，正产品、副产品就是四千万元钱。四千万元钱买肥料呀，今年冬天分配呀，我看心情舒畅，或者心情比较舒畅。总之，在战略上应该是乐观的，条件换了嘛，“二十三条”，中央的支持，西北局的领导，还有，干部又回去一些。悲观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毛主席刚讲了“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你还悲观哪？我主张你们县委的同志回去讲话要挺起腰杆，纵观全局，今年相当有把握，有希望。主席经常讲这三句话：“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同志们，消极话不能讲得太多呀！我同意守一同志的意见，消极话讲得太多了，你的头低一寸，他的头就低一尺。我的意见，有中央的政策、中央的领导，有过去的基础，我觉得今年我们有条件争取一个好收成。这是我们从战略上讲。

从战术上讲，我们谨谨慎慎，扎扎实实，要多谋善断，要多酝酿，要抓住几个主要关键，把今年的生产，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打上去。关键有几个？请你们考虑考虑，我说不清楚，但是有这么几条，我首先提个纲。

第一条，号召我们干部参加生产，熟悉生产，领导生产。除了老弱病残，大家都去参加生产、研究生产、领导生产。工厂里边就是这样的。参加生产的调子不要太高，一天参加两小时也好。你只有参加生产、研究生产，才能领导生产。

第二条，继续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省上要开贫下中农代表会，我主张各个县今年夏天再开第二次，扩大的，号召贫下中农带头搞生产。你不说开了一次吗，再开第二次嘛。可以以公社、以县为单位再开第二次，再开扩大一点嘛，（守一同志：吸收一点中农里边的积极分子也可以）开劳模会也可以嘛。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号召他们带头搞生产。妨害生产的坏人坏事，也可以揭一揭。

第三条，号召有错误的干部将功补过，号召好干部功上加功。

第四条，及时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表扬先进。生产搞得好的要树标兵，比、学、赶、帮。哪有那么多假劳模？有假劳模，有真劳模，劳模是客观存在。还有许多新劳模，把它调查出来。哪一个公社搞得好，哪一个生产队搞得好，要登报，及时表扬先进。学习呀，必要的现场会要开，扎扎实实的现场会要开。

第五条，要有计划地提拔和交流一批干部。提拔一些扎扎实实，朝气蓬勃的革命干部。我的意见，这条要公开讲，交流一批干部，提拔一批干部。你不早讲，他没有思想准备。交流干部，提拔干部，也是主席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反复讲了的。这个不要含糊。我的意见，越讲的早越好。主席讲，我是湖南人，开始在湖南革命，以后蒋介石一赶就赶到陕北，胡宗南一来，我又搬家，就搬到北京。他说，同志们哪，哪里不可以革命嘛。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愿意在本县革命，不愿到别县去，这个不好。思想要打通。我主张我们的干部，将来到南方（有些干部，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去）。到马克思那里他问你到过南方没有？你说没有，我就是个北方人，人家会说你为什么地方观念那么重。大丈夫嘛，四海为家，开阔眼界。我这个人到处流窜。陕西出了个李闯王，他到处闯，走了多少地方，好得很嘛。那个人，开始是有本事的。我们连李闯王都不如啊！他一不是共产党，二不是民主人士，他就敢闯。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交流干部，还要提拔一批那些朝气蓬勃的。这一条不能动摇。我说不是再树一个标兵吗？韩城的那个是不是，说搞得比较好嘛，说就是骄傲一些。骄傲一点，他有点本事嘛，就让他骄傲一下嘛。我说，对骄傲也是两分法。同志们，咱们应该同他打个招呼喽，他有点本事才能够骄傲嘛。真有本事的人不骄傲。满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满瓶醋，不晃荡，一点醋也没有，它就不响，“一穷二白”嘛。这也是两分法。同志们，有本事这一条不要轻视。现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地方可能有点苗头，有点偏差。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要在党的、毛主席思想底下，搞好工作的原则底下，在这个大前提下，团结起来，全党一股劲，团结起来。什么个人意气，什么不同意见，不要紧嘛。有小意见，有争端不要紧嘛。在搞好工作，争取今年的大丰收，在这个大的前提底下，在人民利益的原则底下，团结起来，个人有些意见，有些争端，是不可免的，但是，不能妨害团结。

这个问题，我没有仔细讲，因为时间不多。搞好今年的工作，我提的比较空洞。我讲的就这么些，完了。

 

荐文说明
白 磊

差不多九年前，也就是2004年，我因为要给外公白瑞生编辑一本怀念文集，采访了很多人，这些人大多是我外公当年在陕西工作的领导、同事以及朋友。林牧先生就是其中被采访的一位主要人物，因为外公当年担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时，林牧先生也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似乎还兼着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秘书，或是省委研究室的副主任）。林牧先生记忆力好，思想超前，文笔犀利，自然成为我经常采访的对象之一。当问及1964年到1965年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的详细情况，以及与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矛盾发生经过时，林牧先生从书房中取出两大本打印书稿，嘱我详细阅读。这两大本打印的书稿详细记录了1964年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后，中央委派胡耀邦到陕接替工作，自1964年11月30日就任至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胡耀邦在不同场合的讲话，给中央的汇报、报告提纲，以及后期西北局、陕西省委揭批胡耀邦的会议记录、发言以及胡耀邦的辩解和检讨，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记录。

