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字狱悲剧未闭幕-读《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
《刘志丹》案并未真正平反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念了康生写的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后，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定为反党性质，株连六万人，上至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等高级干部，中至工人出版社社长、编辑杜丽生、何家楝，下至陕北老区的农民，甚至把已经牺牲的刘志丹本人也打成叛徒，打出一个「西北反党集团」。从一九六二年九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康生把《刘志丹》钦定为「反党小说」，揪出「习贾刘反党集团」，到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央发出五十三号文件，认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整整过了十七年！
李建彤一九八○年重新开始写作《刘志丹》，一九八三年写完第二、第三卷，修改了第一卷。李建彤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以下简称《实录》）的最后一段是：「小说《刘志丹》三卷本正式出版后，又遭到当年那些机会主义者的围攻和诬告。他们仍身居高位，结成团伙，上下串通。中央的某些领导妥协了，又把我的小说压了下来。」
在中国大陆的新华书店里并没有《刘志丹》这本书。刘志丹不是叛徒，平反了，但是小说《刘志丹》并没有彻底平反，被「压了下来」！「压下来」，仍然是「禁书」！
李建彤的遗作《实录》未能在大陆出版，也证明《刘志丹》案并未真正平反，大冤狱的阴云未散。这是高喊「现代化」「民主」的中国的悲哀。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恐惧的自由
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令中国共产党人羡慕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因为他们每日每时都生活在思想恐惧之中，只有恐惧的自由。即使在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倒台后，被打倒的邓小平上台之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仍然生活在精神上十分紧张的恐惧中，从李建彤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许多人的战战兢兢的灵魂和可怜的人格，折射出毛泽东时代的恐怖仍然作为遗传基因留给后毛时代的受害者，永志不忘。
李建彤找中共中央党校马文瑞副校长，问能不能申诉。马文瑞的回答是：「你的问题没人敢受理，因为是中央定的。」
李建彤又找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得到的回答是：「中央定的案，主席说了话的。你只能藏书，不能出书了。」过几天，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又打电话给李建彤说：「周扬同志很关心你，叫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申诉。那是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主席说了话的。」
李建彤又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习仲勋身上，习仲勋的意见是；希望李建彤「你还是不要提这个问题吧。这案子是中央定的」。而习仲勋的夫人更说出了：「建彤，你可不要去申诉。我那老头子刚放出来，你一申诉，他又得坐牢了。」
「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中国大陆还是美丽的梦想。从平民到高干，都只有恐惧的自由。李建彤的书揭露了共产党控制下思想扭曲到麻木不仁的恐怖环境，以及被扭曲了的共产党员的人格与心灵，这是极为可怕的又是极为珍贵的历史真实的记录。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大陆，这种恐惧的自由仍然无形地压在真正的中国人的头上。
左派永远是党内斗争的胜利者
从李建彤的《实录》中各类左派的表演中，更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特别是左派斗右派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和卑鄙无耻的灵魂。
文革时阎红彦是云南省委书记，接了陈伯达一个电话，就自杀了，也是文革中第一批送上祭坛的重要的牺牲品。李建彤的《实录》中指出，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中国的党是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着，陕甘地区同样也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黑手迫害。陕北的肃反扩大化，几乎杀了刘志丹；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三甲原缴枪事件中阎红彦错杀了大队长赵连璧、缴了刘志丹部队的枪，这些路线错误，是损害了革命利益的犯罪行为，阎红彦是绝不愿意让李建彤用小说或回忆录形式公之于众、留传后世的。因此，李建彤把小说《刘志丹》的征求意见稿，光明磊落地送给阎红彦看，请他提出修改意见时，阎红彦表示反对写刘志丹，更反对出版，就以《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为由，向康生告密。依靠左派军师康生先将李置于为自己辩诬的地位，没有还手之力，彻底孤立了。将历史是非问题，改变为路线斗争、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而且切合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就必然织成庞大的现代文字狱的罗网了。三十年前历史罪恶的旧怨新仇，变成了一九六二年《刘志丹》一书冤案的导火索。
