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儿女第三部Ⅰ—05
劫后余生的劫后余声
——在旧中国新中国都监禁，死里逃生的赵宏才自述血泪人生
〖红岩儿女编者按〗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用滴沥着血的心写下的人生历程。他在被肺部癌肿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两三年里，断断续续用电脑完成了卧床以前没有写完的一部力作。书名《劫后余声》，全文约20万字，这里只是不成体例的摘编，仍保留着原文第一人称的叙事体裁。
故事的主人公赵宏才，又名赵洛生。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社会系（后转入心理系），从那时候起，一直担任中大地下秘密组织新青社的领导骨干。他头脑睿智，才华出众。1947年6月，在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中大地下党总支委员。解放前曾两次被捕。1948年那一次备受摧残，险些丢掉性命，冒死越狱逃脱。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苏友协工作时被打成右派，过了21年的非人生活。“文革”中再次陷入囹圄，第二次越狱逃亡，多次在死亡边沿挣扎，长达八年里靠讨饭、打工活命。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进入一个新时期，他才得以回到自己残破的家。当一切开始走上了正轨的时候，他头发白了，因多年苦难而埋在身体里的致命的病源也发作了。
死里逃生
1948年底，南京地下党派我去江北解放区，和解放区的党组织联系，负责南京和解放区的交通联络，以便把南京的地下党员和革命人士送进解放区。由我领导两个交通员，其中一个叫孙觉。他带我从南京乘船到瓜埠，然后要我自己去找解放区淮南一地委的陈书记。这里是国共双方武装犬牙交错的地区，途中多次遇到敌军，险些被他们抓住。在一个大湖的北面，我找到了陈书记，他要我跟着六合县委书记走。我到了东沟镇，在那里参加了中共六合县委的联络部。那里是边缘地带，联络部长要到后方开会，临行交代，要我把从南京来的自忠中学的师生送往解放区后方。
从这时起，我开始记日记，把每次从南京来的人都作了记录。
有两个农民来联络部找我，送来有关蒋军在永利氩厂内部署的情况。他们留下了与永利氩厂情报员的联络地点和联络办法，我都记在日记本上。
过了两天，我和自忠中学姓杨、姓汪的两个人到东沟河边，去接从南京来的人。途中，我警觉到我的口袋里还装着日记本，这可太危险了。我连忙把本子交给姓杨的带回联络部。这次，我没有接到人，就赶回东沟镇。只见镇上人们慌乱地往东跑，大声嚷着蒋军从瓜埠打来了。那个姓杨的见到我，把本子急忙还给了我。我拿着本子和他俩也往东跑。跑到街东头的一个三叉路口，被一群便衣武装拦住。我以为是我方的武装，就说：“我是联络部的，自己人。”说着就从本子里拿出一份证明出示。不料，便衣武装一把把我的本子夺走，接着一群武装端着枪把我们三个人包围了。穿着蒋军军装的保安队长来了，便衣人员把我的本子交给了队长。糟了！我不顾一切，猛地冲出包围，扑向那个队长，夺回本子，当场把本子撕毁。敌人扑过来抢夺，碎片散落一地。队长气极，甩起他的盒子枪向我头上打来。我的眉棱骨上打开一个裂口，鲜血流到脸上，洒在街上。他们急忙拣起散落在地上的碎纸片，企图从中寻找抓捕的线索。我们三人被捆绑起来。
队长叫陈易，他厉声对我们三人查问。我说我不认识他俩。他们也说与我无关。队长根本不信，威协说：“再不坦白，就立即枪毙！”我始终坚持说不知道。敌人把我带到街外广场，捆在一棵大树上，队长命令他的部下全都枪上膛，对着我瞄准，准备射击。他大声数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十，却仍然得不到我的回答。他只好又把我带回街上。
队长又审讯汪、杨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许多空白护照，还有自来水笔、手表、银元。审讯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他又来审讯我。他拿出情报员写的一份情报给我看，脸上露出奸笑：“你再不招认，就用刀子一刀一刀地剐你。”他叫人拿来刀子，在我面前晃着发出寒光的刀锋，我仍一声不响。后来，他把我带到另一个地方，令部下把我的手拧到背后，用细麻绳系紧我的两个大拇指，然后把细麻绳接上粗麻绳，把我悬空反吊在屋梁上，狠狠地打我。粗麻绳断了好几根，我一再跌到地上，他们又一再把我捆起来继续吊打。
第二天早晨，敌人把我押到一间大房子里，那里有许多被押着的闲杂人等。一个老人走到我身旁，脸色恐怖地说：“你的祖宗牌位高，听说你是武工队长，他们不会打死你。那两个人昨天半夜就给毙了。”我暗暗吃了一惊。
我这个“要犯”被队长和端着枪警戒的士兵们押送到六合县城。城里有许多女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在街上玩耍，使我记起地委书记曾告诉我的一句话，说解放军在春节以前就要解放六合县城。啊，看来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了。
在六合县政府，两个官员接着审讯我。他们首先查询永利氩厂那两名情报员，还派人到永利氩厂去查找。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到。随后，我被关进名叫“天益堂”的监牢关押。一周后，又转移到警察局的监牢里。敌人把我撕碎的日记本上的名字都拼接起来加以清理，一个个地详加询问。第三天半夜，他们把我推进一间黑黢黢的房间里，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审讯，时而问某件人或事，时而突然转问另外的人或事，突然又大喝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当他们问不出任何结果时，就给我上压杠，上拶子。还不招认，就给我“灌洋酒”，即从鼻子里灌水。每次用刑我昏死过去，他们就用凉水把我浇醒。
硬的不行，来了个软的。一个官员“和颜悦色”地问我，家在哪里，在哪里读书，怎样到东沟解放区来的，等等。他说：“你写下来。”拿来了纸笔墨水。好吧，我就写下了几句话：
难忘风雨共同舟，生死场，周旋久。
何惧牢狱酷刑和利诱！
一片丹心永不死，爱和恨总依旧。
一旦大意落虎口，绳索捆绑成死囚。
一夜吊打绳三断，绳断身残志不休。
可怜江杨二同志，出师未捷遭毒手。
瓜埠陈易是凶犯，此恨牢记在心头。
然后，又写下了《
天益堂黑牢所见》：
右邻老妇暗饮泣，左邻又闻哀号声。
一夜北风摧人急，辗转寒栗梦难成。
稚子老叟又何故，酷刑拷打入囚城。
可怜无米三十石，困守黑牢送残生。
狱卒一声呼传讯，老农战栗心魂惊。
闻道狱官太拮据，要卖小民当壮丁。
终日引颈依栏槛，夜梦四爷打蒋官。
齐效冲锋枪声响，嗲嗲一声尽开颜。
难友群起问新犯，四爷何时取城关。
解放大军今何在，长夜漫漫何时旦？ 注：“四爷”指新四军。
一天夜里，一位难友告诉我：“解放军已经到了汊涧，说不定明后天就要到六合了。”果然，除夕前一天夜里，敌人撤出六合县城向南逃。他们释放了其他人，单把我一个人押走，到永利氩厂外的一个村子住下。他们派一个老家伙看管我。次日早晨，漫天大雾。我想趁机冲出去，就注意观察周围环境。一个小贩挑着菜肉来兜售，被狗警察们抢了个精光。他们喝五吆六地到厨房去做菜了。我被带到院子后进的灶塘口边取暖。这儿距离后门很近。后门打开，可以看到院子后面有一道墙，墙外是一片竹林。林间浓雾笼罩。啊，这可是个逃跑的好去处。
警察们做好了饭菜，摆好了圆桌，大吃起来。这时，外面来了个人对他们说：不好了，国军正朝这边撤退，要马上撤过长江，你们赶快集合过江。警察们丢下饭菜，急忙进去收拾他们的背包。那个看管我的老家伙也去打包了。他们已经顾不上我，只关照房东一声“帮忙看一下”，就往前院集合去了。机会来了，机不可失。我毅然向后门走去。我的神经紧张得简直要绷断，要拼着一死而求生！我拉开后门，对着门外小便。趁房东扭过头去那一瞬间，我立即跨出后门，顺手把门关上，向围墙跑去。我一按墙头，奋力一跃，翻过了围墙，重重地跌到地上，跌得两眼发黑，两条腿像断了似的。我强忍着两腿的疼痛，穿过竹林，越过一个村子，来到一条小河边。我不会游泳，还是纵身跳了下去，爬向河对岸。棉衣裤灌满了水，重得走也走不动。我干脆脱下湿棉衣，只穿一件裤头和长衫，继续往前跑。腿脚已经冻得麻木，反而不痛了。又过了几条河，终于到了六合城外。
这时六合县城已经解放，我挣扎着找到县政府门口，已经精疲力尽，躺倒在那里，动弹不得。适逢军分区的两个参谋走过，把我接了进去。地委书记立即给我一套棉衣，并要我汇报从被捕到回来的全部经过，然后要我写成书面报告交给组织部长，由地委进行审查。
大约一年之后，审查结束，没有问题，区党委批准我恢复党籍。
跳进陷阱
1957年初，我所在的中苏友好协会由副总干事林朗负责领导整风。我是整风办公室具体负责人，也就是执行领导意图的人。当时毛泽东主席多次发表谈话，号召大鸣大放。老林指示我把毛主席的话用我的名义写成文章，在机关墙报上发表。我奉命写了三篇，题目是《
闲话之一》、《
闲话之二》、《
闲话之三》。这就成了我“向党进攻”的铁证。
我在《
之一》里说：“要提倡说闲话，说心里话。”在《
之二》里说：“党群之间有墙有沟，要拆墙填沟。”在《
之三》里说：“过去励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为了改革连杀头都不怕，我们为帮助党整风，提点意见还怕报复吗？”
好了得！竟然和社会上右派沆瀣一气，密切配合，发动群众不惜杀头来革共产党的命！机关里所有的人，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都说，是我鼓动他们大鸣大放向党进攻的，我是右派的头子！
嗨，这三篇《
闲话》正是按照毛主席的三次讲话写的，没有一句是我的。可是老林说：毛主席是站在左派立场上讲的，而右派分子对毛的讲话是站在右派立场“各取所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其实，“各取所需”之说，也并非老林独创，也来自毛泽东本人。
