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华科技园看一个朋友。在大堂里看到印制精美的《园区报》，随手翻看，看到一海龟为主的科技公司的活动，这份报纸报道了该公司的一次晚会。整版的文字图片，充满着好学生、乖孩子式的“喜庆气息”。晚会分几大主题，每一主题都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标签式歌曲表达，跟公司的创业史对应，“南昌起义”、“长征之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报纸报道说：“晚会在……歌声中圆满结束！”
我扫视到最后一句话，抬头看了一眼美仑美奂的大厦大堂，又看了一眼报纸上“海龟”的时装、眼镜，确认这是高科技的地方。再看“海龟”们的照片，公司总裁带着员工们的图片，跟领导人视察的情景一样。如果海龟总裁的身材不那么胖，他跟员工在一起的人物关系形态，则让人想到我国画家们画毛委员在井岗山时的画面。
老板和员工能结成如此的生活和工作关系，报道、摄影能“正搞”成如此中国特色。一切都让人联想，一切都让叹服：I服了YOU！
是的，恶搞虽然让人开怀，但听说被禁止了。只有正搞才能创新出如此令人惊奇叹服的中国生活和中国事业。当超女十强赛以八荣八耻的歌曲开场时，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正搞的创新力量。
朋友是正搞建筑设计的。我们谈到了他的工作，他说我国的建筑师们最让外国同行羡慕的是，外国同行几乎没什么舞台可以施展，我国的建筑师们却可以在“拆了”（china）上面设计最新最美的东东。我们“拆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拿来拆建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的所谓发展进步几乎是世界建筑博物展。朋友说，谈论行业的腐败已经没有意义，他对建筑的恶俗已经没有悲愤了，倒是对其中关联的社会问题，要么是心碎，要么是司空见惯地麻木了。
朋友说，这几年他承揽了不少地方政府的工程，走遍了全国各地。最有印象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大楼有一种“家族相似”特性，比如一般平地起高台，有高台阶，有立柱，让外人站在门口有一种仰视感……这还不算最出格的，最搞笑的事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似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一家子，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太相似了，穿西装，穿短袖衬衫，穿皮鞋，几十万上百万千万吃出的身材似乎比服装更像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手里多挟带一手包或公文包也似乎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他们走路的姿势、神态是一样的，他们的长相也是一样……要是能把全国各地的官员的照片放在一起，就那么随意地放在一起，不需要多少语言，人们就能明白生产出这么庞大人群的国家多么值得留意，当然，这么随意地放在一起可能是一种“恶搞”。朋友的话让我想起我的“流氓人种学”来了。
朋友从政治建筑学说到了官相官态，说到了官话。他说，无论我们怎么否认贬低它，这是一个事实：只有官人、官商、官学才是可以存在的，才可以活得繁荣的。以前人们认定这是一种党文化，从毛泽东开始，就以为不好的现象都是党八股造成的，今天我们明白，在党文化之上，更有一个官的幽灵无处不在。说到底，当人们嘲笑党文化时，官家主义堂而皇之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这是我们骨子里的势利、卑贱、依附。传统王朝时代，人们早已说破了这种秘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今天，他们还能搞一搞建筑，还能搞一搞设计，是因为官员有兴趣，官员要搞，官员允许他们搞。
我在去年给 吴思先生获“自由写作奖”的授奖辞中说：“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多跟官学、专制的体制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宿命对中国的写作者构成了持久的挑战，这种专制甚至能够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最具有自由倾向的学者收编国有，征用为政教合一下的学术文化的装饰品，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曾如是。”这其实跟吴思先生的“官家主义”是一个意思。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当陈寅恪先生孤独地研究他的“再生缘”、只能凭记忆或托人找相关材料时，郭沫若先生可以动用一国之力把《再生缘》的各种材料拿到他的案头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官家办这种大事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十大建筑也好，旗帜性科学家也好，“国突”专家学者也好，政协作家也好，人生有尽，典型无穷，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
官学也是学，它是一门学问。这种学问对于官家主义盛行的大陆，其意义非同小可。虽然它的创新要打折扣，它离文明的人性提升之路也相距甚远，在罪与苦的社会里，它的个人救赎也遥遥无期；但它却可以活人养人。胡乔木临终前希望把某些诗文归于自己个人名下，他在官场混了一辈子，居然忘了官家比在官家混的个人要大得多，除非他确实表现了自己要高于大于官家，那些诗文才会在岁月的淘洗中显影出“胡乔木”三个字来。
这种官家主义治学堵塞了一切创新之路，已经有人在惊呼民间知识生产创新力量在当代的萎缩了。因为民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官家的一个副本，是对官家的拙劣的叛逆者或募仿者。“这种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对人性的侮辱和损害，使得这些写作者们大多成为牺牲，难以进入人类文明构筑的写作传统的殿堂，难以展示人性的高贵美好，难以推动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自我完善。”这也是中外大哲困惑不已的汉语言的生命力问题，生存的事实一旦向汉语言转换，就会失真失重。其实哲人们忘记了，这是唯官家作威作福的结果，也是汉语自动向官家低头的结果。
不用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属于官家的。一切新生事物当然也属于官家的，一切的创新首先也是官家的，其次也是官家恩赐而来的。没有官家，人们的一切也难以为继。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一旦有假冒伪劣，人们首先想到求助官家严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超女也才能超下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海龟们也能自然而然地向官话官相回归？