文革扭曲人的灵魂、向左看齐
李建彤的书，不只揭露了高级干部，也暴露了基层干部甚至普通人在文革中的软弱面目和丑恶灵魂，也展示了从动物变成的人类所具有的兽性。在「向左看齐」的由领袖、党号召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斗争、批判、运动中，「个人恶」掩盖在「组织恶」、「集体恶」之中了。
文革中的项目组进行酷刑、逼供，实行了封建法西斯专政。刘景范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被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后，又换过几个地方。「中央和地质部的项目人员常去提审，还狠狠地拳打脚踢。把他打翻在地，泼上冷水，拉着双脚在地上转圈，直到满身是泥，把衬衣和身体都磨烂了才肯罢休。还有一种刑法『坐飞机』，两个人架着膀子向上撅，有时还用两个大汉在前面踩着脊背，再用人拉起他的两条膀子用力掀，直掀得膀子几乎脱臼，疼得满身流汗，还不放手。还有人戴上铁手镯打他。用尽刑罚的目的，就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小说《刘志丹》的真正作者，是反革命。穿军衣的项目人员说：「康老说你是反革命，你还敢不承认？」刘景范说：「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在延安搞抢救运动，诬陷了很多好人。在晋绥土改打死了许多人，还伤害了一些民主人士。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到处点名，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特务，伤害的都是好人。破坏了我们党的政策，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第二天，刘景范以「现行反革命，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戴上手铐，正式逮捕。小兵动手，因为后面有大官撑腰。刘景范在狱中幻听幻视，幻影说：「咱回老根据地吧！这里不行，人家占了咱们的家乡，还要杀咱们的人。没有好东西！自古如此，打江山的人活不过抢江山的。」一九六八年刘景范住的监狱，同一九三五年肃反时在瓦窑堡住的监狱差不多。
李建彤在五七干校养猪，接受群众专政，还遭陷害。养猪班长是原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罗云英，「她很会拍马屁，对上拍，对下压，还会造谣言。」有一天，罗云英向领导告状，说她从李建彤养的猪嘴里抠出来枣核大的三角形玻璃碎片。李建彤领着负责人查看猪槽，没有什么玻璃碴，饲料中，猪圈地面上也没有。把玻璃放在地上，小猪也不吃。李建彤说：「瞧！猪也很聪明，这种东西是不吃的。罗云英怎么能从猪嘴里抠出玻璃碴呢？是她塞进猪嘴里，还是别人塞的？可是个案子，请好好调查。」这是被黑暗制度扭曲、变形的黑暗人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兽性。
李建彤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李建彤文革经历，是以超常的勇气、智慧、毅力同伟大领袖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对抗，从历史的角度看，李建彤是胜利者，因为她的书《实录》把她的对手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她的书展现了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圣洁的灵魂，机智的斗争策略和理论修养，坚强而高尚的人格，她为自己、文革受难者和中华民族谱写了中国风格的《英雄交响乐》和《命运交响乐》。听听她在苦难中写下的值得铭记的华彩乐段吧！
--「我们这些人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千万不能说谎，一句谎话也不能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是别人的历史，也是自己的历史。不能往别人脸上抹黑，也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一二一页）
--「我已经忍耐了十多年，还可以再忍耐下去。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强，当然反抗力也最强。」（二三一页）
--「刘志丹是那么坚强无私，那么有胆有识，那么光明磊落。然而，他受迫害，受屈辱，经受过难于忍受的折磨。他挺过来了，在逆境中仍坚持为真理而斗争，直到献出生命。
这个革命组织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真善美和假丑恶之分。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刘志丹》写出来。现在既然写了，我就要坚持到底。无论用什么言词批判，用什么方法打击，都不能使我回头，我不会向恶势力低头认罪。」（六十三页）
「康生说，《刘志丹》那本小说是篡党纲领。文革以来，我家门口就贴上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的这部小说能推翻一个偌大的政权？当时我很震惊；这是御批呀！使我悲愤，寒心，也够我光荣一辈子了！」（二页）
李建彤和她那个时代的女英雄林昭、张志新并排走在为自由、民主、人权、人的尊严和真理而斗争的无穷尽的中国人链的最前列，她会永远活在十分善良又十分勇敢、十分坚毅又十分顽强、忍耐力极强同时战斗力也很强的中国公民的心中！
原载香港出版的《动向》杂志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