胡耀邦共在陕西202天，其中工作100天，受批判100天。他在工作期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宣传群众，敢于大胆发表意见，敢于大刀阔斧、拼命地做工作，把“知天命”的年华、智慧、精力、才干全部奉献出来，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政策、新办法、新措施，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指示。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却认为胡耀邦“右倾”，在安康等地所发出的《电话通讯》中所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在接下来的日子，西北局批判他的调子越来越高，先后迫使胡耀邦做了五次检讨，内容从检讨《电话通讯》逐步扩大到胡耀邦到陕西以来的“工作错误”。1965年3月，西北局要求将胡耀邦在写避居会议上的第五次检讨报送中央，并加发陕西全省各市、地、县委，进一步将批判胡耀邦的情况公开化。胡耀邦被批得大脑蜘蛛网膜炎病发，住进医院治疗两个月，出院后，刘澜涛仍不肯放过，继续组织省委六月工作会议，扩大范围批判胡耀邦。当时叶剑英和张爱萍来陕考察军事工作，看到面容憔悴的胡耀邦，叶剑英私下询问他：“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整人吶！怎么回事？”胡耀邦扼要叙述了一下经过，说“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说我认识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说：“认识不上去就不认识了，通不过就不检讨了。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说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 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同叶剑英一行，乘飞机返回了北京。胡耀邦离开陕西后，批判继续升温，陕西将原有的“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黑线”划为西北问题的黑根子，具体又整出了“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将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支持他们观点的一批干部打成“黑帮”，在文革初期时就被以“文化大革命文教系统干部学习班”的名义秘密关押，改名换姓，要揭发和批判自己和所熟悉的人的“反党言论”。

这段惊心动魄而鲜为人知的历史，后来被有心人记录，根据当年的各类历史资料，写成了《自古英才多磨难——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纪实》，并将这部书稿的打印稿送给林牧先生审阅，我有缘得到一套，拜读之后深感这部书稿的珍贵，于是推荐给《往事》，希望通过《往事》，使得更多人能知道这段历史。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2008年岁末我对2009年的新年祝愿是“珍爱生命，远离狼奶”。很快就有朋友问及“狼奶”何指？思忖一番觉得这个问题还真是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它关涉我们整个社会如何理解和思考世界、如何记忆和传承历史与知识、如何培育下一代新公民等意识形态领域（按照革命传统应叫作“思想文化战线”）的重大问题。故此关于“狼奶”还是颇为应该花费时间和笔墨去搞清楚的。

“狼奶”一词的来龙去脉，难以考证明确。有人举例说见于刚打倒“四人帮”时，在报上看到一些老干部撰文，将文革中的红卫兵认定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范海辛“论狼奶”）。

较为近期的讨论始于关于历史教科书事件：2002年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撰写《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一文，痛切地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就此袁伟时认为，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袁文在2006年初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后，旋即导致“冰点”风波暴发，足见“狼奶”一事着实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同年，还是有关历史教科书，学者朱学勤就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表达肯定意见，指出：与原来的全国统编教材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是很大的进步。具体表现为：首先是在体系上，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朱学勤还特别指出：读这套历史书长大的小孩，我认为那真是喝人奶、不是喝“狼奶”长大了。（南都周刊朱学勤访谈）朱学勤的谈话再一次引发网络上关于“狼奶史观”的激烈争辩。

何为“狼奶”？

以“狼奶”表示某种意识形态内容与形式或许不一定全面、准确，但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概要性，它突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培养、教育功能和潜移默化但却影响至深甚至可以全面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的作用。一个人通过教育获取的知识、记忆的历史、习得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当然塑造其基本人格，这一过程比俗话说的“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的表面环境还要内在和深入。当然这一教育形式就不限于教科书和学校教育了，它还可以是历史、文学、艺术、文件、政治宣传和仪式等诸多方式。

举例来说，一个人们读了信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著名作品《半夜鸡叫》可以作为“狼奶”的典型例证。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大名鼎鼎的中国“四大地主”（另外三个典型是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之一的周扒皮之曾外孙孟令骞所撰作品《半夜鸡不叫》，全面分析并揭露了这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让起码两代人耳熟能详、发行量达至500万册、全球阅读并选进了中国的小学课本、还被编成了动画片、成为阶级教育典型教材的出自《高玉宝》一书的《半夜鸡叫》故事，是假的。“半夜鸡叫”是编造的；《高玉宝》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也是假的。因为它的真实作者另有其人。孟令骞不甘于阶级斗争思维下可怕的政治帽子带给家族的屈辱，要为自己的先人“翻案”，而他所理解的“翻案”就是还原事实，因为“没有什么比事实更重要”。他花费5年时间，实地走访调查，采访当事人，用心血写成家族史《半夜鸡不叫》，还原了历史和人物的真相：

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文盲作家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而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凑合”而成的产品。

从《半夜鸡叫》到《半夜鸡不叫》，至少可以让我们有三个方面的思索：

根据常识，鸡在半夜里不会叫，这是所有在中国农村居住过的人都知道的。

基于现实，地主钻鸡窝叫长工早起干活简直匪夷所思：鸡窝那么脏，半夜起来又那么辛苦，黑了心的地主干嘛不直接把长工打起来下地？何必绕那么大一个弯子？

设想一下，黑灯瞎火地下地干活，不怕把庄稼苗锄错了吗？

对这个讲述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故事，人们并没有去想一想是不是合乎逻辑，并没有追问一下其真伪虚实。其实，这正是“狼奶”灌输产生的效果。简而言之，我以为，以欺骗方式制造的、以强制方式推行的、以灌输方式传播的全部统治意识形态都是“狼奶”。其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历史、文学、艺术、教科书、文件、宣传、政治仪式（如开大会、标语、口号、语录，阿里郎什么的）。其突出特点一是不顾事实，二是违背常识；有鉴于此，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我们其实是可以识别和拒绝狼奶的。

凶残——狼奶的本质特点

狼奶含有凶残、嗜血、横暴而又狡诈的毒素，因而久喝“狼奶”会具有狼性（其实是人性之恶）。表现在人类社会中，“狼奶”所培育的首先是仇恨。仇恨这种情愫泯灭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理性，丧失所有的爱心、怜悯、慈悲和正义感，将所有对手视作死敌，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视为“其乐无穷”的事；权势需要时甚至可以将同志同伴置于死地。

