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丁三先生所概括：“他们在同一梦想下集合，却在不同的旗帜下分道，最后却竟至“再见于战场”，命运殊异。先父及其师友固乃书生，无由执戈，然舞文弄墨，唇枪舌战，亦殊惨烈，而不仅一己之年华流逝，国家亦因此屡屡裹足难前。先父辞世在台北已28年，时至今日，髫年师友，无一存者，而其临终遗恨，莫不为但悲不见九州同。
所幸历史之长河不因人事而止息，逝者如烟，来者滔滔，痛定思痛，回归历史之原点，浴火重生，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殆非虚语，还我赤子之童心，中国之少年，此其时矣。----陶世龙，2008年3月29日。（网页上的标题是五柳村编者加的）
本文发出后有网友小蒋来留言说：五柳树先生：你看到的丁三先生《少年中国》一文，不仅次序混乱，而且只是一个开头。建议您在这里阅读：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81796.shtml
我非常喜欢这个文字。刚刚搜索后，发现您是从腾讯转载的，所以特地注册上来告知。（2008-03-30 09:26 IP222.130.155.229）
即按他提供的网址找到，并更换。前面经腾讯整理的那部分虽有重复，但便于仅欲之其概要者阅读，仍保留。感谢小蒋先生。---陶世龙，2008年3月30日
回忆不再来的“少年中国”
http://news.QQ.com 2008年03月25日09:36 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腾讯深度按：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一个世纪前，那也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年代。“少年中国学会”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其中包括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以及被多数后人遗忘的王光祈……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他们在同一个梦想下集合，却在不同的旗帜下分道，最后却竟至“再见于战场”，命运殊异。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先锋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撰稿（先锋国家历史供腾讯深度独家，转载请注明，更多精彩历史报道请阅读即将出版的新一期《先锋国家历史》）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之日，聚集在明远楼前参加集会的民众。
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物，北京首都博物馆。
少年中国：百年前的中国心灵图画
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917年到1923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在此之前，社会停滞、百年屈辱，在经历李鸿章时代的器具（洋务）努力、以及孙中山时代的政制（共和）革命之后，两场复辟不仅宣告了共和制度的挫折，也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终结；在此之后，主义与刺刀的结合、一个准军事化国家的出现……如果说，百余年来，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词的话，那么，1917年到1923年的主题词，是思想、精神与心灵。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主题词，“青年”。
历史上，以思想为主题的年代，异常罕见；而以青年为主要人群的时代，更近乎绝无仅有。如果说，在春秋时期和魏晋时代，当那种最强大的传统、最古老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复返时，这两个时代的思想者也或号哭、或倾诉、或憧憬、或抒发，并且他们的声音也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的话，那么，民国初期的历史色彩更加黯淡，也更显绚烂：春秋以公侯为主角，魏晋以士族为支柱，而民国初期，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皇帝、官僚、军人、绅士、职业革命家……纷纷束手无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知识青年踏上舞台，成为历史的主体。两个异端性的历史现象因此叠合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鬼斧神工般的杰作。
这短暂的几年，可以称为“少年中国”时期。它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不仅是“五四”，也不仅是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
“少年中国”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众多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一期间毛泽东接受的“新村主义”，不仅影响到他个人思想的形成，更因此改写了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历史的走向。至于邓小平，这个最后的世纪伟人，正是在“少年中国”的尾声，踏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
在这一组文章里，我们试图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主角，兼顾“新民学会”、“少年贵州会”等地方性青年社团，勾勒出“少年中国运动”的大致面貌；
我们试图通过“少年中国运动”的几个关键性台阶，背景、兴起、发展、转折、分化与衰亡，来折射那个时期的中国表情；
我们试图以这样的书写，叩问二十世纪中国的深处灵魂。 H
大时代的青年潮折叠展开
■主笔 丁三
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1919年7月，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图为1920年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的合影。左起：2为黄日葵，3为李大钊，7为张申府，9为邓中夏。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初潮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 “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 “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
1918年11月28日至30日，北洋政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胜利国资格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阅兵典礼大庆。
自从签订《马关条约》，对这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中国人曾经有过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怨恨、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则是亲切、欣慰、追随、感激……它的战胜俄国被视为“黄种人的胜利”，它的庇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它的容纳万余名留学生，也让人感受着“泛亚洲主义”的襟怀。而这一切伴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欧洲大战爆发后，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阵阵欢呼：元老井上馨说，“这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特殊权益论”，则被视为“关于大陆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此后几年，日本攻占青岛、抛出“二十一条”、执导西原借款、攫取北满特权……如果说，和日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青岛战役不过是又一场列强的狂欢，那么，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军事协定》，则意味着远东的新格局。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世界，从此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强独大、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纷飞眼泪。