当时，无论是整风还是反右，群众总是十分听共产党的话的。若要对你进行批判，完全可以从你不経意的一言一行中，挖出你灵魂深处见不得人的、反动丑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结”或者“原罪”来，直到把你弄得瞠目结舌、莫名其妙、昏头胀脑、意志动摇，最终在某种“科学分析”面前五体投地、低头认罪。如果你不认罪，那是你觉悟太差，难以改造，所以跟党、跟群众没有共同语言。我这个一向只跟党有共同语言的人，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得失去了共同语言。
就这样，我成为那个年头五十多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中的一员。我实在闹不清究竟是谁在反党。仅仅是为了维护“党的影响”，我低头认罪，承担下反党罪责，忍痛糟蹋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当时我觉得自己像耶稣背上十字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似的；又像是在敌人监牢里走向刑场为革命献身似的，有一种自我牺牲的崇高感、使命感。就这样，我像是豁然贯通、恍然大悟似的，跳进了陷阱。
批判大会开过，并没有马上宣布对我的定位。过了整整半年，到了1957年12月31日，机关突然开了一次大会，才宣布我是“右派”。“判决书”经过一再改写，一再加码。第一次的结论里有一句话，说机关里闹大民主，我能积极向组织反映，“这还是对的”，是部长还曾当众肯定过的。第二次改写，把这句话删去了。第三次再改，却说机关里闹大民主，我是祸首，是主犯。原来，头两次把结论报上去，上边都打了回票，因为所列罪行不符合定右派的标准。与其他许多单位一样，我的“右派结论”是1958年3 月才定下来的。
后来我弄明白了，我和许多人被划为右派，有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所谓“闹大民主”。当年，我们机关第一把手是老廖，廖经天。他积极推行中央所规定的工作方针，即：密切结合各个单位的中心工作，推动学习苏联；用苏联先进经验挂帅，来解决各单位工作中的问题。这是个幼稚得可怕的“全盘苏化”的方针！大家在工作中觉得这不对头，多年来跟老廖争论不休。而“反苏”是当时毛泽东规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六条标准之一。
最初，我向老廖陈述我们的意见，他耐心地听着，听完竟表示赞成。我们意外地得到了支持和鼓舞。有一次在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上，分管我们的部长重申那条学习苏联的方针。老廖坐在部长旁边一言不发。一群旁听的中层干部却稳不住了，在他们的怂恿下，我站起来表示反对，顶撞了部长。他们也跟着附和，闹得会议只好暂停。大概，我成为右派分子这时已经命中注定了。
其实，部长也有苦衷。他特意把我们这些反对派找去深谈，说苏联给我们的援助常把关键部分留一手不给我们。在与苏联关系上的一举一动，苏方都很敏感。看来，上边害怕得罪“老大哥”，这并不是部长个人的观点。
情况确实严重。事无论巨细，苏方都要提意见。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欢呼和致敬，他们建议要用俄语的“乌拉”；报纸上用了“连衣裙”而没有用“布拉吉”，也成为“排苏反苏”的语言犯罪。“老大哥”竟然在调查搜集这类“排苏反苏”的证据。
部长的开导没能说服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联名上书刘少奇，刘是中共中央分工管外联工作的最高领导。上书后久久不见下文，老廖和部长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机关里群众感到失望、不满，一片混乱。这时开始整风，于是一位老同志带头发动向中央请愿。这本来是出自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片赤诚。当时我不同意写请愿书，吁请中宣部来平息这场争论。中宣部派姚溱副部长来机关处理，请愿未成事实。不久，刘少奇的批复下来了，毛主席也讲话了：学习苏联不应生搬硬套。我们的意见终于得到毛主席的回应。我们胜利了，雀跃称庆。唉，我们实在高兴得太早了。
接着开始反右。部长指示林朗：“这个机关多年来一直在闹事，要挖根子，根子就在党内，就是老廖。”
于是，老廖这个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被打成反党的大右派，“反苏反党集团的头子、总司令”。在他的“右派结论”里，列举了这个集团主要成员的名字，我的大名荣幸地列入其中，被封为“军师、参谋长”。列入这个名单中而没有划成右派的人，虽未被开除党籍，却也受到别样的惩罚，成为不可重用的“内控”异己分子。
廖经天是个真正的老革命。1925-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只身逃亡国外，在印尼继续闹革命。1937年到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回国到延安，和林朗在一起工作，他俩是多年的老战友。反右开始，上头指示林朗要把老廖挖出来。林朗实在下不了手，就找个替罪羊，“舍车保帅”，就把我这个小不拉子办公室负责人抛了出来。老廖不明内里，竟还在党组会上为我辩护，说我是个十分忠诚的党员。
可是，林朗也在劫难逃，最后也被划为右派。原因是他包庇大右派。原来他批判我和别人所使用的那套分析学，现在对他也如法炮制。这时，他已发现得了癌症。他忍受着从精神到肉体上的莫大痛苦，驯服地接受批判，批判自己，检举他人，以示他对党的忠诚。他虔诚地低头认罪，把败坏自己人格和尊严的脏水往自己头上泼。不久，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
接替林朗的新领导，是机关的原第三把手李某。他知道我对划成右派不服，就找我谈话。他倒惊人地直率，说：“比你问题严重的人多的是。可是你已经划作右派，就不好再改。你不要不服，要一切从党的影响来考虑。”
他当然明白我根本不服，说到末了还拍拍我的肩膀。棺材板钉钉，无可挽回了。可他怎能知道我这流淌着鲜血的心呢？他怎能知道他那句诱导我心服的话，是用火红冒烟的烙铁，把每个字哧哧啦啦烙印在我心上的呢？这话我记了一辈子。为了维护“党的影响”，再冤枉也得服。从此以后，永远也别想还能自己翻过来，爬起来！
老廖、林朗为什么也服罪了？我这才明白，他们也是为了“党的影响”吧！林朗不久就死了；老廖大约从1962年起曾多次从他的流放地古夜郎国跑回北京闹翻案，却一再碰钉子、挨训斥，到最后也没有真心服。
抛妻别子
我被划成右派之后，马上就危及我的家。我的妻子年纪比我小，可党龄比我长。我想我这辈子算完了，坐牢判刑也豁出去了。可是她呢？她怎能跟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民公敌继续做夫妻呢？离婚吧，离婚对她和孩子可以少一些政治上的株连；对于我也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去跟命运抗争。
然而，她不同意。我们谈了多次，她不耐烦了，说：“你要是真有一点点罪，我早就甩了你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撇下你不管。”平素，她性格倔强，争强好胜，三天两头跟我吵架。可是，这时候却温柔体贴，再不跟我吵了。
她在她的学校里，一再遭到批判，大会上要她揭发检举我的反动思想言行。她无可揭发，只好挨批。人家用侮辱性话语，说她跟老虎睡觉，她只能默默忍受。作为一种惩罚，她总是被派去干重活儿。她一声不响地埋头苦干。结果脊椎严重挫裂，从此低烧不退，膀子抬不起，头也扛不动。看着她连穿衣服都抬不起手来，心里那滋味，就像有把刀子在我已经麻木的心脏割着划着。她需要长期治疗，可是在北京我们举目无亲。她只好带着孩子去南京，投奔她姐姐家养病。
我们不得不把一点一点添置营造起来的家，自己亲手加以毁灭，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贱价卖掉。我们被从机关干部宿舍赶出来，搬到东单菜场附近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里。大冷天在冰冷阴湿的地上睡觉。我们这难舍难分的一对，在即将妻离子散的悲惨日子里，没有一滴眼泪，一声叹息，一句感伤的话。我们的心已经碎了，麻木了。风摧雨残同命鸟，故园归去已无家。
严冬时节，我被发配到荒漠的渤海滩，在唐山国营农场三分场劳动。夫妻诀别的日子到来了。我得走了，背上背包，围了围脖。她说：“亲亲你的宝贝儿子吧。”我放下背包，怀着无限深情亲吻孩子。这也就是在跟重病中的妻子吻别。从此，为了维护“党的影响”，我背上十字架走了。她那一双明净清澈的眼睛对我望着，关照我说：“你这知识分子的臭脾气，高傲、自尊、倔犟。党内斗争本来就是很残酷的，要看开点儿，不要钻牛角尖。千万不能自走绝路，害了孩子。听见没有？”
在凛冽的寒风里，我向火车站走去。在这冰冷彻骨的世界上，唯有她的话能在我心灵深处浇灌一股温馨洁净的暖流。走了，各自朝着痛苦而不可测的未来走去，越离越远。大难生分同命鸟，情深只恨情难断。
走进炼狱
我们“劳动改造”的地方，是一个大国营农场的分场。平坦、辽阔，大片的盐碱地，看不见一棵树、一朵花。本地人说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我们这个“劳改”队伍里，有不少知名的老革命、大作家、大艺术家、大知识分子。第一代的有廖经天、陈企霞、钟惦棐，还有我们上级的一位部长，抗战前曾经是泰国共产党员的一位老华侨，等等。第二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就更多了，其中有曾在白洋淀战斗过的摄影记者高粱、在新四军战斗过的记者季音，他俩都是《
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还有不少人在这里。在这批人后面也可以排上一个我。第三代是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的，文学评论家杨建中（蓝翎）就是其中之一。这一代多是小伙子、大姑娘。
他们资格、年龄、性别各异，却都是中宣部下属单位被打成右派的党员干部。只有一个特殊的例外，就是有名的大作家、大记者萧乾。他二战期间曾任《
