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是何许人也？前不久凤凰卫视一位主持人曾调侃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张志新是谁，还以为是哪一位超级女生呢！说的是年轻人，至于上了年纪的人又如何呢？应当说，他们对张志新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少人还能说出她出身于一个音乐世家，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位文艺干部，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等情况。至于说到她的事迹，一般只能笼统地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反对“四人帮”而被杀害，进一步也只能说到她是“保刘少奇的”。可以说，目前能够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她的思想和观点的人并不很多，这不能不算是我们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缺失。本文的主旨，主要不在于去探讨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重新研读她的遗作，把她的言论和事迹，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世。此外，还要对有关她的事迹的宣传情况作些历史回顾。

张志新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在文革这个历史事件仍在进行的过程中，就已经对事件的性质、成因、后果以及责任人等方面进行透彻的剖析和批判，而且完全尊重客观事实，不为尊者讳，并且勇于坚持真理，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我们过去发表的许许多多纪念她的文章，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所限，还不能达到她的认识的自由度，没有能够原原本本地表达她的思想和认识，因此很有必要在今天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通过重读她的遗作，来纪念她、学习她、并进一步了解她。

张志新的遗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她在被关押期间（1969—75）特别是在1969—70年这两年间的多次“交待”材料和审讯纪录，加上她在狱中完成的其他材料（抗议书、书信等），共约10万字。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批判并对其成因、后果进行分析，其要害是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批判并为刘少奇、彭德怀等人进行辩护；另一部分则是表达她的捍卫与坚持真理的信念，以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的高尚情操。当我们把这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时，一个完整的张志新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首先让我们了解第一个部分的内容，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把它归纳为以下三个问题，作概略的介绍：

一、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手段及其前因后果的揭露和批判。

二、为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进行辩护。

三、全面系统地表达对毛泽东的看法。

一、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手段及其前因

后果的揭露和批判

张志新认为，“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一次路线斗争”*。但在这次斗争中，代表错误一方的却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指出：“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的一方伴随着罕见的宗派主义和家庭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群众专政的方法，无情打击”。它“利用全党全民的信赖”，“利用军权”，在大决战前砸烂公检法和舆论工具，斗争一开始便占有压倒的优势；它“用马列主义为装璜”，“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作为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新贡献来掩盖自己错误路线的实质，一时还蒙蔽着广大群众”。因此，它“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行”。事实上，“这次错误路线已经发展到难于用一般办法克服的地步，发展到难于在短时期内得到克服的严重程度。”

上面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把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手段和恶果，以及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揭露无遗。

对于当时被吹捧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并作为文革理论基石的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张志新则凭着她的科学信念，并没有被那种装腔作势、张牙舞爪的宣传气势所哧倒。她淡淡地指出，继续革命问题，“谈不到什么‘重大贡献’，因为关于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列宁早在俄国革命初期早已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完结，而是在新形势下的继续’”。而当时其所以把它作为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来大肆鼓吹，目的无非是上面提到的“用马列主义为装璜”而已。对此她愤慨地指出：“那种用违背历史的真实的事例所构成的路线斗争史，又用以去论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非偶然性、及时性，其目的无非是掩盖运动中宗派主义斗争错误路线的实质及其恶果”。她还尖锐地指出，文革是“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对于这种错误的性质，她作了这样的分析：“文革已不是由于方法错误而违反客观实际，那是可以谅解的”，而是“由于出自政治要求而导致实用主义，其后果只能显露出自己已经失去真理。”

介绍到这里，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感受到一位勇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的磅礴气势。当时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张志新，面对着整座庞大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毫无畏惧。她的“狱中交待”，不如说是“狱中批判”更名符其实。如果考虑到她的上述言论发表在1969年8月间，正是文革进行得轰轰烈，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已臻登峰造极的时刻，我们怎能不被她的大无畏的精神和锐利的洞察力所深深折服呢！

二、为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进行辩护

这是张志新言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一篇又一篇非常有说服力的批判材料构成的。

张志新很清楚，要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仅仅依靠上面的对文革进行定性的论述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这场革命所要打倒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人入手进行剖析，才能层层剥开这场革命的虚伪外衣和反动实质。换句话说，只要弄清楚这场革命所要打倒的人非但不是什么披着革命伪装的老反革命，反而是为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革命家，那么文革的所谓正当性、合理性和客观必要性也就不攻自破了。在这方面，张志新紧紧地把握重点，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逻辑，为文革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刘少奇进行系统的辩护。同时也顺理成章地为其他革命家作了有力的辩护。