仇恨所导致的行为一定是暴力；过度的残忍，不必要地使用暴力，必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种暴力可以说是人类所特有的，因为动物的杀戮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只有人类会以杀戮动物甚或同类为目的，因嗜血而产生快感。

仇恨和暴力至上当然不会懂得Living and Let living的道理，因而决不懂得沟通、协商、妥协和让步，不会博弈；也决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而会只强调你死我活，把暴力斗争推演到极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和我们知道的种种极端暴力均属此类。

就此而言，老干部把文革中的红卫兵称作“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是有道理的，他们将上述凶残特性发挥到极端。他们崇拜强权统治，酷爱阶级斗争，要打倒和铲除几乎所有人类文明成果和真善美的东西，甚至可以下手打死自己的老师、同学，与父母家人划清界线……。当然，这些凶残和暴力的源头并不在这些“喝狼奶”的红卫兵，而在于“狼奶”和狼奶的制造者。

欺骗——狼奶的制造过程

前文所述《半夜鸡叫》故事的产生就是狼奶的制造过程。现已得知，“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上去。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进行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

乔治·奥威尔的杰作《一九八四》寓言式地描述了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狼奶”制造方式：在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设有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而主人公所在记录司的主要工作就是涂改记录、伪造历史、删除记忆。这一社会的控制者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

谎言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的情形在许多社会中发生过，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奥威尔在书中写到的一句口号揭示了历史与权力的关系：，“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涂改记录、虚构历史、删除记忆，是狼奶最基本的生产机制。

强制——狼奶的灌输方式

狼奶生产出来是为了让人喝下去，但这一接受过程不能允许让受众有所选择，因而只能采取强行灌输的方式。没有选择于是就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只能用一个脑袋来思考，强调思想的统一、行动的统一、心灵的统一，“全国山河一片红”；所有一元以外的多元、同一以外的差异都视为异端邪说、阶级异己，为必在消除之列。

没有选择当然就不会有比较、有思考、有质疑，只能相信谎言是真实的，而且是绝对真理。于是就形成奥威尔所描述的“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而参与伪造者“一方面你必须意识到你自己在伪造纪录，另一方面，你必须忘记自己在进行伪造，必须将伪造看作是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伪造才是真实的。因此，必须在伪造的同时忘掉伪造，这个过程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就有犯罪的感觉”。

灌输的主要方式是一种Propaganda，而且常常是先声夺人、不由分说、不容质疑和气势凶猛的Propaganda，从而达到一种裹胁群众的功效。

奥威尔几乎天才地预言了灌输绝对真理所达到的效果：“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

以欺骗、蒙蔽和强制方式制造和灌输狼奶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久而久之必定使喝狼奶长大的失去善良品性，崇拜强权和暴力，认同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主张极端民族主义等等，而且导致是非不明、好歹不分、思维混乱、头脑僵硬。最糟糕的是丧失现实感、常识性和辨识能力。喝狼奶当作母乳，饮鸩毒以为甘露，一个以狼奶为精神食粮的民族必将背离文明、进步的主流，否认人类普世价值而蹈入万劫不复之地。只有揭露狼奶、识别狼奶，断狼奶而换以人食，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有健全头脑和心灵，具备作为公民的常识与现实感，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让我们为断狼奶而努力。

2009年立春之日

无柳村据《破冰船》2012第十七期（2012.4.26），2012年4月30日收到。

——在（北京）纪念邓拓百年诞辰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
原载2012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邓拓



邓拓：《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我先说几个故事：去年春节和今年春节，我听到了两位刚刚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和中央的一位部长与我咬耳朵的话。这位省委书记说：“我在台上的这几年，真话不敢说，假话我不说，只能不说话。”什么问题？第二位中央的一位部长说：“我从地方上回到中央来十年了，说话、说真话越来越难。”还有个同志已经逝世了，他是《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跟我住在一个大院。有一天晚上散步，我问他：“《人民日报》你看吗？”他说：“我不看。”什么问题？这么高层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样一种行为状态，说得重一点，是我们执政党的统治危机。现在我们的官场上，套话、空话，有时候假话连篇。这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由此我想到，纪念邓拓百周年诞辰，我应该讲点什么？我今年过了88岁了，当年是邓拓同志领导下的一位小记者。在座的陈春森是老朋友也是老领导。我想出一个题目：要研究邓拓自杀现象。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学者研究像邓拓这么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自杀？

　邓拓是“文革”初期自杀的。在他自杀前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也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化人都相继自杀。像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著名的作家、写《四世同堂》的老舍，写《阿诗玛》的大教育家李广田，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历史学家翦伯赞，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思想文化艺术界自杀了一批人。这是什么问题？这说明邓拓的自杀不是个案，而是个群体案，所以我把他叫做“邓拓自杀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勇敢地科学地探讨。我建议有关的学者从深层次，也就是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探讨邓拓自杀现象。总结深层次的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现在的报人，留给我们的后代。不然的话我们党、我们国家还会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悲剧。我们就对不起邓拓这一批同志。

　对邓拓这位长者的评价，大家是一致的，他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他是“五四”精神熏陶起来的一位优秀的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后来他也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也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典型的驯服工具。我是马列学院新闻第一班的支部书记，整整两年都是苏联专家上课。四个学期，一个月考试一次。我这个人记忆力不错，讲的很多结论可以背过。我们是联共党史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人物。而在中共党内，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毛泽东的权威，又加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一代人成为驯服工具，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过的道路。