大公报》驻欧记者，解放前回国，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积极支持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他是被划成右派的大号民主人士之一。当时这些民主人士多留在上边，他却自己主动请求下放劳动改造。
于是，这些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来到这个渤海边“苦炼修行”。
老萧整天都是乐呵呵、笑眯眯的。钟惦棐也是一样，总是乐呵呵的。他们骨子里是否乐呵呵，别人就不知道了。萧乾这老头十分单纯，表里如一，看来不会做假。所有来到这里的右派们，表面上并不像背着什么沉重包袱，也没有愁眉苦脸，似乎都已经大彻大悟了，轻松愉快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了。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可是我的心呢？却是其味酸苦，其声凄哀，其气郁结，其病昏惑，根本没有什么乐呵呵可言。从走进炼狱的第一天起，从容光焕发，年轻力壮，走到发秃鬓白，满脸枯蹙，伤病缠身，走完了一生中仅有的黄金时代，足足二十一年，七千七百六十多天哪！
杨建中说。他曾站在《人民日报》社的大楼顶上，想往下跳。但最终他没有跳下去，却朝这个低头认罪的深渊跳下去了。
为什么都毫不珍惜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荣誉，主动跳下去了呢？本来么，共产党人，最珍贵的就是作为一个党员的政治荣誉、政治生命。它比对自己的肉体生命要珍惜得多，比对妻子儿子要珍惜得多。解放前，在敌人的监牢里，敌人施以胁迫和劝诱，要你跳下低头认罪的深渊，就可以保住脑袋，苟且偷生。可是，我们把自己的头颅和鲜血，自己的爱和恨，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荣誉和人格尊严，全都融为一体，做出神圣的选择，不说一句背叛党的话，不泄露半点党的机密，拒绝了低头认罪。我只是由于越狱成功，才逃出了虎口。
还有像老萧那样传统文化孕育的知识分子，也从来是认定荣誉、人格重于生命的。
现在，党竟然用“反党”的罪名把我的政治生命枪毙掉，践踏我的人格和荣誉。对于我们这号共产党人，这比砍掉脑袋还痛苦。同样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同样是用胁迫和劝诱的手段，同样是要你低头认罪，为什么国民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失败了，而共产党却办到了呢？
我想起一本叫做《
斯大林肃反秘闻》的书来了。书里说，那些为苏联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的老党员们，被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匪徒”加以审判时，他们“偏偏愿意把唯一的、有损于自己荣誉，同时又是开庭所必不可少的证据提供给起诉人，这证据就是他们自认为有罪！”他们在表现出对自己的辩护丝毫无动于衷的古怪态度的同时，却拼命为斯大林及其统治的英明唱高调，为斯大林炮制出来的迫害他们的审判辩护。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身临死亡的边缘，非但不自救，反而尽力帮助斯大林，这真是旷世罕见的怪事！
斯大林的统治采取的胁迫诱导手段成功了，成功到出奇的、难以解释的地步。这个历史之谜该如何解释呢？
我有个姓郭的老友，在南京某大学被打成右派，他始终不认罪。若干年后，许多被打成右派的都摘掉了帽子，分配了工作，可他还在戴着右派帽子拉板车做苦力。有位党员同情他，私下劝他认个罪算了。他却回答：“气节！”真是掷地有声。可仍然是他，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却又会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右派。怪不？你如何解这个谜？告诉你，谜底就是“维护党的影响”！
就说我吧。在“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农场有个农村木匠跟我很要好。因为他家乡实行公社化，吃食堂，家里没吃的，他就退职回家。他向我辞行，动了感情，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大兄弟，你是个大好人啊，遭了这么大的难。共产党实在太尕古。”（“尕古”是那里的方言，意为“古怪”，贬义词）。他这一句话刺痛了我。虽然党把我开除了，可它仍然是我的党，我的生命，我的希望。他怪罪了党，我感情上不能接受，简直是条件反射，我立刻堵住他说：“不，大哥，是我罪有应得，不能怪共产党！”
这明明是我的违心之论，是在主动败坏自己的名誉、人格。你说，这是为了啥？为我自己？为妻子儿女？不，只是为了一个今后不会再见面的劳动者，不要因为我的冤枉受难而使他认为共产党不好。如此而已。
他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呆呆地站着，痛苦地回味着自己刚才被逼出来的违心话，我的心头鲜血滴沥。那个时代的坚贞不逾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他们珍惜、爱护党超过了珍惜他们个人。他们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在群众中、在世界上维护这个党的影响、威望，才会把党强加的罪名接受下来，玷污自己的清白。
这也许和过去的忠君思想是一样的吧，一样的愚昧。
这是不是我们的两面性？一面是纯正高尚、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另一面又是猥琐卑下、蝇营狗苟的小人，是可怜虫、癞皮狗？这，我也说不好。
什么是右派？毛泽东说：“他们是对党对人民有刻骨仇恨、搞阴谋诡计的、恶毒透顶的、口是心非耍两面派的，披着人皮包藏狼子野心的、善于窥测方向见风使舵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又是凶恶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只要你承认了自己是右派，你就是这样的人。这时，你就开始扮演一个可怜虫、癞皮狗的角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演，你就渐渐化入这个角色。
法国著名演员帕特里克德尔瓦说，当你连续在五部影片里扮演一个可怜虫时，你最终就会成为一个可怜虫。这叫潜移默化。在农场那个炼狱里扮演了那么多年，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化入了角色，真成了可怜虫、癞皮狗。我不想承认也不行，尽管这使我痛苦，遗憾。
“.阶级斗争”
在三分场，我们被分别编到生产队里，队里每个小组都插进一个老右。我们和农场工人一起干活，一起住，一起生活。干了一段时间，要讲“阶级斗争”了，就开始批斗右派。
在批斗我的小组会上，那些平素和我一起干活、关系亲密的工人党团员，突然拉下脸来，像对待罪犯一样训斥着、侮辱着，要我交代来农场后的罪行。他们没有抓住或制造出我有什么反动表现，只好恶言恶语地空喊一通。他们似乎是演戏，这戏演得很拙劣。一个上了点年纪的非党团员工人却看不懂这戏，大惑不解地一再向批斗会的主持人说：他不是很好吗？犯了啥事了？我看他挺好的，没说的。
这时，生产队长来巡视了，主持人向他小声汇报，请示这戏怎样演下去。不料，队长却善意地看了看我，对组长说：“休息一下。休息后不开小组会，改开大组会，目标对准那个萧乾。”
好哇，这下我如释重负，甚至对队长感恩戴德，浑身轻佻起来了，简直像个仰头对主人摇尾巴的哈巴狗！这就是我，一个小人、可怜虫，已经进入角色、化入角色的我！
萧乾这老头，我觉得他十分善良，谦虚、憨厚，简直天真可爱。他诚心诚意跟工人打成一片，相处密切。很多方面他比我表现得强多了，我还暗暗地向他学习。可是，他不是老党员、老革命，因此，这位可爱的长者就成为批斗右派的重点对象。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右离开生产队，被集中成一个大组，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两间工人宿舍腾给男性老右，大家挤住在大炕通铺上。挤不下，我和钟惦棐就合睡在大炕边的一张木板床上。
一天，总场的公安局长来了，召集老右们训话。他面孔铁青，横眉怒目，狠声恶气，拍打着桌子，把我们痛训一顿。他骂我们是“丧家之犬，没人要的野狗”。他斥责我们劳动表现恶劣，是“破罐子破摔，偷懒耍猾，抗拒改造。你们只有一条出路，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再不老实，那就抓起来判刑！”
他警告说，另一个分场的右派分子秘密组织反革命组织，任命了部长、政委，企图颠覆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和国。现在他们已经遭到严厉镇压。
这真够骇人听闻的，真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来。据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右派分子的新动向”！
后来，听一个农场干部家属说，那些老右是开玩笑，互相瞎叫什么部长、政委什么的，有人打了小报告，就成了掉脑袋的大问题。她好心劝诫我说，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切不可瞎开玩笑。
局长在那里呵斥发威，我心里痛苦极了。我们流血牺牲夺来了政权，却在这个政权下落到这步田地，受尽凌辱、糟践。你只要跳下低头认罪的深渊，就会发现这深渊深得没底，就要身不由己地向深处坠落，坠落。落到连哈巴狗都当不上，只能当个没人要的野狗的地步，落到连野狗也不如的癞皮狗的地步！
我偷眼瞅一下在座的老廖，他竟然十分平静，似乎一切都理所当然；再瞅钟惦棐，他好象置身世外，充耳不闻。萧乾大约是和我一样，显得阴沉，痛苦不堪。