5月4日，《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前夕，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他们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当夜，全体罢学归国、“一致对外”的决议作出了；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曾琦被推为“先发队”成员……
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在黑压压的人头中，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张梦九与郑尚廉……短短十余天时间，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他们筹集经费、建立机关，决心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长期活动；截至当年八月，“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6月25日，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1920年的王光祈。
四川军政府副都督罗纶（右）和尹昌衡（左）。
1911年春，成都第四届劝业会及授奖仪式。1907年，四川通省劝业道周善培集资在总府街修建“劝工场”。1908年，劝工场开业，改名“劝业场”。同年，周善培将青羊宫的花会——商业劝工会改名为“劝业会”，1908年为首届劝业会。 “万类霜天竞自由”
“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后来，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正因此，抵达上海后，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学生救国团”的筹组，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救国日报》总编辑。而他们前来北京，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蔡元培，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几十年后，在《学钝室回忆录》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几乎刚坐下来，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议，思之已久，等着为你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而即使发动成功，也不过是一哄之局，势难持久”……
换而言之，所谓“救亡”不能指望学潮。在这样规劝曾琦后，王光祈随即谈到：“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
这些立足长远、重在建设的劝告，让曾琦欣然接受。这一天，在一拍即合后，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复兴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这一天，包括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在内，六名发起人“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起草《意见书》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学会规约》。他们并议定，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
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从6月30日开始，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他们反复讨论、“修改数次”，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多达七十条的《学会规约》。
在“定名”之后，学会宗旨被归结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和“转移末世风俗”。
一个不易觉察、但异常微妙的变化，悄悄地出现了。如前所述，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而“真实学术”则无疑包括了儒学在内的传统学问。从“专门学术”到“真实学术”，应是旧学功底深厚、视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坚持的结果。
如果说，四大宗旨以及四项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大抵来自王光祈《意见书》的话，那么，长达十四条、内容极其详尽的《会员》一章，则是七名发起人反复讨论的产物。后来，它被认为是“少中命脉之所系”。
入会须“由会员五人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赌博、懒惰、浪费；不得“接近政党”；不得虚伪、冷漠、言行不一、“无悛改之心”；甚至，“介绍会员不加审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后来，会员易家钺在《京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被认为“吐词淫秽”、“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
连同不久后颁行的《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学会规约》构成了少中“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鲜明气质。如果说，苛刻、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慎独自律，那么，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钺之外，此后几年会员违反《规约》、或被评议部警告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万类霜天竞自由”，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令人难忘。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不仅如此。在《会务》一章，少中明确了“发行报章”、“刊布图书”、“组织演讲”、“学术谈话”等日常活动；在《机关》一章，学会设立了评议、执行、编译三部；在《职员》一章，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直到7月21日，《规约》才最终定稿。后来，王光祈回顾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
也是在岳云别墅，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学会先设立“筹备处”，以王光祈为主任，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一年之后，1919年7月1日，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1914年8月4日，面对窗外的璀璨灯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叹说：“在我的余生，我永远不会看见它的复明……”
熄灭的何止是灯光？巴尔干、莱茵河、英伦三岛……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卷入大战，欧洲的心灵也急剧衰老着。当欧洲沦为一片废墟后，罗素说“欧洲已死”；而在断垣残壁之间，一本《西方的没落》成为众多市民的读物；巴黎出现了四万名职业算命者，伦敦更多至不可胜数，并且是“唯一兴隆的生意”……
