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人者还在整人、欺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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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30多人带着各自的故事，被迫地凑在一起，成为一个特殊的小社会。以前，在柏各庄农场，我们右/派分子在小组，像发疯的野兽一样互相厮咬。要想自己不被厮咬，就要先去厮咬别人;你如果不想被狼吃掉，你自己就要先变成一只狼去吃别人。现在。在牛棚，"牛/鬼/蛇/神"们不直接面对面地冲突，而是在背后使坏，通过打整人的小报告，向牛棚的领导邀功请赏；再由牛棚的领导出面去惩治被揭发的人。我上篇写的“白色的书”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
正像克雷诺夫在<农夫与狐狸>寓言中说的:"贼人改不了盗贼本性，即使他已成了百万富翁。"也像俗话说的那样：“打惯了人的人一旦不能打人,就有挨打的感觉。”在这里，“以前的整人者也改不了整人恶习，即使他们已进了牛棚。”本来嘛，整人者从来不仅不受到批评、 惩罚，而且可以飞黄腾达。已经飞黄腾达的不会因为以后反左就下降职位，或者真名实姓地被登报。历来都是"左比右好"。毛主席虽然批评过左比右好的思想(<毛选>5卷152页),但他在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左比右好一些,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毛选>5卷424页)。难道犯右的错误的人就不要革命吗?1957年，毛主席在批评陈其通等人对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左的错误态度时,他没有忘记肯定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可是在批评钟惦榧的所谓右的错误时， 却没有这样说。难道钟惦榧就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吗? 在这样可恨的"左"的气候、环境中，以前的整人者怎么会去自动改正自己的恶习呢?
一般来说，"地富反坏右"已经被踩在最低层了，没法去欺侮别人。现在,欺侮人、整人的还是以前的整人者。"谄上压下",这些人对上级是奴才,对下级、对目前地位不如他的人,必然摆出主人的架势。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像看马戏一样欣赏人们各种各样的表演:。.既然整人者还在整人、欺侮人，几十年过去了，本人没有一点反省、忏悔，只好由旁人来代笔了。在这里，介绍三个例子：
汪琦，靠运动踩着人往上爬
汪琦，原名汪亚芳,1918年1月生，安徽铜陵县人.。她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40年至1944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在抢救运动中，就是打手。曾在马列学院学习的王匡一直记得她在大会上张牙舞爪的表演:"王匡，你这个狗特务，你要好好交代!" 王匡曾经警告过我们记者部的林里：“汪琦当你领导？你可要小心，这不是个好惹的女人！”1945年至1949年,汪琦在重庆新华日报、东北日报当记者，1950年到人民日报,当工业组副组长、记者部副主任。她在当记者期间，没有写出像样的稿子。据以前和她同过事的人们反映，她在东北日报当记者时，拿不出稿子，就经常请病假。一搞运动，不但病好了，而且劲头比谁都大,她是靠运动靠踩着别人的身体爬上来的。.
反右时，记者部人数不多，划的右/派分子数目全社第一，支部书记汪琦在其中立了头功。在文化大革命中,汪琦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进了牛棚。她口口声声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至于她说了一些什么，当时我一点不知道。因为只让她写检查，从来不对她进行批斗——害怕一批斗，就把她的"反革命"言论扩散了。以后我才听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她的丈夫刘白羽被关了，她打抱不平: "刘白羽是第一个称毛主席为红太阳的人，怎么能把他关起来呢?"于是，她也进了牛棚。她对牛棚领导和革命群众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不断向牛棚领导靠拢，汇报别人的长短.....