痛苦中我不能不冷静地沉思：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的理论，在中国有自己的版本。中国虽然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毛主席却认为中国也会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于是他要主动整风，把各个机关、学校可能发生的“小匈牙利事件”诱导出来，导出一批反革命分子、纳吉分子，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于是，总归要有一批人按照毛主席的希望当上右派，被送上“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个祭坛上作牺牲，充当全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的“反面教员”。
“阶级斗争尖锐化”了，许多右派唯恐遭到更加严厉的镇压，就进一步进入角色，幡然悔悟似的检查自己的罪行，说自己在本单位“搞了匈牙利事件”，“当了纳吉”，等等，使劲地朝自己头上泼粪浇尿。就这样，“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戏演得高潮迭起，紧张激烈，热闹非凡。老右之间互相批斗、撕咬，互相尖锐化。据说，这是为了提高觉悟，脱胎换骨。
可惜，我始终没有这种福份。在这场尖锐化的戏目里我演砸了。我成了不服罪的典型，右派中的右派。我的新罪行是语言学方面的。夏天在大太阳下挑粪，大家都喊热，我跟着说“热死了”；地里小咬特别多，比蚊子还厉害，我说“痒死了”。我这江南口音里常常出现“热死了”、“痒死了”、“开心死了”之类的话语。于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你这是攻击党，什么死了死了的，你就是要把党搞死。”在劳动中，我挨了一顿训，我对人说：“我挨骂了。”这又是一条罪状：“你这是把批评污蔑为辱骂。”在大组会上对我批斗，从语言学的问题联系到其他方面，再略加精神分析，触及灵魂，于是我这个“凶恶阴险的敌人”形象就凸现出来了。右派大组长和一群积极分子的狠批狠斗，弄得我瞠目结舌，莫名其妙。大组长这下可抓住了表现他自己“进步”的机会。
有个老右是山东人，他说他老家有句古话：“下油锅也要抢着站锅补钉。”他没有解释，害得我琢磨了好几天。哦，原来是说，锅补钉比别处要高出一毫米，下油锅的人抢着站到补钉上，把别人挤开去，好让滚油把自己少煎十万分之一。现在时代不同了，他们抢着站到我身上，把我踩到脚下，表明他们多么左，多么革命，就有可能从地狱里爬出去。现代人毕竟比古人要聪明多了。
“打小报告”，在这里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看不见的杀手。我和钟惦棐合住一床，他经常给我讲故事。他从来不打我的小报告。可是他自己却被人打了小报告。有一次，他对别人说傅雷的儿子逃到国外了。这一下就闯了祸。大组长在会上追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十分平静，他明白有人打小报告了。他迟迟不作答，似乎在想词儿。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是从《
参考消息》上看到的。这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违背了右派分子不准看《参考消息》的戒律。大组长追问他在哪儿看到的。老钟若是讲出了谁，就要株连到谁。任凭一再追问，他就是闭嘴不答。僵持了好久，终于他想出了词儿：“有一次宣传部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画画，部长去拿纸笔，他的办公桌上有《参考消息》，就顺便看到了。”好一个老钟，为了不株连别人，煞费苦心，居然编造得天衣无缝，“尖锐化”竟然没有化得动他。我不能不佩服他。
一天，我俩躺在床上，谈起了他那篇大毒草《
电影的锣鼓》。他很平静，淡淡地，嘿嘿一笑：“那是周扬和我交换意见以后，他叫我执笔写成文章发表的。”啊，原来如此！我寻思，文艺界反右斗争不正是这位部长领导的吗？为什么《电影的锣鼓》的黑锅要让钟惦棐一个人来背，他不站出来认账呢？
第二天，领导问我：“钟惦棐跟你讲了周扬部长什么了？”好快啊，小报告怎么比窃听器还灵？我们是在床头窃窃私语，怎会被人听了去？我纳闷，也只好如实回答。“这就对了，”他说，“钟惦棐昨天急着找我，他赶在你前面说了此事，怕你歪曲他的话，添油加醋，咬他一口。”原来如此！处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窝里斗之中，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友谊的。别看我和老钟挺亲密，他也不能不把我当狗加以防范。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
这场“阶级斗争尖锐化”，原来是一场分不出阶级界线，也分不出左与右、分不出是与非的大混战、窝里斗。朋友变仇人，战友成冤家。在我们机关的右派群里，那些主张请愿、搞大民主的人，反过来批斗我，我倒成了“反党头子”；老廖把我的哲学观点批成修正主义；我又怪罪老廖定我右派，反咬老廖一口。那位发起请愿的人，来农场后就在老右群中串联，说我如何坏，善于打小报告害人，在大组会上带头狠咬我。我也不甘示弱，狠狠反咬回去。你看，这个世界多热闹，大混战，窝里斗。多年大战下来，战果累累，造就了一群批斗的积极分子、互相撕咬的英雄，一个个进入角色，化为小人、可怜虫、癞皮狗。
在这个互相撕咬的狗的行列中，我撕咬人的水平并不比那些积极分子有任何逊色。
人狗之间
人变成狗不难，可是从狗变成人却很艰难。
第一个使我有了点自知之明，开始从狗的王国向人进化的，就是那个萧乾。
那天，老右跟生产队的工人一起去收割稻子，天不亮就下地。老萧这老头，头高马大，肩宽腰圆，头发有点灰白。现在要蹲在田地里和年轻工人一样，一边割，一边不停地向前挪动。他受得了吗？我真为他担心。可是老萧竟是乐呵呵的，没有一点犯难的神气。没多会儿，我就被拉下了一大截子，可老萧和小伙子们已经割到了头。他用镰刀抵住田埂用力把身子撑直，笑了笑，转过身来又投入第二行的收割。一个小伙子大声赞道：“老萧真不善（厉害的意思），窜的挺快哪！”
老萧个头高，到了蹲不住了，就跪下来割，用膝盖向前挪窝。一天十几个钟头下来，我的两条腿直在弹琵琶，老萧的脸上竟然能露出轻松愉快、天真无邪的笑。晚饭后，他靠在炕上，头枕着被子，挺直了腰杆，戴着老花镜，一只大手捏着一根小针，笨手笨脚、专心致志地缝捕着裤子上的补钉。
这老头真可爱，有一股说不出的魅力。我被他感动了，一丝敬意油然而生。
萧乾的笑容没有维持多久。全场收稻结束后，召开右派分子自我检讨大会，也就是批斗大会。带头发言的是一位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年轻美丽的姑娘。平素，为了表现积极，出人头地，她自愿干男人才能干得动的重活、苦活，赶着拖着很粗的树干的马平整水田。可是，工人似乎并不欣赏，在背后管她叫“臭美”。现在，她带着负罪的神情检讨说，她内心深处有怕苦情绪、保命思想，“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剥削阶级思想，是不服罪的右派立场”。她简直在扮演着“革命修女”的形象。
可是，她的戏还没有演完，突然话锋一转，提高嗓门，声色俱历：“萧乾！你对劳动，对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是什么态度？必须老实交代！”这下子把个老萧镇住了，他满脸惊讹惶惑，再也看不见那天真无邪的笑容了。
那姑娘满脸怒容：“萧乾，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跪着割稻子？谁也没有要你跪，你为什么这么恶毒，故意丑化、污蔑我们的劳动？”
姑娘起着一呼百应的作用。接着，一个个积极分子冲上去了。狠狠扑上去撕咬，借以表现自己进步，左，觉悟高，以求摘除右派帽子。我也蠢蠢欲动，只是因为找不出老萧的错误作为攻击他的材料，只好听别人揭发。
“萧乾平常千方百计腐蚀拉拢工人，他把自己的一件棉袄给工人穿，向工人进攻！”
“萧乾至今还想当老爷，让工人老大哥侍候他。他总是要工人替他打饭。”
在饭堂打饭打菜要排两个队。老萧和我都跟工人配成搭档，可以少排一个队。这也不得了。我们是阶级敌人，根本没有资格和工人打成一片。跟工人亲密无间。这又是“阶级斗争尖锐化”了。我担心，火会不会烧到我身上？我得赶快揭批老萧，以免目标向我转移。我搜索枯肠，准备发言。我抬头瞄了一下老萧，看到他那痛苦得痉挛的脸，心里一阵抽搐。
“不，不能这样！这不是当狗吗？人总得有点人味！”我突然横下心来，不参加这场批萧的戏，从上演的角色中挣脱出来。这时，大会上的发言，我再也听不进去了。神经也就松弛下来，加上白天超强的体力劳动，眼皮抬不起来了。
“革命修女”还在嚎叫着，满嘴血淋淋的。“萧乾必须脱裤子割尾巴，彻底改造！”
老萧却从不还口。老萧不是大作家、名记者吗？怎能这么没水平、没能耐？他为什么不反咬回去？突然，我惊醒了：老萧他不是狗，是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老老实实的人。我脸红了，而我却在扮演着狗的角色。我曾经自认为在政治上比老萧优越，他对政治简直是一窍不通。现在我才发现，我比萧乾优越之处就在于会咬人，多年练就了耍嘴皮撕咬人的能耐。我不是一向自以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吗？什么时候变了？变得和那“革命修女”一样，虚伪，卑鄙下流，丑不堪言。这真是个噩梦，可怕极了，吓得我毛骨悚然！
于是，在我疲惫的脑袋里，人和狗这两种动物，不停地变换着，一分为二，合二为一。我终于发现：我是个人，是昂着脑袋直立行走的人。本来就不是爬着走，耷拉着脑袋的狗。终于，我的噩梦醒了。
事后，军人出身的保卫科长忿然说：“瞎批！假积极，不好！”农场的书记也说：“这个人（指那位“革命修女”）年纪轻轻的，怎么一向假的出奇！”
在这场大戏中，多数上了年纪的却不善于耍假。老廖和老钟常爱谈论在延安的琐事；在“大跃进”的大疯狂中谈论《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探讨治国之道……
