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幼军：寻觅旧同窗记 - 五柳村文存

我说的是我们中文系55-3班的刘鸿石。

2000年举办毕业40周年聚会，班里的那帮老头儿老太太快快活活坐在一起，可是屈指历数辞世的和下落不明的同窗时，一时都神情黯然。

刘鸿石是属于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和“辞世”并列，也就是生死未卜。刘季林下落不明，经考证，认定他已经“没了”。我带着个老式摄像机，答应老班长张少康给他搞份资料，几乎把那段论证的全过程都摄录下来。最后一段记录是近代史学家杨天石说，应该有人执笔，写一篇纪念他的文字。

要不要也为鸿石写一篇纪念文字？我没说话，心里却总觉得他已不在人世。他的经历太坎坷，他的个性也太强。他那种性格只能演出悲剧。

为印证我的想法，我回去翻查了旧日记。从当年“班整风核心小组”提供的材料看，刘鸿石比另一位划成“右派分子”的同学问题轻得多，“反动言论”几乎全来自他的私人日记。但是他在向他宣布划定他为右派伊始就讲：

“党说我是右派，不会冤枉我。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那结果是，另外那位同学做了深刻的“认罪”检查，免予处分；他却一直闹到开除学籍去劳改。他根本没穷到去偷人家晾在绳子上湿衣服的份儿上，那“小偷儿”是他存心制造出来的，我心里明白。

先是他打了报告，说继续在北大学习下去不利于自己的改造，递上申请书，申请去“劳动考察”。他的请求没有被批准。1958年2月9日下午3点中文系在课室楼 202宣布经学校党委最后批准的最后处理结果，我们班那位做了深刻检查的同学被宣布为“免予处分”，刘鸿石和另一位同学的处理是“留校查看”。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宣布处理结果后，也让那三个人讲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这处理。×××长篇大论，中心意思是学校的处理是宽大的，并不能说明他的罪行轻，只说明党的政策宽大，他一定好好改造。

×××也很轻松。只有刘鸿石简单地说了两句，他是沉郁的，他的眼睛是红的。一直到现在，他坚持着要求去劳动改造。

同学们当然要冷眼相待，以示“划清界限”，不然，轻则“温情主义”，重则“两面派”。就连我这个“左派”也感受到巨大压力，有同学贴大字报说：“孙幼军这个人有两重性。与刘鸿石相处时站在他的一边，偷偷摸摸地和他一起抽烟，与同志们相处时站在同志们一边……你和×××（刘鸿石最要好朋友的名字）比比看，你们对刘鸿石的态度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甚至毫无根据地上纲到“对党一贯不满”（摘自日记）。对于全班同学的冷眼，另外那两个“右派”能够报以笑颜，刘鸿石却极不适应，对最要好的朋友贴大字报宣布绝交，我的并非两面派的冷漠，都觉无法忍受。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当时心里就有“这小子肯定要闹出点事儿来” 的预感。果然就有了6月15日日记中的这样一段话：
   415号房间，刘鸿石的床上放着捆好的行李，一网兜子的书，和一个小包袱。

   他人没在屋子里，几件东西凄凉地摆在床上，等待着主人把它们带走。

   ……

这是刘鸿石留在北大的最后一天。我再到415室去，那里已经只余一张空床了。

最后见到他是1962年1月26日。那天并不是休息日，能够在去东四的路上撞见他，实在很偶然。他正在宁夏的农场当工人，回来过短暂的探亲假；我在外交学院当“见习助教”（我们那帮人的自嘲，因为毕业那年助教突然升值，我们比头一年毕业的助教低一级，不算助教），不必星期天才上街。

我不再朝前走，随着他折回去。周围的景物一下子消失了，我们只顾说啊说的。他路上见了熟人一概回避，独于我，好像相逢让他快活得不得了。天很冷，还刮着刺骨的寒风，走到王府井，我拉他进了一家现在叫做“酒吧”的店，要了两杯热可可，两盘小蛋糕，继续谈着。他掏出全国通用粮票给我，我笑着推还给他。日记里说：“我建议他去北大看一下，顺便了解一下老×（他最要好的朋友）的通讯处，他不肯。他说要来外交学院看我。但是，这只是临别时的一种客套话，我不相信他能来。他说他一定会写信给我。”