　　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

　　我也是跟毛泽东跟得很紧的，战争时期，打仗很勇敢的。在和平时期，我整人也整得很狠的，当然后来被整得也非常狠。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忠诚的、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有所贡献的因此也有很多失误的一批三八式。邓拓这么优秀的人物，也没有躲过这段历史。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我的看法，毛主席夺取政权以前，是个很不错的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到他逝世，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更是毁灭性的运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毁灭性破坏。邓拓同志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紧跟毛泽东。但建国后毛背离了新民主主义主张后，他跟不上毛泽东的步子，毛就骂他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在政治思想上彷徨了，很苦恼，寻找出路，于是他和吴晗以“三家村”笔名写了著名的杂文，但是还是崇拜毛泽东的。“文革”灾难来临，邓拓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所以自杀。田家英和他大体上是一样的，老舍一批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个人从人品上来说，品格上来说，有不够宽厚、狭窄、报复性、刚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长谈，他说：“老杜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个优秀的人物，为什么到了晚期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值得我们全党共同来深思，总结经验教训的。这是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

　探讨邓拓自杀的现象，第一，当然要从毛泽东说起。建国后，毛泽东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因而有了两个基本的理论：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服务的。所以毛泽东至死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大错误。这两个理论，就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武器，也成为像邓拓、田家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第二，还要从制度上来说。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国家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党内本是民主集中制，但最后都是一人说了算。党内但凡有一点民主，“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会被多数人否决的。我们这个党内民主集中制，最后发展成个人独裁。毛主席一个人说话算数，别人的都不算数。二把手刘少奇都没有民主，刘少奇被斗的时候，手里拿出来宪法，宪法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遗憾的是这种个人独裁制，刘少奇也负有责任。1943年中央的会议上定了书记处第一把手是毛，刘少奇提出来书记处决定问题时，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赵紫阳同志逝世前，也给肖洪达和我讲了类似的话。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一到常委会上，常委一说话，大家就不说了。常委会上有争论，到小平同志那里去由小平同志拍板。这由小平同志拍板的重话是赵紫阳同志说的。紫阳同志还亲口跟我说过，党中央实行的是大家长制。因此我的老朋友，中纪委的副书记肖洪达，在我俩和赵紫阳同志下台后那一次谈话中，肖洪达同志当面批评赵紫阳同志，说你这句话在历史上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党啊，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哪里有那么多无产阶级啊。结果变成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然后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毛泽东以后是邓小平个人决断。所以我们共产党这个权力机制是个金字塔形的东西，这种领导体制和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我给紫阳同志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经历也比较多，我只是在你们中南海的这个边上活动，你呢是在核心里面活动了这么多年。我说了一句话很重，我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啊，比封建社会当然进步了，但是你们中南海里边这个权力运作和你们的结构体制、机制基本上和封建社会差不多，和历代王朝差不多，有时候，简直是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你承认不承认？紫阳同志点点头笑了。

　邓拓自杀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大胆的探讨。要对我们后人负责任，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敢于抛头颅。这也寄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要有点我们当年战争时期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脑袋搬家都可以。现在，不怕丢官，就能够追求真理就能够说真话。就为了保这个官，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卑鄙的可耻的，但是现在是流行的。为了这个官可以伤害别人，为了这个官可以不敢坚持真理，不说真话。我们的官场上，我们的宣传上，我们的主流媒体，现在威信为什么这么低？

　我觉得邓拓自杀现象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我建议，学者要有一点胆子进行研究。中国历史上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多了，学习谭嗣同，追求真理，为真理牺牲一点是应该的。人这一生就是一晃而已，七八十个寒暑，有什么了不起，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敢于追求真理。

　我们国家现在一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另外确实问题应该说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多说一点这样的话，大家清醒一点，对国家有好处。但是，中国现在要大踏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党、我们国家也承受不了。中央的口号是对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前进。我给起了个名字，碎步前进小步前进。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是谨慎的乐观派。

　　邓拓在一首诗中说：“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邓拓同志年轻时就佩服明代的于谦，背诵他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我今天就说这么一点心里话，也许有错，请大家探讨。

（2012年2月23日）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2012年04月10日 08:16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刘统
蒋介石不是一个擅长演说的人，但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蒋却是一周一讲，甚至一周三讲，其慷慨激昂，严厉急切兼为黄埔弟子熟知。此为黄埔军东征时蒋介石做演讲。…[详细]

核心提示：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作者：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国民党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制度。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

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
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

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令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

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又组织起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为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进驻赣州，赣州商人和资本家纷纷向党代表倪弼诉苦告状。当时又出了赣州二女师事件，工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倪弼的政治态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陈赞贤和钟友千等人。后来陈赞贤被国民党右派军官枪杀在县政府。

陈赞贤当然是烈士，现在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奇涵上将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进行加资减时斗争时，他不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失。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店员的工资也照样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胜任了。布店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群众联系广，随之而来的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到处做反革命的宣传，以至纠缠两个多月不能解决。要他到省委亲自解决，虽然到了，但省委也没有说服他。结果反革命分子蓄谋枪杀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听党的话，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

陈赞贤被害的消息传来，江西和各省共产党和工会极为愤慨，纷纷开会通电，要求严惩凶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倪弼逃离部队，躲藏起来。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将倪撤职，以平息民愤。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假革命、真反共的实质。通过赣州事件和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斗争，蒋意识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他的反共决心已下，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

其实，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在国民党内不是元老级人物，凭借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他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日益强大深感不安。在北伐开始之前，他就在广州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共产党。

蒋在北伐军中进行大清洗，将共产党员干部统统驱逐。周恩来等人此时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在蒋的压力下，苏联顾问鲍罗廷软了，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共产党吃了大亏，但仍委曲求全。因为蒋毕竟还不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号称左派，与共产党关系尚好。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配合北伐，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

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

吴稚晖从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健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会，由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

吴稚晖、蔡元培都是文人，他们的反共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蒋在上海频繁活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

“四一二”：蒋介石开了杀戒

其实，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

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

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刚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陈仲甫(陈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里另有想法，他手里没有军队，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对抗蒋介石，还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为了平息蒋对他的不满，汪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导致了他日后的下台。陈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的行为表示深为悔恨。

其实汪精卫也不是坚定地要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听
说此事后，立即找汪陈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激烈反对，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
作”立场，激愤之余，对汪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