在牛棚,我们5个女的住一间小房。汪琦对"地主"岳立经常笑脸相迎，对我和田兰欣、胡济邦却经常横眉冷对、恶语相伤。特别是对胡济邦,她不断打小报告。因为我早被她打下去了，而胡济邦在资历、品性、能力各方面都比她强,这是不能让她忍受的。在鸡毛蒜皮的小事(在牛棚不会有什么杀人放火的大事)上,她无限上纲,用大帽子压人,而她自己比别人更“糟”。例如:胡济邦带来一个大茶缸,冬天,她的手不能受凉, 她就打一缸热水焐手。汪琦就散布,说胡济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而她自己用热水最多,她常常想方设法多打开水,等稍凉后再用来洗屁股、洗脚,我们都不说她。
俗话说:"管天管地，不管人拉屎放屁",汪琦却要去管。我们每天吃完早饭就要出工，汪琦说:胡济邦在早饭后、出工前都要上厕所大便,是逃避劳动,她把这个发现向"走资派"们散布后，还向牛棚领导反映。牛棚领导找胡济邦谈话,叫她不要投机取巧。胡济邦说:"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习惯是可以改的, 难道不能在起床后、早饭前大便?"胡济邦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回答:"起床后我没有,吃了东西才能把大便顶出来...."..
"地主"田兰欣.原在幼儿园工作，有劳动习惯，来到牛棚，更要表现积极，常常帮男同志做针线活。当她帮张今吾做针线时，汪琦就向领导汇报，说他们两个十分亲密，关系不正常(张今吾曾经犯过男女关系错误)。气得田兰欣在小房里不点名地破口大骂,汪琦听了，不敢吭一声。田兰欣的父亲是被镇压的地主，她自己现在又被戴上地主帽子,受的刺激很大，睡觉时常做恶梦，有时在梦中惊叫。汪琦就向领导反映，说田兰欣在梦中还在骂人,发泄对共产党的仇恨。于是，开会批斗她，“有谁会知道、记得自己梦中的话呢？”弄得田兰欣有口难言。还是岳立做了证明，说田兰欣骂的是自己的孩子。她威胁孩子: "你再不听话，我就打死你!"这才把田兰欣放了过去。
陈浚，整人的打手
像汪琦这样恶毒、无聊透顶的人，记者部主任陈浚是十分欣赏的。他曾经对我说：“你们都瞧不起汪琦，其实，汪琦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原来他们两人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陈浚是1953年从东北<劳动报>调来的,先在国际部。1955年到记者部当主任，反右时，他得意地向我夸耀: “你们都恨汪琦,其实汪琦的后台是我。” "我参加革命以来，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你们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 说到“打手”两个字，他“格格”笑了。
谁知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一开始，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说陈浚是报社的四大家族之一（另外三大家族是吴冷西、胡绩伟、王泽民）。除了吴冷西以后才进报社的五七干校外，其他三人都进了牛棚。
陈浚在牛棚,身体好，劳动好,能吃能睡。我们几个女的常常在吃饭前,把碗里的肥肉挑给他吃。他在我面前，仍然以领导者自居，常常向我做工作, 要我服罪。有一次，他对我说:"现在大家都不说真话了，就你一个人在说。"说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好像是对我有些赞许。这就是说, 我们的私人关系还算不错。
虽然如此,他挑起我的刺来,竟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有一次，他大惊小怪地问我：“你怎么给刘少奇写起信来了?你怎么给他写信？”我说:"他当时是副主席，我怎么不能给他写信？”他说:"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也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和他思想一致！"我说："刘少奇究竟有什么罪恶，我搞不清楚，不过,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是说对了！同时，我在50年代就说了,刘少奇60年代才说,我在先,他在后,是他和我一样，并不是我学的他。“看来,造反派对刘少奇抄家的时候，把我以前给他的信抄出来了。不知陈浚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十分靠近牛棚领导，很可能是他们告诉他的。 .
又有一次，他对我说：“邓小平说黄猫黑猫， 你也说黄猫黑猫，你和他一个腔调！”把我说得莫名其妙。原来在1949年开全国第一次文艺界代表大会时，我写过一篇文章《
毕革飞写快板》，最后写的是：“他（指毕革飞）也牢牢记住了刘伯承将军的话：‘不管是黄猫黑猫，能够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因此，他清楚地知道，不管是快板还是小说，能够及时起作用的就是好作品。”.