他确实没有来，也没写信给我。同我一分手，他又变冷了。

不久就来了个“史无前例”，我仅仅发配到江西一个血吸虫重点区埋头当了三年“五七战士”，都有人怀疑“已经不在”了，何况他这样戴着右派帽子的？何况他又是那样一个不识时务的倔头？他怎么熬过连“漏网右派”也有给逼上绝路的10年呢？真个是生死两茫茫。

后来终于听留在北大的同学说，1980年他曾在北大办理了平反的手续，心里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经历长期磨难，他仍然是块有棱角的顽石。即使平反这样事，他也不肯登北大的门，来来往往的都是邮递员。这以后，又是25年过去。自马路上那次邂逅，我已经43年没有见他面了，也没人能给我描绘一下他25年前的样子 ——胖了？瘦了？因为工伤致残了，拄着拐杖？没人见过他，而且他们同他分手的时间更久，确切些说，是47年。我向他们打听不是白费劲么？知道80年他“办手续”的同学只知道他在北京一个小厂子当工人。厂子叫什么名？地址是什么？一笔糊涂账！难道这很难查么？他办手续，总有个存根吧？

我四处打听，没有一点儿线索。毕业30周年的活动，接着是毕业40周年。那么多同学聚到一处，却只能在议论中，无可奈何地把他列入“下落不明”同学的名单里。

到了我已经满72岁的今年，我有时候还会想：“刘鸿石还活着吗？他在哪里？”别人我不知道，我在过73岁日子到时候，脑子里就生出许多怪念头，相信溟溟中还有一个世界。我想，也许到了那一天，我会在那个世界里胡逛，走着走着，看见刘鸿石迎面走来，我们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但也有可能我还是要寻找，仍旧怎么找也找不到，因为他还在里，需要我再等等，等10年，也许要等20年……

我忽然灵机一动：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他多半还在北京，我为什么不去查查北京的户籍？虽说那东西不是谁想查就能查的，可我不是有个吉林一中的同学么？他从公安部退休，看样子还有点儿来头。不久前他打听到我的下落，约我去见见面我还没去，正好托他帮帮忙嘛！

我想第二天去拜访，可怎么也沉不住气了，立刻找出他给我的电话号码，拨了个电话。他痛痛快快答应说“没问题”，让我讲些自然条件。

我在等待的几天里，一会儿充满希望，一会儿有觉得自己异想天开——天下哪有那么如意的事啊！

一天晚上电话来了。我这位同学带着几分兴奋告诉我：

“找到了！1934年生人，北京图书馆退休……”

我一下子就泄气了。我念了一年俄语学院，抗美援朝当了两年兵，除了“调干”同学，我比班上那帮高中毕业的都大3岁，刘鸿石至多是1936年生的，怎么会出来个1934？再有，说是某工厂退休的还有可能，“北京图书馆”就连边儿也不沾了！

他说：“我这儿有个户籍的影印件，哪天经过我这儿，顺便来看看。也许是呢！”

我一夜琢磨这事儿。也兴许年龄印错了。我身份证上的月、日就是我女儿的么，搞户籍的就不出错儿啊？再者说，时隔25年，人家就不许换个工作呀？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拿上两本书带着照相机，骑上“小摩托”跑去了。书是见面礼，相机是为和这位也有几十年没见的初中同学来两张合影。

小条子上那张照片一映入我眼帘我就叫出来：

“是他！”

影印纸条上的照片至少是刘鸿石20年前拍摄的，但是瘦长的面庞，抿紧的薄嘴唇和带着几分忧郁的一双眼睛，几乎没什么变化。

我站起来，跟这位初中同学说：“咱们下回再聊！我是想知道这究竟是不是他！”

他说：“别急，咱们看看×××路在哪儿……”