不久，老钟因患肝炎离开农场。那位“革命修女”和大组长也调离了。
苦难的人民
“大跃进”，大疯狂，大吹牛。三分场搞了一块试验田，小麦密得不能再密，没行没垅，一切增产的办法都用上了，收获时地里的每一粒麦穗都拣了回来，打场一遍又一遍，最后过秤，仍没有达千斤。书记气不过，说：“什么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全是吹牛，瞎吹！”
农场工人抱怨人民公社，说大食堂吃不饱饭。有些老右却批评工人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工人对我说，他要离开农场了。临行，他建议我到外边的农村去看一看。
经领导同意，我走向场部大门。离大门不远，就被一个青年工人拦住。他手里拎了个大包。他说里面装的是饭，他家里人从家乡来，在场部外面等着他送饭吃。
“大哥行行好，帮我把饭带出大门。我妈打昨天就等在这儿，一口饭也没吃上。我带不出去，大门口查得紧。”他指着路边的一辆马车，有的工人上了马车，把装着饭的大包藏在身下。“你搭马车走吧，他们不会查你的。”
“不行，兄弟，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知道，我们都知道，是右派，大好人。他们也知道你是好人，不会查你的。”说着就把大包往我怀里一揣，就朝门外走去。
我揣着大包，藏也藏不了，犹豫着走向大门。可是，大门的岗哨检查人员竟然正眼都不看我一下，让我走出大门。走了一段路，才见到那小伙子在路旁等我。他千谢万谢：“大哥，你真是救命恩人呀！”
我跟着他离开大路，看到远处聚集着黑压压一大片人。他说，他们都是工人们家乡来的亲人，有乐亭的、宝坻的，还有从山东来的。一双双焦急企盼的眼睛张望着，盼着那个救命的饭包。工人空手而来的，亲属们就垂头丧气。一个工人喜滋滋地从裤裆里掏出比拳头还小的一坨饭，亲属连忙接过分吃，好像嚼都没嚼就咽下去了。
看着那一张张灰土色的脸，一双双渴望求的眼睛，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有谁管他们的死活？
怀着沉重的心情，我走出农场地界，进入公社的土地。一眼望去，泾渭分明。农场的麦地已经收割，留下满地麦茬。公社的地却是一片荒芜，麦地里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根没有结穗却已枯黄了的麦草。我走近名叫柏各庄的寨子，寨子大门口的墙上用大红字写着亩产几千斤的豪言壮语。一个家在山东的工人对我说过，这号鼓舞人心的创记录的数字，是杀人的数字，血淋淋的数字。原来到处一样，中国成了人人说谎的国家。
大约10点钟，我来到这里新建的公社食堂。我用粮票和钱买了一碗白菜汤和两块红薯，坐到一张桌边吃起来。突然，脚下似乎有狗在抢夺。我低头一看，啊，我扔到桌下的薯皮，招来许多人在桌下抢。还有许多人在我周围盯着。我没法再吃，把全部红薯和菜汤都送给他们。菜碗在争抢中被打翻，菜汤流到桌上，许多人急忙趴在桌上吮吸。
公社食堂开饭了。社员们排着长队，领他们自己那份“饭”——有两片青叶子的一碗清水，一块大约有我四分之一拳头大的玉米窝头。社员说：“只有干部和炊事员有饭吃，有鱼有肉吃。”
唉，基层干部变质了，他们才不管人民的死活呢。——又是什么使得他们变了的呢？
从这里往外走，在一个中药铺对面，见一个大婶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块鹅卵石，在石板上有气无力地砸一小把花生壳。问她有啥用处，她说她要砸烂了吃。我蹲下来替她砸，这玩意儿真难砸碎，怎能吃得下去？即使吃下去了，得到的能量也抵不上砸碎它所付出的能量呀。我帮大婶砸着花生壳，一边和她唠磕。她说：前些天农场收麦，社员们去拣麦穗。饿得熬不住，就连拣带拿，搓搓就往嘴里塞。有个干部说“这是国家的，不能拿。”社员说：“都共产主义了，是国家的我们就能吃。”可是，他们开了枪，大家都跑回来了。
“不会吧，共产党不会对老百姓开枪的，兴许是朝天开的枪。”我仍然按常规思维判断。
“唉，现在叫我去白拿，也爬不去了。”她已经走不动了，饥饿使她虚弱不堪。在她身旁躺着一个双腿浮肿的男人，靠晒太阳取暖。
这是一幅可怕的人间惨象。到处都有饥饿的人群，濒临死亡而无力挣扎着的人群。我心如刀割，不禁为老百姓的苦难鸣起不平来：“你们就该起来斗争，自己作主，不要听上头的话，什么亩产几千斤！按虚报的产量交粮，你们还能有粮食吃？办那喝稀汤的大食堂，害死人，还挂满了锦旗！”
我这是说空话，瞎埋怨。接着，我又出了个馊主意：“你们一起去找政府，要求开仓放粮。”躺在旁边的男人嘟哝了一句，我没听清。大婶把那男人的话转告我：“大兄弟，你这不是叫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去找死？”
一句话把我镇住，不再作声，嘿然离开。善良而驯服的人啊，你们宁饿死也不反抗。我竟然鼓动他们为生存而斗争，可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
我这个立志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革命者，只能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却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可耻啊，这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耻辱，从未经历过的精神痛苦。我亲爱的父老兄妹啊，我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今天又付出比生命更珍贵的人格与尊严，受尽凌辱而不悔，又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换得你们今天的苦难吗？
难道世上有喝大锅清汤的共产主义？难道有践踏人的尊严的共产主义？难道有君为贵、民为轻的共产主义？怎能给崇尚人类优秀的文化结晶的善良的人们贴上反动阶级的标签，却把走向贫困与饥饿说成是真善美，贴上先进阶级的标签？
你们可知道，我们九死无悔地献出宝贵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人民！我们坚贞不渝的生死之恋、刻骨之爱，到底是爱恋着什么？谁能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份爱？人民！人民！人民！
突然，上空响起了公社广播喇叭的轰响，奏完《
东方红》的序曲之后，又是宣讲三面红旗、“形势大好”、“共产主义万岁”。这时，脚下的大地似乎崩塌了一般。我的信念，我曾奉若神明的一切，突然之间全都崩塌了。
我失魂落魄地走去，走到一条干涸的农渠里，浑身无力地躺下来。我已无泪可流，痛苦使我按奈不住，情不自禁地对着苍天大声喊叫起来：
万马齐喑呵，鹦鹉高歌！铺地饿殍呵，冲天赞歌！
引领全球呵，野心狂勃！
人犬之间呵，一点之讹！人不如狗呵，苍生奈何！
（注：“犬”字比“人”字仅多了一划、一点）
天快黑了，我从农渠里爬出来，走回农场。我像是从梦境里走出，不再相信一切戏法，我只相信真能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的主义。这就是我，一个从梦中走出来的社会主义者，中国人民的普通儿子，一个从狗进化成人的人。
摘帽右派
1959年，三分场宣传部长宣布，河北省委正式来文，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回原单位听候分配。啊哈，终于有幸领到了一张妓女合格证！可以有出卖自己人格的自由了。
我这是咒骂自己，还是忿忿不平的敌对情绪？我在农村所见的社会现实，使我欲哭无泪，心头鲜血滴沥。我带着一颗孤独寂寞的心，在哀鸿幽咽、鹦鹉高歌声中离开了渤海滩。
同时被摘帽的有廖经天。我们回到了北京。不久，他下放到贵州去了，我被分配到安徽。在去安徽报到以前，给我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与妻儿会面。
在南下的火车上，一位河南老乡对我悄声说，河南饿死的人可多啦，越是先进标兵的地方，死的越多；越是壮汉子，死的越快，病恹恹的老人反而经得住饿，慢慢饿死。——我想，只有广大地区饿死人多的地方，才能归纳出这两条可怕的规律来。
我头靠在车窗上，脑子里展现一幕幕遍地饿殍的景象。忽然，车厢里的喇叭响起了赞歌：“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村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象春雷响四方……”车轮发出咯噔咯噔的单调的响声，伴着漫漫长夜，在茫茫苦海中行进。我没有困意，国事、家事、个人事，事事伤心，百感交集：
相思一度，辛酸一度，恋苍生，魂萦垄亩。
垢面鹑衣不忍离，车轮难驻。
颂歌扬，九洲夜哭。
妻儿何处，高堂何处，负深恩，零丁孤骛。
白发红颜梦里盼，盼君何苦。
暗凝思，我民我土。 （调寄《
解佩令》）
到了南京，车轮停驻。夫妻重聚的时刻到了。我们抑制不住久别重逢的喜悦，我唱起“Long long ago”（《
很久很久以前》）那支英文歌曲：“再给我讲吧，那些我特别爱听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再给我唱吧，那是我曾多么爱听的歌子，很久很久以前……”
摘帽右派，仍旧是右派，这是无以摆脱的现实。我再次提出离婚，不愿拖累老婆孩子，同时，我也不想被他们所拖累。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矛盾：我们亲得一刻也舍不得分离，却又如此决绝。可是，她仍然不同意。她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我给她出的难题。我被划右派后，她的共产党员姐姐也曾劝她办离婚，她说无论如何也得等到农场见我一面以后再离。最后，她还是拒绝了她姐姐的建议。她既然爱了，就不管什么政治地位、利害得失，也不管物质生活受多少苦。“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又哪怕艰难孤苦，又哪怕做活寡妇？
一个月的假，很快就过去了。妻子带着孩子送我登上去安徽的长途汽车。我先到合肥，被分配到徽州。经芜湖乘长途车南下，汽车开进了峰峦起伏的大山里。望着车窗外的青山碧水，心里响起了屈原的《