熄灭的，还有大陆这一头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讲中，蔡元培情感复杂地谈到，“生存竞争云云，已成过去学说”。如果说，这个判断折射了众多中国人怅然若失的心态，那么，不久后梁启超的欧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国近百年心灵苦旅的又一次大转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么比喻过去的路：“我们……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做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过去的七十年，西风东渐、效法欧美是这个国家渐行渐远的一条长路；沿着这条路，它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再回去了；而欧洲之灯熄灭后，不仅政制、社会、“新民”的老话题，还有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新困境：它已经一空傍依；它该走向何方呢？
从这里开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了。如果说，在梁启超、陈独秀那里，这一切无须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对初初步入历史的“第三代人”来说，无论李大钊呼喊的“青春中华”，还是王光祈心中的那个“光华”、“灿烂”、“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都更多地是一种意象，一种气质的书写；它远非具体、切实的社会蓝图。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物，他们无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确表示，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运动，“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也因此，七名发起人一致决议，以一年为筹备期，寻求何为“少年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无论如何，伴随着高远寥廓、充满少年风华的气息，少中的第一轮成员发展开始了。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鲁之、李小舫等人入会；在南京，左舜生、黄仲苏、阮真、谢循初等人入会；在上海，魏时珍、李璜、杨贤江、郑尚廉等人入会；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会……
自然而然地，分设中学堂旧友成为少中的主体了。而在分设中学堂诸生外，以卢作孚为例，这个后来的“中国船王”、民国最杰出的实业家，是李劼人在《川报》的同事；以周晓和为例，他是周太玄的亲兄；以左舜生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学同学。至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救亡文艺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则分别是曾琦、郑尚廉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
旧友、同乡、同学、同事，交织出了少中遍布全国、远及海外的会员群体。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绍两名被河海学校开除的学生入会。他们是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产党主要活动家沈泽民。
这一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一个高个子、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他就是“新民学会”创始人、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久，王光祈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又一些日子后，由赵世炯引荐，一个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赵世炯的弟弟赵世炎……
无一例外地，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最生机勃勃的年龄。古典情怀的滋养，此时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时世与人生，让他们一方面极目四野、“问苍茫大地”，另一方面，他们也由此进入了个体与友人、自然、天地无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泽东为例，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在橘子洲头，他们读书、辩论、抒情、咏怀；他们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登高眺远，他们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野蛮体魄”……后来，毛泽东以这样的诗句，回顾咏叹那无比清新、异常广阔的日子：“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不仅如此。他还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怀，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中国少年和自然万物融入了同一意象，从而挥发出生生不息、深邃高远的宇宙意识。你看，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不就是少年中国旭日初升的景象么？你看，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就是中国少年尽情挥洒、行走人间的比照么？……
这不是一个人的。这是“第三代人”的集体抒发、清新歌唱。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们挥洒泼洒、青春放歌的时候，一种光辉灿烂、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思潮，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之音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的旗帜，悄然地席卷、征服了“第三代人”。对无数青年来说，它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H
“少年中国”之少年
■主笔 丁三
1912年冬，自习的学生，成都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 学生在读书、写作或探讨问题，他们桌上都放着一盏油灯。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以上是按腾讯网发出的文本，以下据天涯社区文本更换：
作者：快刀丁三 提交日期：2008-3-21 0:29:00
本文为长篇非虚构文学《少年中国》缩写本，已刊发于《国家历史》杂志第12期。请转载者务必说明
作者：《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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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之一：“蜀道难”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一、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伴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名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二、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被认为“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这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 （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三、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 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以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四、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五、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了罗氏的视野。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玙”（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玙”。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玙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给他带来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六、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街坊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玙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玙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玙……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七、