当时的上海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代表黑社会势力的各种帮会渗入上海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众多。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他们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头和监工大多数都是青帮中人，他们掌握着对工人的招聘和解雇、监督和管理等权力，不加入青帮几乎不可能在工厂找到工作，还会在工厂受到排挤和欺负。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帮会，把帮会作为求职谋生的靠山。

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帮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国民党。特别是蒋本人年轻时也有青帮背景，所以黄、杜、张等转为支持蒋介石。黄金荣刚开始怕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观望一下再说。但杜月笙认识到共产党当家，不会有他们的好处，因此力劝黄、张与蒋合作。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的立场对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进攻总工会之前，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黄、杜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曾经为掩护共产党人、通融租界关系方面提供过协助，共产党也注意与青帮搞好关系。杜月笙下请贴，请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汪没有疑心，乘小轿车按时到达。刚一进门，杜的打手一拥而上，将汪绑架。杜月笙连声关照：“不要做在家里。”打手们将汪寿华塞进另一辆车，开到沪西僻静处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带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

周恩来获悉事变情况，立即赶到商务印书馆，与26军交涉，随即也被带到2师师部，与顾顺章一起被扣押。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2师师长斯烈同意将周和顾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和顾顺章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由青云路、东横滨路转至宝山路，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前面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

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

阴云翻滚，共产党人何去何从

上海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汉。

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还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实行合作。4月10日汪由上海回到武汉，受到共产党及群众的万人欢迎。汪发表演讲，声称要加强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纪律，并手书“革命的向左边转，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刊登在报纸上，矛头指向蒋介石。4月18日，蒋介石通电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大批共产党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据武汉报纸称，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于22日抵达武汉，对记者控诉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顾是来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动身应该早些。据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回忆，陈在4月初就离开上海去武汉，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离开上海的。与他同行的是团中央的陆定一。他们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后有两艘英国军舰护航，因此国民党特务不能上船捉人。虽然票价昂贵，船上还是挤满了人。郑在船上发现了中央委员罗亦农和李立三，还听说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没有停留，过了安庆后，船上的人员开始活跃起来，高谈阔论，原来多数都是逃离险境的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这时，周恩来在哪里？官方的《周恩来传》与《年谱》都语焉不详。还是周恩来晚年自己讲了出来。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上午，周恩来来到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走上外边的阳台，俯视着黄浦江和外白渡桥，旁边有一座英国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饭店。周恩来告诉上海陪同人员：“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讲起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
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第二天，邓颖超向陪同人员证实了此事。她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礼查饭店是美国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尚未建成之前，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西方名人政要来上海，多下榻于此。由于地处租界，又是名流荟萃之地，国民党当局是不敢上门捉人的。礼查饭店价格昂贵，周居住的311房间是套间，当年的房价是每天12元，相当于上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据记载，4月25日，释放周的国民党军师长斯烈通报：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周此时应该正在酒店隐蔽。5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周被缺席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国轮船到达汉口。

周恩来在白色恐怖期间能隐身豪华宾馆，实属特例。这么高的费用如何支付？从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7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人赵世炎(施英)在上海被捕。新闻报道称：“(施英)乃该党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之机关，由史(施)主持。故挟巨款以便发给其手下党徒之需……将史拿获。搜出钞票38832元，当时犹不知系属史英也。”由此可见，在中共早期没有固定的财务制度和机构的情况下，党的经费均由负责人分头掌管。领导人亲自把握钱财的情况，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藏匿于山洞中，因随身携带黄金，被副官刘厚总谋财害命，是一个典型案例——作者注)

在这个阴云翻滚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没有做出有力的决策，反而自己乱了阵脚。

当时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他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高等顾问。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北伐时期，他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让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发挥骨干作用。当蒋开始清党后，老鲍更加依靠武汉政权，所以对汪尽量拉拢。斯大林对鲍逐渐不满，于1927年2月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4月罗易到汉口后，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分裂。

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面，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鲍罗廷主张北伐，攻打张作霖；罗易和蔡和森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湖南、湖北根据地，北伐应该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首先讨伐广东军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则主张东征讨蒋。争来争去，还是按照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继续北伐。

宁汉分裂，蒋占据长江下游，正常的经济往来大受影响。5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百姓蜂拥至中央银行，银行闭门，兵士将群众驱散。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0000多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湖北省总工会为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1.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保证兑换，不得拒绝中央纸币。2.调查收集粮食，供给武汉百姓，不得抬高物价。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3.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执行过程中弊端也不少，不仅未能平息社会动乱，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汉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是蒋的南京政府对上游的封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造成的动荡有关。

刘少奇对当年左倾错误的反思

10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农民运动也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
还革什么命！”

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卫，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将领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枪杆子的军官们认为共产党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率先造起反来。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

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

陈独秀在危急时刻的这种表现，其实已透露出他并不适合政党领袖的职位。共产党的重新崛起，还有待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担起重任。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大爷电影、剧集充斥屏幕，其中最少不了的就是“地下党”的身影，甚至让我产生了这江山是靠“一偷二骗三打”得来的幻觉。剧中的地下党们无不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为大爷立下的汗马功劳堪比前线骁勇将士。下面这篇文章展示的却是地下党不太光亮的第二季，颇能让人有“过河拆桥”之感。我在坏坏的想啊，真枪实弹的“地下党”尚且如此下场，不知当下舞文弄墨的“五毛党”会不会比他们强一点。第三季的剧情我也不知道 —— 林川按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 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

 穆广仁  

 

  

沙文汉（解放前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陈修良（解放前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夫妇 57年被双双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给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老Ｈ多少年前来京，对我说：1949年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中央回电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位同志把
这16字去问李慎之，李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沙尚之（南京原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女儿）和我通信，我告诉她这十六个字，她打电话问
老Ｈ，老Ｈ对她说，是昆明的Ｍ告诉他的。”

 

反复查证，确有其事

 

