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的话：读李微敖先生的《寻墓傅斯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盖先父当年去台乃应傅先生之邀，而去后不久傅先生遽归道山，先父旋以怔忡之疾展转病榻多年而后辞世，于今亦28年。书生忧国忧民，而常以报国无门，适应乏术，饮恨而终者历代多矣。故微子有黍离之歌，屈原作怀沙之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有幸进入此网络时代，胸臆能剖示于众，经网路而心灵相通，遂能有微敖先生之作。国非无人，固远胜于古圣先贤之境遇，不必遗世独立，而应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也。---陶世龙，2008年4月5日。终于，中国人在这个叫清明的日子，都有了同样的假期——不管是祭祖，还是踏青，有假期，总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我原以为这 样的节日只属于香港——这个无论东西方，一律逢节必放的地方；台湾呢，昨儿我才从台湾的朋友那里晓得，中华民国也是放清明假的……（澳门呢，请S告诉我们 吧）。
我是一个无论清明与否，都喜欢“寻墓”的人，每到一处地方，除了去那些古迹、博物馆外，最喜欢的还包括寻访当地名人，或者说特殊群体的墓葬。
3月23日，在台北，我又寻到了一处墓葬，傅斯年先生的安息处。
傅先生的墓，并不难找。进台大校门，往右，走不了1分钟，就到了“傅园”。
独立而幽静的院子里，如茵的植被，方尖碑、喷水池，苍松翠柏掩映间，一座白色的亭子在前方——确切地说这是仿雅典卫城帕提农神庙的建筑式样，不过顶上覆盖的是中式的绿色琉璃瓦。它还有个名字，“斯年堂”，傅先生就安葬在此处。
同往的中校兄说，“斯年堂”也与杰弗逊的纪念堂相仿，我没见过这位美国先总统、《独立宣言》著作者的陵寝，那会儿，我却想起了傅先生的老师，也是他的前任，蔡元培先生的墓来（http://liweiao.blog.hexun.com/17192441_d.html）。与局促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众“人”之间的蔡先生相比，傅斯年的“身后住所”要宽敞气派得多。
不过蔡先生生逢乱世，又殁于板荡之际，却也70又2，还算“喜丧”吧。傅斯年的生命却是相对短暂的，生于1896，而在1950年底，就因脑溢血而猝死。
傅先生虽生才过半百，却始终风流独领，让后辈我心驰神往。
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总指挥；
1928年，他筹建了大名鼎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安阳殷墟的发掘、甲骨文的整理就是该所最大的成就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傅斯年先后被聘为国民政府的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不改学生领袖的革命本色，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和时局，赢得“傅大炮”、“傅老虎”的美誉。
具体而言，1943年，傅斯年质询行政院长孔祥熙在美元贷款问题上贪污腐败，“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并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前往说情，无果；蒋介石本人又请傅吃饭拉拢，无效。傅反复抗争，终于迫使孔黯然下台。
1947年，傅斯年矛头再指接替孔出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他于是年1月3日出版的《观察》杂志撰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怒批：“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
很快，1月15日，蒋介石又来请傅斯年吃饭。他毫不客气地回应：“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
2月15日，傅斯年继续作战，于《世纪评论》发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并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 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 们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朝野轰动，舆论哗然，宋子文，这位蒋介石的大舅子，也只有黯然下台了！
傅先生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赞赏不已。
1945年抗战胜利，他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曾在日本占领下仍就职于斯的“伪职人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因为，如果这些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和惩处，那些跋山涉水、抛假别子，选择到重庆、到昆明、到大西南、大西北，流亡的教授和学子，又作何感想？民族大义又置之何处呢？
这被傅所开除的伪职员中，就包括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时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 张爱玲一样，周作人也是这些年来随着“翻案”之风盛行，而莫名其妙越来越火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挑战突破民族道德底线的“铁 案”，却能够打着人性、打着纯文学、打着审美的旗号翻来覆去？！而真正应该坚持正义、明辨是非的“冤假错案”却无人去翻？！）
周作人自然恨他之极，骂傅不过“外强中干”，酸溜溜、异常猥琐地攻击傅的此番表态是“驴鸣”，还说（傅）“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
另一个闹得灰头土脸的是著名古器物学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容庚，抗战时，他也在“伪北大”，跟着周作人做文学院教授。不过容庚的策略是柔性辩护，写了篇“万言书”自陈：
“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 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强，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 民以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 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为何乎？因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 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
傅斯年则回应：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 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 现在伪北大的教授，在北大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 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 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容庚不死心，找傅斯年当面理论，傅却指着他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 当场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的《新民报》报了此事，标题叫《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孟真是傅斯年的字）。
后来，容庚又去拜访，表示谢罪改过，傅斯年这次见了他，但仍然不许他回北大任教。容庚无奈，先找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任教，没有成行；最好辗转回了老家，在岭南大学终其一生。 （2004年，《广州日报》有篇文章纪念容庚百岁诞辰，标题叫《容庚风骨后世表率 容庚精神对后人影响深远》，呵呵……）
实际上抗战前的傅斯年对容庚是颇为看重的，1928年，傅斯年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容庚排在第11位。名气更胜的徐炳旭、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还在他的后面。
（这就是傅钟）
不过，傅斯年对在“伪北大”的学生表示了宽容，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因为“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即使到了台湾，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除励精图治治学治校外，也对学生极尽宽容和保护。
1949年4月6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大学，镇压学生运动。傅斯年当即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如此校长，自然备受学生爱戴。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台湾省议会席上答复议员郭国基的询问后，突发脑溢血症逝世。
<当时的“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可是这位李议长的国语不太标准，以致让一些记者把“弃世”听成了“气死”，这位议员郭国基又 向来以盛气凌人著称，所以这个消息如同一枚炸弹在台大学生中炸开，学生们纷纷打着 “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皆说要收拾郭国基云云。
傅斯年逝世后，就葬于台大校内，除了傅园，学校里还有一座傅钟（如上图），据说台大每节上下课时，钟都会响二十一声，因为傅斯年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