四川、王次玙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 “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他们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淯、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淯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八、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以及招赘上门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悲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忆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作者：快刀丁三 回复日期：2008-3-21 0:41:23
“第三代人”（上）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
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一）初潮
1、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2、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并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3、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
4、
自从签订《马关条约》，对这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中国人曾经有过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怨恨、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则是亲切、欣慰、追随、感激……它的战胜俄国被视为“黄种人的胜利”，它的庇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它的容纳万余名留学生，也让人感受着“泛亚洲主义”的襟怀。而这一切伴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欧洲大战爆发后，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阵阵欢呼：元老井上馨说，“这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特殊权益论”，则被视为“关于大陆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此后几年，日本攻占青岛、抛出“二十一条”、执导西原借款、攫取北满特权……如果说，和日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青岛战役不过是又一场列强的狂欢，那么，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军事协定》，则意味着远东的新格局。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世界，从此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强独大、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纷飞眼泪。
5月4日，《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前夕，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他们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当夜，全体罢学归国、“一致对外”的决议作出了；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曾琦被推为“先发队”成员……
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在黑压压的人头中，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张梦九与郑尚廉……短短十余天时间，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他们筹集经费、建立机关，决心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长期活动；截至当年八月， “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6月25日，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二）“万类霜天竞自由”
5、
“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后来，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正因此，抵达上海后，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着“学生救国团”的筹组，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救国日报》总编辑。而他们的前来北京，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蔡元培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几十年后，在《学钝室回忆录》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几乎刚坐下来，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议，思之已久，等着为你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而即使发动成功，也不过是一哄之局，势难持久”……
换而言之，所谓“救亡”不能指望学潮。在这样规劝曾琦后，王光祈随即谈到：“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
这些立足长远、重在建设的劝告，让曾琦欣然接受。这一天，在一拍即合后，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复兴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这一天，包括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在内，六名发起人“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起草《意见书》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学会规约》。他们并议定，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
6、
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从6月30日开始，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他们反复讨论、“修改数次”，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多达七十条的《学会规约》。