说着，从大书柜取出一本地图，翻看起来。

我全忘了老伴儿“摔碎骨头”的警告，遇到宽阔的路面把油门儿旋到底，一路风驰电掣。脑子里的念头更是闪动得飞快，一忽儿怀疑这人确实是他，一忽儿又想着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跑错了路，最后还是爬上那座旧公寓楼的顶端。

一个老太太正从右侧的门里走出来。我急切地问：

“劳您驾，刘鸿石住在这层吗？”

老太太打量我一下，问我：“您找他有事儿啊？”

我猜想她就是刘鸿石的老伴儿。我说：

“我是刘鸿石的老同学……刘鸿石是北大毕业的吧？”

“是。”

“是北大中文系的吧？”我还是不敢最后确定。

“是。”

我心花怒放。这不可能是另外一个刘鸿石！可我还是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条子让她看：“就是这个吧？”

刘夫人接过条子看看，乐了：“这照片是早年间的……”

她请我进去，我边往里走唠叨：“找了他好几年，谁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就去查北京户籍……”

房间里没有刘鸿石。刘夫人告诉我：

“他出去了，3点多钟就回来。您坐着，我去买点儿切面，回头在这儿吃饭……”

真不巧！3点还早着呢，可是我想立刻见到他。我问：

“他去哪儿了？”

就算他去朋友家串门儿，但凡有个准地方，我也会立刻跑去把他揪住。

我想问清老头儿的去处就去找，又觉得对不起殷勤的女主人刚刚捧上来的一杯热茶，就跟爽朗又喜欢讲话的女主人聊了几句家常，问问我急于想知道的情况。

1980 年平反的时候刘鸿石拿到北大补发给他的毕业文凭。他不理不睬，依旧埋头当他的小工，可是跟他要好的一位司机认为他是犯傻，了解到北京图书馆正在招人就想办法说服他去应聘，甚至生气了，说“你实在不去，我替你去办！”刘鸿石终于弃武从文，做起图书馆的工作。到退休时，他已有了副高的职称。小李（知道刘夫人姓名后我称她“小李”，她说，哎哟，可别这么叫，都老太婆了！我说，你得承认我是更老的老头子。她当然只好承认）在我问到他们身体状况时，说鸿石还好，她在几年前患了肺癌，“管它呢！”我说我老伴儿4年前也患了癌症，不过像您这么乐观，没事儿！

我环视刘鸿石的居住条件，跟的我几乎完全一样。一样的副高职称，一样的1500元的退休金，别的自然也一样。我为他感到欣慰。

知道刘鸿石干什么去了，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我说，他怎么干起这个来了？小李也笑，说不是闲着没事儿么！

原来他在炒股。他没什么钱，也不可能有钱，炒股的资本太少，亏不过亏个三五百的，赚得最多的一次也不过1200元。我也常有三百二百的稿费收入，管这叫“挖耳勺炒芝麻——小鼓捣油儿”。弄了好几年，他的炒股技巧已经相当精了，但只在那里研究、计算，极少投钱进去。

有趣的是他每天早晨蹬着个小三轮儿去一家证券所，从早晨人家一开门就进去，要一直泡到下午3点。我说他怎么回来还有钟点儿呢！

知道他准确的落脚处，我再也坐不住了。小李早看出我的急切，仔细地介绍了情况，说那家证券所在××路上，那里的证券有两家呢，是靠近过路天桥的那一家。如果里边没有他，那就是坐在证券所门口的台阶上抽烟。我心说，慢说是两家，十家我也能把他抓出来！怕我认不出，小李又给我描绘了鸿石的外貌，说人很瘦，头发全都白了。我笑着说，按图索骥嘛，我这儿还有照片呢！她瞥一眼我手里的纸条儿说，跟那个很不一样啦！

仍旧一路疯跑，我甚至超过汽车。我跑过了头，又折回来。那家证券所的门口停着好多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我的眼睛搜寻的是三轮儿。那里有一辆很小的黑红色三轮儿，车斗里固定着一把小椅子。我频繁陪着自己老伴儿去医院做化疗，眼前浮现了刘鸿石蹬着这辆车，拉着小李心焦地跑医院的情景。