首先，针对强加给刘少奇的所谓“早在1925年就已充当了叛徒内奸、工贼”并组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每一历史转折关键时刻都猖狂地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攻的罪行，张志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辩护和批驳。

（一）对刘少奇的这种结论，是和“毛主席在各历史关键时刻对刘少奇的使用、信赖、评价相抵触”。仅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关材料为依据，就可列举出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被委任为新四军政治委员，1942年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言论的赞赏和肯定，1944年发表的《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正确工作路线的充分肯定等史实；此外，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也都对刘少奇的历史功绩加以确认。

（二）对刘少奇的这种结论，是背离刘少奇长期从事革命活动这一基本事实的。在这里张志新采取了反证的论战手法，她提出：如果刘少奇早在1925年就已是“叛徒、内奸、工贼”，那么“在施展其反革命勾当时，哪有不搞宗派不闹独立不借此以混水摸鱼搞反革命两面派勾当呢？”而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竟然连一点闹宗派搞分裂的迹影都找不到，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就连毛主席本人也肯定认为宗派在“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在1958年“八大”开幕词中更是肯定认为“我们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这说明“实际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也当然不存在，人为地去硬找，是成立不了的”。接着她又进一步推论说：“如果客观上确实长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但又没有构成斗争内容的事件和实情……相反却表现出党的‘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那就是说，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不是在‘猖狂地进攻’，而是在那里积极地促进或合作。不作这种解释又将如何理解呢？”再说，如果刘少奇“从1925年就‘叛变’，自1925年至1937年这段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反革命分子无反革命活动不就成了空头反革命了吗！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反革命吗？”

（三）从掌握军权这个角度来看，也证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张志新先是从正面引证毛泽东的著作中有关军队的重要性的种种论述，包括：“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队则有权’的原则”等等；然后话锋一转说：“按说以刘少奇为首的拥有着反革命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长期对抗中是不能不在军权这个问题上进行其阴谋活动的，但是在这方面政治报告（指“九大”政治报告——本文作者注）丝毫没有提及……难道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军队这么不关心……一个‘篡夺了党和国家重要职务，控制了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的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惟独忘记了军队的重要？！”。

在提出上述反证以后，张志新便从正面理直气壮地为所有在文革中被揭露出来的掌握军权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辩护，说：“在他们掌权的年代中，运用这一权力从事的都不是反革命活动，而是革命行动。从最早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斗争，有贺龙、朱德、陈毅等等。几次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役，也多是由那些人具体率领，都取得了重大战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发动的几次反共高潮，直到全部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张志新认真仔细地把《毛泽东选集》中的有关论述一一摘引出来，从皖南事变起直到全国解放为止，一共列举了9项，无一不是证明这些老干部的丰功伟绩，其中提到的人物除刘少奇外，还有朱德、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贺龙、李先念、聶荣臻、刘伯承、谭震林、习仲勋等人。她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凡是尊重历史的人，就不会否定，从十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样长的历史阶段里，一件坏事都不干的反革命两面派，能算反革命吗！也许这么长时间，他们只‘打着红旗’，而忘记‘反红旗’了”。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她对彭德怀的高度推崇和表彰。她激愤地指出：“彭德怀为了党的团结、统一，领袖的威望，革命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有这样的国民党大军阀吗？有这样的伪君子和野心家吗？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和革命，虽然遭到那样的下场，仍然对党、对领袖全抛一片心，一次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改正错误克服缺点，有这样忠心耿耿地为无产阶级事业全抛一片心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台柱’吗？！”。她尖锐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所论述过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含义的。如果按社论（指1967年《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的《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一文——本文作者注）精神，把彭德怀视作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就其斗争内容看，我认为这一斗争不仅不可憎，而且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多了可以促进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少犯或避免犯错误”。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这些振聋发瞆的语言，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呀！

（四）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事实进行分析，也说明给刘少奇罗织的其他一系列罪名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罪名有如：“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妄图断送中国革命”、“鼓吹剥削有功、妄图发展资本主义”、以及“发表黑《修养》、以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张志新对这一系列指控都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全面的、有力的反驳，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转述了。只是需要强调指出，张志新在批驳过程中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锐利武器，把每个事件都放在具体的历史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考察，当然也广泛引用毛泽东本人在当时发表的言论来佐证，从而令人信服地把这一系列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一一推翻。