在“定名”之后，学会宗旨被归结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和“转移末世风俗”。
一个不易觉察、但异常微妙的变化，悄悄地出现了。如前所述，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而“真实学术”则无疑包括了儒学在内的传统学问。从“专门学术”到“真实学术”，应是旧学功底深厚、视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坚持的结果。
如果说，四大宗旨以及四项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大抵来自王光祈《意见书》的话，那么，长达十四条、内容极其详尽的《会员》一章，则是七名发起人反复讨论的产物。后来，它被认为是“少中命脉之所系”。
入会须“由会员五人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赌博、懒惰、浪费；不得“接近政党”；不得虚伪、冷漠、言行不一、“无悛改之心”；甚至，“介绍会员不加审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后来，会员易家钺在《京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被认为“吐词淫秽”、“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
连同不久后颁行的《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学会规约》构成了少中“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鲜明气质。如果说，苛刻、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慎独自律，那么，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纯洁”、 “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钺之外，此后几年会员违反《规约》、或被评议部警告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万类霜天竞自由”，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令人难忘。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不仅如此。在《会务》一章，少中明确了“发行报章”、 “刊布图书”、“组织演讲”、“学术谈话”等日常活动；在《机关》一章，学会设立了评议、执行、编译三部；在《职员》一章，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直到7月21日，《规约》才最终定稿。后来，王光祈回顾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
也是在岳云别墅，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学会先设立“筹备处”，以王光祈为主任，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一年之后，1919年7月1日，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7、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1914年8月4日，面对窗外的璀璨灯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叹说：“在我的余生，我永远不会看见它的复明……”
熄灭的何止是灯光？巴尔干、莱茵河、英伦三岛……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卷入大战，欧洲的心灵也急剧衰老着。当欧洲沦为一片废墟后，罗素说“欧洲已死”；而在断垣残壁之间，一本《西方的没落》成为众多市民的读物；巴黎出现了四万名职业算命者，伦敦更多至不可胜数，并且是“唯一兴隆的生意”……
熄灭的，还有大陆这一头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讲中，蔡元培情感复杂地谈到，“生存竞争云云，已成过去学说”。如果说，这个判断折射了众多中国人怅然若失的心态，那么，不久后梁启超的欧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国近百年心灵苦旅的又一次大转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么比喻过去的路：“我们……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做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过去的七十年，西风东渐、效法欧美是这个国家渐行渐远的一条长路；沿着这条路，它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再回去了；而欧洲之灯熄灭后，不仅政制、社会、“新民”的老话题，还有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新困境：它已经一空傍依；它该走向何方呢？
从这里开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了。如果说，在梁启超、陈独秀那里，这一切无须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对初初步入历史的“第三代人”来说，无论李大钊呼喊的“青春中华”，还是王光祈心中的那个“光华”、“灿烂”、“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都更多地是一种意象，一种气质的书写；它远非具体、切实的社会蓝图。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物，他们无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确表示，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运动，“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也因此，七名发起人一致决议，以一年为筹备期，寻求何为 “少年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无论如何，伴随着高远寥廓、充满少年风华的气息，少中的第一轮成员发展开始了。
8、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鲁之、李小舫等人入会；在南京，左舜生、黄仲苏、阮真、谢循初等人入会；在上海，魏时珍、李璜、杨贤江、郑尚廉等人入会；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会……
自然而然地，分设中学堂旧友成为少中的主体了。而在分设中学堂诸生之外，以卢作孚为例，这个后来的“中国船王”、民国最杰出的实业家，是李劼人在《川报》的同事；以周晓和为例，他是周太玄的亲兄；以左舜生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学同学。至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救亡文艺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则分别是曾琦、郑尚廉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
旧友、同乡、同学、同事，交织出了少中遍布全国、远及海外的会员群体。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绍两名被河海学校开除的学生入会。他们是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产党主要活动家沈泽民。
这一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一个高个子、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他就是“新民学会”创始人、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久，王光祈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又一些日子后，由赵世炯引荐，一个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赵世炯的弟弟赵世炎……