. 有一个多月, 牛棚领导.叫我整天干脏活、重活,每顿吃咸菜、窝窝头,喝白开水，但伙食钱还是和大家交一样多。对这种"变相肉刑"似的折磨, 不见有人出来仗义直言，我也无法为自己提出抗议,人人表示沉默。有一次, 没有白开水,伙房不能为我一个人另烧。组长崔录叫我跟大家一样喝白菜汤。别人都没说什么, 唯独陈浚跑来声色俱历地质问我:"领导让你喝白开水,你怎么喝起白菜汤来了?"我说:"崔录让我喝的, 没有白开水了。"他才无话可说。使我感到，这位副部级领导干部思想的低劣、内心的凶残,还不如被称作汉奸的崔录。不仅如此，他还不如被称作地主的岳立。 因为有一次，伙房没有蒸窝窝头，又不能让我饿肚，就叫我和大家一样吃馒头。岳立一听到这消息，高兴极了，立刻装一大碗馒头送给我,没等我吃完，她又送来好几个。像陈浚这样的人很快在牛棚得到解放。在解放后，跟着四人帮跑，犯了错误，是毫不奇怪的。
两副面孔的萧风
萧风, 苏州人，1909年生。1938年，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学习。1940年后在<文动> 半月刊当编辑，在<胜利报>、<晋冀豫日报>、太行<新华日报>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主持新闻工作。1949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后,历任编委兼编辑部主任、总编室主任、读者来信部和政文部主任。他1942年入党。1951年起，先后担任报社的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党委副书记。
鸣放中, 大家对萧风提意见,说他对上级一副面孔,对下级又是另外一副。文革时，革命小将把他被捕过的事情翻腾出来，说他是叛徒。他来到牛棚,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叛徒、走资派。他对在牛棚里的以前领导、牛棚的现领导、革命小将们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对其他人却是张牙舞爪、凶神恶煞。在劳动中, 他经常对后种人发脾气，好为人师,给人乱扣帽子。他整天吵吵嚷嚷、嘴巴不停,发泄他内心的烦躁、不满,我们这些人成了他的出气筒。
有一次,他跟胡绩伟抬土,他在前,胡绩伟在后。他上坡,胡绩伟没有上,害得他跌了一跤,他一声没吭。不但如此, 当胡绩伟大声责怪他上坡不打招呼的时候,他嘿嘿笑着。我看见了这一幕, 也感到好笑。在后边抬土的人跟着前边的人走,怎么一定要前边的人跟自己打招呼呢? 胡绩伟不跟着前边的人上坡,害得萧风跌了一跤,还要责怪他,萧风不但默默忍受，还陪着笑脸。要是换了另一个人,萧风不知要吵得怎样天翻地覆!
又有一次,领导让我和岳立、萧风三人做风斗。大家都是外行,萧风看我不顺眼,对我不停训斥,嘴巴嘟嘟嚷嚷,说个没完。一会儿,医务所医生李玉华拿来了一些用高粱秆做好的风斗, 叫我们把它们钉在一起。还要我们再找一些高粱秆做一些,一共只要25个就够了。我们先找了一些合适的高粱秆, 给它去皮。弄好了一些之后,我对岳立说:"我们不要再找高粱秆了, 先把这些材料做成风斗,看看够不够。要是不够了,再去找。反正材料就在我们门口,找起来很方便。"萧风在旁边听见了,大声嚷叫起来:"刘衡这个人最会投机取巧!"话音没完,李玉华过来了,要我们先做风斗,如果材料不够,再去找材料。我们立刻照办。我问萧风:"你怎么不说李玉华投机取巧了? "他干笑着,自我解嘲地说:"我这个人跟你们妇女在一起,也变得罗嗦了。"我说: "难道你仅仅是罗嗦问题?难道是我们妇女爱罗嗦?你今天说了我多少?我回过你一句没有?"他没话回答了。
由于我的最低层地位，我看见了许多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看见了堂堂高级领导干部的真面目。像这种不用自己的脑子、唯上是从、谄上压下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至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行为也随时可见、举不胜举。.我不断勉励自己:"这是了解人们真面目的最好时机，不要放过这一时机，要沉住气，做一块试金石。"
我遭受了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同时也由于我的记者“职业病”，尝到了一般人尝不到的乐趣。这也是我21年来身处绝境从来不想自杀、而且害怕我突然死亡的一个内心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