（五）从逻辑上说，强行确定刘少奇的所谓“罪行”，只会否定毛泽东本人的英明伟大。她说：如果认为“过去刘少奇的反革命身份、历史没被揭露，今天就需对他的历史活动重新判处”。假如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是否要考虑另一面的客观效果呢？”“那就会给人们一个结论：毛主席当时也是受蒙蔽者。刘少奇的反革命两面派技俩全党无一人看穿，反而委以要职为其实现‘妄图帮助蒋介石反动派扑灭共产党和解放区’的阴谋创造了条件吗？如此逻辑，不是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光荣、正确、伟大的党，不是又犯了组织原则和干部路线的错误吗？”。

（六）从组织程序上说，对刘少奇的处理也是不合法的。张志新指出：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所作的决议，“不合乎原党章的规定”。“在决定处理刘少奇的问题时，刘少奇等没有出席会议，本人对这一处理是什么态度和意见没有随同决定在全党传达公布（当然是不可能公布的）。原有党章在这次会上并没有宣布废除和修改。会议又没有按照原党章办事，那么这次会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进行的呢？会议产生的决议、文件、规定……等等是否合法呢？在我看来是不合法的”。此外，她还提出在刘少奇案件审定过程中的一些疑点，例如所谓的证人显然是在政治压力下才作的证，而江青则是早在案子审定之前就明确地宣布刘少奇的问题，这本身就是违反党和国家的纪律原则的。

总之，张志新这部分“交待材料”留给我们的印象，活像是一位富有强烈正义感而又才能卓越的律师为一群清白无辜的被告所作的一篇又一篇义正辞严的辩护词。

三、全面系统地表达对毛泽东的看法

为了探求真理，张志新在批判文革并对其前因后果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势必要涉及其始作俑者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当时，谁要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毛泽东，谁就必须有“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准备。张志新不愧是探求真理的强者，她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犹豫，对此她坦诚地说：“我的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相信、不信任。以前谈的都说江青，实际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她其所以曾有所犹豫，主要还不是考虑个人的安危，这点她已经置之度外，而是受长期以来所培育的对领袖的感情的约束。但文革的种种的经历使她很快就从这种感情束缚中摆脱出来，这从她在1969年8月间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她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毛主席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了，作为党员，对这种感情变化也很痛苦。”

张志新对毛泽东的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的思想活跃，思路开阔，不仅对人物褒贬适当，而且涉及对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后整个历史过程的反思。有人说，张志新是提前十多年说出了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有关内容，今天看起来，这种评价是丝毫也不为过的。

张志新对毛泽东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绩。她十分明确地提出“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并强调指出：“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但她同时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多少年斗争的结果，是集体的智慧”；而《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天才的体现，也是党的、革命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明确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三）认为毛泽东对于错误“采取了不敢正视和粗暴压服的办法”，“没能以谦虚的、平等的、科学的态度处理这些问题”。“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等人采取了罢官的处理，并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导致的恶果是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化”。“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主观的阶级斗争论硬套，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就形成过火斗争……在党内外就会形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文化大革命，则是“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四）认为毛泽东言行不一。指出毛泽东“在理论基础方面，违背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身的实践和自己的论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则相违背”；她针对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列主义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的论点，说道：“我认为毛主席虽然自己论述过这一道理，但对自己没有起作用”。她还表示，自己相信的是毛泽东过去发表的言论，而不是文革时期发表的言论。

（五）对毛泽东重用林彪、江青提出看法。她反对把林彪定为接班人，认为接班人“应该是自然形成”，认为林彪对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起了促进作用，并对他的“政变论”展开系统的、有力的批判。至于江青，张志新从心里就看不起她，对她的历史表示怀疑。她认为毛泽东把江青从一个普通干部提升为中央领导，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对她的支持更是不当，“所谓的文化革命的路线问题，也就是涉及到是否能树立江青在文艺战线的作用和影响”。她还指出，江青管的面过宽，连王光美出国的服饰都要过问。作为一名文艺干部，张志新对江青推行的所谓文艺改革产生的恶果表露出严重的担心，说：“‘文化大革命’这样弄下去，就剩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祖国的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

（六）认为毛泽东搞个人迷信不可取。她指出：“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这些年，什么都提毛主席，放在党的上面”。她对鼓动群众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十分反感，说：“过去封建时代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又说：“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象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

（七）认为毛泽东晚节不保。她说：“对于一个领袖来说，保持晚节，同样不是轻而易举，明确点说，认为毛主席是步斯大林的后尘，甚至超过斯大林”。

（八）认为导致毛泽东犯错误的个人原因是他“近年来不谦虚了，在胜利、成绩面前骄傲了”。是他“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