无一例外地，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最生机勃勃的年龄。古典情怀的滋养，此时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时世与人生，让他们一方面极目四野、“问苍茫大地”，另一方面，他们也由此进入了个体与友人、自然、天地无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泽东为例，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在橘子洲头，他们读书、辩论、抒情、咏怀；他们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登高眺远，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野蛮体魄”……后来，毛泽东以这样的诗句，回顾咏叹那无比清新、异常广阔的日子：“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不仅如此。他还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怀，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中国少年和自然万物融入了同一意象，从而挥发出生生不息、深邃高远的宇宙意识。你看，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不就是少年中国旭日初升的景象么？你看，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就是中国少年尽情挥洒、行走人间的比照么？……
这不是一个人的。这是“第三代人”的集体抒发、清新歌唱。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们挥洒泼洒、青春放歌的时候，一种光辉灿烂、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思潮，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之音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的旗帜，悄然席卷着、征服了“第三代人”。对无数青年来说，它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作者：快刀丁三 回复日期：2008-3-21 0:44:34
“第三代人”（中）
（三）“安那琪”的旗帜
9、
如果说，理性、科学、进化、批判精神……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一代的主题词，那么，尽管这些词汇也被“第三代人”反复引用，但它近乎宗教的权威色彩，毕竟渐渐地褪却着、消失了。“第三代人”清新、激越、情感奔放、犹如狂飙，与其说这是盛产学者、理性主义的一代，毋宁说，他们是关乎文学、浪漫主义的一代。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后来，巴金回忆他当时好像活在一个“梦的世界”里，而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则集约折射了那一代人的特质：旧的、污浊的世界将要毁灭；在残余的灰烬上，将诞生一个新的、温暖的、光辉的世界。
这新的、温暖的、光辉的世界，又何止是诗人的想象？也是1918年，在欧洲灯光渐渐熄灭之际，一股突如其来的风潮迅速席卷了中国，席卷了“第三代人”。
“近数月间，政界、学界、报界、实业界，‘社会主义’之名词，口耳相邮、笔舌互战，渐渐输入一般人头脑中”。如果说，1911年江亢虎的这个观察，折射了“社会主义”初初舶来、风声渐起的景象，那么，在七年之后，它忽然化作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汹涌潮流，让无数青年为之倾倒、沉醉。
实社、进化社、互助社、奋斗社、平社、民声社；《劳动》、《工余》、《民钟》、《奋斗》、《自由录》……几十个团体，百余份报刊、图书，成千上万的研究者、信仰者，使“社会主义”渐渐成为街头巷尾耳熟能详的词汇。自从天演进化、“适者生存”的残酷规则退潮后，从来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如此迅猛、如此普遍地风行全国。更重要的是，《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是不尽的无奈、苦涩、别离和被裹挟的痛楚；而对亿兆生长在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中的中国民众来说，社会主义带给他们的，则是美好、亲切、自信乃至“对本民族过去的深切欣赏”（舒衡哲，《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那么，让中国人如痴如醉的“社会主义”，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早在1914年，最老牌的社会主义者、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就概括说，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三无”、“二各”，即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为“三无”，众多自由人将按照契约，组成“社”与“会”，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日渐广泛的“自由人联合体”；正因为“社”、“会”替代国界、民族，这种社会形态才被称为“社会主义”。而纽带“三无”与“二各”的，则是无家庭带来的无私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也可被称为“公产主义”或 “共产主义”……
那么，在这么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又是什么呢？那些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们回答，是互助，是合作。正如资本主义以竞争说、进化论为理论基础那样，社会主义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巴枯宁的合作主义为学说根本。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类乃至生物界的进化，并非因为竞争；恰恰相反，它因为互助。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不会互助的物种正渐渐灭绝，而人类这个最擅互助的社群，已经进化到了最强大的地位。
巴枯宁的合作主义也大致如此。换而言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立意，有着近乎颠覆的差异；正因此，它们的社会形态也将截然不同。资本主义冷漠、残酷、剥削、掠夺，社会主义则温暖、善良、美好、友爱。去试想那么一个社会吧！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四海恍若一家；在社群与人类家园中，人们自由栖息，没有压迫，没有对立，更没有战争、杀戮、侵占和掠夺；而随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渐渐扩大、不断融合，人类也将实现它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
当欧洲之灯熄灭后，这样的社会图景，迅速成为中国知识者的集体憧憬，并化作了“第三代人”又一轮的清新歌唱。
10、
1917年，16岁的蒋光慈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学读书。这一年，他陷入了青春期的极度苦闷；他化名侠僧，决定“跳出红尘”、出家修行。就在此时，他偶然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剧本《夜未央》。他受到了巨大震撼；不久后，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俄国著名虚无党人苏菲亚则化作了他的梦中情人。他说，“此生不遇苏菲亚，死到黄泉也独身”……
次年，他和两个朋友李宗邺、钱杏邨（阿英）结成了小小的“安社”。“安”是安那琪之意， “无政府”的音译。他们油印小报《自由之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诗。几年后，蒋光慈诗集《新梦》出版时，他的老师、《新青年》作者之一高语罕在《序言》里写道：“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蒋光慈的社会主义信仰，重在无政府；而作为一名女性，蒋伟则从“无家庭”出发，渐渐成为女权主义者。这一年，她在上海废弃了自己的姓氏，以此表达脱离旧家庭、告别旧社会的决心。她并取了一个新名字“冰之”；以这个名字，她恋爱、结婚、生子……许多年以后，她才又有了另一个名字“丁玲”。