转自加拿大博客空间[满天风雨看潮生]原发表于Tuesday, March 20, 2007 11:29 PM
我扫视到最后一句话，抬头看了一眼美仑美奂的大厦大堂，又看了一眼报纸上“海龟”的时装、眼镜，确认这是高科技的地方。再看“海龟”们的照片，公司总裁带着员工们的图片，跟领导人视察的情景一样。如果海龟总裁的身材不那么胖，他跟员工在一起的人物关系形态，则让人想到我国画家们画毛委员在井岗山时的画面。
老板和员工能结成如此的生活和工作关系，报道、摄影能“正搞”成如此中国特色。一切都让人联想，一切都让叹服：I服了YOU！
是的，恶搞虽然让人开怀，但听说被禁止了。只有正搞才能创新出如此令人惊奇叹服的中国生活和中国事业。当超女十强赛以八荣八耻的歌曲开场时，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正搞的创新力量。
朋友是正搞建筑设计的。我们谈到了他的工作，他说我国的建筑师们最让外国同行羡慕的是，外国同行几乎没什么舞台可以施展，我国的建筑师们却可以在“拆了”（china）上面设计最新最美的东东。我们“拆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拿来拆建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的所谓发展进步几乎是世界建筑博物展。朋友说，谈论行业的腐败已经没有意义，他对建筑的恶俗已经没有悲愤了，倒是对其中关联的社会问题，要么是心碎，要么是司空见惯地麻木了。
朋友说，这几年他承揽了不少地方政府的工程，走遍了全国各地。最有印象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大楼有一种“家族相似”特性，比如一般平地起高台，有高台阶，有立柱，让外人站在门口有一种仰视感……这还不算最出格的，最搞笑的事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似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一家子，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太相似了，穿西装，穿短袖衬衫，穿皮鞋，几十万上百万千万吃出的身材似乎比服装更像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手里多挟带一手包或公文包也似乎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他们走路的姿势、神态是一样的，他们的长相也是一样……要是能把全国各地的官员的照片放在一起，就那么随意地放在一起，不需要多少语言，人们就能明白生产出这么庞大人群的国家多么值得留意，当然，这么随意地放在一起可能是一种“恶搞”。朋友的话让我想起我的“流氓人种学”来了。
朋友从政治建筑学说到了官相官态，说到了官话。他说，无论我们怎么否认贬低它，这是一个事实：只有官人、官商、官学才是可以存在的，才可以活得繁荣的。以前人们认定这是一种党文化，从毛泽东开始，就以为不好的现象都是党八股造成的，今天我们明白，在党文化之上，更有一个官的幽灵无处不在。说到底，当人们嘲笑党文化时，官家主义堂而皇之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这是我们骨子里的势利、卑贱、依附。传统王朝时代，人们早已说破了这种秘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今天，他们还能搞一搞建筑，还能搞一搞设计，是因为官员有兴趣，官员要搞，官员允许他们搞。
我在去年给 吴思先生获“自由写作奖”的授奖辞中说：“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多跟官学、专制的体制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宿命对中国的写作者构成了持久的挑战，这种专制甚至能够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最具有自由倾向的学者收编国有，征用为政教合一下的学术文化的装饰品，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曾如是。”这其实跟吴思先生的“官家主义”是一个意思。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当陈寅恪先生孤独地研究他的“再生缘”、只能凭记忆或托人找相关材料时，郭沫若先生可以动用一国之力把《再生缘》的各种材料拿到他的案头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官家办这种大事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十大建筑也好，旗帜性科学家也好，“国突”专家学者也好，政协作家也好，人生有尽，典型无穷，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
官学也是学，它是一门学问。这种学问对于官家主义盛行的大陆，其意义非同小可。虽然它的创新要打折扣，它离文明的人性提升之路也相距甚远，在罪与苦的社会里，它的个人救赎也遥遥无期；但它却可以活人养人。胡乔木临终前希望把某些诗文归于自己个人名下，他在官场混了一辈子，居然忘了官家比在官家混的个人要大得多，除非他确实表现了自己要高于大于官家，那些诗文才会在岁月的淘洗中显影出“胡乔木”三个字来。
这种官家主义治学堵塞了一切创新之路，已经有人在惊呼民间知识生产创新力量在当代的萎缩了。因为民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官家的一个副本，是对官家的拙劣的叛逆者或募仿者。“这种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对人性的侮辱和损害，使得这些写作者们大多成为牺牲，难以进入人类文明构筑的写作传统的殿堂，难以展示人性的高贵美好，难以推动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自我完善。”这也是中外大哲困惑不已的汉语言的生命力问题，生存的事实一旦向汉语言转换，就会失真失重。其实哲人们忘记了，这是唯官家作威作福的结果，也是汉语自动向官家低头的结果。
不用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属于官家的。一切新生事物当然也属于官家的，一切的创新首先也是官家的，其次也是官家恩赐而来的。没有官家，人们的一切也难以为继。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一旦有假冒伪劣，人们首先想到求助官家严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超女也才能超下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海龟们也能自然而然地向官话官相回归？
转自加拿大博客空间[满天风雨看潮生]原发表于Tuesday, March 20, 2007 11:29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