今天看来，张志新对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有些地方也许还不够深刻，但在当时可以说是已达到认识的最高水平。总的来说，她的看法是很客观、很全面的。她完全是站在人民和党国的立场上来思考和提出问题的。她的意见是非常善意的，在她的内心深处是多么企盼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能够顾念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前途，从而能够正视并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在有“这样好的老百姓”支持下，带领国家朝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前进！下面这段话，完全可以表达她的这种心声，虽然长一些，我们还是愿意把它摘录如下：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波及全国的紧张局面，是全面性的，也是极为严重的，如果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说不定会出现什么局面。而我们的广大贫下中农无产阶级兄弟在每日口粮三两六的情况下，毫无怨言，坚定地跟党走。天灾也好，人祸也好，饿死人的事也不少嘛！但是我们的老百姓们坚持过来了。这样好的老百姓，只有我们国家才有，作为党应引以自豪。更应作为改进自身工作，增强责任的最大鞭策。尽最大努力避免出现违反客观规律的缺点错误，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担担子，局面就可扭转。斯大林曾在苏共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每个布尔什维克，每个革命家，每个自尊的党员，都懂得，如果他公开诚恳地承认明显地无可争议的事实，那他在党的心中只会得到器重和博得威信’。而我们有些革命家、领袖、却未能做到这点，毛主席也没例外。我们有那么好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有那样忠心于党的事业的新老党员，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缺点不能克服？只要诚恳正视现实，采取措施，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列宁曾说过：‘犯错误对于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和纠正错误。’‘……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一这就是一个严肃郑重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

在讲了上面这样一大段语重心长的话以后，张志新接着说：“根据上述马列主义教导，对照我们一九五九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我认为，毛主席、林副主席没能体现甚至违背了上述原则；认为彭德怀、刘少奇体现了这些原则”。紧跟着便列举一系列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在这里不再一一追述了。**

张志新在提出以上看法的时候，正值文革的高潮，通过一波又一波的造神运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张志新的观点，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反动透顶，万恶不赦。那么，张志新为什么还敢于发表并坚持自己的观点呢？这在她的“交待材料”中有详细论述。在本文中，我们把它归纳为第二部分，以便于介绍。

张志新的第二部分材料，其核心内容是表达自己捍卫与坚持真理的信念，以至不惜为此而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的高尚情操。

在研读张志新的这部分材料时，我们会很自然地进入她的内心世界，那是个刚烈和柔和交织在一起的非常丰富的意境。她的胸怀是坦荡的，原则是坚定的，我们会不时为她的掷地有声的言词所吸引、所打动。她的名言，“我之所以至今不能认罪，因为我对路线斗争及与之有关一系列问题的疑问，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想要革命吗，你就应当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读罢令人久久不能释怀。

毫无疑问，张志新其所以能够坚持真理、至死不渝，是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思想基础的。在她的这部分材料中，处处表达出她的无比坚定的人生信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她的民主信念、科学信念和道德信念。这些信念的树立，首先来自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辛亥革命的父亲和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给她灌输的是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忠诚老实、舍身取义的思想。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自幼“受父母的影响，培养起了坚强克苦的性格，不屈的精神”。这种思想教育的基础，使她很自然地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坚定的人生信念，并以此来观察和判断客观的事物。当她发现客观事物的发展与她所树立的理想和信念背道而驰时，便毫不犹豫地以一种人们难以想像的“不屈的精神”来维护自己的信念。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她的民主信念，这种信念在她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她其所以敢于对毛泽东提出种种看法（实质上是批判），就是基于这种信念。在她的心目中，毛泽东是领袖，但也是个人，个人和党的关系绝不允许颠倒，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作为领袖本人……对已要一分为二，首先是要不脱离司令部其他成员”，而“毛主席由于不谦虚，不民主、脱离司令部其他成员”。她理直气壮地宣称：“在我看来，对党内领袖人物提出批评意见（包括反对意见）不能算作反党。”基于民主信念，她反对文革期间搞的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个人崇拜，说：“我不搞个人崇拜，我脑子里的党是集体的”。又说：“我对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的信赖绝非盲目崇拜。凡是感到不理解的，敢于提出怀疑和异议，这也是毛主席教导中所允许的，不属攻击反对”；基于民主信念，她尖锐地揭发了党内外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并提出“以文学艺术形式揭示矛盾促进社会生活进步不能算作毒草”；基于民主信念，她敢于挺身而出对粗暴践踏党章、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民主权利的行径进行揭露和批判，为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进行辩护；也正是基于民主信念，她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的观点进行辩护，认为自己“从纯洁党的组织领导的动机出发，产生些疑虑，是允许的”。“我仅仅有些些疑虑，没有什么组织活动和行动，在这问题上似乎也够不上什么反革命了”。可以看出，民主信念是她坚持真理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可悲的是，在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的年代里，张志新所表达和坚持的民主信念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源自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反革命罪行。有一次审判人员质问她：“你是不是要超阶级民主自由？”张志新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需要那些，我是共产党员”。