与丁玲同龄的四川少年李尧棠，经历与蒋光慈差相仿佛。这一年，16 岁的李尧棠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他为此激动不已，哭了又哭。他从此看到了一个纯洁、渺远而高贵的世界，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人生。不久，在一个深夜，他以“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一个谦卑的孩子的口气”，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据说，陈独秀是《告少年》的中文译者……
他始终没有收到陈独秀的回信。但，这个孩子的安那琪之梦，从此再也没有失却。几年后，他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自己的化名、笔名。这个名字就是“巴金”。
也是几年后，巴金结识了毕生挚友、来自山西的卫慧林。他由此进入了一个无比广阔、有着众多青年的安那琪天地：黄凌霜、匡互生、朱谦之、区声白、袁振英……如果说，蒋光慈、丁玲以及茅盾、朱自清、朱光潜，成千上万的青年，后来纷纷告别了安那琪，那么，他们则在这面旗帜下终生守望，终生不肯出走。毫无疑问，他们始终没能看见那个安那琪的世界，但，安那琪就在他们的心中，并浸入他们的魂灵，化作他们的生命，而这一切，不正是安那琪的真义吗？……
几十年后，随着台海的开放，已成耄耋老人的卫慧林终于回来了。这一天，在巴金的寓所，卫慧林批评他“不敢说真话”；据说巴金沉默以对。但，他很快出版了一本“讲真话”的书，《随想录》……
何止蒋光慈、巴金、卫慧林、朱谦之？又何止是“第三代人”？这一年，巴金和卫慧林结伴前往漳州；自从1918年8月陈炯明将军接受安那琪、建立“闽南护法区”以来，一群文化人就在这里创办了《闽星》杂志。而进入漳州后，巴金又惊又喜：陈炯明真诚、热烈；在他“近乎革命”的治理下，这个城市“成效极佳、人民尽皆满意”，一份德国报纸甚至声称，“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不仅众说纷纭、后来毁多于誉的陈炯明。后来沦为大汉奸的王楫唐，这一年也开始宣扬社会主义。他并组织了一个安那琪社团“民生研究会”；而作为北洋政权的死对头，南方的胡汉民则以《孟子与社会主义》的标题，宣称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以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古代经典中，已蕴含了安那琪、社会主义的思考……
并不令人意外地，这股席卷一代人的潮流，也裹挟了众多少中会员，以及另一些青年的身影。后来，正是他们将类别纷繁、统称为“社会主义”的众多思潮，一概归结为“无政府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以区别来自苏俄、原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种社会形态。
11、
远在1912年，读过一些小册子后，恽代英即开始信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后来，在写给王光祈的一封信中，这个少中会员这样描述自己的信心与感动： “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琪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琪的真理……我信一个人只要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懂得安那琪的……”
如果说，恽代英的信仰，主要来自安那琪先驱刘师复的话，那么，在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起源》一书批注一万余字笔记后，毛泽东则沉迷进了周作人宣扬、日本学者武者小路笃实创立的“新村主义”。1918年6月，在橘子洲头，他试图和两名友人张坤弟、彭则厚，建立一个小小的新村；而新村尝试失败后，在北京大学，他又结识了时为北大学生、后来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
朱谦之是福州人。进入北大哲学系后，由于时常到图书馆借书，他很快认识了助理员毛泽东。十几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斯诺：“（那时）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探讨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不仅恽代英、毛泽东。少中会员里，曾经信奉过安那琪的，还有李大钊、赵世炎、周佛海、杨贤江、张闻天、沈泽民，以及不久后入会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刘仁静、张申府……他们连同田汉、卢作孚、方东美，以及不久后入会的宗白华、朱自清等，渐渐构成了一个安那琪群体。
少中之外，这一年，刚刚从日本回来，在天津创办了觉悟社的周恩来，决定与他的同人一起废弃姓名。他们抽签决定代号。抽到五号后，他有了一个长期沿用的化名“伍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一个年仅15岁的小姑娘抽到了一号，于是化名“亦豪”。她就是周恩来后来的妻子邓颖超。
作为“国民”社的主要骨干，这一年，张国焘以激扬态度，高调宣称自己从此信奉安那琪；与曾琦一同从日本回来，正在“学生救国团”活动的李达，则反复阅读着克鲁泡特金的众多小册子。前清秀才、正参加护法战争的董必武，则与他的密友陈潭秋一起，反复讨论各种学说。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作者按：即新村）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
后来聚集在南湖那条船上的12个人，大多有过安那琪之梦。一份后人的研究更表明，最早的57名中共党员中，“至少有22人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但，这一年初冬，正是风潮方兴未艾之际，当李璜抵达北京，并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结识李大钊、毛泽东与赵世炎后，他不经意地卷入了一场少中内部的“主义”论争。
（四）“庶民的胜利”
12、
引发“主义”论争的，是少中发起人李大钊。
长久以来，这个真诚、热烈、满怀赤子之心的青年，始终有着深沉的乡土情怀。他厌恶城市，并视资本化生活为罪恶之渊薮；他说，“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的空气混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他很少欧化迷信；他的目光，始终投向了一个遥远的、几乎不可企及的天地。他真诚地赞赏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与泛劳动主义，以及泰戈尔 “爱是人间最高幸福”的思想。特别是托尔斯泰民粹倾向、恍若田野牧歌般的审美趣味，应和着他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发起少中后，他不断召唤身边的中国少年到乡村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农民的伴侣”。他说，“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他说，“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将因此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他并且断言，“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他成为少中最早、最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了。他以没有穷尽的深情与激情，讴歌、赞叹着那个至善至美的寥廓天地。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这是一整代人的清新歌唱：“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他们追求着这样的社会与天下；他们以最高远、最终极的人间理想，应对最惨淡、最苦痛的现世。在他们的心中，那个永不能普施、同时永不泯灭的人间大道，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但，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逼迫着一代人寻求迅捷的救亡之路；欧洲大战的余音，则仿佛让他看到了人类的新曙光。如果说，1918年7月，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演说中，李大钊还一面断言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另一面他也视俄国革命为“鄙”为“恶”的话，那么，当年初冬，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演讲，已经将俄国模式视为通往那个美好世界的坦途了。
