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 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 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 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 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会议由我主持。 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传出什么“军事学院 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 ”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 ”,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派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 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 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这种以抽象的 推测作根据,层层向上、向下、向旁挂靠,以推测得出结论,根本不是实事求是作风。自从我给彭总写信后,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 起他的反感。但他没有找我。没想到现在他表了态,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就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军队落后了,要赶快跟上来,建议军委召开扩 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但 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 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 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 表示)三个字的名字,×× 两个字的名字。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 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 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还活着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 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做了不适当的评论。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 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 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压力, 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 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 1958年2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 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 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然而,在军委扩大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甘泗 淇、张宗逊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 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 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的杀害了,真令人痛 心!(注:枪毙蔡铁根的报告是得到当时南京军区、江苏革委会负责人签名批准的,并非造反派的擅杀)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未曾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 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而是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回到组织 的怀抱,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

      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 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 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月召开军委扩大会到8月,我 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 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继续于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 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 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的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诬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 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 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 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 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些在 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 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 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被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了极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德怀同志1959年庐山会议上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 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彭德怀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回复它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 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但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这个反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0年9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 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 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 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 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文选自《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本文有删节)(责任编辑 吴 思)