接着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她藉以坚持真理的另一根精神支柱——科学信念。张志新自幼便培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是她能够树立起科学信念的重要条件。她非常赞同毛泽东所提倡的思想方法，即“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因为这也是跟父亲对她的教导完全一致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张志新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从而确立起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信念，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她蒙难期间，为了应对“斗争日益深入”的形势和深感“自己懂得太少”的现状，又通过认真刻苦的理论学习，进一步加强她的科学信念。她“在斗争过程中确确实实地感到，要树立起坚定的合乎真理的信念，不经过这个过程是做不到的。”

张志新的科学信念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她在1969年10月间说的这样一段话来概括：“客观真理都不能是凭空确定的，而是建立在客观实践的基础上的。历史的实践才是历史客观真理的基础”。接着又说：“那种违背历史真实的事例所构成的路线斗争史，又用以去论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非偶然性、及时性’，其目的无非是掩盖运动中宗派主义斗争的实质及其恶果”。

人们也许会驚讶地看到，早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讨论开展的近十年之前，张志新就凭着她的科学信念，运用这一标准来检验出文化大革命的虚伪本质。

凭着她的坚定的科学信念，张志新认为在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罪行时所引证的材料是“没有说服力，是不科学的”。她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辨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她又引证列宁的话说：“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未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她认为在批判刘少奇时恰恰是采取列宁所批判的这种方法去举证。这是“由于出自政治要求导致实用主义”。“如照这样办法，对事物作孤立、片面、歪曲的考察，那么马列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也要揪出来打倒在地了。因为恩格斯曾说：‘文明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

也就是凭着她的坚定的科学信念，张志新对她自己在当时的孤立处境作了如下剖析：“从形式上看目前是处于少数。决定事物矛盾性质，不应只看数量不问本质，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因此也不能孤立停滞地看问题。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任何物质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至于我所以成为形式上的暂时的少数，是因为具有着我的矛盾特殊性。……如果只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从简单的数量上去看问题，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无从科学地辨别事物，认识事物的本质。……谁如果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只知道用简单的数字计算法，去观察判断问题，那他不是不自觉地受了庸俗社会学的蒙蔽和影响，就是自觉地在为错误辩护（除此之外就是特殊需要）”。

为了表达自己的信念，张志新还一再援引了哥白尼的事例。她说：“过去我看过一个剧，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圆的，但他被定了罪。后来证明他是对的”。她紧接着在一份书面材料中写道：“哥白尼发现了自然规律，‘地球是圆的，自身在转动’。他因此而定罪，并处死。定罪处死后，地球仍是圆的，仍在不停地转动”。她坦言，对哥白尼的事例的想法“是形成我坚持观点的原因之一”。不久她又义无反顾地宣称自己“只能作七十年代的哥白尼，不作七十年代的岳飞”。

尽管张志新对哥白尼的事绩记述有误，事实上被处死的不是哥白尼，而是布鲁诺，但这并不影响她对自己的科学信念的表达。

最后，让我们剖析一下张志新的道德信念。她的道德信念，是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感情色彩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时刻不忘以共产主义道德来要求自己，然而在她身上，共产主义道德的因素是跟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的积淀乳水般地交融在一起的。这种信念，是决定她采取舍生取义的壮烈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志新宣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时刻不忘“共产党员肩负的光荣责任，对党的事业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责任”。党的正确路线应当是“维护党的团结”，“使党能更坚强地团结一致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一穷二白，更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当我发现这场路线斗争有问题时，就不能图清闲，找清静，不去为真理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斗争”。接着她铿锵有力地说：“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她认为，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但同时又是一个身担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宣传工作干部，又怎么能不去尽自己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义务”。

凭着她的道德信念，张志新坚决认为，共产党员应当“讲老实话”。绝不能“口是心非，充当政治两面派”。又说：“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她还用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为什么不能在外界压力之下强迫自己改变观点，她说：“我没有旧社会的体会，但就象在旧社会自己心里有了对象，父母要包办，强迫自己嫁到另一家去！这个滋味太不好受了！很痛苦。不行！我还要走自己的路！”。