我和许多老友们并不怀疑这十六字方针的真实性，因为解放后多年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对它作了验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确切的来源，最好能查到原件。

我写了一封信给现在昆明的Ｍ，问他这十六个字的来源。Ｍ已经是8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说他已经不能执笔作复，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一些问题。电话里传过
来他的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是说清楚了。他说：大约20多年前, 也就是他从下放到云南边远农村回到昆明之后，也就是平反了他的“右派”错误结论之后，见到曾在中共西南局的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告诉他这十六字方针，并且对Ｍ说，他曾看到过有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听Ｍ说有人看到过文件，我着实兴奋了一下，连忙问他这人姓甚名谁，现在哪里。Ｍ说，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事情似乎就到此为止，颇感遗憾。

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别的来源和旁证。

有幸，承老友Ｓ君告知，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战友，解放后的50年代在某安全部门工作时，那里的人就曾告诉他，有这样一个十六字方针。

我并不满足这些口头转告，而希望得到更确切地证实。后来，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的一位负责人C君在查阅全国
性大案的档案的时候，发现确有这么一份电报，那是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央某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置方针的时候，毛泽东批示了这十六个字。这个批
示当时只发给了几个大区的负责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闻界老前辈李普同志请教。他说，从这十六个字的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一贯的文笔是一致的。从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这也只能是他的手笔。他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我请李普同志问过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实证。杜老润生对他说，解放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请杜老谈谈有关这个文件的具体情况。杜老说，这个文件确实是他自己看到的，一点不假。但是对于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细节，93岁的杜老已经记不起来了。

至此，我的寻根问底算是到了头。能不能再进一步从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证的文字材料呢？由于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当前我国的保密制度下，还不能作这样的奢望。本文只能暂时“立此存照”，留待日后的史学工作者在有条件的时候加以查证。

 

从南京地下党说起

 

实践是最雄辩的历史见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就在解放不久的南京对地下党进行整党。整党的根据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
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入党的，“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邓小平1949年9月17 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级以上党员大会上做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邓说，华东局指示必须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而南京市委组织部门不同意，不认真执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

看来，对于所谓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的情况，是由南京解放之初重新组建的市委的领导人报告了华东局的，也转呈了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其他新解放地区也会有类似的报告和请示。毛泽东批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应该就是对于这类请示的回应。南京解放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对原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说，党组织在一次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点明全国有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实际上，未被点名的地区的地下党也逃不出劫数。

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解放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

无论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某些党员是否有什么严重问题，但对作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级组织，应该做出怎样的总的评价呢？对于那些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坚持斗争，不怕杀头、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又该怎样评价呢？

先从南京地下党领导层说起。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参加党的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二野、三野的部队和南京地下党会师，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她在上述整党问题和对待解放军和地下党的关系上吃
了批评，被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级使用”。到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任浙江省省长）都被划为“极右”，时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再看看青年团南京市委的情况。从1949年夏开始建团起，一直都是由地下党员担任领导骨干的。整党一来，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离开南京时，团市委书记还是由一位从苏北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原营级干部担任的。当然，这些从部队来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党员。但是，难道地下党员就都是不堪担当重任的好党员了吗？

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 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 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

整党之后，又经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原任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以及被“降级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个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国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只是南京团市委是这样的么？不，南京其他机关大体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国各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说“大体如此”，是因
为各地情况总有某些差别。但也就是某些差别而已。原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刘晴波（地下党员、原中大学生运动领导骨干），因对肃反工作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福建是地下党的一个知名的重灾区。据《百年潮》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记述，项南1981年到福建的时候，发现大批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出生入死的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同志，解放后蒙受冤屈长期没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党员，大多是地下党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留在云南的地下党领导人郑伯克和各地地下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反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在三年多时间里，在城市民主运动推动下，以大批大中学生为骨干，发展成为主力队伍5万多人、县区民兵10万余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战斗活动遍及滇桂黔三省的147个县境，在当时大约两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来12块游击根据地，解放了91个县城。在云南境内的是60个完整的县份。建国后，在“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云南的地下党员和“边纵”人员，大都成为重点审查、斗争对象，被强加了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受到种种迫害，并且株连家属子女。只是在一个“反党集团”冤案中，定为“反党集团骨干”的省管干部就有158人，其中有地下党干部122人。此外还有大量从各地各级组织中“深挖”出来的“反党集团”的“钉子”“爪牙”……很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限制使用，开除公职，甚至长期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

随解放军南下的知识分子干部也不能幸免。这里有个佐证。1998年2月19日《云南日报》以省委名义发表了一篇纪念西南服务团（以南京等地地下党员、新青社员和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为骨干的为解放大西南工作的一支队伍）进军云南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某人回忆邓小平1949年在南京的一次讲话，其中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学生思想动机不纯，说对他们可以分为六种类型：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玩水团，升官发财团。此文引起了原西南服务团的老同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而据有关部门材料，在云南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西南服务团的成员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战斗中牺牲的有90多人。而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不少人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穷乡僻壤从事苦役，有些人就无声无息地死在远方。

四川也是地下党的一个重灾区。据四川老党员张文澄生前在一次报告中说，全四川解放的时候有地下党员约12000名，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大批受到错误处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过2000人。

对广东（包括海南）地下党的整肃也是以“反对地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到了“文革”期间，广东地下党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的命运也大体如此。广西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学生军” 的冤案，陕西西北大学地下党的冤案，都是到80年代才昭雪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举不胜举。从镇反、肃反扩大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等顶级大案到横扫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更不必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已经被“消化”、“淘汰”得干干净净了。“文革”期间，一位军区司令员竟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江青曾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

对于地下党的歧视和迫害，并不始于全国解放之后。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把国民党统治区若干个省的地下党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冒着千难万险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的许多地下党员就曾被诬为“红旗党”分子。以四川地下党为例，当时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就被打成“红旗党”特务，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留下一首绝命诗：“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愤而自尽。原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曾被打成“红旗党”特务（解放后又曾被列入“高饶反党集团”）。原成都地下党员胡绩伟当时在延安也险些“入围”，由于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作保，才成为“漏网之鱼”。