怀沙》：“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沮南土。”这似乎是我眼前的写照。
汽车到达我的目的地徽州屯溪镇。次日，我到地委报到，并交上一份申请报告，请求分配下农村生产队。我明白，带着个右派罪名，尽管是个脱帽右派，在人地两生的地方，留在干部队伍里，等于关进新的牢笼里。我仍然留恋那些朴实而苦难的人民。
我住进地委招待所等候分配。来这里公干的人进进出出，一般只住上三五天就走了。可是有一位干部住的时间比较长，和我慢慢熟了，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滔滔不绝，讲述皖北农村干部的恶行。据他说，农村干部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群众在食堂里喝稀汤，饿死人，干部私下大吃大喝，脑胀肠肥。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能举出地名、村名、人名。他说在“大跃进”、吃食堂时期，安徽饿死的人数达800万。可是，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据他说，许多人向上告状，反映情况，告状信不是寄不出去被截获，就是被批转给当地处理。上告的人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省里有些“门槛精”的干部，把告状信托可靠的关系带出去，信中明确表态“拥护三面红旗”，只告省委领导“过左”，害死了人。
听着他讲述的故事，我不免寻思起来。他描述的惨状，和我在渤海地区农村所见没什么两样。河北、山东并没有曾希圣呀。对曾希圣这个人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抗战时期新四军北上抗日，遭国民党围歼，重新整编为七个师，曾希圣被任命为第七师政委，对开创皖南、皖中根据地是有功的。怎么，解放后到安徽他变了？难道他不再紧跟中央、独断专行起来了？
再说，这位安徽干部居然可以无所顾忌地攻击曾希圣，曾希圣还是当时的第一书记呢。这人有什么来头？
我心里有一连串的问题，可是我不好直接提出来，只能默默地听着。
中秋节快到了，那人离开了屯溪。在招待所里闲居了一个月，我才被分配了工作，到徽州专区农业专科学校当副校长。中国历史上被贬谪的官员，从来是流放外地，有职无权，加以监管。我这摘帽右派理当从之。
几乎同时，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俞时模，也是摘帽右派，分配到徽州专区师范学校当副校长。据说他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安徽芜湖人，全家“连锅端”来到这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造反派打入黑牢，迫害致死。
江畔忏悔
离开农场那“阶级斗争”的旋涡，抛开妻儿亲情的缱绻，走到皖南这青山绿水之间，我感到未曾有过的孤独和清静。我常独自在那条碧蓝的清澈见底的江水之滨留连。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心头不禁唱出了即兴之歌：
练江的水呵，清洌的酒。
醉得那青山云雾里游，漫山杜鹃全红透。
万山留不住，江水日夜流，润染得两岸人俊秀。
我的情意脉脉的江，我的情意脉脉的酒。
为什么，为什么，清冽的江水流到了我的心头？
面对清冽的江水，益发觉得我这个人和这个社会环境是何等污浊不堪。一种强烈的愿望，引诱我跳进江水中涤荡自己的灵魂。现在我有了独立地深思反省的自由，反省投身革命的我是怎样变成驯服忠顺的、而且会咬人的“狗”的。
难道只是由于反右对我的压力，我才放弃原则低头认罪、才为邀功取宠去撕咬别人的吗？不，反右刚开始的时候，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冤案，就有我一份“功劳”。我还自以为多么革命，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打得颇有成绩呢！
再以前呢，“三反”打老虎，上级认为有些单位反贪污不力，没打出“大老虎”来，于是我就大打出手，把个贪小污的总务主任打成大贪污犯，并且违法乱纪，私下把他关在小黑屋里近一个月，一再开他的批斗会。最后查明，只有那么一小点贪污，法院根本不受理，我却仍然把他开除了。我跟得够紧了吧，够“左”了吧。
“三反”中，我对领导有“语言不敬”之处，领导就开始整我，要我交代历史，找我的“小辫子”。他们听说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当过盟军的情报员，“哈哈，国际特务！”有功于抗日的父亲成了“反革命分子”！为了表示“左”，我连忙跟父亲划清界限。父亲从上海来看我，我赶快把他送走。我的人性哪里去了呢？
解放前的地下斗争时期，我就没有左倾症吗？在中央大学，有托派活动。按照当时党的政策，我把托派的熊某和杜某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帮凶。可是他们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我告诫同志们不跟他们合作，提高警惕。个别新青社员背叛组织，投向托派。托派了解我们的地下组织，却从来没有出卖我们。他们和我们地下组织同志们同时被国民党逮捕下牢，也没有出卖我们。解放后，公安机关在我的“帮助”下抓到了他俩，我还举证他们曾在反对国民党的群众斗争中起了破坏作用。难道这是实事求是吗？这不是做了斯大林的跟屁虫吗？
左倾顽症是有左倾理论作指导的。《
联共党史》就是一本左倾教科书。在中国，左倾又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反科学的左倾顽症，和反人性的左倾顽症，像是一片树叶的两面，它的树根深扎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中。左倾顽症已经渗透、污染了社会，愚昧、盲从、迷信，把人演化成驯服的狗样的奴仆。
唉，回首往日壮志，唯余一恸。“哀我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这是屈原徘徊在沅江边时说的话。屈原似乎在召唤我。我如醉如痴，痛苦得不想再活下去。江水滔滔，以巨大的诱惑力，引我投江以自洁，洗净我肮脏的灵魂。
我开始给妻子写遗书了。正在这当儿，一条被封锁而迟到的新闻鼓起我活下去的勇气，挽救了我。一位为涤荡社会污浊而奋起斗争的英雄的故事，悄悄地流传在人民当中。他就是原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张凯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
早在解放初期，我就听说过张凯帆这个名字。我读萧三编的《
革命烈士诗钞》，其中有一首“佚名烈士”的《
龙华监狱题壁诗》：“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不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这是30年代烈士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左联作家和进步学生遭国民党屠杀时，张凯帆题了这首诗来纪念他们的。他没有署名，就被当作“无名烈士”的作品了。他是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淮南地区、皖中地区、山东潍坊等根据地担任领导工作。
张凯帆当了那么多年的官，却不谙为官之道。他的老同事张劲夫说：他“书生气较重。他是个革命者的材料，不是做官的材料，他不计较官位，从不讲究做官之道，但他是一位真诚的人民公仆。”
在“大跃进”、“公社化”的热潮中，他的不会做官的毛病突现出来了。民间传说，张青天微服私访无为县，违抗上意，取消公社，解散食堂，开仓放粮，解民于倒悬，煞住饿死人之风。
无为县，革命老根据地、鱼米之乡。那年头的左倾顽症给这里带来了饥饿、逃荒、浮肿和肝炎，土地撂荒。全县90万人饿死了30万。1959年粮食产量骤降到4.4亿斤，却上报为7亿斤。农家颗粒不剩。
民间故事是这样说的：这年7月4日，张凯帆中途下车，突然袭击式地走进黄汰村的名噪一时的“一枝花”公共食堂。正好看到两个人端着满碗油乎乎的面疙瘩，吃得津津有味。“你们是社员吗？”，回答说是干部。“群众吃的是什么？你们吃的是什么？你们还算是人民的干部吗？”其实，他们吃的也不过是碗面疙瘩。
次日，张凯帆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县委领导首先例行公事地“欢迎张书记亲临指导”。张凯帆单刀直入地问“现在无为全县还有多少人？”谁也答不上来。张又问：“全县还有多少粮食？”在场的人都瞠目以对。张书记火了，拍案而起：“全县有多少人、多少粮食，你都不知道，你这县委书记是怎么当的？”
会后，张凯帆微服出访。在村里碰见一个中年人，满面红光，身强体壮。他迎上去问：“我看别人都面黄肌瘦，你怎么过得这么好？”对方听他讲一口无为土话，穿着也像个农民，就勃然大怒：“老子不用你管！再多话，老子就揍你！”说着就抡起拳头打过来。跟随张凯帆的干部急忙前来拦住，大叫：“住手，这是张省长！”这位中年人倒是对“为官之道”训练有素，反映灵敏，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张凯帆把他扶起来，问他是怎么回事。“我....我是生产队长。”原来这是个中国最小的芝麻官。
然后，张凯帆来到张沟公社的生产队的一个公共食堂。他揭开锅盖，锅里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汤水，这叫“稀饭”。他愤愤然放下锅盖：“这样的稀饭能填饱肚子吗？什么‘雷打不散’的食堂，今天就要把食堂给我打散！”他下令：“把口粮分到群众手里，让他们自己回家烧饭，谁也不准克扣。”其实，食堂已经没有多少粮食分给群众了。
张凯帆深入农村了解民不聊生，干部们作威作福的严重情况，就整理成材料交给县委严加处理。