基于她的道德信念，张志新时刻不忘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培养之恩，认为背弃自己正确的观点就意味着对劳动人民的背叛。她满怀深情地说了长长的这样一段话：“从自己的情况看，被党培养这么多年，保送我升了大学，又送我把军参，提前调出放在需要的工作岗位……，这一切怎能忘记，忘记就是背叛！在我学习的年代里，或工作的岁月中，不是别人，正是广大的贫下中农阶级弟兄，终年勤奋劳动使得我们终日饱餐，给我们的学习、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在路线斗争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若少闻未见也可以不加责难，一旦发觉仍处之泰然，贪图个人安全，不究不管，那么有朝一日被阶级弟兄质问：‘供你们念这么多书，享有这么优越条件，为什么没发现问题，见到了又置之不问，好象与已无关。你们是谁的干部，是什么党员，难道你们光会吃饭！’那时候该作什么回言？”。接着她又补充说：“我们的广大劳动群众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他们才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最有政治远见，观察问题最尖锐最全面。但是由于祖国一穷二白的底子，经济文化落后已形成历史局限，使他们至今不能不被繁重的劳动纠缠，如果他们具有我们这样（既往）的条件，能读那么多书，见闻那么广，能钻研马列主义道理，会比我们运用得好得多，早会发现问题，促进解决问题。但是现实情况，是历史给他们造成的局限。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更不允缩减。只有这样认识自己的责任，完成自己的重担，才是和他们站在一条线”。张志新的这段话，反映了她的思想境界的高超，她不仅是从不忘劳动人民的培育之恩这个角度，而且是从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的认识这个高度来论证自己坚持真理的必要性。

她的道德信念，最终突出地表现在舍生取义、舍家为国这种可贵的民族气节上。在家庭亲情和坚持真理这两难选择中，道德信念促使她选择了后者。

凡是认识张志新的人都知道，张志新是一位可爱可亲、秉性坚强而又感情丰富的女性。郝玉芝妈妈曾写了这样几句话来纪念她：“我是妈妈我最了解她，像世界上亿万母亲那样她有一颗慈母的心。只不过它不是一颗平凡的心，这颗心不仅关怀着子女，而且关怀着人类”。

在张志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自述：“扪心自问确实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如果出自个人，难道家庭父母子女不值得挂牵？远离双亲、子女一年、二年……，若坚持立场观点不放，也许就永远不能相见。世界上母亲千万个，那一个没有慈母心（暂允许抛开阶级分析观点来比喻）？难道说唯有我张志新的心最毒狠！？不，凡是了解我的人都不难得出评论。但为了寻求真理，这一切都可抛开”。

这是一段催人泪下而又无比坚强的心灵独白。此前她还写过这样一段表达内心矛盾和痛苦的话：“我自己斗争的很激烈，就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不投降，有后果，投降，自己又做不到。以前我还想自己的事，算自己的账，两个家庭（亲属）加起来二十一个人，这些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我是共产党员嘛！为了自己的家，忘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不行！”

这就是她的信念，她的选择。

以上便对张志新的第二部分材料所作的概略介绍。可以看出，她的民主信念、科学信念和道德信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有力地支撑着她的整个批判体系。

在我们通过重读张志新的遗作来把她的言论和事迹再一次公诸于世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有时甚至难以捕捉。时而我们感觉她离我们很近，时而又感觉她离我们很远。在现实中，要确定她的准确的位置，似乎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在我们的文章开头所确定的要“纪念她、学习她、并进一步了解她”的目标，也显得如此飘忽不定和没有把握。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们深感言犹未尽，于是继续写了下面这一部分。

1979年夏，力主为张志新平反的任仲夷同志，在北京探望了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老人。他对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您为党生了一个好女儿！”在亲切的交谈中，他坦诚地说：“我不如志新，我不如她敢想，更不如她敢说”。任老的这儿句话，道出了他对张志新的由衷的敬佩，更表现了一个虽身居高位，而毫不以位尊为矜的老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听了之后，只能让人从内心中添加对他的敬重。

我们想，如果张志新能够亲自聆听到任老的这番话，除了感到欣慰外，也未必会坦然接受。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臆想，而是有她的文字材料作为依据的。