 

针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

 

对于“文革”期间原地下党员普遍遭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人们有一种解释，说目标是对着周恩来总理的。这话有道理，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包括
以后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把地下党统统抹黑了，总账就要算到周恩来头上。现在看来，事情还不仅如此，还有更远的源头，更深刻的背景。把“文革”中迫害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现象，用全国解放之初就提出的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来审视，人们就会大彻大悟，甚至大吃一惊。原来在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原地下党员和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文革”可说是毛泽东“淘汰”这些人的总策划中的最后一章。

在同友人们交换意见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针对地下党的方针，实质上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地下党的主要构成。（也许，只有像上海那样的少数大城市里，地下党队伍里才有一些产业工人，而工人入党的初始媒介也大多是知识分子。）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在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积极分子参加了地下党，并且辐射到蒋管区的各个阶层，包括打入国民党的机要情报机关中的革命者；再就是一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他们或者是早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长期从事新文化新思潮传播的老党员，或者是从革命的同情者到走进党的队伍，成为文化战线、统一战线中的战士。一般说来，他们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这正成为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依靠农民武装，但也还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地下党“配合”。政权到手后，在接管大城市的时候也还用得着他们，因为他们熟悉城市情况。此后为确保“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需要他们了。即使有时候还得用一下，也只是用他们的知识，而不让他们参与重要的政治任务。（极少数被认为“改造好了的”除外。）在依靠农民武装起家、又用列宁和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装备起来的他看来，知识分子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宣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此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对他来讲，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喜爱发表独立的见解，是最有能量对个人权威、专制独裁提出挑战的危险分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 地下党员本应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已经年过花甲，胡耀邦抢时间也只能任用其中岁数还不过大的很少数人，让他们担任了比较重要的领导职务。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已临近离休年龄了。

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解放后被压制、被整肃的现象，我曾和解放前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人的吴学谦讨论过。80年代时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访问埃及，在他下
榻的饭店里，我单独同他作了一次与访问无关的谈话。我们都对上个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党员的命运感叹不已。他们在抗日救亡和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新中国的建设宏图正是他们施展才智的预定舞台。但是解放后，他们却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品。比较而言，一二九运动中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到延安的比较多，虽也遭受了“整风、抢救”的磨难，但毕竟还有屈指可数的被认为“改造好了”的党员得以在较为重要的岗位上尽其所能。此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就再没有过他们的春天。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地下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时代的全部，又是革命力量发展直到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了，地下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少原地下党员和某些地方地下党组织被歪曲、被伪造的历史，在内部已经改正。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大有改善。但是，至今，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并没有完整地如实地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但愿有一天能有这样一部党史问世，能够引人思考，能够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使人们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真实地，而不是歪曲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他们的命运，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2004年11月初稿 ，2007年5月改定

[穆广仁 北京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翻译部翻译、国际新闻编辑部编辑、开罗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中东总分社社长。]

来源：林川的日志来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732698378&owner=348490440

2010年7月8日《社会科学报》发表了王绍光先生的文章：《超越“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

这篇文章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称之为“选主”，并且断言选举不是选公仆，而是选主人，“或者选一个主人（如总统），或者选一群主人（如议员），由这些人来进行统治。”

“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能称之为“选主”吗？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民主”？

关于“民主”这个概念，尽管学者们在细枝末节上还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是二三百年来，对于其主要特征人们的认识并无重大分歧，公认“民主”就是“人民主权制度”。

迄今为止，“人民”要么是“臣民”，要么是“公民”。因为“臣民”处在同“人民主权制度”不相容的并且互相排斥的政治系统中，所以“人民主权制度”中的“人民”只可能是“公民”。

“民主”的“主”，指的是“主权”。

“主权”是国家权力系统中一个唯一的、永久存在的、不可分割和让渡的本原的、最高的权力。该系统内的其他一切权力都是由这个权力派生出来的。享有主权的人是主权者。

在人民主权制度中，全体公民除了集合在一起投票表决，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途径来行使自己的主权。实际的主权者仅仅是公民中的选民。“人民主权制度”确切地说，是“全体选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主权并且仅仅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 1。因此，民主制又被称为共和制，即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民主制是从主权位置的角度对主权在民的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而共和制则是从主权实现途径的角度对同一种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由此可见，民主与票决是互为表里的，没有票决就没有民主，或者说不是民主。票决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民主程序是实现民主的不可缺少的操作性环节。

在民主制中，选民不是对一切事情都做主，而是只对由哪些人执政这件事情做主 2。做完这个主以后，具体的事情就交给由选民们挑选出来的公仆去办理了。在票决执政者这个场合之外，公民只是被管理者，必须服从国家机关的管理。因为选民能够决定由哪些人执政，所以才有权对执政者监督。

总之，民主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谁执政要由选民决定，而不是由执政者自我决定，而且这种决定要用一种制度性的程序来加以保障。如果执政者是由选民挑选和决定的，那么就是民主。如果执政者不是由选民挑选和决定的，而是由执政者自我决定的，也就是凭借武力等实力自己决定自己执政，“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么无论是他们声称自己代表天命，还是声称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都不是民主。

在实现途径方面民主制的这种特征，早有“共和”这种术语予以表述，根本无需另造名称。

这篇文章一方面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表述为“选主”，把至关重要的主权要素从中排除出去，断言选举不是民主实现的途径，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又颠倒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之间的主仆关系。这样，鹿就变成了马，白的就变成了黑的，民主就变成了“不民主”。