7月7日，下着小雨，张凯帆在无为县体育场召开县的五级干部会议。还能走动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冒着雨都来旁听了。张凯帆走上主席台，别人给他撑把伞，他轻轻地推开，眼里含着闪闪的泪珠，高声讲话了：“同志们，无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存在缺点：譬如，亩产600斤，硬说800斤、1000斤。有人说报少了面子过不去。请问，你是要面子，还是要肚子？……毛主席一再说过，应该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
他大声宣告：“从今天起，每天每人供给平均不少于一斤的粮食，一直供应到接上早稻。重病号每天还应加上二两黄豆。要紧急调运粮食，安排到户…….”最后，他充满激情说：“我吃人民饭，就要为人民办事，绝不能吃饭不当差！”
这是掷地有声的一句话。群众中竟然有人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这个从大革命时代起在无为县跟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共产党人，今天又回到他的家乡，为共产党争回了在人民心中已丧失了的信誉，争回了一声“共产党万岁”的呼喊。他走下主席台，旁听的群众涌了上来，用衰弱的声音向他欢呼，紧紧拉住他的手，泪流满面。有的人竟哭着向他跪下来。
会后，他一面向省委写报告，要求紧急调运粮食、黄豆、红糖，救济灾民，一面提出“三还原、两开放”的政策，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自留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农民家庭副业开放。落实下去，无为县这个重灾区不再死人，生产得到恢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张凯帆呀，你好大的胆子！这是解放以来我所知的一位敢于顶着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擅自作主，为解救民苦不惜丢掉乌纱帽的共产党员。
就在张凯帆去无为的那些天，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敢讲真话的彭德怀等人大张挞伐，冠以“反党集团”的罪名。不久，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看到张凯帆解散食堂的报告，写下了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他们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
张凯帆被毛主席点了名，在合肥被批斗了51天。全国都在批右倾机会主义，都在打各自的“小彭德怀”、“张凯帆”。这年底，张凯帆被秘密逮捕，关押了200多天。最后被“宽大处理”，开除党籍，发配淮北劳改。
安徽省在1961年3月6日开始推行“责任田”，即“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把土地分片按人分配，由各农户承包，多收多得。农民对这办法十分欢迎，兴高采烈，却又心有余悸。张凯帆挨了整，可是安徽省却还在推行责任田。
我所在的学校里有个学生退学回家种责任田去了。他邀我去他家里，准备杀猪沽酒款待我。他说，“大跃进”那年，他家那个生产大队是县长蹲点的地方，是全县树起的标兵。吃公共食堂，饿得他直哭。母亲偷偷拿了公家一块山芋被抓住，被大会批斗，把她关在家里，家门贴上封条，持枪民兵把守。“我母亲再也没能活着跨出家门……”他说不下去了。
我宽慰他说：“现在日子不是好过了吗？共产党终究是为人民的。过去犯了错误，现在不是改了吗？”
“俺村里人都担心共产党多变。农民日子好不了几天，又要变。猪催肥了就杀！不能富，更不能冒尖。能快活几日就快活几日。”
“我看，过不了多久，党中央会公开发文件，正式下令实行责任田的，”我相信党会改正错误。
可是我错了。1961年中央广州会议时，毛泽东对曾希圣说，你们可以搞责任田的实验。曾希圣高兴得不得了，立马在全省推开。不料，同年底，毛泽东在无锡专门接见曾希圣，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把责任田给改回来。好一个晴天霹雳！曾希圣乞求开恩，没准。接着，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被点名为“霸王”而垮台——名义上却不是为了责任田。
1962年4 月中央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中央派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来安徽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对错划为右派的省委副书记的李世农，以及张凯帆等一大批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分别进行平反。徽州地委也叫我写申诉，要求甄别平反。我写了申诉，远在贵州铜梁的廖经天也写了申诉。可是，就在这年9月末，报端披露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消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左倾顽症又卷土重来了。安徽的责任田终于被定性为“姓资”而夭折。
平反就此煞了车。已经平反了的也就算了，没平反的，自认倒霉。有这么个滑稽的事情：有个女孩子被打成右派，她的爱人认为她不是右派，就被以包庇右派的罪名打成右派。平反时女的赶上了平反，男的因被下放外地，迟了一步，于是只好留任右派。女的既然不是右派，男的何罪之有？真叫人啼笑皆非。
这就是历史。刚想翻过新的一页，写上新的一篇，背面陈旧而泛着恶臭的墨迹，又洇满了新的一面。为什么这页纸如此的薄，又如此难翻？
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这个老右派，当然是在劫难逃，而且是命中的大劫数。
国家元首、开国元勋，大大小小的领导人，都被打倒在地。地富反坏右，更不必说。造反派的能耐，就是把只言片语无限上纲，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我说过一句“青菜豆腐保平安”，就被演绎成污蔑社会主义穷得只能吃青菜豆腐；我说过“小鸟自由飞翔”，就被用来证明我诋毁社会主义不自由。还有许多“滔天大罪”。
批斗大会上，他们命令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说，“我这辈子没学过下跪。我是人，不是狗。”于是，暴徒们就用棍子、翻毛皮鞋对着我的两只脚后面的打弯处狠打狠踢，迫使我屈膝下跪。我忍着剧痛，努力把两脚伸向前方，从而跌坐在地。我怒视着他们说：“看吧，我没有跪，我是坐在地上的。”暴徒们气极，一棍子把我打昏过去。
后来有个青年告诉我，暴徒们说我装死，拿来个钉子扎进我的脚底板。这个青年于心不忍，把钉子拔了出来。脚板疼得够呛，可是我庆幸在酷刑之下保住了人格的尊严。
他们把我囚禁在一间小屋里，日夜有人把守。不久，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互相斗起来，没工夫管我，我倒自由了。毛泽东令部队“支左”，造反派分裂成两派。江青煽动他们“文攻武卫”，学校里的学生造反派抢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准备打仗。我听到这消息，想制止武斗，急忙找县里“支左”的8341部队，他们似乎无可奈何。我又到支持另一派的军队驻地报告。我的行动被学生造反派知道了，他们到我的住处抓我，我不在，把我的财物掠夺焚烧一空。我的处境危险，有个学生急忙到县里给我通风报信，要我赶快躲避。我和另一派造反派徒步逃亡到杭州。造反派对杭州的接待站提供的伙食不满意，居然掀翻饭桌，砸烂锅碗，露出独裁统治者的霸相。他们若是上了台，中国更要倒大霉了。
我不可与他们为伍，独自离开了杭州，到上海浦东我弟弟家躲避。我以为这地方比较安全。不料，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在一位教师的带领下居然找到了这里，要把我抓回原单位。我拒绝回去，说我的财物都被你们抢光了，回去无法生活。他们不理，硬把我带走，说：“你别想逃走！”我说：“我当然要逃。”我是有逃的经验的。
我跟着他们过了黄浦江渡口，在十六铺等公共汽车。车来了，车上挤满了人。我们跟在一群等车的旅客后面挤上了车，车门在咔哧声中开始困难地关门。就在这一瞬间，我扒开挤在门口的人，跳下车去，车门在我身后啪地一声关死了。哈哈，我成功了。
我唯一的去路是南京，那是我妻子住的地方。到了南京，我不能到家去住，因为造反派知道我的家。一位朋友欢迎我去他家，他妻子却怕惹祸把我赶了出来。我只好找全家都同情我的友人家暂住。我妻子只能偷偷到他家与我相会。
学校的“支左”部队终于把两派捏在一起，成立了“革委会”。我以为局面会好些，就经合肥回到学校。两派头面人物都分得一定的权位，就合力搞“阶级斗争”，斗地富反坏右。传说别的地方把地富反坏右都处死了，令人心惊肉跳。我这个遭造反派痛恨的老右派，成为他们斗争的重点。他们调我的档案，发现我解放前夕曾被敌人抓住，敌人在我的记事本上发现两个永利氩厂情报员和我联系办法的材料，他们就说我出卖了这两个情报员（事实是，为了掩护两个住在永利氩厂附近的农民情报员，我骗敌人，故意说成是两个氩厂工人，因此敌人始终没有查找到他们）；我从敌人监牢逃跑，他们就说是敌人故意把我放出来当特务的。我这段历史经过党组织审查，是清白的，已作结论，并恢复了我的党籍，是区党委书记曹荻秋批准的。而曹荻秋是“六十一叛徒集团”中的一员，于是他们上联下挂，为挖出了我这么个“大敌人”而庆幸不已，把我当做“叛徒”抓了起来。
革委会把我囚禁在楼梯下的一个三角形的楼梯间。里面扔了许多杂物，老鼠日夜猖狂肆虐。只给我一个盆供我便溺，每天晚上在看守的监视下去厕所倒尿盆、解大便，并到食堂打回一天的饭和要喝的水。