在蒙难期间，张志新也曾冷静地思考过她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实际上，她并不认为自己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是最好的，她说：“古往今来干革命就难免坐牢，但会革命的不一定都得坐牢”。她接着说：“不能说干校那么多人革命的就是我自己”。“他们中间有身经战火考验的老干部、老革命，有在基层锻炼出来的新干部，有贫下中农出身的战士，也有工人阶级、革命干部子弟，和红旗下成长的后起”。在她看来，这些人未必就看不出文革的问题，其所以没有像她那样站出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从形式上看还站在她的对立面，是因为“我有我的特殊，他们有他们的具体”。“难道干革命非得有什么陪伴和随从”。她的结论是：“无疑是他们更会革命，是他们更懂得如何战斗”。这是她出于内心的看法，从中也折射出她对革命前途的一种乐观心态。至于她自己，出于坚定的人生信念和倔强的性格，作出了为捍卫真理而宁死不屈的选择，这就是她的“特殊”之所在。在这一点上她并不要求别人去仿效，去追随。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她的心胸的开阔和人格的伟大。

历史的发展并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正是在一批被她称为“更会革命”、“更懂得如何战斗”的党内资深领导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著的斗争之下，“四人帮”被打倒了，国家的前途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祖国又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其气势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张志新若泉下有知，当会感到无限宽慰。

张志新的英勇事迹并非独一无二的。她也许没有想到，就在她认为干革命无需“陪伴”和“随从”的同时，在神州大地上却不约而同地涌现出一批跟她一样不惜为捍卫真理而牺牲的忠烈之士，如遇罗克、林昭等人，我们不妨把这种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现象称之为“张志新现象”。

张志新现象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当个人独断专行完全取代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当宪法和党章都像废纸一样被抛在一边，当共和国主席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无辜迫害以致含冤而死，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停顿以至倒退、而社会生活陷入极端无序和紊乱的时候，像张志新这样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兒女，凭着他们长期所接受的党的正面教育，凭着他们的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凭着他们的一片赤胆忠心，敢于挺身而出，坚持真理，至死不渝。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中国人民为捍卫民主自由、反对形形式式的封建专制的光荣传统，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中断的。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子孙后代读到文革这段历史时，除了对当时的情况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肯定也会对当时仍有一批强者敢于站出来对当权者说“不！”而感到欣慰和鼓舞。因为这个“不”字挺直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使八亿人民不致被误判为八亿沉默的羔羊。因为这个“不”字既包含着对旧事物的批判，也孕育着新制度的诞生。然而，这个“不”字却是由张志新这样一批民族精英以自己的鲜血挥洒出来的。对于这些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争取民主、人权和社会进步而勇于自我牺牲的先烈们，我们应为引以为全民族的骄傲，应当从内心对他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应当把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光辉的榜样作为推动我们各方面工作的动力，而绝不应该冷漠地去对待他们，更不应该刻意地去忘却他们。

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历史作些回顾。

回顾起来，张志新的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是打倒“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的一项重大成果，是许许多多的有心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其中有两位关键人物不可不提，他们是任仲夷和胡耀邦。时任辽宁省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认为张志新的案件“是奇冤大案”，而且“她的死是非常惨的”，认为“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并提出“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而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爷地纠正文革时期冤假错案并已取得卓著成果的胡耀邦，对张志新的案件十分重视，他不仅支持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而且还具体过问了对她的宣传工作。他对张志新的评价是很高的，在一次谈话中，他如数家珍般地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烈士的名字，从李大钊一直数到张志新。正是在胡耀邦、任仲夷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便在1979年春夏之交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对张志新事迹的宣传热潮。

今天看来，当时的宣传就其规模而言可以说是十分浩大，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当时不仅全国各地报刊都纷纷刊登有关她的事迹的报导和文章，而且还在首都和辽宁的艺术工作者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主题为“学习共产主义战士张志新同志摄影、美术、书法展览”，从而使张志新的英雄形象通过艺术表现更加深入人心。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时的宣传还不可能完整地反映张志新的认识的高度，因为有关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在两年后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作出的。

1979年的那次宣传热潮，在翻腾了三个月后，便戛然而止。其原因众说纷芸，莫衷一是，留给人不少猜想的空间。据说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人邓小平发了话，大意是要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当前的工作上，应当向前看，而不应当把眼光放在过去的悲伤的事件上。这无疑是当时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因为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当务之急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极力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并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对张志新事迹的宣传学习，最终只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来，而这项改革当时还远远没有能够提上日程。

从1979年那次“急刹车”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30年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在官方的宣传渠道中已经完全有意识地把张志新排除在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纪念共和国50周年期间所宣传的烈士事迹中，人们根本找不到张志新的名字，更不用说那一批构成“张志新现象”的烈士的名字。