那么怎样实现作者所说的排除了选举的“真正的民主”呢？

王绍光先生开出了四个药方：“一是电子民主”，“二是商议式民主”，“三是抽签式民主”，“四是经济民主”。

按照王绍光先生的表述，其中，“电子民主”不过是“电子政务公开、电子投票、电子民意测验等”“使选主变得更加便捷”的技术手段；“商议式民主”“如果商议后，人们的看法仍然不一致”，还需要“用投票的方式解决”问题；“经济民主”不过是要求把民主从“政府决策”扩展到“公司、学校、教会决策”而已。这三种“民主”均未在“选举式民主”之外另辟蹊径，并未推翻王绍光先生所谓的“选主”，因而本文不拟多费笔墨。只有“抽签”与选举截然不同，故尔在此一议。

我虽然反对王绍光先生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称之为“选主”。但是，在王绍光先生尚未接受我的意见之前，为了能同王绍光先生用同类语言交谈问题，我也仿照王绍光先生的语式，把他所说的“抽签式民主”称之为“抽主”。因为王绍光先生认为“选举式民主”是选主人，所以，“抽主”自然就是通过抽签决定社会全体成员的主人。

王绍光先生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委托代表来管理。“实在需要代表的话，也应是随机抽签产生的。”而不需要选举。

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人民不需要代表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另一个是“决策者由抽签决定”。

先说第一点。

人是以或松散或紧密的形式组织成为社会的。只要有社会就会有公共事务，只要有组织就会有公共权力，就会有管理。自氏族公社解体以来，社会公共事务由社会全体成员直接共同管理的社会并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划分。区别仅在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3。在君主制中，管理者由君主委派，是被管理者即全体居民（臣民）的主人；而在民主制中，管理者由全体选民即被管理者委派，是被管理者的仆人。如此而已。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人，因为其公务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能随心所欲，选举人可以监督他们；选举人如果认为他们服务得不好，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罢免他们，或者在下次选举时让他们落选。所以，他们想做主人也不行。因此，即便采用王绍光先生的语式，这种制度也不能称之为“选主”，而应该称之为“选仆”。

民主制的要旨就在于使执政者即管理者的命运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控制或者制约，而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就是通过选举决定执政者的命运。如果执政者不依赖于被管理者授权，不由社会全体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而是凭借实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就不可能成为被管理者的仆人。如果管理者之间不存在竞争，普天之下，只此一家，让被管理者没有做其它选择的可能，那么，选举即便存在，也没有实际意义。

再说第二点。

“抽签”虽然号称能让“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决策者”，但是，实际上却只让中签者成为决策者。王绍光先生看中的“抽签是随机的，几乎不可能被操纵”的优点，恰恰使得社会全体成员对执政者的控制或者影响变得没有可能，社会全体成员的主权不见了。这种做法并不像王绍光先生所说的那样能让所有的人都对决策有所影响，更不要说有“平等的影响”。因为决策者的权力是“老天爷”给的，不是选民赋予的，因而中签而成的决策者就像凭借胳膊粗，拳头硬，嗓门大而自我决定执政的集团一样，同样没有必要对选民感恩，受选民监督。

在选举过程中，社会全体成员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要通过同候选人的互动，对候选人的品德、能力、施政纲领等等加以比较和挑选，尽可能选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优秀者担任公职。而在“抽签”过程中，却没有这种选择和比较，选优原则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抽签并不具有选优机制，也不允许选优，而是赋予“贤”与“不肖”、“能”与“无能”同等的中选机会。因此，抽签并不一定使品德好、能力强、经验多、见识高、有志于公共事务管理的人走上执政地位，而可能使或者品德差、或者能力弱、或者经验少、或者见识低、或者对公共事务管理没有兴趣的人被抽中去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因为品德好、能力强、经验多、见识高、有志于公共事务管理的人总是人群中的少数，所以这种人中签的机率总是比较小，远低于通过竞选而被选中的机率。这对社会整体来说是不利的，在这个方面连君主制都不如 4。

“抽主”使被治理者不知自己将被何种人治理、有没有能力治理、善治还是恶治，使社会全体成员实现不了主权，从而民主不可能实现。

如果仅从学理上看，王绍光先生的“抽主”不但与选民掌握国家主权的制度相互冲突，而且也与政党掌握国家主权的制度相互冲突。因为抽签不但排斥选民对执政者的选择和制约，也排斥一切政党不经抽签，自行独掌国家主权。然而，我揣度王绍光先生的本意并不是“与虎谋皮”，让已经靠武力坐上“龙庭”的政党把自己的命运重新交给结果难以预知的抽签决定。否，则他的这些观点不会被官办媒体一登再登，反复宣扬。在“打天下者坐天下”，执政者的命运并不由选民决定，并不由大选决定，而是由自己独掌的“枪杆子”决定的语境下，只说在中国大陆尚未成为现实的“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有什么瑕疵，不说中国现存的政党掌握主权的制度有什么瑕疵，以及君主制有什么瑕疵，主张用“抽主”代替“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客观上只能为“一党专政”去除一个威胁，因而对“一党专政”有利。这一点，不但王绍光先生和官方心知肚明，而且我们第三方也是明白的。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赞成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利权” 5。因此，我虽然不同意王绍光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他的言论自由，尊重这种观点发表的利权。

中国的政治实际要靠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解决，要靠平民阶级同官僚特权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解决。我们这些人怎样说，说不说，都不解决问题。但说说也无妨，故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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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李延明：《“民主”概念再析》，刊登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以及李延明：《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探索前进》，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2 就重大事项直接“全民公决”也是民主的内容之一，但是很少举行。

3 就像在居民区中，究竟物业公司是主人，还是房屋业主是主人一样。

4 君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通常也要选有德、有能的优秀人才担任皇家的仆人去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5夏勇认为：“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讲，应该改写为‘利权’，即‘利之权’。”见《人权概念起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另见郭罗基《“权利”应是“利权”》，载《北京之春》1999年11月号（总第78期）。

2010年7月27日，


此为足本，删节版刊登于2010年12月16日《社会科学报》
五柳村2012年3月23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