黑色大理石的台阶上坐着几个抽烟的，但是不见鸿石。我进了大厅。

时近中午，交易活动已经停止，但狭长的大厅里仍坐着不少股民，有些人在闲聊，有些人围成圈子打扑克。我的眼光急速搜寻，找“头发全都白了”的人。白发的人不止一个，但我的目光很快停留在远处一个歪着身子低头看报的人身上。

我走过去打量他。老实说，如果又在去东四的那条大街碰上他，我绝不会打招呼。不是事先知道他就坐在这厅里，我也认不出他就是刘鸿石。他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看一份满是数字的报纸。我在他身旁的空位置上坐下来，他下意识地向里移动些，并没有抬头。我问他：

“先生您贵姓？”

他抬头，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我一眼，很老实地回答：

“我姓刘。”

按我的性格，本来下边还有很多戏好演，可是我忍不住了，叫出来：

“刘鸿石，认识我是谁吗？”

他拿掉老花镜，仔细打量我，然后说：“你摘下帽子来！”

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个熟人。但是摘掉帽子也没用——帽子遮住我前额上部光秃的部分，只会让我更像当年那个孙幼军。事情很清楚，我已经老得让他完全认不出了。我立刻摘掉帽子，一边喊：

“我是孙幼军哪！”

我们立刻拥抱到一处。我的鼻子突然很酸，眼泪几乎流下来，他的眼睛也闪着泪光。下面的就不必说了。我那天晚上的日记里有详尽的记载，想知道的同学可以告诉我，我会全文发给你，除了刘鸿石的地址和电话。

我面临的一个问题正是这个。我跟刘鸿石开玩笑说，“我发掘出了一件‘古代文物’。”发掘出的古文物属于人民，我不该攫为己有。但我不愿意由于我的多事搅乱了他平静安宁的生活。我谴责他说，我们在明处，你在暗处，打个电话就那么难么？何苦让我们千方百计地寻觅？谴责归谴责，既然他想这样，我就要尊重他的选择。我说：“住址和电话属个人隐私，我无权随便告诉人，除非得到你同意。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想告诉谁，先来请示你；你想告诉谁，不乐意自己讲，就通知我。”这个是很容易达成协议的。顺便说一句，我写这篇东西也是先征得他同意的。我说，王大鹏一定让我也写篇未名湖的文章，我没的写。我写写咱们俩见面的事怎么样？他宽容地说，你写吧，随你怎么说。

一连几天，我骑着“小摩托”到他“上班”的地方去找他，跟他一起坐在门外的黑大理石台阶上边抽烟边说个没完。我看出他炒股确实仅仅是一种生活的调剂，乐在其中。这是一种头脑体操，每天蹬着三轮儿往返那么远的路，又是体育锻炼，于心于身都有利。特别是，他可以通过这活动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我对他说：“你可别忘了咱们仨（第三个就是我提了几次的他最要好的朋友）当年围着未名湖不停地走，一路吹嘘着将来要当中国了不起的作家……”虽然他离开少年的志向已经太久太久，听了我的话只有苦笑，但是他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我总觉得他还机会写出像样的东西来。
  2006年1月8日
作者是儿童文学作家.
五柳村2006/01/08收到

本文发出后有网友留言说；哇,陶先生,这是篇长篇小说了,呵呵。昔日的同窗,多年以后再相逢,不胜唏嘘!!!!

这是误会了，我回答：“这是真实的纪事,不是小说.是给记述往事的《魂萦未名湖》写的。作者是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小布头奇遇记》大受小读者欢迎。”

也不胜感慨。因为生活中有许多事，其荒唐的程度，是小说家也想象不出来的，然而确实曾经甚至还在发生。

有一时期曾把小说作为青年了解社会，学会生活，和接受政治教育的教科书，然而回头一看有几多真实。就靠小说来告诉人们“不能走那条路”，要“在田野上前进”，走“金光大道”给我们的教训和损失是太大了。

因此我好久不再看现代的小说。随后我写了篇《历史的真实比小说更精彩》发出。原发在别处，有的已看不到了。2008年2月9日再发到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