每天晚上开大会对我审讯。我据实说明我不是叛徒，他们就给我一顿狠打，拳打脚踢，用指甲抓我的脸，打得我遍体鳞伤，只有腹部由于我蹲在地上没有伤着，头顶也没能幸免。后来有个好心人在黑暗中用一本书挡住我的头顶，总算没有伤得太重。终于有一次，他们把我的腿打瘸了，我昏了过去。他们不得不暂停对我的刑讯。
一天，有人来“参观”。我听见他们在说：“俞时模也是关在像这样的屋子里，天天挨打，看样子就要死在里面了。”后来我知道，俞时模确实死在那个黑牢里。死前，耳朵已被耗子啃烂。俞时模原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和我一样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下放到安徽歙县，当徽州师范学校名义上的副校长。“文革”中和我一样遭到批斗刑讯，然后转移到一个农场，关在黑牢里。他也曾越狱逃生，可惜失败了，最后竟死于非命。
我不能在黑牢里等死，要抓住机会逃出去。听说有个县长在夜里逃跑被抓住，活活被打死。一个月黑头的黄昏，天色朦胧将黑未黑的几分钟，人们刚吃完饭消闲片刻，电灯还未亮，看守带我到食堂打饭，然后我去厕所解手，看守守在厕所门外。这时，天已黑透。我突然以惊人的爆发力，一个箭步飞出厕所门，像个子弹向后面的稻田射去。那看守惊叫一声，呼喊救兵，一时人声鼎沸：“抓住他，抓住他！”我害怕极了，被抓住就没命了。我拼命跑，翻墙走壁，腾挪纵跳，不知跟谁学得这等本事。我跑到一个小山顶上，下面是陡坡，无路可走。我脊背贴着陡坡滑落下去，底下是一条长年荒废的铁路路基（“大跃进”时期修的从芜湖到屯溪的铁路路基）。我又翻过一座山，停了下来，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条腿疼得厉害，整个人都瘫了。休息了一会儿，定了定神，决定向北走。
走到一个叫河沥溪的大镇，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我不会游泳，只能过桥。不料，两个造反派竟守候在桥的那一端，看来像是来堵截我的。我蹲在桥这头思考对策。这时，恰好有个妇女怀里抱着幼儿，打着洋伞，走来问我镇上的医院在哪里。运气来了，我帮她抱着幼儿，那妇女撑着伞罩着我和幼儿，安全地走过大桥。
沿公路向北，从芜湖过长江，坐火车到巢湖。我既不能到南京去找妻子，有家不能归；也不能找老战友、老上级。我不能学汉朝党锢之祸的张俭，去连累别人。我只好当叫化子，流落荒野。若要倒毙，就倒毙在我妻子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巢县农村，那里是我怀有特殊感情的地方。
乞丐生涯
1968年夏，皖北阜南县一带发大水，大批难民逃荒到巢县。巢县的桥头挤满了难民，其中并非全是逃荒者，也有不少是“文革”中的逃难者。在这一带农村，乞丐要饭有个规矩，只在中午讨一次饭；而施主总是将揭开饭锅新煮好的饭舀给乞讨者，绝不会把自己碗里吃剩下的饭倒给乞丐。因为他们都曾讨过饭。
我挨家去乞讨，却看不见人家吃饭，原来人们都端着碗到一个生长着许多大树的空场子，叫做“饭场”。大家一边吃饭，一边闲聊。我端着饭碗朝大家望着，可是没有人施舍给我。我犹豫了一会，唱起自编的讨饭歌：“大叔大婶大哥大姐听我言，我家住在阜南县。三年涝来七年旱。千年不遇的大灾难，如今全都在眼前。独自闯过鬼门关，死里逃生来要饭。” 听着我的哀伤的声调，几个妇女在抹眼泪。一个老奶奶走来，眼泪汪汪地说：“把你的碗给我，到我家给你盛点饭吧。”回到村里，从锅里给我舀了一碗白米饭。有些人拿给我锅巴、山芋。还有人送给我一小碟腌菜。我默默地接过她的好意，转身折了根树枝当筷子。一位妇女把她手里的筷子在身上搽了搽递给我，说“就着小菜吃完了再走吧。筷子你就带上用，不用还我了。”
我不知用什么话语来感谢他们的亲切和关爱。一位老妈妈说：“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逃过荒要过饭，见了讨饭的都知道可怜。”旁边围观的人议论开来：“那年大跃进、共产风，村里能跑的都跑了，跑不动的就饿死了。跑出去的，有几家至今也没回来。现在，城里闹文革，到处打仗，没人来管我们，倒好了，暂时可以自己作主了。可是还不知明天又是咋样呢。”
大家关心地问我的家里的情况。我怎么回答呢，只说“我和妻儿被‘大水’拆散了，各奔东西。我来这里，就是来寻找他们的踪迹的。”
带着大家深切的同情，我蹒跚地走了。入夜，就露宿在野地里。听一些“外流”的人说，县城里开始驱赶和清理“外流”。他们就转移到柘皋镇附近的一个废弃的瓦窑场。我也到这里安身。除了讨饭的，这里还聚集着小偷、算命术士、无业游民、各色人等。窑旁有两个人在用当地的水曲柳和紫穗槐的枝条编篮子，编好了就卖掉。我就央求他们教我做这手艺。他们叫我买把镰刀，用来砍枝条。我学会了这手艺，把编好的篮子拿到镇上卖掉，买两个油炸花卷，改善一下生活。
就这样，一路编篮子卖，一路讨饭。路上，看见农民在地里干活，地边有人带着黑臂章，上面写着“地主”、“反革命”、“特务”之类，站在路边的长凳子上受罚。最可怖的一幕，发生在这个小镇举行的批斗大会上。墙上写着大标语：“地主阶级的残渣余孽某某死有余辜”。批斗的对象是一个小学教师，地主成分。他受不了批斗虐待而自杀了。造反派领着大家念毛主席语录之后，把那个自杀的老师的尸体抬上了台，两个带着口罩的造反派把死尸竖立在台前，几个造反派挥舞着“小红书”，对着尸体大声批斗。台下小镇的人全都默然无声。这幕人间惨像，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连忙转身而去。
一个从合肥来的人，给我讲述了黄梅戏著名女演员严凤英惨死的故事。她被关押批斗，受尽虐待。她写信给周总理求救，信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没有下文。她最后绝望自杀。死后仍被造反派侮辱糟践，借口说严凤英身上藏有发报机，把她全身扒光。当然没有找到发报机，又说是藏在肚子里，就开肠破肚。一个被人民特别喜爱、崇敬的好演员，竟遭如此残暴屠杀。这又是谁对人民欠下的滔天罪行？
我毕竟从死亡的边沿活过来了。一天，我向一个人家讨饭，主人拿着一碗剩饭，里面还有肉和菜。我吃了一顿特别好的饭。不料，吃后发起高烧，拉肚子。我摸了摸脉搏，跳得很慢。坏了，我得了伤寒。我浑身无力，勉强向古河镇走去，那里有个医院。眼看古河镇就在眼前了，我却支撑不住倒在路旁，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似乎见到妻子，流起泪来。醒来原来是下了一阵大雨，雨点打在眼角，把我浇醒了。大雨使我的高烧减退了，可是我走不动。我不能等死，拼命挪动双脚，走了两三小时才走到医院。医生给我检查、验血，确诊为伤寒。他要我住院，可是我没有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他去找革委会说情，仍然不行。医生只好给我开了氯酶素让我带着上路。
走出医院门口，我就昏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苏醒，听见有人说话：“找张芦席把他裹起来，送到北边荒坟堆去。”另一个人说：“再等会儿，看样子还没咽气。”这时我才醒透，睁开眼睛，挣扎着爬了起来，离开了医院门口。我走到附近一个公路的涵洞里躺下，在那儿吃药。
我慢慢恢复了些，就写了封信给我在南京的一个朋友，请他告诉我家，约定我的儿子在9月25日中午在浦口火车站接我。信寄出后，我就赶到浦口。儿子按约定时间接到了我。他告诉我，妈妈已被关了起来，天天挨打受辱，只因为她是党员，是科长，就叫“走资派”。儿子去探视妈妈，她交代儿子，要爸爸回原单位，不要在外面要饭。我说我不能回去，回去就会被打死。儿子听说我还得去要饭，他哭了。
我忍痛离开了儿子，想念着妻子，喊出了我满腔悲愤：
南溟沉冤，不知岁月，狂涛不断。
黄河九曲，怨积满怀，冲破千寻岸！
无奈，我又回到巢县、凤台、寿县一带编篮子、要饭。冬天到了，天下大雪。找不到编篮子的活，我独自在路上彳亍，两踝冻得红肿，走不动了，倒在地上，陷入昏迷。幸好有个“外流”把我叫醒，总算没有冻死在这里。后来有两个编篮子的，和我住在一个小店里，一毛一分钱过一夜，一毛一分钱吃一碗面。我就在这里暂时安身。
有时，我到外面看看报纸。忽然，我看到报纸上强调：“对敌斗争要注意政策，不能搞体罚、辱骂，不得私设公堂，私自关押……”看来，是回学校的时候了。
我回到原单位，的确不再打骂、关押了。可是他们仍不放弃把我打成叛徒的决心。经地委批准，大会上宣布我是叛徒，交原单位监督劳改，剥夺人身自由。我不服，每个月写一份申诉书给地区革委会，要求平反。不久，地区革委会来了两个专案人员，说是定我叛徒并没有错，但是可以不作为叛徒，宽大处理，解除劳改。我断然回答说：“我根本不是叛徒，我不要宽大处理，我要求你们改正。”结果谈判失败，我继续被当做叛徒，继续劳改。
多年劳改，我逐渐衰老，头发白了，病魔陆续找上身来。躺在一间小屋里，夜闻鼠咬，自己吟道：
真的不更事，天教降，百难助成之。
使牢狱出进，街头乞讨，三番死囚，念载冤挚。
平生志，舍得一身剐，真理必坚持。
双手掬出，满腔热血，茫茫四顾，何处可施？
也是我命不该死。忽然传来佳音：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终止。霎时间，天晴了。魔王小鬼灰飞烟灭，血雨腥风嘎然而止。省委派了一位领导人到这里兼任地委书记。他就是当年对我从反动派监狱逃跑一事负责进行审查的人。我又写了一份申诉，于是问题迎刃而解，解除了劳改，恢复了自由。同时，中宣部有关方面来函，要我申请对错划右派提出复审，右派这笔老账也算清了。世界大变，变得正常了。
我得到自由，就立即去南京和妻子见面。夫妻相抱，泪流千行。这时，两人合写了一首诗：
大难生分同命鸟，青春枉逝念余年。
不知悲痛心已碎，敢梦欢娱月再圆？
素志如钢经百炼，柔情似水洗千瘢。
今朝得见全躯返，泪雨滂沱尔我前。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原作到此嘎然而止。这是他在劫后余生的日子里，在痛苦地和病魔苦斗中，写下的《劫后余声》。在喊完这微弱的“余声”之后不久，2003年12月7日，他肺部里的恶性肿瘤夺去了他最后呐喊的权利。然而， 他遗留下的这点“余声”，对他的同代人以及后代人，都是有惊人的震撼力的。这是中国千万个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痛苦历程。他的叙述极其坦诚、真实，是灵魂的无情解剖，是良知的倾心控诉。我们希望他的这部二十来万字包含血泪的著作，全文能有机会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