他急剧地向“左”转了。他坚信那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他说，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他说，“没有康格雷（议员），没有巴力门（议会大厦），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并且说，有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
然而，对这些鼓吹，少中会友们并不认同。
13、
“1918年11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聚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 几十年后，李璜回忆说：“（他）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对此，少中会友纷纷表示反对。首先是王光祈。
王光祈认为，中国蒙昧、落后、百废待举，当务之急在于建设；而所谓“革命”，无非是新兴之边缘势力与守旧之中心势力的角逐，既无新兴，谈何革命？又何况，千百年来，哪一次暴力革命不是杀人盈野、血流成河？……
如果说，王光祈的反驳重在强调国情，那么，李璜则把目光投向了苏俄革命本身。1919年1月，在四年多的航路断绝后，开往法国的第一艘轮船缓缓启程了。临行前夕，李璜留下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在这封信里，李璜谈到，“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好”，但，1848年的浦鲁东鼓吹，“至使许多工人死在巴黎，以后多年都无人谈社会主义，说它是一种假道德”；而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战争，“每次都生出暴动，不知连累了多少平民”。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暴力的结合，只能造就人间的苦难。至于苏俄革命，李璜更加不以为然，“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李璜认为：“要从根本着手，非增进平民的智识不可；要增进平民的智识，非同平民亲近不可”……
不仅王光祈、李璜。直到此时，大多数少中会员所持的，还是和平、渐进主张。正因此，在送别李璜的谈话会上，“李君演说毕，掌声如雷”；一个多月后，刚刚创刊的《少年中国》杂志刊载了李璜留信，它使各地会员纷纷加入“主义”、苏俄问题的讨论。讨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曾琦、左舜生、陈启天、魏时珍、方东美…… 众多少中会员纷纷表达了立足改良、不问政治的立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讨论态度之友好、观点之开诚布公，让许多会员念念不忘。几十年后，一些会员依旧感慨说，李大钊“真系光明磊落之人”，“其温和的态度、正大的风范，足以让人心折”；另一些会员则谈到，在早期少中，“……聚首时每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后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
“主义之争”的第一个花絮，就这样过去了。但，这一年春天，随着一群北大学生的入会，少中的面貌更加苍茫、复杂起来。
作者：快刀丁三 回复日期：2008-3-21 0:46:52
“第三代人”（下）
（五）“到民间去”
14、
又一批入会的成员，来自北大“新潮社”。
新潮社以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徐彦之为几大发起人。1918年10月13日，在北大沙滩红楼，21名青年齐聚一堂，决心创办一份宣扬个性解放、鼓吹 “全盘欧化”的杂志；这份杂志以中学毕业生为对象，致力于使他们“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不久，文学家、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谭平山、高君宇，后来的著名作家朱自清、叶圣陶、康白情，后来的著名学者顾颉刚、冯友兰、孙伏园、俞平伯、何思源……纷纷加入了这个社团。
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次年元旦，《新潮》杂志创刊了。此后两年有余，《新潮》共发行十二期，“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多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声势不可谓不浩大”（罗家伦，《回忆傅孟真先生》）。
正是《新潮》杂志创刊前后，几名新潮社成员，徐彦之、高君宇、朱自清、康白情先后加入了少中。如果说，作为后来的文人，徐彦之、朱自清和康白情的入会，使他们汲取了精神力量的话，那么，来自山西、时为地质系学生的高君宇，获得的则不仅是精神力量，他还获得了信仰、使命感和未来选择。
入会不久，高君宇和李大钊很快接近着。他成为李大钊的追随者了。他们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密切关注着俄国局势。他们并不孤单；1919年年初，随着国民社众多骨干的入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如果说，新潮社奉蔡元培、胡适为偶像，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国民社则以李大钊为导师。它的出现，与几个月前留日学生的归国风潮密切相关。后来，在《回忆国民杂志社》一文里，许德珩这样回顾“学生救国会”的发起、国民杂志社的诞生：这一年晚春，四名湖南籍归国学生到北大串联，“记得其中有李达、王希天、阮湘等”；经过同学的介绍，“第二天，我和邓康（邓中夏）到湖南会馆去看他们……商量好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不久，它就演进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学生请愿活动。
5月21日，以北大学生为主体，两千多名青年齐聚新华门外，要求总统冯国璋接见请愿代表；八名请愿代表中，包括了后来“五四运动”的几位领袖，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傅斯年和易克嶷等。几十年后，许德珩总结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学生请愿”。
请愿期间，包括北京大学、法政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在内，二百余名青年组成了“学生救国会”。他们与本部设在上海、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救国团”遥相呼应。随即，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又开始筹办《国民》杂志，以作为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日常机构。1919年元旦，与《新潮》杂志同时，《国民》杂志问世了。
《国民》杂志创刊后，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易克嶷……纷纷加入了少中。它为李大钊提供了一小群追随者。被称为“世界主义派”的那个群体出现了。
15、
“世界主义派”以李大钊为导师，“国家主义派”则以曾琦为领袖。
1918年8月，在张梦九主编的《救国日报》上，曾琦开始连载《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一文。这组后来被结集出版、定名为《国体与青年》的文章，获得了无数喝彩。在这些文章里，曾琦杂糅了“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众多观点，并结合中国的救亡需要，形成了“国家主义”主张。他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化以往的“文化主义”为“民族主义”，唤醒大多数民众参与救亡，国家才可能生存发展。
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能够赢得众多青年的认同。如果说，李大钊的鼓吹引发“主义”之争时，左舜生、李璜、陈启天、张梦九等还只是借用曾琦观点予以反驳，那么，随着“世界主义派”的出现，“国家主义派”也渐渐形成了。
1919年春天，抵达法国后，李璜密切关注着俄国动态，并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各流派。此后几个月，在一系列书信中，他反复谈及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说，列宁主义是“假霸道行王道”，为极崇高的目标，行最激烈的手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