然而，由于张志新的事迹和形象实在太感人了，使人时刻縈迥脑际，挥之不去。因此，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对她的纪念和宣传，犹如星星之火，时隐时现。在报刊上、电视上偶然会出现有关她的文章和介绍，还出现了一些为纪念她而创作的音乐、美术和文学作品，其中颇不乏高质量的佳作。例如，著名音乐家朱践耳创作的张志新交响曲，已故画家刘宇濂等创作的连环画，旅美画家李滨创作的“共产党员”的油画，以及著名画家徐唯辛在他新近举办的文革时期人物众生相画展中的张志新肖像，都具有深刻感染力。在北京，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冒出志新小区、志新路、志新桥这样的地名。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成果之所以能够产生，主要依靠的是源自民间（包括单位和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据一些参与或支持这方面工作的有关人士透露，为了出这方面的成果，他们甘冒一定的风险，并要学会打“擦边球”，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在1985年为纪念张志新牺牲十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虽然隆重，但动静不大。开了个纪念会，并由辽宁人民出版社编印了《张志新》一书。由于该书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出版，所以能够首次把张志新在狱中写的材料加以系统整理，公诸于世，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应当说，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主要依靠张志新的原单位辽宁省宣传部的同志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得到不少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其中包括邓颖超、陆定一、黄火青、王任重、张爱萍、许德珩、康克清、王光美等，他们先后为张志新题了词，这些题词都收入了该书。

张志新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后，作为她的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深以有这样一位校友为荣。在该校1979年的招生广告上，张志新便占有醒目的位置。当时的校长成仿吾和原副校长郭影秋，以及当时的几位主持工作的校领导，都很重视开展对张志新事迹的宣传和学习，学校除了召开纪念学习张志新的全校大会外，还把散见在各报刊上的纪念回忆文章和资料编辑成册，人手一份，以便学习。不仅如此，校党委宣传部还派专人到沈阳有关单位，把张志新在狱中写的材料抄录回来，复印若干份，分发给校内各单位。“急刹车”后，情况虽有所变化，但在1984年，即谢韬担任副校长期间，校长会议还是通过了在校园内分别为吴玉章和张志新树立雕像的决议，并明确指出后者是为了给学生的教育树立一个典型。后来，吴玉章校长的雕像树立起来了，但张志新的却迟迟未立。到2002年，早已离开校领导工作岗位的谢韬，还惦记着为张志新立像的事，便联合个别已退下来的但仍关心此事的校领导人以及张志新生前的亲朋好友，向现任校领导提出为张志新树立塑像，同时还鉴于此前不久举办的校史展览已找不到对张志新的专门介绍，便附带提出为张志新单独建立展览室的建议，以期收到教育的效果，但此事一直没有下文。

不过，在人民大学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组题为“吴玉章校长和学生在一起”的群雕。在这组群雕中唯一的一位女学生，其相貌和形态都酷似张志新，这也许也是一种打“擦边球”的表现吧！

2007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人大学生时提出了三点希望：（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二）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三）要树立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的责任感。就这三点而言，张志新堪称楷模。不知道这些聆听教诲的人大莘莘学子们，有多少人还知道张志新是何许人也？***

这也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现状，其中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引人深思的。

张志新和构成张志新现象的英烈们，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于如何继承这笔财富，这完全是后人的事情了。

有人说：“张志新的那些东西，如果不关在监狱里还写不出来呢！”不管说这种话的人抱的是什么心态，但毕竟不无道理。张志新自己也说过这样一段豪迈的话：“监狱牢房以及更为严峻的考验会有助于改造世界观，只有在斗争的征途中无所畏惧，才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把自己雕塑成器。”事实的确如此，古今中外，有多少忠烈之士都是在监狱中完成他们的不朽之作，诸如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伏契克的《在绞刑架下的报告》、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等等。张志新的遗作，也许可以称之为“狱中批判”，将肯定会侪身其中，流芳万世！


*这是张志新在1969年8月25日的“交待”中的表述。总的看来，张志新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路线斗争。她在同年8月11—12日的“交待”中，曾针对“文化大革命”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提法说：“我看不一定是两个司令部，是一个司令部搞分裂”。类似观点在后来的“交待”中也反复提出过，而也就在这里她承认文革“确确实实是一次路线斗争”的同时，随即又补充说：“这次路线斗争从手段和方式看，已经远远超出历史上路线斗争的范畴……可以说从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路线斗争色彩已宣告结束”。

**在张志新的材料中，对刘少奇的论述完全是正面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张志新完全是根据她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来评判党内领导人的是非功过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为纪念校庆七十周年而刊行的校报上，刊登了张志新的照片并配以“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的文字说明。见《中国人民大学》校庆特刊2007年10月25日第12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